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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態勢、動因、效果與前景
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態勢、動因、效果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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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迅速增長,逐漸成為該地區第一大投資國,泰國和菲律賓外來直接投資中的四成以上、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外來直接投資中的二成以上都來自日本。(注:〔日〕《周刊東洋經濟》1998年3月7日號,第46頁。)同時,對東亞直接投資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與地位亦隨之空前提高,如1995年上半年,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半就集中在東亞。本文擬就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基本態勢、促動因素、經濟效果與發展前景進行分析、探討。
    一、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基本態勢
  (一)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變化。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急速上升,掀起高潮。90年代初伴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蕭條,其對東亞直接投資也出現了停滯。1994-1995年日本對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再次呈現增勢。但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經濟受到沖擊,從而也直接影響了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1997年到1999年,日本對東亞地區直接投資呈直線下降,跌幅過半。1999年后,隨著東亞各經濟體經濟的逐漸恢復,日本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又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提高。1999年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回升了10.6%,不過投資回升很大程度上都歸因于日本對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直接投資高速增長了81.2%。(注:日本貿易振興會:《外國直接投資狀況白皮書》,2001年版。)在地區分布上,20世紀90年代以前,日本對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呈不斷增長趨勢,但是進入90年代后,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逐漸縮小,開始不斷擴大對中國和“東盟”的直接投資。1997年金融危機后,日本對中國、“東盟”直接投資均大幅減少,1997至2000年,其對東盟四國的直接投資甚至減少一半以上。與此相比,日本對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在1999年后有所回升。而2000年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32%,這是自1996年來首次實現對華直接投資的增長(見表1)。
    表1 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 (單位:100萬美元)
    中國 亞洲四小龍 越南+東盟四國1985年 100   718      5961986年 226   1530      5521987年 1226   2580      10301988年 296   3264      19661989年 438   4900      27821990年 349   3355      32421991年 579   2203      30831992年 1070  1922       32071993年 1691  2420       24441994年 2565  2881       40611995年 4480  3236       43421996年 2511  3539       52691997年 1987  3412       60061998年 1065  1764       3391
  
  資料來源:經濟企畫廳《亞洲經濟1999》。
  (二)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特點。日本是東亞地區的第一經濟大國,長期以來日本推行的對東亞直接投資戰略是將其國內部分由于過度成熟化而喪失競爭力的夕陽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然后再轉移到東盟四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成為排在“東盟”后,接受日本產業轉移的又一國家。例如紡織業就是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從四小龍轉移到東盟四國和中國的。而其他如化學工業、鋼鐵工業、汽車、電子工業等的轉移順序也是如此。這些產業在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的轉移和發展說明了東亞各經濟體內部產業發展的順序及其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具體途徑和過程。