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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媒介與人文價值(筆談)  2.數字媒介的人文性思考
數字媒介與人文價值(筆談)  2.數字媒介的人文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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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0246(2008)03-0152-04
  以互聯網(亦稱“第四媒體”)為標志的數字媒介,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宏媒體”(macromedia)和“元媒體”(metamedia)。最新發布的互聯網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底,中國網民總人數達2.1億,年增7300萬,寬帶網民數1.63億,手機網民達5040萬,域名總數達1193萬,CN域名數量達900萬,在中國已經居于主流域名地位。中國網站數量達到150萬個,CN網站數達到100.6萬個,網民平均上網時長是16.2小時/周。在網絡應用方面,前七類網絡應用的使用率排序是:網絡音樂(86.6%)>即時通信(81.4%)>網絡影視(76.9%)>網絡新聞(73.6%)>搜索引擎(72.4%)>網絡游戲(59.3%)>電子郵件(56.5%)。①以手機為終端的數字通訊工具更是發展迅猛,國家信息產業部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07年8月底,我國的手機用戶已超過5.15億戶,手機普及率已達每百人40部。可見,數字媒介已經成為人與世界(自然、社會、他人)之間最重要的中介,網絡媒體已成為當今發展最快、影響最廣泛的媒體。
  數字媒介不僅僅是技術、是工具,還成為一種文化、一種人類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它正以巨大的創造性功效,推進人類向客觀合規律與主觀合目的的境界邁進,通過掌握和利用自然規律來創造時代新經濟,通過改變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來幫助人類認識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當越來越多的社會人群走進網絡,數字媒介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地影響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應該提升對數字媒介的人文性思考。
  我們知道,人類發展數字技術的終極目的并不是為了膨脹物欲,而是為了改善生存,使人的生命更加完美,心靈更為健全。如果說科學技術是社會進步的“發動機”,人文倫理則是科技進步的“制衡器”。科技背后的人文宗旨,應該是通過調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矛盾,來高揚人自身的個性、創造性和自由本性,運用客觀合規律的手段,實現主觀合目的的宗旨。因而可以說,在形而上的意義上,物質性的數字科技手段最終開辟出的是一片精神的綠野,最尖端的科學探索回答的是“認識你自己”這個最古老的人學命題,最縝密的科學計算和技術實驗收獲的是大寫的“人”的心智成果。當我們從人文價值理性上探討數字媒介的意義生成時,應該避免單純從“技術”和“工具”的角度看問題,而需要確立起一種人文本位、價值立場和生命維度,看到技術手段所指向的人文目的,從技術的發展中發掘其精神性的內涵,讓工具的光芒燭照出價值理性的內蘊。這樣,數字媒介就將帶著詩意的光輝向著人的全部身心發出微笑,實用性的技術將會折射出人文精神的自由洞天——這才是以互聯網絡為標志的現代數字媒介在適之于人類的生命活動時,應該擁有的人文價值定位,因為數字媒介在讓我們品嘗技術甘果的同時,還讓我們同時獲得對自身本質力量的欣賞和對人性價值的確證,進而輔佐人類不斷完善“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精神健全”的現代人文結構,“創造一個在其中人的非攻擊性的、愛欲的、接受性的官能,與人的自由意識共同服務于人與自然的和解的環境”。②
  事實上,計算機及其網絡的出現正是源于人與環境的和解,其觀念基礎是如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旨趣”,而不是“技術旨趣”——是人文、社群和經濟、倫理的訴求奠定了現代數字技術的價值根基。互聯網誕生于20世紀后期的美國,它的出現固然離不開科學家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但在其背后,還是主體對現代社會架構、人類精神需求和社會心理的理解與迎合。是科學家和技術工程師把現代社會的人性化訴求——如個性獨立、平等交往、意志自由、信仰多元、資源共享、市場機會擴展、跨境交流等理念,用“比特”的技術手段演繹出來,創造了與之相適應的蛛網覆蓋、觸角延伸的Internet,從而為世界新經濟發展起到難以估量的支撐作用。可以說,是人文主義背景和數字技術的合謀共同打造出了互聯網這個“世紀圣嬰”;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攜手互動,成就了數字媒介的品性與功能。
  無論數字技術如何更新換代,它最終都是人的一種有意識的意義活動。在理論的邏輯上,任何科技的進步都不能只停留在“感性”領域和“知性”層次,還應該挺進“理性”領域,尤其是人文價值理性層次,進而把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技術智慧與心靈關懷、“技治主義”與人道關愛協調起來,實現科技進步的人文化、科學效果的人性化、技術媒介的人道化,這樣才不會使技術的創新成為懸浮于人類頭頂的利劍,才會有科技文明和人性原點的協調與統一。
  自古以來,科學與人文就是社會發展的兩輪和人性健全的兩翼,但它們之間卻常常出現沖突與對立。上個世紀50年代末在英國出現的“斯諾命題”③和9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索卡爾事件”④表明,這種對立和沖突在現代社會有愈演愈烈之勢。不過化解這種沖突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們多是由一些人文主義的思想家來實施的。從古希臘哲學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提出“我既為人,人所具有的一切我莫不具有”;從18世紀盧梭等人發起的人文主義運動,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對“技術理性”的批判……盡管這些人文主義思潮流派不同、觀點各異,但卻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精神氣質和理想,即強調人的作用、地位和決定性力量,推崇人的價值與理性,留意人的精神潛能和人性關懷,主張用人文道義的力量規范科技的目標走向,以建造一個人類幸福的理性世界。
