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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研究的價值定位
楚辭研究的價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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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辭研究中曾有過一場重要的爭論,是由東漢年間班固的一篇《離騷序》引起的。班固的《離騷序》批駁了淮南王劉安《離騷傳》對屈原和《離騷》的評價,這又引起了后來學界的批判,尤其在王逸的《楚辭章句》中遭到了嚴厲的駁斥,從而成為兩漢文學批評史上的大事。但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將這場爭論簡單化,很少具體分析其中肯定和否定的意義,更沒有看到這場爭論的實質:它是在兩漢文學蓬勃發展,與傳統學術分道揚鑣的形勢下,文學觀念逐步形成并走向獨立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場新與舊的文學價值觀念的沖突,一種批評方式中的價值轉換,但最終仍然為道德本位的批評模式所取代,確認了歷史上楚辭研究的價值定位。正因如此,探討這場爭論的實質以及其中價值定位和轉換的原因,就成了本文確定的論題。
      一 時代學術命題的關注
  楚辭研究,在漢代極為盛行,上有帝王倡導,下有名儒博達之士爭相訓釋。特別是漢武帝時期,有史臣馬遷為《屈原列傳》,述屈原行事,更有淮南王劉安奉武帝之意作《離騷傳》,推崇屈原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贊其《離騷》義兼《風》、《雅》,表現出鮮明的儒家文化價值取向。元、成年間,劉向又增輯十六卷《楚辭》專書,劉歆在其目錄書《七略》中又別列《詩賦略》一類,以屈原賦為首。尤其是兩漢之際,《離騷》更推到了“經”的地位,稱為《離騷經》(參拙作《〈離騷〉稱“經”的文化考察》),不過,漢人在以儒家經學對《楚辭》進行文化闡釋的同時,還表現出了一個鮮明的傾向,就是對屈原的政治遭遇和人生命運選擇的關注,既表達了他們的同情和惋惜,又表達了他們的思考。早在文景之時,賈誼《吊屈原賦》就感嘆“@①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主張屈原應該“遠濁世而自藏”。而揚雄譏諷屈原不智,指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注:《漢書·揚雄傳》。)其后班彪也同樣感嘆“窮達有命”(注:班彪《悼離騷》“圣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對屈原的投江自沉表示惋惜。其實,早在司馬遷的《屈原列傳》的贊語中就已表現了同樣的傾向。但是,這種認識遭到梁竦的指責,他在《悼騷賦》中詠嘆屈原說:
    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后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真。(注:《后漢書·梁統列傳》附《梁竦傳》李賢注引《東觀紀》。)
  梁竦這里雖然只點名批評了賈誼、楊雄不懂得屈原“殞命而后仁”的價值追求,實際上是否定了這一傾向的評價。不過,他們關注的問題并無不同。而東漢思想家王充則以更深遽的思想眼光去探尋屈原命運的普遍意義。他反對所謂全身遠害的看法:
    屈原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固庸態也”。偉士坐以俊杰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注:《論衡·累害》。)
  因為王充認為,社會中人生命運的禍福與人的節操品德并不一致,所以在《命義篇》他又說:
    及屈原、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
  既然如此,“窮達有命”是指它的必然性,還是指它的偶然性呢?屈原“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乃觸遭命之禍”,這應該讓人怎樣思考人生的命運和行為的方式呢?
