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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史與經濟史研究筆談
環境史與經濟史研究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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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歷史上“天人”觀和“主客”觀的演變
  ——在“環境史視野與經濟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吳承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100836)
  會議資料豐富,又聆宏論,使我大開眼界,尚待學習消化。我于環境史無知,僅談點歷史觀。近年來我研究歷史觀有三項內容:(1)人與自然的關系;(2)人與人的關系;(3)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最后一項屬認識方法論,亦主體與客體問題。
  前兩項來自司馬遷與馬克思。馬克思認為,歷史應該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描述,他譴責西方史學(從近代史學之父蘭克算起)拋棄了自然,造成歷史與自然的對立。馬克思在經濟學上講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在哲學上講人與自然的“同一”,“本質上是統一的”。但由于人被社會制度異化,與自然對立起來。要到共產主義,消除人的異化,復歸統一。全部歷史就是:自然經過改造,人道主義(指仁慈humanize)了;人經過革命,舍棄利祿,自然主義了。這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也是“歷史之謎”的解答。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歷史觀。
  我認為,孔子、司馬遷以來的歷史觀(世界觀)都是天人相通的。孟子有“萬物皆備于我”說法,但注明是“求其在我者”,如仁義、天理,“求則得之”。若是“求其在外者”,如田地、財富、官爵,那就聽天由命了。荀子有“參”與大地活動之說。《中庸》晚出,講“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三”,但這也是天人相通。到宋張載、程顥才正式提出天人合一。張載最精彩的話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所以如此,是因為“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人都與物同體。程顥的名言是“渾然與物同體”(《識仁篇》)。到王陽明,更明確天人合一,“大人者,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大學問》)。
  他們所說的天人合一都是人與物同體或一體。體即本質,猶馬克思“本質上是統一的”。本質與現象,中國稱體與用,或本與末;從方法論說,就是主體與客體。程顥說,“但得道在,不系今與后,己與人”;己與人就是主與客,都可得道。王陽明說,“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但宋明理學不是否定主與客的區別,而是把主與客處于同等的地位,反對以我為主。這來自禪學,禪宗純屬中國哲學。禪宗講“主看主”,不是主看客。形象地說,就是“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景德傳燈錄》)。月生海是自然現象,與人上樓相關出現,但都是自主活動,是主與主的關系。
  西方歷史觀,自哲學之父泰勒斯以來就強調主客對立,到康德,尤其是黑格爾,就變成以我為主的歷史觀,并提出歷史中心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胡塞爾的現象學提出Eidos,即直接認識事物本質。這種認識論是主客體在同一層次上出現,動搖了傳統的主客對立。接著,存在主義興起,海德格爾的詮釋學、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學,用時代“先見”或“語境”來解釋歷史文本(文獻),消除了主體與客體的對立。海德格爾的學生迦達默爾的詮釋學,把研究歷史看作是今人與古人的對話,而且是“沒有主人、沒有目的、沒有終結”的對話,這就更接近于中國主體關系的認識論了。到20世紀80年代,哈貝馬斯提出“交往理性”論,包括人與“物理世界”即自然的交往,所有認識都是由相互交往得來,就完全是主與主的關系了。哈貝馬斯說他的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馬克思沒有明確的主客關系,但哈氏的理論,與馬克思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的論點是一致的。
  清代江南經濟:自然環境作用的一個典型
  方行
  (中國社會科院經濟所 100836)
  江蘇、浙江兩省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等8府和太倉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環境,形成為一個經濟區,即通常所說的江南地區。
  自然環境,從經濟史來看,是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自然條件。江南地區自然環境優越:地勢平坦,平原遼闊。江海環抱,湖泊河港縱橫,水資源豐富。亞熱帶氣候溫和潤濕,日照充足,無霜期長,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適合農作物的生長。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區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帶,地勢高仰,多沙質土壤,具微堿性,適宜種植耐旱并有抗堿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圍的低田地帶多水,其保肥能力強的壤質粘土,適宜種植桑樹,其中性壤土適宜種植喜濕的水稻。
