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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驛站  ——香港與內地藝文關聯的一個側面
文化的驛站  ——香港與內地藝文關聯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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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士歷來有“游”的傳統。或作逍遙之游,或為入世之游;或游于學,或游于藝;或浮游浪游漫游,或宦游周游巡游。“游”是飄移而暫無歸依之時間空間過程,也總有和一時一地的古之驛站或今之酒店相關的羈旅之所出現。“驛站”于中國歷史不無人文意蘊,近代亦然。
  若是論及香港近現代文化史,論及香港與內地的文化關聯,不難發現,內地許多文化名流和文學大師的生活、創作及文化活動,都同香港發生過密切關系。香港以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地理位置,成為他們心路歷程中的一個驛站,一個羈旅之所,一個難免途經而奔赴新目標的中轉地。香港的碼頭、機場、車站、客棧、街衢,閃動過無數學人、文藝家的身影。香港仔的山坡有幸,讓“五四”元老蔡元培靜臥其間;基督教青年會的禮堂伴著風聲雨聲,響過魯迅南來吶喊的聲音;太子道那座面對“火焰山”的寓所,還記得茅盾在此揮灑熱汗奮筆疾書;利源東街的貧民窟里,鄒韜奮徹夜勞神迎接著東方泛出的魚肚白;從羅便臣道到香港大學太古堂的半山區蹊徑上,疊印過許地山深深淺淺的足跡;淺水灣海邊的幽幽斜坡,留下蕭紅的骨灰一半;奧卑利街那堵斑駁的大墻之內,有戴望舒在陰濕的窄籠中的“題壁”(注:即戴望舒著名詩篇《獄中題壁》, 作于1942年4月27日。)絕唱……香港曾以悲辛之筆記載著滄桑煙云、世態炎涼,卻也因“文化驛站”的興盛而屢見文星匯聚、文跡激蕩。今人尋蹤認往以化作歷史的叮嚀,該是研究近代香港與內地關系不可忽視的方面。
  先從時段上看,“文化驛站”現象在如次歷時性階段上相當突出:
  一是清末民初。1840年鴉片戰爭后,香港遂成為內地人對外聯系的重要通道。中國人自己主辦的近代報刊,最早是到香港辦的。曾任清廷駐美、駐秘魯大使的伍廷芳,于1858年在港創辦《中外新報》,設有“京報全錄”、“羊城新聞”、“中外新聞”及船期、行情諸欄目,以溝通中外消息;曾參與洋務派外交活動的陳靄亭,于1864年在港創辦《華字日報》,亦取分類紀事的編采方法;作為第一份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利用來傳播其思想的《循環日報》,1874年1月5日問世于香港,主編人王韜系極力主張政治改良的知識分子,遭官方緝捕而逃亡香島,以此為驛站居留了二十三年,利用報紙宣傳變法,力主廢除八股科舉,寫有以《變法》、《變法自強》、《重民》、《尚簡》等為題的大量政論文章,成為知名一時的“新黨”,并幫助過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從香港小小一間皇仁中學走出,復畢業于港大前身的香港西醫學院。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無疑起源于香港,在港大的一次演講中曾說:“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仍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有八次起義醞釀于香港,于他而言,不啻是人生、是文化、也是革命的驛站了。
  二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五四”波及香港甚晚。應當說,1922年的香港海員罷工和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顯示了“五四”精神對香港的影響力;不過,當初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之感召力仍較有限。思想文化的新啟蒙,依然由南來的文化名流担當。魯迅1927年的赴港講演,胡適1935年的南游講學,許地山1935年起任教港大,鄒韜奮、胡愈之1936年到港創辦《生活日報》,加上一批在內地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禮的進步知識青年(如李林風、陳靈谷、黃谷柳、杜埃等等)陸續返港或南來,都駕新思想之風,挾新文化之電,為沉悶的文教領域帶來清爽之氣。這一時期,南來的文化人僅作或短或長的羈旅,亦三三兩兩未成群集,然而如魯迅等人所留下的足跡與聲響,恰似火種播撒香島,其意義是深遠的。
