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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迷惘與反思
歐洲的迷惘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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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高度發達的歐洲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思想和文化危機。這并非僅屬于一種“世紀末心理”,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長期的經濟蕭條、冷戰后的新局面、對人類生存危機的意識等是造成歐洲迷惘的直接因素。而后工業化發展的誤區、科學技術的失控,以及大眾傳媒的消極作用則是使歐洲文明陷入危機的深刻原因。
  但是,歐洲社會對其自身出現的這場危機并非熟視無睹。人們曾以消極或積極的各種方式作出了反應。有遠見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則對歐洲文明的基礎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批判了傳統的“進步”和“發展”概念,剖析了人類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建立未來歐洲文明的新觀念。
  中國和歐洲分別代表兩個文明的中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社會經濟方面出現了巨大變化,同時在思想文化領域也面臨著眾多新的問題和挑戰。歐洲文明出現的危機、歐洲人的危機意識和理性批判精神也應為我們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
  馬勝利:1950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副研究員。
  通訊地址:北京建內大街5號歐洲所(100732)
  在20世紀接近尾聲之際,發達的歐洲社會在文化、思想和精神方面籠罩著一種迷惘情緒,并正經歷一場潛在的文明危機。
  幾百年來,作為歐洲文明支柱的民主化、工業化、現代化和作為歐洲基本價值觀的理性主義、科學思想、進展觀念不僅促進了歐洲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還擴展到全球范圍,得到了人類社會的廣泛認同。然而近些年來,歐洲文明似乎日漸陷入危機之中。意味深長的是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只給歐洲人帶來極為短暫的歡悅和幻想,他們爾后便陷入更深重的迷惘和失望。作為原因和結果,野蠻暴力、極端主義、宗教迷信等現象和悲觀、懷疑情緒在社會和人們心理中普遍擴散開來。
  這些現象表明了歐洲于世紀末的心理,歐洲文明的衰落,或是歐洲對自身發展的反思?還是兼而有之?
      一、迷惘成為一種社會心態
  筆者在不久前訪法時發現,社會上的迷信活動比以前大為增加了:兜售占星術、相面和算命的廣告在廣播電視上頻繁播放,地鐵站里也出現了占星師的大型廣告面和宣傳櫥窗。據有關統計,法國現有職業占星師一萬名,有1000萬名法國人曾經求占星師算過命。《世界報》的一項調查表明,有58%的人認為占星術是科學,46%的人認為它能夠解釋人的性格,82%的人認為有些現實是科學不能了解的[①a]。故此,有些企業在招收雇員時,除了依據本人簡歷外,還要聽取占星師對他的“評語”,理由是這樣“更加保險”!在啟蒙思想和笛卡兒的故鄉再度興起背棄理性和求助神靈的現象,這的確令人深思。
  對前途和命運的不安還有更加悲觀主義的表現。在2000年即將來臨之際,不少歐洲人陷入了深刻的恐懼之中。看到戰亂沖突、社會犯罪、環境惡化、愛滋病、人口爆炸、饑餓、地震、水災在全球的蔓延,他們越來越相信:世界的末日即將來臨[②a]。此外,西方社會的吸毒、酗酒難以根除,抑郁癥對人們的困擾越來越普遍化。繼美國得克薩斯州韋科莊園80多名大衛教派信徒集體自殺后,瑞士也出現了宗教團體自毀事件。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顯示,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中死于自殺的人數一直在上升。
  除心態方面外,歐洲文明的危機也表現在社會和政治方面。近年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政局激烈動蕩,傳統政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極右勢力躍躍欲試,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極為猖獗。共和思想民主制度遭到空前的懷疑和動搖。社會矛盾也在加劇,犯罪率上升,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面臨崩潰的威脅……
  歐洲的迷惘也曲折地反映到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中。由于感到缺乏把握未來的能力,曾風行一時的未來學已逐漸消聲匿跡。在社會和自然界出現的大量新現象使不少理論家和學者陷入驚訝和茫然。因此,他們對“絕對體系”的追求和對“真理”和“理性”的崇尚明顯削弱,而相對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傾向在思想界有所抬頭。學術界理論探索和綜合研究之風大不如前,而研究題目務實,分析就事論事,假設和結論趨于謹慎開始成為一種潮流。故有的學者感嘆,社會科學進入了“真空時代”[③a]。