  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及其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農業分工的自然基礎。稻、棉、桑遂成為農作物種植的最佳選擇。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發展的影響,“是一種可變的量”。① 生產力水平的高低,與其作用的大小呈負相關。在清代生產力的條件下,自然環境還具有強大作用。人們只能適應和利用自然環境,以充分獲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產力。江南人民遂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以盡量發揮土地的潛力。
  首先是擴大棉田與桑地,以進一步適應生態條件,優化農業布局。
  明代江南農民因地制宜,發展糧食、棉花和蠶桑生產。明中葉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麥,低者稻,平衍者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②。江南農民就在明代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大面積改稻田為棉田,改糧地為桑地。常熟縣的東高鄉,雍正間,“種棉十僅四五”,到乾隆間已“種棉漸多于稻”③。道光間,太倉州及所屬鎮洋、嘉定、寶山等縣,已是“種稻之處十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興府的旱地,明萬歷時為42萬余畝,至清嘉慶間,增為55萬余畝,大都成為桑地。江南地區的沿江沿海遂成為以棉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產區,太湖南部成為以桑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產區,太湖北部成為以稻為主的水稻產區。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帶與低田地帶分界線上的各縣,如武進、常熟、昆山、桐鄉等縣的農作物種植也沿此線而涇渭分明⑤。
  其次,發展農業生產技術。
  清代江南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入更多勞力,發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細作技術;又增加用肥,發展了墊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術。他們種田治地,施用糞肥、河泥、綠肥、豆餅等肥料。種桑種棉的用肥更多于種稻。用肥增多,促進了肥料的商品化。綠肥種子和豆餅通常都需要購買。經營地主和富裕農民購買糞肥的漸多。《沈氏農書》曾記載到平望鎮買“磨路(牛糞肥)、豬灰(豬廄肥)”,到“近鎮買坐坑糞”,還要從桐鄉“必往杭州”買人糞,等等。餅肥肥質優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餅肥已經很普遍。據《沈氏農書》、《浦泖農咨》和《租核》等書提供的資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經營地主與富裕農民每畝土地用餅肥的貨幣支出,約增加2倍多。勞動集約型農業向資金集約型農業轉變開始顯露苗頭。清代以“糞多力勤”為特點的農業技術體系,就是在江南農業生產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種田固不出糞多力勤四字”的《補農書》(包括《沈氏農書》)實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體地以糧食為例,詮釋了其增產效果:治田“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⑥ 清代江南地區種糧、種棉、種桑養蠶的農書很多,這些都是農民生產經驗的結晶。農業技術的發展,正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然條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體現。
  經過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棉花和蠶桑生產,在明代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生產者如果就地取材,從事棉紡織業和絲織業,就可以節省經過市場環節的各種費用,降低成本。農民如果以自己生產的原料進行加工,更可獲得種植經濟作物的收益,減少原料費用。許多農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終之”。《沈氏農書》也說,農民織絹,“若自己蠶絲,利尚有浮”,都是說的這個道理。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棉織品與絲織品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手工業品。它們都是衣著材料,特別是棉布更是廣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們都有廣闊的消費市場。充分利用原料資源的巨大優勢,發展農產品產業化,就成為江南人民必然的經濟選擇。棉紡織業和絲織業都是傳統經濟中的重要產業,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賈,致富饒”,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賜,竟使二者都作為支柱產業,并行發展。
