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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定理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斯密定理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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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賈根良)
  本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陷入了持久的危機之中,關于發展經濟學的重建問題,不少學者提出了各種建議,如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提出應把組織和政策變化作為研究的重點,還有的學者提出應把知識進步作為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這些建議是非常富有啟發意義的。但我認為,如果把產業結構變革以及產業分工擴大過程中的制度變遷作為核心內容,它不僅包容了上述學者的建議,而且將使發展經濟學重新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可望建立起系統嚴密的理論體系。這一想法,是與我從亞當·斯密和阿林·楊的著作中得到的啟發是分不開的。阿林·楊在其經典論文《收益遞增與經濟進步》(1928)中寫道:“我認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最富有啟發、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則則是斯密定理”(A·Yo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Vol.XXXVIII(1928),P.529)。然而,正如西奧多·W·舒爾茨所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楊精辟的文章之后,經濟學界竟對這個問題長期保持沉默。”(《發展經濟學的新格局--進步與展望》,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頁)但是,“在斯密那里,分工幾乎是作為經濟進步的唯一因素的”(熊彼特語),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蘊含著分工演進的全部機制。因此,要揭示從欠發達經濟向發達經濟過渡的運動規律,斯密定理具有最基本的含義。在本文中,作者不企求由此提出發展經濟學的系統框架,又是就斯密定理對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意義做出概要的評論。
    一、斯密定理的基本內容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寫道:“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17頁)這段話被后來的經濟學家稱之為斯密教條,斯密定理即由此而來,但是這句簡潔的定理卻蘊藏著豐富的內容,阿林·楊指出,“在那使現代世界與幾百年前相差如同天壤之別的持續經濟演進中,把主要作用歸于任何單獨要素都是危險的。但是,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能比對市場的不斷探索更有資格發揮這種作用呢?沒有其他假設能把經濟史和經濟理論結合得如此一致”。(前引阿林·楊論文,第536頁)
  為了能說明斯密定理,我們光從亞當·斯密贏得廣泛聲譽的制針工場的例子談起。在亞當·斯密的制針工場中,有細致分工的制針工人是獨立制針者生產效率的240倍,亞當·斯密把這種勞動生產率的驚人提高歸之為三種因素,即熟練的勞動技能、時間節約和機器的采用。20世紀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對斯密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的原因做了細致的修訂。這可以簡要地總結為以下三點: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分工使人們的工作單一化和簡單化,從而使人們的精力和智慧得到集中使用,這如同透鏡集中光源可以使物體燃燒起來的道理一樣,其結果是極大地提高了勞動者的技能。第二,節省勞動時間。斯密把時間的節約只歸為消除勞動工作轉換所浪費時間的節約。后來的經濟學家們在更廣的意義上運用這一原理。查爾斯·巴貝奇提出了被馬歇爾稱之為“偉大的經濟生產原理”的技巧經濟,查爾斯·巴貝奇指出,“當有利的工作步驟劃分和每一步驟所需要的工人人數被確知時,所有的不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生產的工廠,就會以較高的成本進行生產。”(轉引自《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卷第979頁。)這一思想在馬歇爾規模經濟的著名論點中,成為大規模生產的一個主要因素。正是基于這一原理,美國工程師泰勒在十九世紀最后幾年發明了動作研究和時間研究,以減少生產工序中不必要的多余動作,這種試驗使生產率提高了數倍,被稱之為“管理革命”,這種基于企業內工序分工的管理研究,不僅使美國工業廢除了承包制,成為現代企業組織的開端(參看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第318頁至324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也是在更大規模上采用機器的前奏。工業技術制度中的系統化、標準化和通用化也是基于這一革命性的企業管理改革。第三,機器的發明和采用。“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的那些機械的發明,看來也是起因于分工”。(斯密前引書,第11頁)但一般認為,斯密忽視了機器生產對分工發展的深遠影響。