      二、直接的原因
  似乎不應把歐洲的迷惘僅僅歸結為“世紀末的心理”,這些心理現象的生成離不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
      1、經濟危機及其后果
  歐洲經濟在戰后曾有過近三十年的迅速發展時期,但從70年代起便開始陷入周期性的危機和徘徊之中。冷戰后開始的這場危機持續時間長,并具有周期性衰退與財政金融危機交織,結構性危機與周期性危機并存的特點,因而其后果更為嚴重。歐共體12國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從1990年的3.6%降至1991年的1.4%和1992年的1.1%,1993年甚至出現了0.3%的負增長。1993年,西歐失業總人數超過2400萬,其中歐共體12國總失業人數達1800萬,平均失業率為10.8%。經濟衰退還造成政府赤字和國債居高不下。西歐12國預算赤字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超過6%,累計債務占社會總產值比重達65%[④a]。在削減開支的清單中,社會福利首當其沖。西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仍在痛苦中進行。生產下降,通貨膨脹,失業嚴重,赤字巨大,收支惡化的現象已持續多年。據聯合國估計,東歐各國自1988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工業生產累計收縮40%。
      2、冷戰后的新問題
  柏林墻的倒塌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曾在歐洲激起高漲而短暫的激情和希望。然而冷戰后的歐洲人很快便不得不面對一系列嚴酷現實:從薩拉熱窩到格羅茲尼,種族戰爭和宗教沖突取代了東西方的對峙;新獲獨立的多種族國家來不及實現民族融合,種族間的沖突采取了野蠻和瘋狂的方式,而國際社會和國際組織對此卻無能為力,巴爾干化的陰影籠罩著整個歐洲;原東歐國家的人民拋棄了舊制度,也失去了最起碼的生存保障,新政權帶來了巨大希望,但尚未給他們實際的幸福;冷戰后的西方如同斗士突然失去了對手,不由得感到茫然、失落和空虛,其自身的弱點和問題也隨即突出起來:政治動蕩,官員腐敗,社會矛盾加劇,極端主義猖獗……急劇的變革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和希望,新的現實和未來前景又令人難以把握。歐洲人告別過去后又走上未知的路,他們所感到的必然是不安和迷惘。
      3、生存危機的意識
  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感到,甚至人際的生存也遭到嚴重威脅。例如,吸毒已成為社會頑癥,它使人獲得一時的精神解脫,但從此便離不開死神的陪伴;愛滋病正在迅速地在蔓延。目前世界上已有1600—1700萬人攜帶愛滋病毒,到2000年將有3000—4000萬人被感染。其可怕之處在于,人類對這一病魔還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1994年在巴黎召開的世界愛滋病大會充分表達了這種憂慮;冷戰的結束并沒有消除核死亡的威脅,幾千枚核導彈仍部署在地下或在天空和海洋游蕩。核武器的微型化和不斷擴散大大增加了恐怖主義和政治狂人的危險性。
  自70年代初埃爾利希(Ehrlich)和梅多斯(Meadows)宣告環境災難的預言后,地區性生態的惡化以及田地、森林、河湖和城市的污染日益嚴重。大都市空氣中過量的有害氣體可導致人們哮喘、大腦和心臟紊亂以及抑郁癥。塞維索的毒氣泄漏,切爾諾貝的核事故,咸海的干涸,貝加爾湖的污染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后果。人們發現,生態的威脅超越了國界:萊茵河的污染涉及到瑞士、法國、德國、荷蘭和北海。切爾諾貝利的影響侵入并超越了歐洲大陸。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劇了溫室效應,使南極出現臭氧空洞。人類生存的地球的防御機能正在一個個遭到破壞。
      四、深層的危機
  毋容置疑,歐洲文明危機的問題不是近年來才提出的,也不是僅僅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我們認為,要探索歐洲文明危機的緣由,還應對歐洲社會的內在矛盾和深層背景進行分析。
      1、工業社會的現代化誤區
  我們知道,自16世紀初資本主義發跡以來,歐洲在短短400年里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和物質與精神文明的巨大豐富,黑暗落后的歐羅巴不僅成為全球最強盛富裕的地區,并且實現了對全世界的征服和擴張。當然,這一文明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也始終伴隨著剝削、流血、危機、暴力、戰爭和反抗。20世紀末,西歐工業社會進入了“后現代”階段,其發展進程中所固有的盲目性和弊端也以新的方式顯露出來。
  歐洲經濟一直在危機與非危機,失調與調整之間擺動。經濟學在形式上雖然越來越精確和抽象,但卻往往忽視人和社會的復雜性,從而時常陷入盲目的境地。為了產品而創造消費,而不是為消費而制造產品,消費社會的惡性循環越來越失控。經濟增長和擴大需求成為社會的動力和目的,這雖然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也使生活方式出現混亂。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摧毀了歐洲千百年的鄉村文化,并開始侵蝕著地區文化。今天的西歐有80%的人居住在城市,并受到交通堵塞、城市噪音、精神緊張和各種污染之苦。物質貧困也在蔓延,歐洲聯盟各國有5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精神貧困卻不僅在吸毒和犯罪成風的街區,也籠罩著豪華的富人區。因此歐洲一些專家指出,經濟增長不僅使生物圈受到破壞,而且給人們的“心理圈”即精神、情感和道德造成了不良后果。