  三是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7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同年11月的上海淪陷和翌年10月的廣州陷落,使內地大批愛國的文化人以“避難”的方式先后來到香港權作“驛站”之居。這大批文化人中,著名的有:蔡元培、茅盾、薩空了、陶行知、金仲華、喬冠華、劉思慕、歐陽予倩、蔡楚生、樓適夷、葉靈鳳、戴望舒、施蟄存、徐遲、蕭乾、楊剛、簡又文、陸丹林、周鯨文、蕭紅、端木蕻良等等。1941年皖南事變后,除范長江、茅盾再度南來外,尚有柳亞子、夏衍、胡繩、胡風、戈寶權、宋之的、章泯、于伶、葉以群、巴人等等來港居留。實際上,他們并沒有將香港作為避難的洞天福地,而是在特殊的環境和艱難的條件下,繼續和擴大抗日救國的文化宣傳活動,在既是“驛站”更是“陣地”上作韌性的堅持。他們的救亡愛國言行受到了香港全社會的尊敬。蔡元培1940年病故于港,有萬余人公祭;許地山1941年猝歿于港,所有的學校商店降半旗致哀,港九鐘樓亦響鐘悲鳴,均系近代文化史上空前的壯舉。及至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多達近三百名的愛國文化人士,在東江縱隊的掩護下撤離香港此一驛站,輾轉到了內地新的崗位,繼續切入時世疽疣而悲發憂懷。
  四是香港重光至新中國建立之初。1945年8月抗戰勝利, 香港重光。不久,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由于國民黨當局加緊對進步民主文化人士之政治迫害,又有大批文化名流從上海、廣州來到香港。除茅盾、胡風、夏衍、柳亞子等重游旅次,又有郭沫若、葉圣陶、馮乃超、林默涵、周而復、邵荃麟、洪深、鄭振鐸、周立波、葛琴、鐘敬文、聶紺弩、柯靈、瞿白音、黃藥眠、秦牧、鄒荻帆、宋云彬、臧克家、力揚、呂劍等等來此云集。由于他們的努力,香港再次成為南中國文化/文學的一個重鎮。僅以1948年為例,在全中國創刊的29份文學期刊中,香港出版的就占了6 份(注:參見張靜廬輯:《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篇》下卷第570—571頁,中華書局版。),《野草》和《文藝生活》還發行到南洋各地。1949年時局丕變,居留香港的大批左翼文化人和作家紛紛北上,出席新中國第一屆文代會并參與內地新文化建設;香港此時一度出現的文化/文學的真空,則由另一批同新中國存有觀念距離的文人南下填補。除極少數頑固者外,大多數人抱著既甘又不甘的心態,“移民”于此一“驛站”。在無奈也無可選擇的情境下,更因以“反共”宣傳為主的“綠背文化”(注:“綠背文化”又稱美元文化,“綠背”即美元。)之陰影無處不在,為數相當多的居港文化人甘愿做政治傳聲筒,誠如老作家劉以鬯指出:“‘綠背’已經成為吸鐵石,作家們像小鐵釘子般被吸了過去。政治不斷蠶食文學,文學變成政治的一部分了。”“在這種情形下,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不容易出現的。在‘綠背’浪潮的沖擊下,作家們不但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失去創作的沖動,寫出來的作品,多數因過分重視思想性而缺乏藝術魅力。”(注: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1985年6月號。)自然, 在此一時期此一驛站上,各派文人之間的宣傳爭斗不曾停息且深深影響著香港地區五六十年代的文化進程。從歷史看,上述文化局面要得以根本改觀,則有賴于文化人的反思,有賴于對香港的歸屬感和從歷史、地理、文化以至政治、社會對祖國大陸的體認,藉以調整自己的文化身分與位置。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香港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文化人的“驛站”,構成了近代中國的一道人文風景線。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文化驛站”對于香港的人文發展,對于香港與內地的關系,其功能和價值何在?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傳播新文化。
  由于香港長期被英國占領,殖民統治、奴化教育、金錢至上、過客心態等現象均對文化發展設置障礙。“重英輕中”的一貫政策,也加深了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文化悶局。在荒漠化中栽種出點點中國新文化“不濃不淡的綠”,成為南來文化人無可推卸的天職。