  雖然,班固仍然承繼了這一歷史的關注,但在東漢的屈原與楚辭研究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論思考。人們開始探討楚辭的名稱(注:王逸《九辯序》:“至于漢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辭,故號為‘楚詞’。”),產生的淵源和流傳(注:《漢書·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故世傳《楚辭》。”),以及屈原楚辭的歷史地位(注:班固《離騷序》等。)(詳參后)。自漢宣帝區分辭賦有“大”者、“小”者,揚雄又有了“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界定,尤其《七略》將“詩賦”與“六藝”、“諸子”區別立類,則詩賦獨立性質已成學術事實。怎樣評價辭賦文學的代表屈原與楚辭,已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它們還應該只是經學的附庸,依附在《詩經》的價值下呢,還是應該有它們獨特的地位?屈原作為一個詩人,它的歷史價值是應該只表現在道德價值上呢,還是應該有別樣的價值模式?這也涉及到其他的辭賦作家、作品的評價。
  班固的評論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面,而劉安的《離騷傳》代表的是漢代楚辭研究最主要的文化傾向,比附儒家經學,用政治道德評價屈原,以怨刺精神評論《離騷》。但班固卻表現了對它的批判和質疑。如果說關于屈原人生行為和命運的思考,正如前面所述是西漢以來的一種社會潮,劉安的評價又是一種主要的文化傾向,那么班固的評價就帶有了一種新的歷史視角。我們知道,自孔子宣稱《詩》可以興、觀、群、怨,事君事父,因而《詩》講美刺則成一大傳統,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論功頌德,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劉安《離騷傳》正承繼這一傳統: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那么,班固的批評又是帶著怎樣的一種關注和思考呢?因為歷史的研究是帶有價值傾向的:
    歷史的選擇只對那些按照參照體系的人才有用處。因為歷史事件同價值有關,而這種價值是由歷史的角色或目擊者的興趣所確認為的。(注:[法]雷蒙·阿隆《歷史哲學》,轉引自《西方現代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9-100頁。)
  所以,問題的回答也只能從歷史角色關注的時代學術命題中去尋找。
      二 班固《離騷序》的價值選擇
  班固《離騷序》駁斥劉安《離騷傳》對屈原和《離騷》的評價“似過其真”,認為屈原之志說不上可“與日月爭光”,《離騷》也并非義兼《風》、《雅》。雖然他也主張全身遠害,明哲保身,但是他對屈原的關注,似乎不是同情與惋惜,而是貶斥與指責。他說:
    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
  可是,屈原不是這樣,在“君子道窮”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全命避害”,反而“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進而還“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最后落得“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所以“亦貶(清)潔狂狷景行之士”(注:參湯炳正先生《楚辭類稿》“班固《離騷序》文字有脫誤”。)。應該說班固的評價與劉安推崇反差太大,也與歷史上眾多的關懷與惋惜不同,甚至與他本人在《離騷贊序》等文中的評論也有矛盾(此不贅述),因而在后世遭到強烈的批判,幾乎沒有人贊同班固的觀點。但是,人們卻很少去追尋其中的原因,探究班固這篇《離騷序》的寫作成因。
  我們知道,班固曾有一篇重要的作品《典引》,《文選》列為“符命”,是對漢家王朝歌功頌德的作品。前面有一段引文,記述的是永平十七年漢明帝召見班固、賈逵、傅毅等人,而漢明帝專門詢問班固對司馬遷所作《秦始皇本紀》的觀點。在引文中記述了漢明帝的評價: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后世。致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②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有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這是一代君王直接表達的對作家的評價,無疑在封建時代是應被看作最高的價值標準的,因而它對于文學的評論也會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尤其是直接發表于召見班固等人的時候,對于班固的價值選擇更是一種直接的干預,對于班固的評論也就必然產生強制的規范。對此,班固在《典引》中記述說:
    臣因常伏刻誦圣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
  可見班固是將漢明帝的評價標準奉為準則,不敢違背的,那就是評價作家的第一準則應該是創作的思想傾向,即對封建君主的態度,而不是個人的品格、才華,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司馬相如“賢遷遠矣。”不過,有意思的是,漢明帝詔問的事發生在永平十七年,而《典引》卻寫在若干年后的章帝建初年間,其《離騷序》大概也寫于此時。按王逸《楚辭章句敘》云:
    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