這樣在東亞地區,由于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和中國的經濟、產業各自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因而顯現出日本——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工業并存,亞洲四小龍——勞動密集與資本密集工業并存,東盟、中國——勞動密集型為主的多層次的垂直分工體系,形成一個以日本為“雁頭”、“四小龍為“兩翼、“東盟四國為“雁身”、“中國大陸為“雁尾”的發展格局和產業分工格局,即日本學者所稱的“雁行模式”。日本對東亞的這種直接投資戰略不僅有利于日本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東亞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升級。
  日本在對東亞各經濟體進行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部門結構上主要以制造業為主,非制造業的投資比重相對較小。
  在部門結構上日本對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而對非制造業的投資比重相對較小。尤其在對華投資中,對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投資更少。制造業中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主要是電氣設備、化學、鐵及非鐵金屬等日本典型的加工出口類產業。這些產業附加價值比較低,對外進行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據東亞市場,而不對日本本國市場和產業造成威脅。如1995年上半年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就都集中在東亞地區。相反,日本對非制造業中的農林水產業、礦業、建筑業的直接投資卻比較低,這主要是為了避免沖擊本國的農業等基礎產業,保護本國市場(見表2)。
    表2 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部門結構 單位(億日元)
  附圖F8N515.JPG
  資料來源: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
  (2)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技術投資消極保守
  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中堅持技術轉移中的“適用性”,主張轉讓與當地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技術,對一些適用性技術的轉讓比例高達60%~70%。但是由于日本國內担心對東亞地區直接投資引起“飛來器效應”,所以對創新性技術的轉讓比例相對比較低,尤其是日本企業的研究開發部門幾乎沒有向東亞地區進行轉移。
  (3)主要把東亞地區作為日本的生產出口基地
  日本跨國公司東亞地區的生產經營活動是以母國和第三國市場為主要目標取向的。日資企業在東亞地區所生產的產品,較少在當地進行販賣,而主要是將東亞地區作為其“生產出口基地”,通過在當地生產經營,增加對日本的商品返銷或對第三國的出口。這種經營戰略,不僅充實了日本市場,而且也擴大了日本企業的利益。
    二、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動因及其變化的背景
  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基本動因就是要追求低成本,獲取東亞國家的市場份額,建立國際性的生產與流通網絡。由于日本國內的勞動力價格過高,因此東亞國家歷來所擁有的低廉并且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對日本企業而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同時,日本國內資源貧乏,幾乎全靠進口,而東亞地區資源較為豐富,因而對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有利于日本企業追求規模效應,擴大生產批量,降低生產成本,并確保資源和能源安全、按期到貨,增強日本企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另外在當地直接投資設廠也可以避開東亞各經濟體的關稅壁壘,降低進入的障礙,并分散經營風險,有利于日本企業在搶占東亞市場份額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對東亞地區直接投資大量增長,這首先是因為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對美元急劇升值,由于東亞各經濟體貨幣大都盯住美元,使日元對東亞各經濟體貨幣相對升值。一些出口型企業由于生產成本大增,獲利下降,于是紛紛把生產線轉移到東亞,掀起了對東亞直接投資的高潮。同時由于日元升值等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日本國內股價、地價高漲,使日本企業調度資金的能力大增,有能力對外進行并購和投資,也因此帶來了巨大的對外投資熱潮,特別是推動了日本制造業的生產、加工據點大量向東亞地區轉移。
  其次,20世紀80年代后東亞地區的持續高增長使該地區對資本的需要擴大,同時東亞國家又普遍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實行進出口自由化,大力緩和對外來投資的限制,完善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對吸引日本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由于貿易摩擦的加劇,日本企業到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可以在當地創造就業機會,緩解貿易不平衡的惡化。因而也就間接推動了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發展。