  魯迅于1927年2月應邀赴港, 作了兩場彪炳史頁的重要講演:《無聲的中國》(2月18日晚)、《老調子已經唱完》(2月19日下午)。基督教青年會的小禮堂擠滿了五六百人之眾。開講前,接待者曾告知魯迅,香港文壇荒涼,環境甚差,乃“沙漠之區”。魯迅不以為然地答曰:“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可以變的。”(注:劉隨:《魯迅赴港講演瑣記》,見《香港文學散步》(小思編),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魯迅確實期望香港有所變。在《無聲的中國》的演說中,他期盼香港青年和全中國青年一道,“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在《老調子已經唱完》的講演中,魯迅繼而呼號棄舊圖新:“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被唱完了。”對當時香港文化界而言,這無疑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啟蒙與吶喊。于今重溫七十年前魯迅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理念,依然彌覺新鮮。
  胡適的赴港曾引起一場風波。那是1935年1月, 胡適應港大之邀去接受名譽法學博士頭銜(此乃他一生35個名譽博士學位的第一個),停留期間共作了五場講演(三次用英語,兩次用國語)。其中1月6日在華僑教育會的演說中,胡適稱香港為東亞“第一個能實現義務教育的地方”,同時批評“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并“提倡讀經”;希望香港進步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的中心”,同時分析廣東守舊的原因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它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它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廣東尚留著。”胡適講得并不對,但也有一定道理。所謂不對,是把廣東說成“中國的殖民地”,即違背了起碼的政治常識。說有一定道理,是針對當時廣東一股“讀經”的文化逆流。“讀經”系當時廣東實力派人物、粵軍總司令陳濟棠的口號,旨在對抗“五四”新文化之南播。胡適斗膽在廣東的大門口公然對司令說三道四,秀才遇見兵,這如何了得?中山大學本擬請胡適回穗講演的安排立即被奉命取消,“布告”上示:“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大學博士學位之后,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它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立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注:轉引自耿云志:《胡適在香港講演引起的風波》,見《百年潮》1997年第5期。)事實上, 當局在廣東確實推崇“讀經”,而當時香港懂華語的英國人,如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所熱心推動的華文教育,也不過是中國太史、秀才所傳播的“讀經宏道”,其文化認知亦限于平平仄仄之乎者也搖頭晃腦的消閑作樂而已。故有人嘆曰:“要如胡適先生所期望的,把香港造成南中國文化的中心,那恐怕是不會有的事。”(注:鄭德能:《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香港華南中學校刊》1935年6月1日。)但胡適旅次香島且說長道短,畢竟也往一潭死水投以一石,引發了新舊之爭的話題。