  因而,《離騷序》也正是在班固“常伏刻誦圣論”的指導思想下寫作的結果,可以看作是漢明帝的評價標準干預的結果,因而也與班固所作的關于屈原的不少評論相悖。按照漢明帝的評價,“微文刺譏,貶損當世”,就不是“誼士”,因此是絕不允許的,作家地位的高下也由此來確定。那么屈原“責數懷王,怨惡椒蘭”,豈不也就是“微文刺譏,貶損當世”嗎?因此在《離騷序》中遭到貶斥,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而且也同樣是在章帝年間召開的白虎觀會議,事后由班固奉命撰集的具有封建法典性質的《白虎通義·諫諍》也對臣子的規諫有了明確的規定:
    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以此來衡量屈原和《離騷》,班固當然不會贊同劉安《離騷傳》推崇屈原“與日月爭光”了。
  但是,可貴的是班固并沒有把帝王的政治標準作為評價文學作家的唯一標準。他雖然否認了劉安對屈原的推崇,貶斥了屈原的人生行為,卻仍然肯定了屈原的歷史地位,明確指出了屈原作為文學家的創造,充分肯定了他在辭賦文學上的成就和崇高地位:
    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揚雄,騁極文辭,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這可以說是班固評論的獨特視角,他將屈原的歷史地位放在文學領域中,將屈原的價值安放在“辭賦宗”的位置上,這是班固對辭賦文學和辭賦作家獨立品格的肯定,反映了兩漢時期辭賦文學創作的繁榮,逐步走向獨立自覺時代的文學思潮,代表了文學與學術分裂時代的價值轉換。這里,且讓我們來看看班固的這種價值取向和選擇的表現與形成。
  首先,這同班固自己與時代的文學觀念有關。辭賦是兩漢文學的代表。《七略》作為辨章學術的書目,已經將“詩賦”與“六藝”、“諸子”分開,建立為獨立的門類。而劉安的《離騷傳》卻將《離騷》比附《風》、《雅》,作為經學的附庸,因而班固堅決反對。因為在班固看來:
    《離騷》多稱昆侖、冥婚(當作“帝閽”)(注:參湯炳正先生《楚辭類稿》“班固《離騷序》文字有脫誤”。)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離騷》作為文學作品,而非儒家經學的范疇,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劉安以經評騷,是他歷史的局限。班固能夠明確指出《離騷》不同于儒家經典的事實,這是班固的真知灼見。班固所認識的楚辭,就是屈原、宋玉以及漢代以來一批言語侍從之臣的騷賦作品。他在《漢書·地理志》中寫道: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之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
  楚辭“巧而少信”,這同《離騷》多“虛無”之語,并無二致,其實正是當時對文學特點的認識。班固評論司馬相如的賦“文艷用寡,子虛烏有”。漢末的王符在《潛夫論·務本》也有所論:
    今賦頌之徒,茍為饒辯屈蹇之詞,竟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這雖是對辭賦虛構、夸飾的批評,卻不難看出當時文學的風氣和特征的認識。同時,作為文學的概念,兩漢稱作“文章”、“文辭”。班固《兩都賦序》已有“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之稱,而以所作辭賦和為“造構文辭”。由此可以知道,班固對文學作品的獨特性質是有一定認識的。
  其次,班固對文學作家的獨立性質也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和基本肯定。班固評價屈原為“辭賦宗”,也稱司馬相如為“辭宗”。這也是班固在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傳》基礎上新作的判斷。《漢書·司馬相如傳》贊語幾乎直錄《史記》太史公的評論。而比較《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寫作《司馬相如傳》的宗旨尤為有趣。《太史公自序》說: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作《司馬相如傳》。
  而《漢書敘傳》這樣寫道:
  文艷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托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
  在對司馬相如的作品進行評價之后,班固多了“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的判斷,顯然這是班固對司馬相如的獨特地位的肯定,也是對司馬相如這樣的文學作家的特殊認識。他在《漢書·公孫弘傳》的贊語中在人物分類上,就將司馬相如等特別列入文學家范疇,所謂“文章則司馬遷、相如”,這同他在《兩都賦序》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再次,班固對屈原“辭賦宗”的推崇和他在評論中表現出的價值轉換,也與他對文學著述價值作用的認識有關。班固在所作的《應賓戲》文中故設問答,對于賓客所說的“著作前列之余事”的觀點,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故密爾自娛于斯文”,言自己安于文章、辭賦之事而自得其樂。不僅興趣所在,而且更有價值所在。《漢書·敘傳》又寫道: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
  文章是事業成功的標志,而且無論是個人或國家都不可缺少。《兩都賦序》又說:
    (辭賦之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
  最后,也可以說是特別重要的一點,如何評價一位作家,也是班固經常的思考。前面我們引述了班固在《典引》中記述漢明帝詔問的事,漢明帝對司馬遷和司馬相如的評價,實際上就涉及到一個如何評價作家的問題。既然班固自稱“常伏刻誦圣論,昭明好惡”,“緣事斷誼,動有規矩”,也就說明他是經常在思考著這樣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對司馬遷和司馬相如的評價并沒有等同于漢明帝所作的政治標準。班固在《司馬遷傳》和《司馬相如傳》的贊語中,對司馬遷并未論他“貶損當世”,“微文刺譏”,對司馬相如也未論其“忠臣效也”,而是從《史記》的寫作和辭賦文學的創作角度,在《漢書》肯定他們一為“良史之才”,一為“辭宗”。盡管對他們的著述,班固也有批評,但兩人的基本價值定位都不是在政治道德上,而是在他們的學術事業上。