  以“比特”數碼技術為基礎的計算機網絡出現以后,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急速匯涌于數字媒介平臺,科學創造中的文化精神也在這里交織滲透。在“網絡霸權”成為技術進步的決定性因素并逐步控制人類“數字化生存”的時代,求解“斯諾命題”,辨析“索卡爾事件”,調制好科技與人文的兩輪與兩翼,當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嚴肅話題。因為科技進步的無止境加速不斷打破科技與人文之間已有的平衡,人類剛剛培植起來的脆弱的人文理性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時刻面臨被排擠和淡忘的威脅。現代技術不僅改造了自然,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狀況,而且逐步變成一種強制性的力量,極易造成知識與生活世界的分裂、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崩潰,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意識形態的宰制功能而形成價值的非意識形態化。高新技術的發展滿足了人對物質欲望和現世幸福的需要,人類卻不得不為此又一次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網絡社會的標準化生產消弭了個性,大眾媒介的壟斷模式吞噬著文化差異和個人自由。工業文明把人孤零零束縛在機器系統的斷片上,機器的輪盤常常會剝奪人類生存的和諧與青春的激情,人類制造的工具成了一種異己的力量反過來窒息著人的價值和意義,技術理性還不斷漫漬于人的思維方式……這種狀況的出現,使得技術創造失去原有的詩意,藝術的生產成了“文化工業”,技術的快車滿載人的物質欲望直奔的目的地是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人性的和諧、豐滿與崇高。誠如有學者所言:“人文主義者所構想的理性王國在實踐上表現為技術王國。在這個王國里,技術以理性的名義支配著一切,所有的東西都是按照成本和利潤原則、效率原則等運作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在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在技術的權威之下,人的自主性消失殆盡。而這一切,都有悖于人文主義的崇高理想。”⑤
  于是,在人類為“科學萬能”的幻想付出人文精神的沉重代價的時候,就需要高擎人文價值理性的大纛,以保持人類在技術進步面前應有的尊嚴,還給心靈一片寧靜和自由。在互聯網把這個世界一“網”打盡的今天,人類不能僅僅從技術本身來看待數字媒體,而必須從人性、人文、人倫、人生、人類的角度,以一種道義襟抱的人文關懷來審視數字技術的意義和功能,在互聯網的“賽伯時空”中追索人文大化的目的和價值,反省技術背后的人文邏輯原點,如弗洛姆(E. Fromm)在《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術》一書中所言:技術社會的人道化應該使計算機一類的技術為人的生命進程服務,使其成為由人的理性和意志決定的目標的工具,而不是蹂躪或毀滅以生命為指向的社會系統,“這就是說,是人,而不是技術,必須成為價值的最終根源;是人的最優發展,而不是生產的最大化,成為所有計劃的標準”。⑥
  面對數字媒介時代的到來,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享用技術的福祉,還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對之進行價值理性思考和人道目的性追問。這種追問庶幾可以包括以下內容:
  1.數字媒介延伸與人的生命向度的適應性問題
  這種技術能否使人更加珍視和熱愛生命,敬畏生命的天然合理性,尊重生命的自然歷史過程,并排斥賤視生命的觀念,抵制涂炭生靈的暴行。
  2.科技進步對人類健康的生存方式尤其是精神健康的忠誠度問題
  這一技術能否使人類得以符合人性的、自主的、作為真正的人來生存,而不是像動物那樣活著。在人文哲學的視野中,人之為人的生存不僅需要豐衣足食,還要有精神的追求、生存的境界和對理想的憧憬;不僅要使每一個體安享當下的幸福生存,還要尊重后代人合理享受的同等權力,保證生存質量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在生存中協調好天人關系、社會關系、身心關系,還要有利于豐富人的個性、創造性和自由本性。即如美國人文主義者芒福德(L. Mumford)所說的,技術進步的目標應該是關注人類成長過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只關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類活動的基礎是精神,人類要想在現代技術“巨機器”面前有尊嚴地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給技術,而應該審慎地考慮人類本性與技術的關系。⑦因為如果不能在技術的圣殿上添加人文的裝備,這種技術在質的規定性上仍然不能與動物界的生存本能區分開來。
  3.數字化生存與人活著的目的與意義問題
  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否使人們既知道“何以為生”,又明了“為何而生”;不僅活得快樂,而且活得高尚,并且以活得高尚為快樂;手中的數字化工具不僅“為稻粱謀”,還要“為天下憂”,懂得理解、顧及他人、社會和自然的需要,從而把科技追求“事實的知識”與人文追求“價值的知識”統一納入自己的認知視野,讓科技前沿探索與知識創新的旋律中滲入人性原點的倫理情感和人文情懷。因而在“原道”之義上,數字文明的峰巒仍然需要高揚“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普羅泰哥拉)。在現實的選擇上,人類要警惕在技術的凱歌聲中變成價值迷失的羔羊或“思想的失蹤者”,謹防失落人之為人的理性自覺、社會責任、精神修養和道德理想。
  4.數字化生存時代人的主觀合目的性與客觀合規律性能否實現統一的問題