  但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對東亞地區直接投資出現了停滯和減少的趨勢。
  首先,其短期因素使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造成東亞地區金融不穩定,許多東亞國家放棄了原先與美元的聯系匯率,接受國外企業在該地區直接投資的信息降低,從而加劇了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長期因素是自90年代初開始,日本在東亞地區直接投資的主導地位就受到來自兩個方向的沖擊。一方面是亞洲四小龍對東亞直接投資從1982年的年均28億美元迅速提高到1993年的902億美元,猛增31倍。另一方面是美歐跨國資本大量涌入東亞,欲將其納入全球性資源配置鏈條。1990年到1991年間,美國相繼成為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的最大投資國。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與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相對,美國經濟長期高漲,歐盟景氣不斷回升,美歐對東亞地區投資呈迅速增長趨勢。1999年,對東亞的直接投資中,日本僅占8%,而亞洲四小龍占25%,美國和歐盟各占18%。(注: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另外,東亞各經濟體內部需求不振,陷入通貨緊縮的困境之中,也使日本在該地區的投資陷入持續低迷,日本在東亞的地位和收益都受到極大沖擊。
  其次日本國內經濟的持續不景氣,也是造成這一時期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減少的一個因素。日本經濟自1992年以來持續低迷,平均增長率僅為0.9%,有七年時間經濟增長率低于1%,2001年度的經濟增長也僅是負1%,日本政府在2001年末的經濟增長預期報告中公開承認,2002年度的經濟預測政府認為仍將是負增長。在新的一年還未開始時就預測經濟增長為負數,這是1958年來的第一次,由此表明了日本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注:日本大藏省http://www.mof.go.jp。)國內經濟衰退致使很多中小企業倒閉,大企業忙于結構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東亞直接投資。同時長期不景氣也使企業信心不足,增加了對其利潤大幅度下降的預測,因此減少了企業用于對東亞直接投資的資金。再加上大量的不良債券使銀行業的信貸能力不足和信用低下,使許多企業陷入信貸危機,這些都加劇了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困難。
    三、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果
  (一)促進了日本產業技術的梯度轉移,為其產業結構的更新換代提供了機會。日本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大規模增加對東亞的直接投資,利用東亞低廉、豐富的勞動力供應降低其生產成本,并搶先占領了東亞的大量市場。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重點主要是在制造業,其中對電機和一般、精密機械的投資比重較大。這些產業的技術在日本國內已經失去了先進性,其大規模生產據點的向東亞轉移,有助于日本本身產業不斷更新換代,促使其產業結構從國內配套型向國際分工型轉變,從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為主向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資本密集并存的結構轉變。
  (二)推動了東亞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升級,為其出口導向戰略的成功創造了條件。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戰略主要是通過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來刺激經濟增長,實際上就是日本在推行“科技立國”戰略的同時,把過去在日本行之有效的“加工貿易”戰略推向國外,在國外進行生產和銷售。日本作為所謂的“雁行模式”的頭雁,其技術進步是東亞其他國家技術引進的主要來源,1985年到1994年,日本對東亞地區各產業技術擴散累計額為12611.48億日元,其中,日本對東亞地區制造業技術擴散的累計額為11920.96億日元。(注:《亞太經濟》,1998年第2期。)日本主要產業的不斷升級為四小龍、東盟和中國的依次產業升級騰出了空間,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
  同時日本以制造業為主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符合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實現其“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助于在這些國家建立出口基地,扶植本地企業的成長,推動其貿易結構的升級換代,使東亞國家出口商品結構也不斷升級。東亞各國通過從日本進口設備、工業用原材料和技術,利用本國國內豐富的勞動力,把組裝和加工的大量制成品出口到美國市場。1993年東亞地區在諸多產品上已經在世界市場上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份額。其中收錄機、自行車、微波爐和錄相機已覆蓋了世界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特別是收音機,其所占份額更高達97.5%,而自行車、微波爐和錄相機的市場份額分別達到59.9%、52.6%和50.6%。其他扔有世界市場40%以上份額的產品依次是彩電、空調、鐘表和冰箱。(注:《亞太經濟》,1998年第2期。)