  《資本主義史》的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米歇爾·博歐(Michel Beaud)指出,繼商業資本主義、加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等階段后,西方社會自80年代起進入了“服務資本主義”階段。微笑、幫助、服務、風景、陪伴孤獨,以至新鮮空氣、器官、精液、子宮、血液等都成了商品,不再有義務奉獻、無償犧牲和友情好施,非貨幣的東西幾乎喪失殆盡。發達工業社會在能源利用、自動化、信息化方面的成就為人們提供了充分享受消費、交流、福利、舒適和個人解放的條件。然而,在最發達的社會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生活質量下降,人際關系惡化以及失去自主和自信的現象。
  以技術官僚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把工作無限分割和專業化,從而壓抑了人的主動性、責任感和工作興趣,剝奪了他們思考的時間和自然節律。發達工業社會的管理機制如同一架高度精密的機器,它壓縮了人際間的自然交往,使人們只能按照程序和指令行事。社會生活的“機械化”無視生活的復雜性,把人變成了齒輪和螺絲釘。這也使歐洲的民主制度從根本上受到威脅:問題越來越帶有技術性,解決它的權限也越會從公民轉入專家手中。如核武器這一決定人類命運的手段便只能掌握在一兩個首腦人物手中。講求效率和競爭最初是一種激勵因素,但它最終卻導致了利己主義、消極和分裂,即成了瓦解因素。在發達社會中,瘋狂追求消費或整日庸庸碌碌成為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旅游和探險也成為尋求刺激、彌補空虛和在異國“夢游”的手段。
  現代化曾給歐洲人帶來許多幻想,他們希望通過現代化實現個人解放,價值多元化、普遍世俗化和真、善、美。然而他們看到,工業社會發展的誤區導致了人格異化,信念喪失,精神空虛和道德敗壞。
      2、科學技術的失控
  科學技術是歐洲文明的重要支柱,進步和發展的核心。但今天我們看到,科學技術正反兩方面的矛盾作用卻表現得越來越突出。物理學對核能的掌握既能促進人類進步也會導致人類毀滅。生物學自80年代對基因和生物分子的研究促進了遺傳工程實驗,對大腦的操作實驗預示著調控人的思想的可能。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對人權造成威脅和挑戰:生物遺傳技術和醫學的進步促進了借胎生子、試管嬰兒、器官移植等現象的出現,從而對人的定義、生命權、隱私權以及現在倫理道德和價值標準產生沖擊;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使人們的隱私權越來越少,公民在各個領域的民主權利受到壓縮,不得不任憑技術官僚的控制和擺布。
  科學技術的失控還表現在,人們對科學和進步的迷信使人造機器的邏輯,植入日常生活,灌輸到人們的意識和思維中。我們知道,人和機器有著根本性的區別。盡管最復雜的機器(機器人、電腦)能夠取代人的許多工作并具有了某些智能,但人類的生命、精神、智慧和主體性是不可替代的。人們發現,人造機器在把人從繁重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又可能會把勞動者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于是,人對科技的掌握變成了科技對人的掌握。這種現象已從工業部門發展到社會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冰冷、刻板、武斷的技術官僚以量化和割裂一切的方式處理所有問題,他們壟斷了組織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權利,由此造成的失誤的損失不勝枚舉。
      3、大眾傳媒的消極影響
  隨著科技發展,人類已進入了信息時代。在歐美發達國家,大眾傳媒已成為文化中最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毋庸置疑,大眾傳媒有力地促進了全球化的實現。廣播、報刊及時把各種信息傳送給人們,電視把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如洪水、火山爆發、政變、戰爭、政治家遇刺、體育大賽、節日慶典乃至人類登月直接再現于觀眾眼前。這促進了人們對全人類事務的遠程參與。此外,作為教育和娛樂的工具,大眾傳媒無疑具有極高的價值和非凡的力量。
  然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傳媒也同科技一樣,逐步從客體變成了主體,從服務和造福人民發展到控制和左右民眾。傳媒已成為繼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大權力,記者被人們譽為“無冕之王”。因此,傳媒往往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社會和大眾的需求之上。名利的誘惑以及時效或政治的壓力使記者撒謊造謠,蒙蔽世人的事時有有發生:美國《華盛頓郵報》黑人女記者珍妮·考克以編造貧民窟兒童悲慘處境的報導獲得了“普利策獎”,這成為傳媒界轟動一時的丑聞。在歐洲,近年來同樣出現了德國《明星畫刊》偽造《希特勒日記》,《明鏡周刊》偽造瓦爾德海姆迫害猶太人的史料,法國一電視臺播放無中生有的《薩達姆警衛專訪》和《卡斯特羅訪談》等事件。無怪乎法國一項調查顯示,有50%的人懷疑傳媒的真實性,以前頗受尊重的記者在職業排名榜中已被輿論排在了娼妓之后[①b]!