馬克思對此進行了較深入的分析,“機器生產用相對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數量日益增加了,……(機器生產)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但是,20世紀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對勞動分工理解過于狹窄,一講分工想到的就是亞當·斯密制針工場的例子(甚至在當代仍有不少人這樣理解),幾乎完全忽視了斯密分工理論中最有價值的思想,即斯密定理。馬克思可以說是一個例外,馬克思對此的貢獻是提出了“企業內分工”和“社會分工”的區分。斯密在其著作中未能明確提出產業分工或社會分工這一思想。所以,斯密就不能把制針工場的分工與其“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思想緊密聯系起來,我想這可能是導致斯密在分工理論上“令人遺憾的失敗(施蒂格勒語)”的原因之一。馬克思關于“企業內分工”和“社會分工”的區分為我們理解斯密定理提供了有益的幫助。企業內分工受制于社會分工,即上述提高生產率的三種因素之所以發揮作用,取決于社會分工做為整體為它提供的可能性。在勞動分工程度很低的自然經濟中,各個村落是相對孤立的,產品運輸費用高昂,每個村莊只需要一個鐵匠或甚至兼職鐵匠的服務就夠了。亞當·斯密專業化的制針工場是不需要的,如果有的話,其生產費用也不會比業余制針者為低,甚至要高的多,所以專業化分工出現的費用是禁止性的。然而,如果交通狀況得到了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運輸方式得到了發展,攔路搶劫等犯罪活動得到了抑制,商品交換中的欺詐、作假等大幅度下降,貿易就能在更大范圍上展開。市場范圍在不斷擴大,專業化的鐵匠就能在更大范圍上銷售其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鐵匠放棄其它業務而專營制針業,逐漸地由鐵匠演變來的專業制針者就能雇傭幾個甚或幾十個村民,每個村民從事一種專門化的操作,從而在制針工場中大幅度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交換范圍或曰市場范圍的擴大,使得專業化的生產者能以更低的價格出售其產品,非專業化的鐵匠或制針者被逐漸驅逐出市場,這就是工場手工業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正是這種市場范圍的擴大,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使大規模的現代制造業成為可能,并在20世紀產生了巨型企業。因此,工業革命的先導是商業革命。“生產中的革命……比銷售中的革命來得要晚”。這是美國著名的企業史專家錢德勒在研究了美國18世紀末至本世紀五十年代企業演變史后所得出的基本結論之一。企業內的分工在其基本意義上不取決于生產過程的專業化,它們是外在于企業的社會勞動分工的結果,而社會分工的發展與市場范圍的擴大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林·楊把斯密定理歸結為“勞動分工取決于勞動分工”。因此,只有在分工發展的動態理論中才能解釋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的基本原因。
  阿林·楊對斯密定理的基本貢獻是,阿林·楊論證了市場范圍與迂回生產和產業間分工互相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阿林·楊指出,“勞動分工在它最重要的現代形式上等同于迂回生產的經濟”(前引阿林·楊論文第531頁)。阿林·楊提出的迂回生產經濟是對亞當·斯密分工理論的重大發展,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阿林·楊的迂回生產與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不同,它不是取決于利率水平,而是取決于廣義的生產規模即市場規模的大小。在阿林·楊看來,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在初始生產要素和最終消費者之間插入越來越多的生產工具、中間產品、知識的專業化生產部門,使分工變得越來越細。隨著社會勞動分工(同時也是市場范圍)的擴大,原先的產業分裂成更專業化的生產部門,新的產業不斷在產生,這是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分工的擴大為各種職業和企業中為適應更專業化活動所需的更精湛的技術、注意力和便利性創造了更大的可能性。更專業化的生產工具和方法得到了發展,資源在更大程度上用于專業化的特定用途。生產率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改善和國民財富的增進,不過是勞動分工演進過程的結果。
    二、市場范圍擴張的過程與制度變遷
  貿易起因于勞動分工,分散的個體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之間的相互依賴是產生交易的根源。但是,認為勞動分工為人們之間進行交易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經濟學理論中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交易提供充分條件,而是描述了需要交易的條件。實際上只有權利才為分工和交易提供了充分的條件,人們之所以通過勞動分工生產和交易專業化的商品,只有權利才構成了這種活動的紐帶,權利在經濟學中的術語就是產權,所以分工和市場范圍擴大的基礎建立在專業化生產者對其所交換商品的產權明確界定之上的。
  專業化生產者為達成他們之間的產權交易,就必須對所交易的商品和勞務進行度量,對達成交易的條件進行談判,并監督交易的完成,所有這些活動都要耗費費用,這被稱之為交易費用,這些交易費用是交易活動中,人們為進行交易制訂規則的代價。沒有交易規則的市場在詞義上是自相矛盾的,這些規則為人們的交易活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通過建立做為交易規則的制度,國家或社會共同體創造了市場。市場擴張的過程,從簡單的物物交換、集市貿易,到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以至復雜的國際貿易如國際期貨、期權市場,無不是降低交易費用,以促進分工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展開的結果。因此,市場范圍的擴張就是制度變遷以降低交易費用的過程。