  棉紡織全為農民家庭手工業,在棉、糧產區,“比戶紡織”。在蠶桑區,也有大量農民從事紡織,棉紡織在江南地區普遍發展。有些農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謀生之方已不專仰于田畝”,棉紡織已從副業發展為主業。他們既不離鄉,又不離土,就地實現了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生產。
  棉紡織的發展,帶動了生產工具和染整加工的專業化,延長了產業鏈。紡車、綻子與布機,各城鎮均有生產,青浦縣的“金澤錠子謝家車”最負盛名。棉布漂染有藍坊、紅坊、漂坊、雜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設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離,各自成業。染坊、踹坊大都設于城鎮,蘇州最為集中,雍正間,有染坊450余處,染踹工匠“總計二萬余人”⑦。
  蠶桑區有大量農民從事絲織,俗稱“鄉機”。有些從事絲織的農民,“田功半荒”,生產也已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眾多絲織機戶則集中在盛澤、南潯、濮院、雙林、黃溪等市鎮和江寧、蘇州、杭州等城市。個體機戶“皆自織”,只使用家內勞動力。大多數機戶擁有較多織機,雇用機匠生產,屬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鄉民間織機共約8萬臺,比明代后期最多不過15000臺大大超過。盛澤鎮“中元夜,四鄉傭織多人及俗稱曳花者約數千計,匯聚東廟并升明橋,賭唱山歌”⑧,雇工人眾,可見一斑。絲織機具的制作也已專業化,江寧即有專門制售機具的機店,梭店、筘店、籰子店、綹梭竹器店等,多屬前店后廠。綢絹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練坊。濮院鎮的練坊,即有“傭者數十人,名曰練手”⑨。
  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呈現出農民家庭手工業從副業向主業發展的趨勢,城鄉手工業呈現出從家庭勞動向雇傭勞動發展,從個體小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趨勢。這種趨勢在江南地區,特別是在棉紡織業和絲織業中,表現最為顯著。這是農產品產業化發展的結果,也是農產品產業化進一步發展的條件。江南地區終于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綢緞生產基地和棉布生產基地。
  生產創造需求,需求拉動生產。江南地區所產棉布和棉花、綢緞和蠶絲都開辟了廣闊市場。對這些商品的產量和商品量,學術界都做過許多估算,但由于數據缺乏,何者更接近實際,難以評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給人以一種具體印象。棉布因北方織布興起,秦晉市場收縮。但仍然保有北至山東,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開辟了東北廣大市場。嘉慶時人說:“冀北巨商,挾資千億,岱隴東西,海關內外,券驢市馬,日夜奔馳,驅車凍河,泛舸長江,風餐水宿,達于蘇常,標號監莊,非松不辦”⑩。太倉州棉花質優價貴,而“北土之吉貝賤”,故江南輸入北方的棉花,而賣出太倉棉花以獲取比較利益,閩廣商人每年從太倉州購買的棉花,“無慮數十萬金(11)”。
  綢緞的銷售面更廣。乾隆時杭世駿說,杭州“饒蠶績之利,織紝工巧,轉而之燕之齊之秦晉、之楚、蜀、滇、黔、閩、粵,衣被幾遍天下”(12)。而南京綢緞,也是“北趨京師,東北并高句麗、遼沈;西北走晉絳,逾大河,上秦雍、甘涼、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嶺、湖湘、豫章、兩浙、七閩;沂淮泗,道汝洛”(13),實無遠不至。江西織葛,福建紗絹,山西潞綢,廣東粵緞,均需摻用湖絲。“湖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鑠,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14)。
  絲和以南京布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僅次于茶葉居第二、第三位。它們都主要是江南地區的產品。直至19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始終居于出超的優勢地位,大量白銀內流,也活躍了城鄉經濟。
  江南地區棉紡織業和絲織業的發展,是在傳統經濟條件下,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農產品產業化工程。它把種植、加工和流通有機結合起來,擴大生產規模,延長產業鏈,增加商品供應,提高經濟收益,使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都得到協調發展。正如包世臣所說:“松太兩屬,方壤不過二百里,歲供編銀百余萬兩,額漕六十余萬石”。“而今數百年來,紅粟入太倉者,幾當歲會十二;朱提輸司農者,當歲會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業,稱東南樂土”,就是因為“凡所取給,悉出機杼”的緣故(15)。錢泳進一步指出,“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為國家之根本也”(16)。他們都充分肯定了這種農產品產業化所創造的巨大財富。在一個面積4.3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之內,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竟能滿足國內外從初級產品到最終產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業革命前的世界歷史上,無疑是罕見的。