  視聽和傳播技術的進步大大消除了信息的時間和空間障礙。“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理想似乎實現了。而實際上,由于激烈競爭,傳媒界往往沒有時間對信息進行整理和分析,為信息的迅速和直觀性而犧牲準確性的事時有發生。人們相信“眼見為實”,而實際上畫面往往只能刺激視覺和感官,無助于對事件的分析和思維,還會加重盲目性和依賴心理。我們知道,電腦制作技術在影視方面的運用已達到了“無中生有,以假亂真”的程度。如果借此來誤導公眾,其社會后果可想而知。這種危險已引起社會輿論和有識之士的嚴重關注[②b]。美國學者理查德·埃克斯利在分析西方大眾傳媒對社會文化所起的負面作用時總結出如下五點:
  “1、未能體現出一種條理分明、內在的首尾一貫的對世界的看法;
  2、分裂而不是團結我們,把公眾的討論變成兩個極端之間的論戰——描述沖突,而不是尋求意見一致;
  3、把我們個人體驗以外的世界描繪成是充滿混亂、剝削和暴力的世界,從而增加了我們的憂慮感,并對我們進行恐嚇;
  4、推崇一種膚淺的、物質第一主義的、以自我為中心和縱欲的生活作風——這是一種越來越多的公民無法享受到的生活方式,從而貶低我們的價值準則,引發了我們的不滿情緒;
  5、在我們面前制造了一種生活更有活力、更美滿、更加成功、更加激動人心的形象,從而腐蝕了我們的自我價值感,令人感到自身的無能。”[①c]
      五、歐洲人的反應和思考
  歐洲文明面臨的危機是否標志著歐洲永遠的衰落?如果我們不僅看到這種危機本身,還看到歐洲人對危機的反思便不會得出此種結論。
  從古代希臘羅馬算起,歐洲文明幾千年來雖然經歷過多次重大危機和曲折,但始終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和重要價值。歐洲文明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在當代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這種生命力的表現之一便是它的危機意識和對自我批判的能力。在20世紀末的這場文明危機中,能夠使歐洲發現問題,認清處境,改變現狀,以至走出困境和超越危機的思想武器也應是這種危機意識和自我批判精神。
      1、社會反應
  文明危機引起的社會反應從60年代起開始出現。物質繁榮和精神貧困形成了明顯反差。經濟和科技的盲目發展,官僚體制的僵化,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社會生活的乏味逐漸引起各個階層的不滿。青年是文明網絡中最脆弱和敏感的環節。吸毒現象和“嬉皮仕”的出現可算是迷惘的青年作出的消極反抗。1968年,席卷歐洲的抗議風暴喚醒了人們對文明危機的意識。從那時起,歐洲人對幸福的神話提出了疑問。宣揚理想主義和以皆大歡喜為結局的文學主題受到嘲諷,婦女雜志也從提供幸福良方轉為向讀者建議勇敢面對離婚、孤獨、疾病和衰老等問題。社會生活中也興起了抵制官僚化、城市化,尋求自我保護的浪潮。人們努力增加假期以實現工作與閑暇、城市與鄉村交互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古樸成為服飾、擺設和飲食方面的時髦。
  歐洲人還試圖通過性愛來擺脫文明危機。自60年代后,男女關系中的許多禁忌被打破了,愛情超越了婚姻和家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泛濫的愛情變得越來越脆弱和不穩固。男女間的頻繁離合,感情中膚淺、倉促因素的增加,愛滋病的傳播,這些都表明,愛情本身也受到了感染。于是,東方文化也被一些歐洲人當做醫治文明病的良方。瑜伽、禪宗這類有調理身心健康和減少煩躁情緒的方法已為許多人所采用。有人為逃避現代社會,追求原始的真和美,還對其他古老宗教和崇拜活動產生興趣。近20多年來,歐洲興起了以維護生態、和平、女權、人權等為宗旨的新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這些思潮和運動以及與之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在歐洲社會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得到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其中有些(如生態運動)甚至開始在歐洲政治生活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
      2、對歐洲文明的反思
  有遠見的思想家、政治家對歐洲文明的危機有更強烈的意識。他們在許多言論和著作中對歐洲文明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首先,他們對“進步”的觀念進行了反思。歐洲人曾普遍相信,時間是一種上升運動,由科技、經濟和理性推動的進步就是人類歷史的進程,這一進程可以無限延續下去。如今這種進步觀念已傳遍全世界,以致越來越多的人用以指導自己行動的不是歷史經驗,而是對未來的向往。然而,進入20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人類空前的災難;70年代后,各種進步模式先后失去吸引力:歐洲的社會主義陷于全面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墮入長期蕭條,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長期擺脫不了政治動蕩、經濟衰退和社會沖突的困擾。