  (三)加深了日本與東亞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東亞奇跡”產生的關鍵就是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因而各方對外部經濟環境的高速依存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在這一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對東亞地區直接投資的擴大使日本對東亞地區的依存度隨之增加。隨著日本企業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展開,其從東亞的進口也迅速增長。以2000年為例,日本從東亞地區進口比率為39.6%,遠遠超過美國的19%,說明東亞地區已取代歐美成為日本進口產品的首要供應基地;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對日本也存在很高的依賴性。日本的技術轉移對東亞國家的產業升級至關重要,而日本的經濟形勢及日元匯率的變動也對東亞國家的進出口帶來影響。如日本的需要對石油價格,因而也就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出口帶來影響;日本購買的大米對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兩國的出口也會帶來影響,這些都無疑表明高速成長中的東亞和日本是密不可分的。
  (四)加強了日本對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控制。如前所述,伴隨著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展開,日本也對東亞各經濟體進行了部分的技術轉移,但是這種技術轉移在為東亞各經濟體得到尖端技術方面提供了良好機會的同時,也加強了日本對東亞各經濟體內部一些企業的控制。因為日本的技術轉移相對東亞國家的許多產業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多年以來,韓國和臺灣對日本的外貿逆差一直維持在100億美元以上,原因之一就是韓國和臺灣在技術不能獨立,需要在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上依賴于日本(如1991年韓國從日本進口了價值約210億美元的高技術工業產品,對日貿易赤字為88億美元;而臺灣也在當年出現了對日97億美元的貿赤字,其中絕大數是源于機械及零部件的進口)。而且日本經常在技術轉移方面采取控制轉移的方法,較多的轉讓一些操作技術、維修技術等適用性技術,而對技術設計、新產品與設備開發等高水平技術的轉讓比例進行控制,并利用這種控制將其作為保持雁行“梯次”轉移的一種戰略手段,這些做法都引起了東亞國家的強烈不滿。
    四、日本對東亞直接投資的發展前景
  日本是東亞的第一經濟大國,其對東亞各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對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具有重大意義。展望未來幾年日本對東亞各經濟體直接投資的前景,有以下幾大趨向值得關注:
  (一)仍然重視東亞地區,尤其重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日本企業對東亞投資一度減少。1999年以來,對亞洲四小龍的投資恢復增長,特別是韓國成為日本在東亞的最大投資國。據調查,未來五年內,東亞地區仍然是日本企業重點投資對象。
  據日本貿易振興會2001年8月對本國企業在東亞地區投資情況的調查表明,1999年增加對東亞直接投資的企業占30%,看好2002年投資的企業超過40%,看好2004年投資的企業約40%;認為對東亞投資在2002年減少的企業僅為2%,認為2004年減少的企業也僅占5%。由此可見,隨著1999年對東亞直接投資所獲銷售額的增加,推動了制造企業進一步開展對東亞直接投資。
  另據國際協力銀行2001年11月13日公布的對日本制造業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結果,同2000年的調查結果一樣,中期(今后3年左右)有前途開展業務的對象國仍然是中國,另外東亞的泰國、印尼、越南、臺灣、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處于前十位。而對于作為生產據點的中期吸引力,中國同東盟四國相比較,回答企業的56.7%認為“中國比東盟四國更有吸引力”。選擇中國的原因之一是,“今后市場的增長性”。這是由于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快速發展,2000年被一些國際組織評為僅次于美國的最佳投資場所。在9·11美國遭襲后,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進一步增加,是日資的首先場所之一。再加上中國入世后,今后市場的增長潛力巨大,而且將會進一步改善吸引外資的環境,修改調整有關法律法規,與國際接軌。另外,中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可以確保供應廉價的零部件材料、原材料。因此許多日本大企業紛紛調整海外投資戰略,計劃擴大對華投資,其中一般機械、機電、化學和汽車行業的投資將會明顯增加。據悉,日本本田汽車公司擴大在中國的轎車市場份額,決定向該公司在中國的合資企業—廣州本田汽車公司投資40億日元(約合3300萬美元),提高該廠轎車產量,增設自動變速生產線;日本東芝公司已決定停止在日本國內生產電視機,將其國內電視機的生產線全部遷到中國,該公司除已在中國建成生產電視的工廠外,還將投資244萬美元改善生產線的設備,把目前年產100萬臺電視機的生產能力提高至150萬臺;松下電器產業公司關閉了在美國肯特基州的微波爐工廠,而將生產集中到上海,預計2001年在上海的微波爐產量將比上年增加1倍,達190萬臺。(注:日本貿易振興會:《外國直接投資狀況白皮書》,2001年版。)