  江南地區不但有優越的自然環境,還有優越的人文環境。從經濟史來看,人文環境就是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社會條件。它也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對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能動作用。社會條件主要是政治條件與文化條件,或者說是政治環境與文化環境。自然環境是自然形成的,人類無能為力,而人文環境卻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優越的自然環境,導致經濟發達;經濟發達又會導致文化繁榮。優越的文化環境歸根溯源,實際是優越自然環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區人文蔚起,人才輩出,形成優越文化環境,對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促進作用。
  江南地區的人文蔚起,集中通過科舉效應顯現出來。據清代進士題名錄統計,清代共錄取進士26815人,江南地區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蘇州府有658人,占全國進士總數的2.8%(17),居全國各府之冠。清代狀元共114人,江蘇有49人,蘇州也多達24人(18)。其他如舉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區書院家塾林立,讀書喜學成風。讀書人越多,知識分子的基數越大,科舉中式率就越高。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資的。科第層次越高,教育社會成本就越高,教育個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堯說,“非父兄先營事業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19)。此話雖有些片面,但也說明了文化發展,需要經濟的支撐。
  “學而優則仕”,讀書人總是會進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區尚書、侍郎之類的大官連袂接踵,知府縣令之流更如麇集。他們豐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祿與贓銀),都會帶回原籍。一部分購買田地,“以長子孫”,所以江南地區縉紳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則投入消費。江南商業發達,他們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個龐大的高收入群體,也是一個龐大的高消費群體。他們“好亭館花木之勝”,大造豪宅與園林。“以講求飲食聞於時”,“一席之盛,至數十人治庖”。又講究衣飾,“戴貂衣繡,炫麗矜奇”,以至“四方重吳服”。“吳人好游”,“游必畫舫、肩輿、珍羞、佳釀、歌舞而行”;富室朱門更在風景名勝之區“競為勝會”。所以當時人說,“吳俗奢靡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20)。
  物質產品的消費需求,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21),就說明了縉紳地主和商人的消費需求,又會形成另一個拉動商品生產的巨大力量。這種屬于本地的消費需求,與前述屬于外地的消費需求,是相輔相成的。它不但促進了棉、絲、棉布、綢緞的發展,更促進了果蔬、水產、禽畜等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釀酒、榨油、印刷、鐵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業的發展。
  還值得提出的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商業和為生活服務的服務業日益繁盛。如在蘇州,“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22)。“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此語雖出自宋朝,實已是一代強于一代。
  生產和流通的發展,也必然要求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服務業得到發展。如果說為生活消費服務的服務業,宋代開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到了清代,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服務業更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牙行、典當分布之廣,網點之密,經營規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塵莫及。如湖南典當業資本,“一歲之出入,不及兩江十之一二”(23)。典當從整體上說,主要是為生活服務的金融業,但也有為生產和流通服務的一面。從明末開始,江南典當開展了米麥花豆絲質當業務,它的后一種性格遂更為彰顯。如江西巡撫湯聘說,有些商人“恃有典鋪通融,無不乘賤收買(米谷)”,“隨典隨收,輾轉翻騰”,以囤積居奇。“每年遇蠶絲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戶一如收當米谷之法,恣膽張羅”(24)。浙江巡撫方觀承說,有些農民在蠶絲價賤時,也“以典當為待價緩售之計”(25)。又如蘇州、上海等地原為專事兌換銀錢的錢莊,從乾隆始,逐步開展存放款和匯兌業務,并發行信用貨幣。在常熟,乾隆嘉慶間,已“廣用錢票”,即鄉鎮小店也“競出百文錢小票通用”(26)。現代金融業基本職能的萌發,江南實開風氣之先。
  長江、大運河和以上海為中心的南北洋航運的發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廣、江西的米谷經長江輸入江南,北方的豆麥雜糧梨棗經大運河輸入江南,閩粵的食糖藍靛經南洋海運輸入江南,關東豆麥經北洋海運輸入江南,數量都很巨大。如“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余萬石”(27)。而從長江來的米谷,據許多學者估算都在1500萬石以上(28)。江南產品也要經過這些航路外運。鴉片戰爭前,我國商運路線的東西干線、南北水陸聯運干線,以及沿海航線,都已具有近代規模,鴉片戰爭后不過是以輪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運業的發展中,江南與各地物資交流其功至偉。