  對比《離騷序》對屈原的評價,雖然可以看到班固所受的漢明帝評價的影響,但他卻能有所突破,能夠從辭賦文學的創作成就上去肯定屈原的歷史地位,不能不說這是班固的獨到之處,也不能不說這是班固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貢獻。后世也有不少學者從學術發展的這一事實上看到這一點,給予屈原充分肯定:
    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注:參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經序》。)
  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也肯定“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概諸圣,而英辭藻思,閎麗演迤,發于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而屈原所以能為詞賦之祖,根本還在于他的創造性,這就不同于儒家經典,代表著文學與學術分道揚鑣的傾向。宋人汪彥章就是這樣認識的:
    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注:參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七。)
  現代學術將屈原定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之列,也可以說是對這一學術事實的認同。
      三 楚辭研究的模式化
  前面我們分析了班固的《離騷序》在駁斥劉安《離騷傳》時所作的評價,其中又肯定了班固從文學史的角度給屈原確認的歷史地位,充分反映了兩漢辭賦文學發展的學術事實。然而,遺憾的是,后世對于這一點往往置而不論,對班固的《離騷序》可以說是批判多于分析。這是因為班固的《離騷序》的價值評判,并不符合古代中國社會倫理本位的價值模式,這首先表現在王逸對屈原的人格的價值定位上。王逸在《楚辭章句敘》中說: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注:洪興祖《楚辭考異》:班固,“一作班、賈”。),競于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沉,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
  王逸的批評,推崇的是屈原的道德品質,而且是絕對的君臣之義的政治道德。我們看他的基本立場: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
  評屈原以“忠貞之質”,講人臣“以忠正為高”,論行為是“忠立而行成”,一切都以“忠”為最高準則。這當然是封建時代的道德要求。不過,在先秦時期,儒家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的是雙方的道德義務,而漢代就進而發展成為臣子對君主單方面的道德義務,因為既確定了“君為臣綱”,自然“忠”只是臣子的事,所以《白虎通義·三教》規定:
    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
  既然封建國家需要這種絕對的“忠”,當然,官方的意識形態就會強調這種“忠”的教化。而我們知道,王逸的《楚辭章句》大約寫成于漢安帝元初年間(公元114年—119年),并且用以進獻朝廷,這從《楚辭章句》的敘言可以看出。他說:“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因而,《楚辭章句》必然要去表現朝廷的意志和思想,響應朝廷的主張。在王逸《楚辭章句》中,他贊賞的人臣應該“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而竭力批評的,是那種“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的行為。這些觀點雖取自儒學的思想武庫,但卻帶有更加鮮明的現實取向。因為那個時代的朝廷就表達了這種強烈的愿望。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漢安帝曾因災禍相續,弊端橫生下詔說:
    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艱巨,承天誡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圣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
  正因如此,王逸對班固提倡的明哲保身、全身避患的人生觀念要堅決反對,而積極推崇屈原的人臣之義。這同王逸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念也是一致的。王逸不僅自己積極用仕,還對那些避隱山林、朝廷詔征不至的名士加以勸說。南陽名士樊英就是一個例子。漢安帝曾下詔征召,樊英不應,順帝又“策書備禮”,仍然遭到樊英以病推辭。而王逸卻寫信勸說,最后樊英居然聽從勸說,入京應征,被漢順帝拜為五官中郎將(注:《后漢書·樊英傳》:“莫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李賢注引謝承《后漢書》:“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當然,從根本上說這是由于封建朝廷的政治需要,而對著書立言來說,仍然是一項根本要求。與王逸先后入東觀校書的馬融,雖以才高著名,可他所作《廣成頌》,由于觸忤了臨朝稱制的鄧太后,后來因兄子喪,自劾而歸,被鄧氏怒斥“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免官。可見“推忠盡節”也成為“典校秘書”的根本要求,王逸生于其時,自不免有所遵循。