  如果說胡適赴港的講演是一種呼吁和期許,那么,真正付諸于文教改革實踐的,當推傳播新文化的實干家許地山。許地山(1893—1941)于1935年9月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南來就職后即向報界宣稱:“擬將港大之漢文學院改為中國文史學系,蓋文學史學有連帶之關系,今將之拼成為一學系,固得其宜,在名義上亦較為妥當。”(注:見《工商日報》1935年9月9日報道:《港大漢文學院或將改為中國文史系,許地山教授就職后將有新猷》。)原港大中文系成立于1927年,主課始終是“讀經”。許地山來港時,港大校方雖有改革中國文字教學之意愿,但當時任教的區大典(太史)、羅芾棠(舉人)、崔百越(秀才)和陳君葆等人,均屬“讀經派”。許地山主事后,以“退休”、“聘期已滿”為由,將“讀經派”革職,改聘了通曉中英文、觀念較新的講師。又本著“文史不分家”的原則,設立中文系課程為文、史、哲、譯四項。僅僅兩年改革,中文系可謂舊貌換新顏,學生對中國新文化、新文學之興趣陡增,閱讀面拓寬,語文程度亦多有提升。以致于港大“特別委員會”的報告中,對中文系頗表嘉許:“教師精明能干,前途無限。若以其成績而言,則所開銷之費用并不浪費,應值得贊助與鼓勵。”(注:見《工商日報》1937年5月29 日報道:《港大特別委員會編造報告條陳改革方案》。)
  羈旅香港的許地山,堪稱嚴謹的學者、慈善的教師。他在港大每周任課平均在20個學時左右,授課科目10余個之多。每每講課,總能引經據典,旁征博引,深入淺出,幽默詼諧,深受學生歡迎。美髯和長袍只是他的外表,體現其內質的,依然是“五四”新文化的那種“否定”精神,是對“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尊重。在《國粹與國學》的長文中,許地山系統批判了國粹主義,指出許多“國粹”其實是“國渣”;而被某些國粹家奉若神明之“國學”,其實只是“治人之道”、“做官技術”或“社交學問”。他為“國粹”下了定義:“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于人類,至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的。”(注:參見《國粹與國學》,重慶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誠哉斯言!在他最后一部僅六七萬字的學術專著《扶箕迷信底研究》中,從典籍中搜集材料,考證了半真半假的騙術“扶箕”的起源,箕仙及其降筆之形形色色,惟妙惟肖地解剖了達官貴人及士子們的心理;又從科學的角度,論述了箕仙和“幽靈信仰”之間的關系,說明了箕動與感應之所以然。抓的問題看似很小,也很冷僻,卻從一個托根于人們心靈弱點的幻術入手,揭橥了“在信仰上胡亂崇拜”的僥幸心理和運氣觀念,對遺緒不減的非科學、倒退的迷古復古思潮是有力的一擊。
  魯迅、胡適、許地山等名流南來,為新文化南播付出的心力,當彪炳史冊。新詩人聞一多有詩曰:“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注:聞一多:《死水》。)香港此一蟄伏于母體懷外的“井蛙”,同樣受“五四”新文化風潮之影響,在寂寞中蕩漾出一些新鮮的歌音。
      第二,建設中心地。
  胡適早年希望“南中國一個新文化中心”出現在香港,如若僅僅靠當地文化人的點滴改良,是勉為其難的。“中心”往往是氣象、氛圍、人才、集群、陣地綜合作用力的產物,否則只能是空巢而已。香港真正作為一時期“南中國一個新文化中心”,則是在大批內地文化人抗戰時云集于此而形成的。
  1937年3月26 日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時稱“留港會員通訊處”)的成立,標志著香港作為新文化又一中心地之初步成型。當時出席成立大會的文藝界知名人士達71人。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自從去年春間在武漢成立以來,到現在是整整一周年了。這個團體的成立,是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在抗戰建國的共通目標下,空前未有的團結的開始。一年來秉其精誠無間,勇往邁進的精神,跟隨著政府抗戰建國的偉大國策展開了巨大的抗戰文藝運動。我們一部分留在香港的會員,和其他一切文藝界同人,雖然遠離祖國的烽煙,寄居這個沒有炮火和血腥的特殊環境中,卻未曾有一時一刻,自外于戰斗的營陣中,而不思以本位的工作,勉自盡力于民族生存自由的斗爭。欣逢這個舉國歡慶的全文協周年紀念日,在熱烈慶祝,覺得要加緊本身的工作,必須變更過去留港同人們各自為戰的方式,而一致歸趨于全文協的旗幟之下,立刻團結起來。只有集體的力量,才能使我們充實健全,擴大文藝的事功,實踐以文藝動員全民的神圣任務,因此有留港會員通訊處的組織。全體會員抱守共同的信念,深感文藝工作在國民精神動員,國際同情爭取中之重要崗位;誓愿在全國統一組織領導之下,策勵精進,奠國民文藝之基,齊一步驟,赴抗戰建國之路。謹掬至誠,宣告成立。(注:刊香港《大風》第33期,1939年4月5日。)