  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全面而協調地發展,是社會分工和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反映,這是江南又一個重大的經濟成就。
  在傳統經濟中,生產工具簡陋,勞動者是生產力中發展生產的決定性因素。優越的文化環境也有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升。明代周忱說過,“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29)。清代也有人說,“吳中人才之盛,實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藝之巧,亦他處所不及”(30)。而廣大的農民,也是“蘇民精于農事”(31)。這也有利于實現人的能動性與自然界能動性的良性互動。
  自然環境、文化環境可以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大體相同的地區呈現出差異性。江南地區得天獨厚,終于脫穎而出,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它是自然環境、文化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也是環境進入歷史的一個典型。
  江南地區通過發展棉、絲、棉布、綢緞生產,與全國各地建立了廣泛的經濟聯系。從江南賦稅占全國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見其區域間貿易實處于一種出超和順差的優勢地位。吳承明教授認為,“這種不平衡正是江南發展的主要制約。只有外區經濟發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糧食上得到保證,它才能進一步發展。”(32) 外地區也應當像江南一樣,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條件,發展優勢產業,生產比較成本相對有利的產品,實行專業化分工,然后通過交換,優勢互補,在地區之間建立起一種整體的經濟均衡,以互利共贏。這才是外地區經濟發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出路所在。
  注釋:
  ①《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第170頁。
  ②張瀚:《松窗夢語》卷4。
  ③鄭光祖:《一斑錄》卷7、卷2。
  ④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2。
  ⑤參閱李伯重文,《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
  ⑥《齊民四術》農二。
  ⑦雍正《朱批諭旨》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胡鳳翚奏。
  ⑧乾隆《盛湖志》卷下。
  ⑨金淮:《濮川所聞記》卷3。
  ⑩欽善:《松問》《清經世文編》卷28。
  (11)乾隆《鎮洋縣志》卷1。
  (12)《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19頁。
  (13)同治《上江兩縣志》卷7。
  (14)唐甄:《潛書·教蠶》。
  (15)《齊民四術》禮二。
  (16)《履園叢話》卷4。
  (17)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頁。
  (18)范金民等:《蘇州地區社會經濟史(明清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頁。
  (19)《落帆樓文集》卷34。
  (20)龔煒:《巢林筆談》卷5。
  (21)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
  (22)顧公燮:《消暑閑記摘抄》。
  (23)《湖南省例成案》戶律卷33。
  (24)《皇清奏議》卷44。
  (25)《方恪敏公奏議》卷2。
  (26)鄭光祖:《一斑錄》卷6、卷2。
  (27)包世臣:《安吳四種》卷2。
  (28)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第66頁。
  (29)《皇明文衡》卷27。
  (30)道光:《蘇州府志》卷194。
  (31)包世臣:《齊民四術》農二。
  (32)吳承明:《中國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45頁。
  “自然進入歷史”
  閻守誠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 100037)
  我這個標題是用了李根蟠先生所說“人類回歸自然,自然進入歷史”中的半句話。我覺得“自然進入歷史”這6個字,簡捷、形象地表達了我要講的主題。我很贊同他說這是環境史學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我同意關于從人與自然、社會與環境的統一和互動去考察歷史,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新理念、新視角的認識,從這種認識出發研究歷史,可以產生許多同以往不同的認識和結論。我想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從1999年開始,我和我指導的研究生,主要從事自然災害與古代社會的研究,所以選擇這個課題,是考慮到我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國,也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古國,以災害為切入點,從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觀察與研究古代社會,相信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當時雖然對環境史認識很少,但我的想法是和環境史的學術旨趣不謀而合的。