  有兩個因素影響亞當·斯密筆下的鐵匠作出專業化生產的決策。一個是他關于如何以預期效用最大化為目標把生產要素和收入配置于各種活動中的物品上,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問題。另一個因素是影響其產品交易性質和范圍的公共產品,只有在后者的限制下,前者的決策才能做出。這種公共產品的提供決定了鐵匠在空間和時間維度中經濟活動的邊界。市場交換范圍從狹小的地緣和血緣關系的非正規交易范圍,擴大到更大范圍跨越時空的非個人交易,交易費用的下降是決定性的因素。
  導致交易費用下降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做為公共產品的法律體系的發展。法律是使交易成為可能的重要基礎。正如哈羅德·伯曼在《法律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的,“法律與土地、機器一樣,也是社會生產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不運行,土地和機器就一文不值,而法律則是其運行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耕作的責任和權利,農作物就得不到播種和收獲。沒有生產、交換和分配的某種法律秩序,機器就得不到生產,不能從生產者手中轉移到使用者手中,不能被使用,其使用的成本和收益也得不到價值。這種法律秩序本身就是一種資本形式。”(轉引自《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抉擇),第334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市場范圍突破血緣、地緣關系,取決于法律體系有效發揮作用的程度。由于法律體系的使用不受由于擁擠而產生的定額配給限制,所以市場范圍越大,法律這種公共產品單位生產費品就越低,換言之,法律體系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一種完善和明晰的商業法典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有效工具,因為它為人們的交易活動提供了可靠的預期,它是價格信號和產權交易發揮作用的基礎,它通過降低交易活動的信息費用、簽約和執行的費用而節約了交易費用。它也使交易活動中風險分攤框架的設計和執行更加便利,如保險公司、股份公司是降低風險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它的有效運轉取決于保險法和股份公司法的完備程度。
  其次,市場范圍的擴大取決于產品質量測量費用的降低。關于商品和服務質量特性的度量費用要比度量價格花費更多的交易費用。交易中的商品可以劃分為兩大類:推測商品和嘗試商品,推測商品可以在購買之前通過表面的考查而探知,如婦女服裝是典型的推測商品,而嘗試商品的質量只有通過使用該產品而測定,如某種牌號的牛肉罐頭只有通過品嘗方能確知商品質量。兩種商品如果沒有適宜的制度安排,其質量測量費用都是相當昂貴的。商品分等和標準化使商品有可能在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的中途就可以出售,而不致發生賣者把商品搞錯的危險。分等和標準化也是期貨交易發展的重要條件,只有能簽署標準化交易合約的商品才能進入期貨交易的范圍,這就是為什么期貨交易的品種至今仍為數不多的原因,這取決產品質量測量技術的發展。測量產品質量的各種制度安排,不僅限于產品市場,在金融、勞動、房地產、期權等各種市場交易中比比皆是。統一的度量衡、貨幣和國際貿易中的技術標準可以說是降低交易費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標準化、通用化、簡單化和系統化不僅使迅速、大量的交易活動成為可能,而且也是競爭的有效工具。如王安電腦公司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創造的一套標準系統,與大多數計算機公司的產品不能兼容,導致了市場份額喪失的結果。為降低商品質量測量費用,人們還發明了商標和廣告等手段,交易費用的下降和市場份額的擴大與其有相當高的正相關關系。降低商品質量測量費用的制度安排不一而足,它有力地促進了市場范圍的擴大。
  第三,企業制度的演進是節約迂回生產過程擴大引起的大量交易費用的產物。斯密的分工理論之所以未能取得應有的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斯密忽視了在當時分工生產的包買制中,日益嚴重的勞動紀律產生了時間和原料的浪費,而從包買制到工廠制的制度變遷大大節約了包買制中的產品質量測量費用、原料浪費和市場交易費用。如果斯密考慮到這一點,他就能更容易地把它作為解釋工業革命的主要因素。科斯在1937年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提出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專業化的生產者可以通過市場組織勞動分工所生產的專業化商品的交易,為什么還需要企業這種制度安排?雖然企業制度是獲取規模經濟的主要手段,但正如劉易斯指出的,如果“市場組織得越好……大規模組織的優越性就越小”(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第92頁,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科斯對此的回答是交易費用決定了由市場還是由企業組織交易的邊界。由于使用價格機制需要支付費用,隨著迂回生產程度的擴大,市場交換的商品數目急劇增加,各種工序和各種中間產品之間的交易必須為此支付巨大的費用,分工的細分將成為不可能,而企業的出現,就是用企業內部等級性的生產要素組合替代了市場交易,這就大大節約了交易費用,有力地促進了迂回生產程度的擴大。張五常指出,企業制度實際上是用勞動市場替代了中間產品市場。更一般地說是用要素市場替代了產品市場,這是市場制度高級化的結果。同樣,迂回生產過程中機器的采用,正如道格拉斯·諾斯所指出的,“在拉長的生產鏈中的每一步中,通過資本替代勞動……和中間產品質量的自動考核,許多技術設計旨在降低與此相關的交易費用”(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199頁,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管理革命的主要任務是降低社會勞動分工擴大過程中的交易費用。