  香港分會最初由全國文協總會的居港理事許地山、戴望舒、歐陽予倩、簡又文、樓適夷等籌備組成。成立時主要成員除他們外,尚有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衡哲、陸丹林、袁水拍、楊剛、施蟄存、黃繩、徐遲、端木蕻良、喬木、茅盾、夏衍、周鋼鳴等。香港是華南與外地溝通的中心點,文化人往來必經之驛站,抗戰后成為中國文化人疏散的重要據點之一。也正因有“來來往往”、流動性大的特點,理事不理、組織散漫等現象一度出現。為改變不力局面,終于1940年1 月重新推選出許地山、葉靈鳳、戴望舒、杜埃、寒波、林煥平、劉思慕、袁水拍、楊剛、陸丹林、黃繩、簡又文、陳畸等十三人,組成“會務調整委員會”,以謀求改進會務。經六次會議后,決定改組“交通部”,舉辦“文藝講習會”,與“木協”、“漫協”聯合主辦“魯迅先生六十誕辰紀念大會”,會務才算有點起色。從此,原“留港會員通訊處”正式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并注冊登記,修訂了會章,機構分設交通部、研究部、總務部,有計劃地開展了諸如文藝座談、音樂欣賞、征文比賽、文學講習等多種活動,對戰時香港文化有了切實的推動,“文協”從組織上保證了文化人相對的凝聚力和穩定性。
  薩空了居港時著文指出:“我希望逃亡來香港的人能刺激起來在港同胞‘祖國在危難中’的感覺,逃亡來港的同胞,也不要想這是世外桃源,而應該像下面寫‘這里需要精神食糧’的上海客君一樣,重新振作起精神來,為中國的生存而奮斗。”(注:薩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1939年4月2日《立報》“言林”副刊。)鄒韜奮在復刊《大眾生活》雜志時也表示:“我們到香港不是為逃難來的,而是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戰斗的!”(注:轉引自范長江:《忘我的人》,1957年7 月24日上海《文匯報》。)內地文化人戰時南來偏安于香港作為“驛站”,表面上是避亂,實際上是開辟新的陣地,宣傳抗日愛國。此間,他們先后創辦的報刊,計有:《文藝陣地》(茅盾主編)、《保衛中國大同盟》(宋慶齡主辦)、《耕耘》(郁風主編)、《青年知識》(張鐵生主編)、《立報》“言林”(薩空了、葉靈鳳主編)、《星島日報》“星座”(戴望舒主編)、《大公報》“文藝”(蕭乾、楊剛先后主編)、《華商報》“燈塔”(范長江、夏衍主編)、《大風》(簡又文、林語堂主辦)、《大眾生活》(鄒韜奮主編)、《時代批評》(周鯨文主編)、《文藝青年》(曲江文藝青年社編)、《時代文學》(端木蕻良主編)及《筆談》等等。這些報刊,誠如香港學者所言:“不論是副刊抑或定期刊,文藝氣息比較濃厚,文藝水準比較高超,文字功夫比較穩定,和以前的香港文藝比較,是有比較深厚的中國文化味道。”(注:黃康顯:《抗日戰爭對香港文學的沖擊》,《香港文學》第130期,1995年10月。)這些報刊,吸納戰時風雨,發表春秋文章,如一面面旗幟在香港文壇迎風招展。它們是陣地,是抗敵的匕首和投槍;又是搖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愛好文藝的香港青少年。即使從全中國的角度看,香港在抗戰時期的群賢畢至、文調并作、擊節和吟,其文化地位,也是可以同北平、上海、桂林、重慶等地相提并論的。
      第三,推出大作品。
  內地文化人歇腳香港,以一種吊詭(paradox )式的幸運躲避政治逼迫,相對地有了較為自由的生存空間和創作空間。香港對他們來說是另一種隱喻性的“人生逆旅”和“文學逆旅”。如果本質上是文化人,是精神產品的創造者,那么,即便僅有小方寸間,也能落腳、萌發、生長、茁壯起來。
  香港文學是中國內地文學之延伸。南來的大陸作家在艱難時世中寫作不輟,產量豐碩,許多人都在香港完成、出版了傳世之作。境界超邁的作品,自然不僅以“抗敵”為單純目標,而從建設新文化著眼,掃除舊的渣滓,給民眾以再教育,呈獻于讀者健康的精神食糧。在這里,我們略考察三位作家——茅盾、蕭紅、戴望舒居港的創作,不難在“文本”上看出文化驛站的某些特征。
  茅盾(1896—1981)曾三次居停于香港。第一次是1938年2 月—12月,第二次是1941年3月—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1949年12月,前后歇腳五年有余。他在香港所寫的《第一階段的故事》、《腐蝕》、《鍛煉》等長篇小說,均是載入文學史的重要作品。名著《腐蝕》是應鄒韜奮之約創作并連載于《大眾生活》上,當時便產生了轟動效應。作品以日記體和第一人稱寫法,通過女主人公趙惠明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懺悔,大膽地暴露了“特務之殘酷、卑劣與無恥”,刻畫了一個失足難拔、最終懺悔自新的復雜多變的人物性格及命運。有史家稱其為一部“懺悔書”:“作家帶幾分殘酷又帶幾分寬容地驅使這個女主人公陷入墮落與悔恨交加,痛苦與復仇交織,絕望與追求交雜的心理漩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把人物按進污泥濁水之中,又讓她在強烈的犯罪感中結晶出心靈的珍珠。”(注: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卷第121—12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警世之音可穿越時空。