人們對未來和進步的希望開始破滅。針對這種“未來危機”,歐洲具有憂患意識的有識之士提出,人類歷史的進程并非無條件地表現為進步和上升,而人類乃至地球的毀滅倒是可以肯定的。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指出:“自從智人出現后,對自身和他人死亡的意識便存在于每個人頭腦中。羅馬帝國滅亡以后,關于文明有生也有死的思想應運而生。一個世紀以來,當代宇宙學的成果加強和傳播了關于地球和太陽將會死亡,生命也將與之同歸于盡的知識。但現在,除了這些已知的死亡之外還應加上人們內心的枯竭和總體的毀滅。”[①d]因此,人類必需放棄對進步的盲目崇拜,自覺地認識面臨的所有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爭取最好的前途。
  其次是對“發展”的反思。發展的思想是歐洲戰后最重要的觀念之一,目前已被大多數國家和聯合國所接受。在西方語言中,發展和發達屬同一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發展經驗和進步觀念為基礎和范例的。這種發展觀念相信,工業化可以促進福利和幸福,經濟增長必將帶來社會繁榮。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和思想家認識到,以技術和經濟為核心的發展觀念忽視了人的特性、社會的和諧、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歷史文化的價值;它不僅造成了發達國家的文明危機和世界性的環境惡化,而且加劇了南北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占全球人口25%的富裕國家消耗著75%的能量)和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困境。他們認為:這種“發展主義”蘊涵著野蠻和盲目,實際是一種“不發達的”發展觀念。“發展主義以經濟學和計量學的眼光看待事物,無視古老或傳統社會的文化財富……發展主義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理性化產生的結果,它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發達社會的文化和所有文化一樣,除了具有真理和深刻美德(例如使我們看清自己文化的缺陷與不足的自我批判理性)以外,也包含著隨心所欲的觀念、無根據的神話(其中包括關于進步的天意神話)、莫大的錯覺(例如錯誤地認為為自己已達到理性之巔并是唯一掌握理性者)和可怕的盲目(其中包括散亂、割裂、簡單化和機械主義的思想),只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罷了。”[②d]于是,“持續發展”的思想應運而生并很快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例如在環境保護方面,歐洲不僅涌現出大量生態協會或政黨,有的國家還建立了環境保護部。
  最后是對人類觀念的反思。許多思想家和有識之士都認為:歐洲出現的危機是全面的,面臨的問題盤根錯節,以簡單僵化的思想難以認識和解決這些問題。因此首先應當更新人的觀念,以復雜化的思想對待復雜的事物,這才是歐洲走出危機的必要前提。他們看到,在工業化社會中,人們的思維方式受到機械邏輯的影響,習慣于割裂和簡單化地看待事物,這種現象的后果是不容忽視的。吉迪恩(Giedeon)稱此為“機械化發號施令”[③d],喬治·里策爾(George Ritzer)則將其稱作“社會麥當勞化”[④d]。他們認為,生活的現實是無限復雜和千變萬化的,人的頭腦則是一架有上千億個神經元的神奇機器。作為現代社會的產物,專業化曾對深化人類知識產生過積極作用。但歐洲發展到今天,知識的專門化和相互分隔已使人難以認識人類復雜的統一性和多樣性。例如,人類的生物特征被劃歸生物學和醫學,人類的心理、文化和社會特征被劃歸人文科學。如此便造成了:社會學沒有能力認識個人;心理學沒有能力認識社會;歷史學孤芳自賞;經濟學把人提煉成蒼白無血的經濟工具;哲學則封閉在高級抽象之中……因此,西方在70年代起出現了一門多維度的科學——人類學,它力圖把生物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心理學聯系在一起。目前,歐洲的一些思想家正在倡導創立一門嶄新“人類政治學”[①e],它的實現不令有待于教育領域的根本性改革,更取決于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
      六、歐洲的啟示
  歐洲和中國是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中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藩籬逐漸打破,空間和時間距離大為縮短。我們應該并能夠從歐洲的迷惘與反思中獲得一些啟迪。