  第四,運輸與通信業是擴大市場范圍的重要交易媒介部門。更一般地說,是提供公共產品生產和分配的制度安排(參看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3頁,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的擴大基本上是依賴于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斯密前引書,第16-20頁),并認為它是導致壟斷瓦解、確立競爭制度的一種重要力量。確實,人口規模作為市場規模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劉易斯所指出的,“主要的是交通運輸問題”(阿瑟·劉易斯前引書第86頁),因為“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馬克思前引書第391頁),所以,“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是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馬克思前引書第421頁)這些論斷在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一書中以翔實的史料得到驗證,錢德勒總結到,“分配和生產過程的革命,主要是建立在新的運輸和通信的基礎設施上。”(錢德勒前引書第237頁)
  純粹地方市場存在的基礎是什么?它除了政治因素對市場封鎖所導致的禁止性交易費用外,還取決于兩個市場間的運輸費有和信息費用。在發展中國家,道路的缺乏、傳統的運輸方式所導致的高昂運輸費用使商品的運銷成為不可能。所以,統一市場的形成和新市場的出現,運輸方式和工具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認為只有運輸費用才形成了兩個市場間的價格差,并妨礙了市場間的套利活動,則是與現實嚴重的不符,大多數國際貿易文獻傾向于做這種假定。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發達經濟中各種市場的存在不能視作理所當然的。在某種經濟活動中,市場能否出現取決于兩個因素:信息費用和交易談判費用。信息越匱乏,不確定性就越大,交易者對未來收入的貼現率就越高,從而使其貼現值低于零,市場就無法運作。因此,市場形成和擴大的過程,很重要的因素是降低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正如奈特指出的,信息量增加或新信息的獲得,允許把不確定性轉變為風險,使交易者在較低的風險報酬率下就能進入一個正在形成和發展中的新市場。通信業當然是傳輸信息的主要手段,很明顯,如果沒有現代電訊系統,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是不可能想象的。“信息并不是免費的,因此完全的市場(它的存在取決于完全的知識)是不存在的。”(前引書《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87頁)因此,各市場間信息傳播費用的下降程度決定了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在缺乏有效的傳輸手段時,個體獲取信息的費用可能極其高昂,但由于信息生產和傳播具有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等特點,所以通信業的進步將使各專業化生產者極大地降低了信息費用。信息傳輸手段的進步,既改善了產品和要素市場的運行,也提高了企業和政府等組織的管理效率。
    三、經濟發展的重新定義
  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而市場范圍的擴大則起因于導致交易費用下降的制度變遷,這一思想對發展經濟學具有最基本的意義。要理解這一問題,回顧一下對產出增長大于投入增長所做的解釋是有益的。肯德里克、丹尼森等對增長因素的實證研究表明,扣除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和勞動增加因素所剩下的余值,構成了二次大戰后國民產出的大部分,它是由生率增加所造成的。這種投入等比例增長能夠使產出超出這個比例增長,即為規模報酬遞增。經濟學家對這種令人迷惑的余值提出了許多解釋,極有建設性的看法是,它是由技術進步及其相關的教育、革新、資源流動和規模經濟等因素造成的。但是這種解釋無法容納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之中,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規模報酬遞增與競爭的矛盾一直是使經濟學家們所苦惱的重大問題。對于由新古典經濟學所發展起來的解釋框架,雖然大多數傳統發展經濟學家已認識到它在處理欠發達國家經濟時所存在的極大不適應性,特別是它關于制度不變和完全信息的假定,并不能為信息可得性極差和處于急劇的制度變遷之中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但我懷疑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們在其理論分析中幾乎完全忽視了本文的主題。