  蕭紅(1911—1942)于1940年拖病來到香港。她原為尋求一個休養生息和利于創作的寧靜之地。但寄居于時代書店,雖憑海臨風而憂郁孤寂。孤寂促進著她的沉思默想、靈智驚馳。《呼蘭河傳》、《馬伯樂》、《民族魂——魯迅》(四幕啞劇)等大手筆即誕生于香港。《呼蘭河傳》作為離鄉背井者故園情結的產品,最早在《星島日報》上連載。茅盾稱它為“一篇敘事詩,一篇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注:茅盾:《〈呼蘭河傳〉序》,《茅盾文集》第10卷,1961年北京版。)。呼蘭河畔的四季更替,民情風俗,黎民的生存狀態,農夫的性格和女性的困境,一一被精細地刻畫出來躍然紙上。一些文學史家認為這是近代文壇上“個人回憶式”的抒情的自傳性杰作,筆者以為不如說它是一部反諷性的出色的鄉土傳奇。作品中沒有中心的主人公,主人公即是呼蘭河那個地方的特殊的生存方式,蕭紅在為一種國民性的真相作傳。當許多人往往在都市回望故鄉,女作家卻是揭露鄉村的荒誕愚昧。那沉痛、那悲憤均寓于魯迅式的嬉笑反諷之中,給予故鄉以相當理性的剖析,作品中“我家是荒涼的”的一遍又一遍的慨嘆,其實是言說流亡者的無家可尋。《馬伯樂》的足本共分兩部,曾發表于香港《時代批評》雜志(連載)。“伯樂”乃圣徒“保羅”的意思。馬伯樂的性格可謂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沒被描繪過的性格:讀《圣經》、守圣禮的家庭出身,卻自私、虛偽、一事無成,總是夸張自己的苦難,其活命的精神支柱是靈魂失敗法,即一遇困境就自我潰敗,設法逃跑。這正是對一種國民性病態的揭示和鞭笞。馬伯樂的性格脫胎于都市的無業游民、文化游民,他的受虐和轉眼間即向弱者或同仁施虐的行徑,典型地反映了一層人“活著就是一切”的可悲性。這是蕭紅融會了作為女性和弱者在戰火中的痛苦經驗的一種“發現”和“說出”。
  比起茅盾和蕭紅,詩人戴望舒(1905—1950 )來港的時間更早。1937年,他就到香港為《星島日報》主編文藝副刊《星座》,發表進步文藝作品,還翻譯了《西班牙抗戰謠曲》。1942年,他被日寇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寫了名詩《獄中題壁》,向友人作訣別的叮嚀:“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之后,他又陸續寫出了《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待》、《心愿》、《示長女》、《贈內》、《蕭紅墓畔口占》等膾炙人口的詩作。他忘不了永恒的江山。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一詩里,長白山的雪峰,夾著泥沙的黃河濁流,江南細軟的水田,嶺南寂寞的荔枝花,南海沒有魚船的苦水,詩人用手摸索著這片有灰燼、有血泥的土地,他的心沒有在殘破的國土上破碎,而從黑暗的窗口望見遙遠的光明并為之歌吟。此一心跡,在1945年寫的《偶成》中有進一步的表露:“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舊的凝冰都嘩嘩地解凍/那時我會再看見燦爛的微笑/再聽見明朗的呼喚——這些迢遙的夢。”(注:見戴望舒:《災難的歲月》,星群出版社1948年版。)艾青認為:“望舒所走的道路,是中國的一個正直的、有很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注:艾青:《望舒的詩》,《戴望舒詩選》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在長夜漫漫中他終于等到了祖國之春的到來。1949年春,在“他的哮喘病已很嚴重,連走上一層樓的氣力也沒有”(注:卞之琳:《悼望舒》,《人民日報》1950年3月5日。)的病況下,依然堅持回內地尋找自己的田園。戴望舒終于離開了占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時間的“驛站”香港,1950年2月因身心交瘁而猝然長逝于北京。