  首先,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十幾年中,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與此同時,急劇的變化在社會、文化以及思想和心理方面造成了許多新問題和不平衡。這些問題能否解決關系到改革的成敗。因此,在2000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國也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它的健康發展將是對人類的貢獻,它的落后和混亂將會給世界帶來災難。所以,我們和歐洲同樣都面臨著重大的歷史抉擇。
  其次,中國和歐洲在發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但先發達起來的歐洲,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況且,歐洲出現的許多問題在我國已經有所表現,如環境問題、地區差距問題、文化教育滯后、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和道德水準下降問題等。另外,為防患于未然,我們也必須高度重視發達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科技及傳媒方面的反面經驗以及西方有識之士對此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從而自覺避免重蹈西方的復轍。
  最后,我們也應學習歐洲人的危機意識和理性批判精神,專家學者更有責任對我國面臨的和將會出現的問題進行綜合、深入的思考。此外,我們從歐洲有識之士對文明危機的反思中不難發現,他們始終把“人”(包括人的需求、幸福和全面發展以及人類生存等)作為關注中心和出發點。我們許多人在實際活動中卻經常忽略。在這方面,我國一位歷史學家在談到史學的困惑時講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一段時間里,我們的歷史研究被局限于‘發現’和說明普遍歷史規律……‘人’這個歷史本來的主體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動,人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人的首創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創造性,人在各種集團中的地位,人的身份和個性,似乎統統都不重要了。對歷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導致了非人性行為的史學。如果‘人’的地位不恢復,我們的歷史書就……不成其為歷史。”[②e]
  總之,歐洲和中國都在思考如何跨入新的世紀。一些戰略家和學者正在討論21世紀屬于美國,歐洲,還是中國。應該看到,這場“世紀的競爭”尚未結束,能否獲勝將取決于一個民族和文明是否能勇于進取,超越自我,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
                      (本文責任編輯:沈雁南)
  ①a參見1993年6月3日出版的法文版《快報周刊》。
  ②a由于近年來世界各地自然災害頻繁,環境惡化加劇,越來越多的人担心人類的命運受到威脅。據調查,在美國有9000萬人相信世界末日將會來臨。參見1993年9月2日出版的《快報周刊》。
  ③a參見馬勝利,《法國社會科學的現狀和發展》,載于《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一、第二期。
  ④a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所,《1994年歐洲局勢研究報告》和《1993年的歐洲形勢年度報告》。
  ①b關于西方傳媒存在的問題,可參見馬勝利,《扯謊——傳媒界的癌》,載于《橋》1993年第五期。
  ②b近年來,大眾傳媒存在的問題在社會輿論和傳媒業內部引起了許多討論。筆者1994年在法訪問期間也曾聽著名學者德里達、富熱羅拉教授等人談論和分析了這些問題。
  ①c引自理查德·埃克斯利在美國《未來學家》雜志1993年11—12月號上發表的文章《西方日益加深的文化危機》。
  ①d引自埃德加·莫蘭和安娜·布里吉特·凱恩,《地球家園》,1993年,瑟伊出版社,第112—113頁。
  ②d同上書,第90—91頁。
  ③d參見吉迪恩,《機械化發號施令》,194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
  ④d參見喬治·里策爾,《社會的麥當勞化》,1992年,塞奇出版社。
  ①e引自埃德加·莫蘭和安娜·布里吉特·凱恩,《地球家園》,第159—179頁。
  ②e張芝聯,《當代中國史學的成就與困惑》,載于《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四期。*
  
  
  
歐洲京57-64K5世界史馬勝利19961996 作者:歐洲京57-64K5世界史馬勝利19961996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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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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