  (二)增加在東亞的當地化程度,注重對IT業等信息產業的直接投資。由于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地區市場競爭不斷激化,為了以東亞為核心實現從產品設計、生產、裝配、運輸到銷售、出口的系列經營活動,近年來日本跨國公司在東亞本地進行生產的比例明顯提高,已經接近甚至高于在北美和歐洲企業的同類指標。1993年日本企業在東亞(主要指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四國)、北美和歐洲的當地化程度大致相同,分別為34.3%、35.3%和35.2%。由于在當地進行商品開發可以迅速供應低成本的與各國市場需要相符合的商品,因此許多公司在東亞投資地除了擁有組裝廠外,還增加了元件供應廠,提高產品地化程度。同時加大了當地化程度,還可以免繳部分組裝產品的大量進口關稅,擴大企業的收益。
  隨著企業國際化和技術革新的發展,日本開始越來越重視對東亞地區的IT業等信息產業的直接投資,在IT領域的投資日益集中。包括東芝和NEC等公司在內的日本主要資訊科技巨頭,目前已增加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亞各經濟體內的生產,旨在利用全球對資訊科技產品的需求下降之大好時機削減成本。日本貿易振興會在發表中日2001年貿易統計時說,中日兩國貿易超過892億美元,這與日本IT企業擴大在中國投資設廠返銷產品有關。由此可見未來的日本對東亞IT業等信息產業的直接投資將會有不斷增長之趨。
  (三)東亞地區普遍改善投資環境,推動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東亞國家在經濟調整中進一步開放了市場,并把重點放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上。如2000年8月印度尼西亞政府對投資規制對象業種等進行了修正,允許外資進入醫療服務、開設醫院及醫院經營、信息通訊等領域,大大緩和了以前的各種限制,使得在該國的投資機會大增。泰國在2001年制定了一系列優惠的投資政策,對外商投資企業取消了自制率和強制外銷比例的規定,鼓勵外國公司或銀行在國內的并購活動;政府出面出售大批國有資產以引進外國直接投資。韓國也在金融危機后放松了對外國投資的管制,促使大批日本制造企業提高他們在韓國公司的參股權。投資環境的改善對吸引日本直接投資將起到重要推動作用。據國際協力銀行2001年11月13日公布的對日本制造業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就東亞各國投資環境的改善狀況,同亞洲經濟危機前的1996年相比,中國、泰國在基礎設施、法制、政治社會形勢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日資企業對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當地政治社會形勢”顯示出担心。不過兩國現在都在努力穩定政治社會形勢,今后有望取得改善。日資企業對東亞投資環境改善的認可,將會進一步推動日本對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
  (四)日本對東亞投資的一些消極發展趨勢。首先,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將會加大日本與東亞國家的貿易摩擦和矛盾,同時也將影響日本對東亞國家的直接投資。
  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使其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日本產業界在眾多領域向政府提出限制進口措施的申請,其中針對中國商品的限制占絕大多數,特別是2001年4月日本為保護本國農民的利益,以反傾銷為由限制進口中國大蔥等三種農產品,引發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隨后,日本又宣布自2001年6月8日起全面禁止從中國進口所有家禽類產品。此后又對進口服裝和毛巾進行調查,準備對中國毛巾進口實行緊急配額。這些做法實際上也對日本向中國直接投資產生了消極影響。日本把目光過多地集中在進出口上,卻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長遠利益。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市場潛力還很大,特別是中國的潛力巨大,日本對這一地區實施貿易歧視政策,將會使日本在這一地區的企業遭受損失,也可能因此失去對這一地區的市場機會,影響日本對東亞國家的直接投資。
  其次近期的日元貶值會影響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
  根據日本以往的經驗,凡是日元大幅升值時,就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資大幅上漲的時期。而當日元貶值時,大多數東亞國家都會出現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減少和出口競爭力下降的問題。日元貶值會使日本國內生產的相對成本下降,因而也就降低了日本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興趣,東亞國家尤其是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將深受其害。日本政府如果放任日元貶值,將會對整個東亞地區經濟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不僅不利于該地區的經濟穩定,也會對日本經濟產生反效應,影響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使日本企業與亞洲四小龍和歐美在東亞地區直接投資的競爭力減弱,并使其在東亞企業的資產大幅縮水。因此從長遠來看,日元貶值對日本自身也是沒有好處的,將對其在東亞的直接投資產生消極影響。
日本研究沈陽14~21F8世界經濟導刊常思純20032003常思純 外交學院國際經濟系 作者:日本研究沈陽14~21F8世界經濟導刊常思純20032003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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