  上述不同凡響之作家作品,為香港文化/文學史寫下了璀璨的一頁。在這些“文本”中,歷史承諾得以落實,書寫亦較開張,洋溢著藝文率真而親切的體味,獨標懿范且清音競奏。南來名家以創作精品為香港新文學開拓前途,影響和帶動了當地一批文學青年,從而陸續產生了在香港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蝦球傳》(黃谷柳著)、《窮巷》(侶倫著)、《太陽下山了》(舒巷城著)、《少女的心聲》(夏易著)等長篇小說,以“本土性”的特色,反映了動蕩年代香港社會的風云變幻和人倫世相。
  學界對于“文化驛站”現象及其后果,評估似有不一。如香港學者黃康顯在肯定來港內地作家提升香港文學水準之貢獻的同時,認為:“相對來說,香港背景或香港特性,是比較淡薄得多了,這無疑是中國文學取代香港文學的時期。”又說,香港文學“匯入中國文學的主流后,已完全失去身份,缺少本來的個性,萌芽期的香港文學,已不能繼續生長了”。(注:黃康顯:《抗日戰爭對香港文學的沖擊》,《香港文學》第130期,1995年10月。 )旅美華裔學者張錯也認為:“無論是早期伍廷芳的《中外新報》,或后期抗戰的戴望舒或許地山在香港推動的文藝活動,都代表了兩種極端趨勢,對香港文學發展極為不利——一種是殖民主義下對國族的離心;另一種是民族主義下對國族的向心。尤其后者親之于戴望舒及許地山,更是昭顯,因為他們的國文學是以中國當時的北京或上海文化為依歸。小島氣候的殖民地香港,自難產生任何本土意識及身分。”(注:張錯:《過客與還鄉——兼論“歇腳香港”散文現象》,《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匯編》,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7年1月版。)上述議論, 所涉及的是大批文化人來港推進文化/文學事業后,是否存在一個“香港性”喪失的問題,又如何認識香港的文化身分的問題,似有必要予以辨正。
  應當說,近代香港被強行占領,英方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這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而香港,則是作為主權國家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結果。從全中國看問題,香港的小滄桑反映著中國的大歷史。在這個特別的地區、特殊的環境,盡管華洋雜處,盡管英式殖民教育和上流社會獨尊英語,然而98%的華人和以華文為宗的民間文化的發展和傳承,證明香港普適性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氣脈之繼延,香港人所維系的仍是對中華民族母體文化的認同。香港當然有其特殊性——不承認這一點,就是不尊重歷史和現實;但這種特殊性,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漂離中原文化母體而孤立地去談論。百年來香港似乎總是微妙地在“暖昧自由”和“母體認同”之間建立起其“邊緣身分”。實際上,所謂文化身分,是版圖意識、文化歸屬和地區定位的綜合,諸要素缺一不可。一旦國難當頭、大敵當前,國族向心力之上升是必然的。“文化驛站”現象在此時突出地呈示于世,大批內地文化人高品位的文化活動伴隨居停、棲息、留駐、漂泊的生活而展開,推動了香港以中國一脈相承的民族意識,這并非是身分的跌落,恰恰是身分的確認,同時也為香港文化/文學增添著光彩。香港文化/文學也只有在與中國內地文化/文學更緊密的關聯中,成為有源頭的活水,也更富于個性地蓬勃生長。
  “文化驛站”話題的提出,是我們對“香港與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行考察時注意到的一個現象。如若蕩開一筆,以百年歷史而言,作為比喻性概念的“文化驛站”,也具有多重意味,即:它是近現代文化/文學史上眾多名流的人生與創作的驛站,此乃基本的含義;它又是中外文化交匯的驛站,東西方文調并作,西方文化影響著香港文化/文學的近現代發展,東方文明在香港有堅韌的保持;而在新的世紀之交,它更是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的一個驛站。
  在今日中國,作為“東方明珠”之香港,繼續保持其國際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行走于世界經濟競爭力之前列,也站立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香港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文化消化異民族文化的能力,文化人之機敏與雙語水準、應變謀略,顯示了在現代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行進中以我為主、交流融合之優長。