  盧梭曾尖銳地批判說:科學技術與人類的主觀目的時常是背離的,如天文學誕生于迷信,幾何學誕生于貪婪,物理學誕生于虛榮的好奇心,而“懷疑、猜忌、恐懼、冷酷、戒備、仇恨與背叛永遠會隱藏在禮儀那種虛偽一致的面目下邊,隱藏在使我們夸耀為我們時代文明的依據的那種文雅背后”。海德格爾則認為,現代技術是形而上學的產物,是笛卡兒的主客體二元論導致現代技術的勃興,并通過尼采的權力意志慫恿現代技術虛無主義的發展。這種執拗于存在遺忘之中的技術中心論缺少對人的本體論的追問,從而構成我們時代的最高危險。只有克服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學,讓“思”挺身而出,思入存在本身,世界才會恬然澄明,亮光朗照,最終走出技術主義的危機。
  實際上,技術本質的哲學追問最終會凸顯為主觀合目的與客觀合規律的價值統一問題,只有從作為技術的創造者的人的終極關懷出發,從技術的社會文化條件和技術后果出發,全面分析技術與人、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系,深入考量技術之于人性的意義和價值賦予,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把握現代技術的本質。科學史家薩頓曾將科學、宗教、藝術分別對應于人文價值的真、善、美,認為它們猶如金字塔的三個面,當人們站在塔的不同側面的底部時,它們之間距離很遠;但當他們爬到塔的高處時,它們之間的距離就近多了。我們所要思考的人文目的性的價值支點,應該成為登臨這個塔尖的階梯。
  注釋:
  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二十一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8年1月17日,http://tech.qq.com/zt/2008/cnnic21,2008年1月25日。
  ②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9, p. 31.
  ③“斯諾命題”是由英國人斯諾提出的科學與人文相互對立的一個命題。1959年,身為物理學家和小說家的英國人斯諾(C. P. Snow),在劍橋大學作過一場著名的演講,講稿后來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題正式出版。他在演講中提出,人類社會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由于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他們關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于互相對立的位置,而兩個陣營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視,甚至不屑于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這便是學界所稱的“斯諾命題”。“斯諾命題”不只是揭示了“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的對立,而且暴露了人類在科技與人文兩大領域之間普遍存在的誤解、偏見與不信任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同時也引起了世人對“兩種文化”分裂的關注和討論。
  ④“索卡爾事件”是20世紀末發生于美國并一直延續至今的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的一場大論戰,吸引著全球眾多科學家、哲學家和人文學科研究者的介入。1996年5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頭版新聞披露,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雜志《社會文本》遞交了一篇詐文,標題是《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其目的是檢驗《社會文本》編輯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性。結果,5位主編都沒有發現這是一篇詐文,沒有能力識別出索卡爾在編輯們所信奉的后現代主義與當代科學之間有意識捏造的“聯系”,一致通過把它發表,引起知識界的轟動。后經大眾媒體的傳播,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就是著名的“索卡爾事件”。
  ⑤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⑥Erich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ct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 Row, 1968, p. 96.
  ⑦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 ",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by C. Mithcha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pp. 77-78.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49~161J1文藝理論歐陽友權20082008
數字/媒介/人文性/價值理性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媒介是造福社會的技術和工具,也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方式。當數字化技術改變我們生存方式的時候,需要從人性、人文、人倫、人生、人類的角度,以一種道義襟抱的人文關懷來審視數字技術的意義和功能,追索其人文大化的目的和價值,以實現科技進步的人文化、科學效果的人性化、技術媒介的人道化,這樣才不會使技術的創新成為懸浮于人類頭頂的利劍,以實現科技文明和人文價值的和諧與統一。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49~161J1文藝理論歐陽友權20082008
數字/媒介/人文性/價值理性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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