  大家知道,自然災害是指自然界的變異使人類社會受到不可承受的損害。自然災害有兩種:一種是突變式的,如水災、旱災、地震、蝗災等,另一種是漸變式的,如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不論哪種自然災害都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所謂社會屬性就是對社會造成破壞,如人口傷亡、建筑損壞、生產受損。如果山崩地裂發生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只能算是自然現象,不是災害。如果有人員傷亡或建筑損壞,就是災害。正因為自然災害有社會屬性,因此,它是以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進入歷史的。由于傳統史學,只重人事,不重自然,因此,對此視而不見或不予重視。最典型的例證是農民起義。
  關于農民起義,過去從階級斗爭觀點出發,認為是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這種解釋并不錯,但不夠全面,因為沒有考慮自然災害對農民起義的作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僅見的,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次數之多,規模之大,也是世界歷史上僅見的。兩者并非巧合,而是有必然的聯系。每次農民起義幾乎都有自然災害相伴隨就是證明。嚴重的自然災害以其無與倫比的破壞力使農業顆粒無收,赤地千里,餓殍遍道。對農民而言,自然災害的殘暴比地主階級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并不是說自然災害一定會引發農民起義,關鍵是在自然災害面前,封建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是不是能負起救災救荒的職責,及時、有效地救濟和安置災民,使他們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繼續從事生產。因此,自然災害也是對國家政權的穩定程度、行政效率、財力物力、吏治好壞等諸方面因素的綜合考驗。唐末黃巢起義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災害,尤其是旱災和蝗災。《舊唐書·黃巢傳》說,當時,“仍歲兇荒,人饑為盜,河南尤甚。”地方政府對災情熟視無睹,不僅不救災,反而繼續征稅征徭,終于激發了黃巢起義。但是在開元三、四年,同樣是在河南地區(也包括河北),同樣是嚴重的旱災和蝗災,由于救治得力,滅蝗及時,成效顯著,“田有收獲,民不甚饑”(《舊唐書·玄宗紀》)。當時,主持救災的是宰相姚崇,朝野上下一片反對滅蝗的聲浪,理由是,“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當修德以禳之。”唐玄宗也猶豫不定。姚崇說服唐玄宗的關鍵是8個字,他說,滅蝗“事系安危,不可膠柱。”因為武則天之后,唐中央政局不穩動蕩了十幾年,唐玄宗剛剛上臺,這時唐朝最重要的傳統經濟區域山東地區,由于災荒,發生動亂,就會危及政權。正因為看到滅蝗“事系安危”,所以,唐玄宗轉而堅定支持滅蝗,穩定了政局,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可見災害與政治休戚相關。因此,從自然災害嚴重程度和國家政權的救災狀況兩方面去探究農民起義的原因,也許會更全面、更確切一些。
  這是我講的第一點,“自然進入歷史”,但傳統史學對此認識不夠,重視不足。
  第二點,自然進入歷史是全方位的,自然災害影響社會也是全方位的,它反映在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因為,嚴重的自然災害爆發,不僅造成人口傷亡、財物損失,社會經濟破壞,而且會使整個社會處于不安與恐懼之中。封建國家必須應對災害造成的社會危機。由于我國災害頻發,歷代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災害危機的經驗,形成了日益完善的應對機制和多樣化的措施。這些措施大體上可分兩類:一類是弭災,一類是救災。救災包括賑貸糧食、蠲免賦稅,安置災民、配給耕牛種籽,幫助恢復生產等,其目的是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過去研究災荒史的主要內容。由于我國古代“災異遣論”的傳統思想認為:自然災害是現實政治的過失引起的,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國家當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漢書·董仲舒傳》)。因此,當災害發生后,皇帝要對上天的遣告作出回應:包括減膳、撤樂、避正殿、祈禳、釋放宮女、策免宰相、下詔言事、下詔慮囚等,這些就是彌災的措施,其目的是為了回應天譴,從根本上消弭災害。如果說救災主要是經濟領域的事,彌災就主要是政治領域的事。但過去,總認為彌災是統治者故作姿態,或封建迷信,對救災無實際意義,因此不予重視和深究。其實,這是自然進入歷史的重要途徑之一。我們做一簡單分析:
  祈禳:天旱祈雨,久雨祈晴。如遇天災由皇帝親自或遣使祈禳,如遇小災或地域性災害由地方官員或民間祈禳。從現代科學看,這當然無助于緩解災情。但在古代,祈禳有突顯皇帝溝通天人、君權神授的特殊意義,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對于安定災民心理、緩解緊張情緒也有一定的作用。而民間的祈禳活動天長日久就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文化習俗。