開放、兼容、多元、競爭,正是文化轉型之特性,也是香港文化發展中正面的因素。可以看到,作為歷史的一種必然延伸,香港文化/文學既受惠于祖國內地文化人南來之培育,也反哺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內地文化/文學。香港文化隨著第一陣“開放”之風而進入內地,雖良莠兼有,畢竟對打破長期之封閉利大于弊。在西方發達國家與香港之間,內地天然地親近香港,自然地把香港視為“看世界,走四方”的一個窗口。香港文化/文學自本世紀80年代以來“風靡內地”,對內地文化界改革開放的話語起了激活的作用。香港那些健康的和有益無害的消費型文化/文學,那些多少能啟人心智的通俗文學、武俠小說、言情作品,無疑沖擊了長期以來“正統文學”一家獨鳴的格局,于中原傳統文化/文學觀念增添了另一種參照和補充,也悄然地為內地讀者提供了休息、納涼、娛樂的驛站。幾乎所有知名的出版社都印行有香港圖書。名聲顯赫的三聯書店出版了《金庸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梁鳳儀全套財經小說和近70萬字的大型《香港文學史》(注:《香港文學史》(曾敏之總策劃、劉登翰主編)繁簡體中文版于1997年分別由香港作家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同時出版。)。香港的都市文化在內地更有市場,其輻射力已漸及遠域邊陲,其反哺力刺激著內地都市文學的興起。在一定意義上,它成了社會經濟生活發展到相應階段的產物,也是從農業文明向現代都市文化語境嬗變的一個表征。消費型文化難免雅與俗混雜、深與淺并存、文與野共生,但社會和民眾畢竟有對休閑文化的精神需求。擺出絕對“嚴肅”的姿態去排斥一切“俗”的東西,未必可能;無條件地追波逐流,亦是盲目趨時。就內地而言,這是一片廣袤而繁富的土地,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知識分子在現代商潮和都市化面前,暫時還缺乏那種“泡在酒吧奔富”的閑情逸致。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和新文化理性主義,決定著文化人在“休閑”之上,更看重對社會、對現世堅持介入與關懷的情思。現代化過程中人們的心理變化、價值判斷、認知取向、審美風尚將是復雜的、多樣的,其間必然有種種困惑伴隨而生。在這一點上,香港作為“文化驛站”所留下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以“同喻文化”所反映的現實形態與問題,仍然會對內地有啟示和借鑒的意義。
文藝研究京78~86J1文藝理論楊匡漢19991999本文考察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內地名流以香港為人生驛站和文化驛站的特殊現象。從清末民初、“五四”以后、抗戰時期至香港重光,一批又一批學者、作家羈旅香島從事文化活動,傳播新知,推出著述,為把香港建設成南方新文化中心之一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本文認為,在與內地的緊密聯系中可以確認香港的文化身分,而“驛站”在歷史的延續中也具有多重意味“驛站”呈顯了中原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也將體現香港現代文化對內地的反哺,如此互補參照,共同豐富與發展一體多元的中國新文化。人生/文化/驛站/香港/內地楊匡漢,1940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作者:文藝研究京78~86J1文藝理論楊匡漢19991999本文考察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內地名流以香港為人生驛站和文化驛站的特殊現象。從清末民初、“五四”以后、抗戰時期至香港重光,一批又一批學者、作家羈旅香島從事文化活動,傳播新知,推出著述,為把香港建設成南方新文化中心之一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本文認為,在與內地的緊密聯系中可以確認香港的文化身分,而“驛站”在歷史的延續中也具有多重意味“驛站”呈顯了中原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也將體現香港現代文化對內地的反哺,如此互補參照,共同豐富與發展一體多元的中國新文化。人生/文化/驛站/香港/內地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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