  對于新古典經濟學來說,在假定制度不變的同時,也就排除了對勞動分工的研究,這是為什么在新古典經濟學家中,除其創造者馬歇爾外,勞動分工在其理論中完全消失的原因。新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在既定制度安排之下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極其重要的問題,即社會經濟組織結構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的經濟演變成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的現代市場經濟,家庭、企業和市場等種種制度安排為什么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新古典經濟學并不關心這些問題,因為對發達的市場經濟來說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中,就無法容納規模報酬遞增活動,因為每一報酬遞增狀態都意味著不均衡。當這種不均衡出現時,就存在著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以獲取收益的機會,而這種機會的獲取取決于制度變遷為人們提供的經濟刺激,所以熊彼特對經濟發展的探討是以經濟制度變遷所產生的條件為基礎的。在一般均衡理論上建立起來的資本與發展理論,一點也沒有抓住這類核心問題,它把資本視作生產貨物,技術則是外生變量,新產品和新工藝對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以及制度安排的方式和性質的變化,在其理論框架中消失了,新古典經濟學所分析的是沒有時間方向的經濟。因此,從欠發達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跨時代過渡過程,我們也就無從了解了。傳統發展經濟學可能缺乏適宜的分析方法,才未逃避與主流經濟學一并陷入危機的命運。
  然而,在斯密、阿林·楊和舒爾茨看來,現代市場經濟巨大的生產率和復雜性取決于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勞動分工的深化過程則是報酬遞增的原因。只有在分工不斷發展,同時也是市場范圍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壟斷才失去了其歷史地位,勞動分工的擴大允許了競爭與報酬遞增的相容。舒爾茨通過研究農業發展中的人力資本投資,認識到經濟理論中根深蒂固的錯誤之一,是否認農業中勞動分工巨大發展的可能性以及報酬遞增在農業中的存在。阿林·楊的迂回生產經濟揭示了農業生產率巨大提高得自勞動分工的根源。雖然自給自足的經濟也使用人造的工具,但較迂回的生產方法能使每單位投入有更多的產出,因而把先進的生產方法與粗陋的生產方法區分開來了,一個使用鐮刀的農民在用另一把時提高生產率很小,如果要有提高的話,需要的是收割機或除草機,這種較大量資本的使用導致了較高的專業化。用一把鐮刀的農民可以用鐮刀收割谷物或除草,但收割機只能用于收獲谷物(但不能收獲玉米等),除草機只能用于刈草。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工具使生產過程變得更加迂回,使用鐮刀的農民可以做收麥、割草和收獲玉米等許多工作,但運用聯合收割機的農民只能做收獲小麥的工作。鐮刀和聯合收割機的生產在專業化和迂回生產程度上也是不同的,一個鐵匠用從五金商那里買來的材料就可以打制鐮刀,而聯合收割機的生產顯然需要更多的生產階段。生產聯合收割機所用的科研、設計、工程與機械技術等都是“迂回地”從事收割谷物的活動。迂回生產程度或更一般地說分工程度的擴大,意味著資本專門投資于制定的物質和人力形態上,并集約地使用這些資本,而資本投資則是由獲取生產率增率提供刺激的制度安排決定的。所以,經濟發展不是資本的可得性問題,也不是資源配置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更根本的則是社會勞動分工的擴大過程,而勞動分工的演進則是導致交易費用不斷下降的制度變遷的結果。因此,經濟發展是一個以交易費用下降為核心,勞動分工和制度變遷循環累積、互為因果的不可逆過程。
  經濟發展的重新定義,將為理解經濟發展過程提供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回過頭來,我們就能更清楚地認識到傳統發展經濟學的嚴重缺陷。例如,發展經濟學家們爭論不休的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或曰內向型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與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理論有關。在自給自足經濟中,低生產率不是因為“勞動剩余”的存在,而是起因于低水平的勞動分工(X·Yang and Y._K.NG(楊小凱和黃有光)《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North-Holland,1993.P.197)。粗陋的“人口陷阱論”轉移了發展經濟學和政策制訂者的視線,實際人口規模并不構成發展的障礙,眾多人口之間的交易效率低下才是關鍵。城市化和增長極理論,實際上是與分工發展形式相關的問題。正是因為缺乏對斯密定理的深刻理解,這些理論才失去了對經濟發展的解釋力。大約在四十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寫道:“在這個偉大的覺醒的時代里,如果不發達國家的年輕經濟學家迷醉于發達國家的經濟思想中,將是令人遺憾的。……我希望他們有勇氣拋棄那些龐大的、沒有意義的、不相干的、有時顯然是不適當的教條結構和理論方法,通過研究他們自己的需要和問題產生新思想。”(《經濟發展理論的十位大師》,第16頁,中國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與繆爾達爾的希望相違背,傳統發展經濟學并未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實際上,并不需要拋棄現代經濟學的語言和工具,但必須根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做重大修正,才有可能創造出適應發展中國家實際的經濟學理論,本文的主題可以看作是發展經濟學智力生產函數這種移動新方向的一種努力。
               (責任編輯:劉佛丁 校對:劉淼)
  
  
  
南開經濟研究津015-021F11理論經濟學賈根良19951995 作者:南開經濟研究津015-021F11理論經濟學賈根良19951995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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