  著述要“推忠盡節”,因此,王逸批評班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應該怎樣看待屈原作品中的譏刺。王逸認為“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并沒有象《大雅》那樣“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所以班固批評屈原“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可是,我們又明確看到屈原作品的怨刺內容和表達的怨刺精神的,而這在王逸《章句》的解說中,也是很明確的。比如在《離騷》“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下,王逸注說:
    言己所以怨恨于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傲)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在“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dù@③”下,王逸注說: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dù@③忠信也。
  而在“椒專佞以慢@④兮,@⑤又欲充夫佩幃”句下,王逸又注說:
    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既如此,班固所言屈原“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并非虛詞,王逸自己也是清楚明白的,何以王逸要肯定屈原之詞的“優游婉順”,而否定班固的評論呢?看來這不是一個事實的真象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在《楚辭章句》的諸篇序文中,強調的是詩歌的政治諷諫作用。《離騷序》稱:“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九歌序》則說:“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九章序》又說《九章》所作“思君念國”,“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而在《九辯序》中,不僅說《九辯》之“變”,是“陳道德以變說君也”,而且還說《九歌》《九章》“以諷諫懷王”。其中雖也有“閔傷”,“舒泄憤懣”的意旨,卻很少關于“怨刺”的肯定,只在《惜誓序》中說:“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而劉安《離騷傳》以為屈原“自怨生也”,“以刺世事”,班固也以怨刺評騷,盡管不為班固所肯定,但在王逸《楚辭章句》敘中卻發生一大變化,這只能表明王逸的傾向,是在強調詩歌作為政治工具的諷諫作用,是在發揚以“三百篇為諫書”的傳統,而消解詩歌的怨刺精神。其實,這是根本源于王逸對屈原的人格價值的定位的原因:“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注:《禮記·少儀》。),“子以不問于其父母者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注:《后漢書·范升傳》。)特別是《白虎通義·諫諍》說:“為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于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王逸正是從“人臣之義”來確認屈原的角色,當然強調只能是諷諫,而不會是怨刺。
  漢代是經學盛行的時代,宗經自是漢代的學術傳統,所謂“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注:《論衡·程材》。)。自劉安評《騷》,比附儒家經典,班固卻又認為“非經義所載”,對此,王逸也表達了他的觀點,探討屈原的創作方法問題,這恐怕也是王逸對班固《離騷序》的駁斥。王逸認為:“《離騷》之文,依《詩》取興”,而且還進一步指出:
    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兮”,則“厥初生民,時維姜yuán@⑥”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翳”,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
  這可以說是在劉安以《離騷》此附《詩經》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展,成了整個“五經”的附庸,完全將《離騷》納入經學的領域。在《楚辭章句敘》中還牽強附會地逐句比附,抹煞了《離騷》與“五經”的區別,實際上也是抹煞了文藝作品同經學著作的界限。這在當時或者是一種推崇,實際上卻只是一種歪曲,是學術研究的庸俗化。這種將《離騷》創作的絕對的經學化傾向,仍然是出于王逸評論方法的政治道德化。因為經學是被漢代看作“致至治之成法”的王教典籍,本質上仍然是“明君父之尊”,而尊經的本質也是如此。清儒章學誠就曾指出:
  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注:《文史通義·經解中》。)。
  就是王逸自己對《離騷經》的解說,也表現了這樣的傾向: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離騷》的創作,是風諫君主的道徑,可見他的楚辭研究的政治傾向。因此,我們可以說王逸的價值傾向,體現的乃是封建的政治道德意識,即官方的意識形態。對于這種學術思想的庸俗化,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評論而言其淵源:
    學術傳統是上層文化(high culture)或“高級思維”(high level of thought),而意識形態則是下層文化(low culture)或通俗思想(popular thought)。不少人類學家與思想史家都認為后者是從前者滲透下來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現為前者的庸俗化與歪曲。從傳統中國的經驗看,這個“滲透”(seeping down)說尤其切合。以儒學為例,先秦儒家經典(特別是孔、孟、荀的著述)自然屬于“上層文化”或“高級思維”的范疇,漢代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官方意識形態則顯然是“下層文化”或“通俗思想”了。“三綱五常”(或《白虎通義》所說的“三綱六紀”)自然是先秦儒學滲透下來的,但其中顯然已有庸俗化與歪曲的成分。(注:余英時《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見《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
  盡管如此,王逸的《楚辭章句》卻成為漢代流傳后世唯一的楚辭研究著作。《楚辭章句》的價值傾向,也成了后世研究楚辭的基本傾向。著眼于政治道德評價,將屈原定位為“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的忠君愛國志士,所以他的作品完成的是臣子的職責,表達的是諷諫的社會功能,在性質上,是《詩經》的流變,繼承的是《詩經》的傳統,所謂“依《詩》制騷,風兼比興”,從而奠定了封建時代楚辭研究的基本模式。根本的原因,正在于王逸的評論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適應了中國古代社會這樣一個以個體農業為基礎、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并由此而形成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價值模式。這并不是由那一個社會成員的意志決定的,而是那個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決定了個體成員的選擇。正象亞里士多德在《物理論》中所指出的:
    每當所有的部分長得好象是為了一個目的而產生出來那樣的時候,這樣的東西就活下來了,因為它們自發地構成了一個合適的機體。反之,那些長得不是這樣的東西,就消滅了(注:轉引自《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255-256頁。)。
  綜上所述,東漢時期發生的這場楚辭研究的爭論,雖然反映了他們不同的價值立場、人生態度和歷史視角,也反映了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但無論是對屈原的貶斥或者推崇,我們都看到了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影響和制約;而且,盡管他們各自都在儒家的思想武庫中尋找了武器,卻呈現出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對不同時代的學術發展事實的關注和思考。因此,這場爭論給予我們更加深刻的啟示還在于:意識形態為了發揮導向社會共同行動的主要功能,它常常需要借助當時社會所達到的最高學術水準,“對于學術研究也必然要表現出干預和歪曲,壓抑”(注:余英時《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見《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版。)。用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深刻分析,則是:
    構成統治階級的每個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正是作為一個階級而進行統治,并且決定著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而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52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目加離
    @②原字氵加夸
    @③原字妒的繁體
    @④原字忄加舀
    @⑤原字木加殺加役去彳
    @⑥原字女加原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49~5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熊良智20002000屈原和楚辭的研究,在兩漢時期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自劉安作《離騷傳》,遭到班固《離騷序》的批評,變換視角,反映了文學發展與傳統學術分道揚鑣形勢下的價值轉換,后又引起王逸的批駁,從而進一步建立起一套道德本位的價值模式,更明確地體現了意識形態所發揮的導向社會共同行動的主要功能,以致最終確定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楚辭研究的基本定位。楚辭研究/《離騷傳》/《離騷序》/《楚辭章句》/批評模式/價值定位熊良智: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作者: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49~5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熊良智20002000屈原和楚辭的研究,在兩漢時期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自劉安作《離騷傳》,遭到班固《離騷序》的批評,變換視角,反映了文學發展與傳統學術分道揚鑣形勢下的價值轉換,后又引起王逸的批駁,從而進一步建立起一套道德本位的價值模式,更明確地體現了意識形態所發揮的導向社會共同行動的主要功能,以致最終確定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楚辭研究的基本定位。楚辭研究/《離騷傳》/《離騷序》/《楚辭章句》/批評模式/價值定位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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