  下詔言事:包括皇帝下罪己詔,對自己的德行進行反省,為為政不力作自我批評。由于是在災害期間,臣下奉詔言事,不會因言獲罪,因此,因災言事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或者議論朝政,或者檢討吏治,或者批評權臣,或者提出救災建議,甚至直接批評皇帝的德行和為政。這些言諫是否有效,要看皇帝的意志,但災害畢竟在專制主義制度下,提供了一個言論相對自由、寬松的時期。
  策免宰相:由于宰相負有燮理陰陽之職,陰陽失調引發災害,宰相就負有責任。從漢代開始,就有因災策免宰相之舉。災害為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斗爭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到唐代,宰相實行委員制,災害又成為宰相排斥異己、調整人事或者朝中黨派之爭的重要機遇。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余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結果,楊國忠趁機策動罷免了與他為敵的宰相陳希烈,舉薦“和雅易制”的韋見素為相,并且,還利用這次災害罷免了不依附他的京兆尹李峴。
  因災慮囚:古人認為,系囚冤滯會引發旱災,“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早。”也能引發水災,“久雨者,陰氣凌陽,冤塞不暢之所致也”。所以,水、旱等災害發生時,皇帝要下詔慮囚。當然,慮囚對消弭災害并無實際意義,但災害畢竟在客觀上促進了封建法制的完善。從救災的角度看,災害期間,糧食短缺,疫病流行,監獄是人員集中的地方,把輕罪、無罪、尚未定罪的人放出來,有利于改善獄政。
  此外,災害對古代周邊民族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許多民族的興衰遷移都和天災有關,他們與災害休戚與共的關系較漢民族更重。這里就不多講了。
  第三點:自然是與社會互動中走入歷史的。現代生態學把世界看成是“人—社會—自然”的復合生態系統,我想,這三者的排列,把人放在中間,更合適一點。即“社會—人—自然”。因為自然與社會的互動是通過人來進行的,人既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而歷史是人創造的。關于這一點,我舉兩個例證來說明:
  一個是古代都城從西向東的遷移。漢唐都城在長安,宋代在開封,元明清在北京。這種移動,可以從經濟方面解釋,因為便于取得江南的經濟支持。也可以從軍事上解釋,漢唐時期主要應對西北的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紇、吐蕃等,宋以后,主要應對東北和北方的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我想,也可以從自然災害作出解釋。關中在漢代是非常富饒的,號稱“陸海”,但由于長期為都城所在地,集中了越來越多的人口,森林大量砍伐,生態受到嚴重破壞,土壤退化,水資源嚴重短缺,漢代鄭白渠可溉田44000余頃,到唐高宗時,可溉田萬余頃,到唐代宗時,只能溉田6200余頃。唐后期,關中已經是地瘠民貧,長安自然不宜于作為都城。
  另一個是黃河。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隨著中華民族在黃河中下游的繁衍生息,黃河流域的生態遭到破壞,到漢代黃河就經常泛濫。漢武帝大力治理黃河,特別是王景治河之后,黃河安流了800年。據譚其驤等先生認為是因為在此期間,北方少數民族南下,有利于恢復黃河流域的生態環境。但到唐后期,黃河又開始頻繁泛濫,我們認為,這和唐前期在西北地區的黃河中上游大規模屯田有關。屯田歷來是給予肯定評價的。因為屯田有利于開發邊疆,鞏固邊防,節省軍費。但對它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戰爭對黃河的破壞也是十分嚴重的。以水代兵是古代常用的戰法。五代后梁朱溫父子為了阻止晉王李克用的騎兵,在不到30年間,先后3次決開黃河堤防,造成山東、河南的大水災,“為害滋盛”。人為的破壞,使黃河屢治無效,禍害無窮。黃河也在報復社會,改寫歷史。元末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導火線就是黃河泛濫,洪水過后,又有大旱和瘟疫,使黃河兩岸災民達百萬戶之多。元政府又殘酷虐待征集來的修河災民,使“民心益愁怨思亂”。當時,有民謠說:“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終于引發了農民大起義。黃河以她博大的胸懷,溫柔的河水,養育了中華兒女,黃河也以她滿腔的憤怒,狂暴的浪濤,教訓著中華兒女。如果有一天,黃河不愿再養育中華兒女,也懶得教訓中華兒女,她悄悄地走了——這不是不可能,現在黃河的水越來越少,斷流的日子越來越長,黃河離去將是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所以我們說要愛護母親河,挽救母親河,其實是在說,愛護我們自己,挽救我們自己,因為黃河與中華民族休戚與共,黃河已經完全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

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02~109F7經濟史吳承明/方行/閻守誠20062006
吳承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100836;
  方行,中國社會科院經濟所,100836;
  閻守誠,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100037。
作者: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02~109F7經濟史吳承明/方行/閻守誠20062006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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