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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研究
珠江三角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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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簡稱為珠江模式。所謂珠江三角洲不是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域單元,而是經國務院正式批準的珠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又稱為“小三角”。它的范圍包括廣州市、佛山市、中山市、江門市、惠州市、深圳市、東莞市、珠海市、佛山市所屬的南海、順德、高明、三水;江門市所屬的新會、開平、恩平、鶴山、臺山;廣州市所屬番禺、增城,深圳市所屬的寶安、龍崗,惠州市所屬的惠陽、惠東等縣級單位。土地面積2.27萬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萬。
  “珠江模式”的內涵為:發揮緊靠港澳和與海外聯系緊密的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大力引進外資企業,加快工業化進程。在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中,“三來一補”企業占有重要地位,這是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特色,也是“珠江模式”的突出表現之一。
   一、“三來一補”企業在我國東南沿海農村的發展,是二戰后國際社會產業結構調整與我國的改革開放相結合的產物。
  世界各國的產業發展遵循著以下規律:一是首先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實現工業化。二是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工業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一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再向技術密集型發展轉變的過程,稱為工業化的三個階段。三是各國工業化的發展在時間上有先后,最先工業化的國家會把前一個階段所發展的產業轉移到還未經歷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形成產業在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的空間上轉移,這種轉移,促進了后起國家工業化的進程。
  二戰以來,國際社會的產業結構經歷了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在發達國家,這個轉變是在60~70年代完成的。在亞太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最先是50年代在美國開始的。美國在轉變中所淘汰的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日本。60~70年代,日本又將其轉到了臺灣、香港、南朝鮮、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國家和地區。“亞洲四小龍”國家地區經歷了10~20年的發展,進入80年代后,也面臨著一個淘汰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
  80年代中國向外部打開了大門,以優惠條件吸引外商前來投資,使“亞洲四小龍”及美日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找到了繼生地,將它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地域廣闊、勞動力眾多價廉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三來一補”企業的這種發展背景,對中國東南沿海農村地區是一個良好的機遇。我國東南沿海農村地區經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放了大批的農業勞動力。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國情下,農村勞動力只能就地轉移,發展鄉鎮企業。在80年代以前,我國的鄉鎮企業以自營的、內向型企業為主,資金、材料、設備、生產技術、產品市場全是自己解決,這在城鄉分割、資金、原材料、人材匱乏的農村,實在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只能在城市國營經濟的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我國城市中引進外資,大量建立三資企業,給廣大農村鄉鎮企業的創辦者們提供了很好的啟示。農村引進外資的基礎條件比城市要差得多,沒有城市那么多的資金和人才。我國的農村,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和向城市傾斜的分配政策作用之下,資金和人才大量流入了城市,只剩下兩個優勢,即廉價的地皮和勞動力。這樣,農村鄉鎮企業引入外資,其特色必然與城市大不一樣,難以大量舉辦對我方投資水平和人員素質要求較高的合資企業。只能以低層次的僅僅利用我方地皮和勞動力的“三來一補”企業為主,這是中國農村地區引進外資的一大特色,是特殊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類似于韓國的發展模式。如果不采用這樣的方式,中國農村就難以吸引大量的外資,放棄了利用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最后機會,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現代化的城市,凋蔽的農村”的現象在中國一些地區也會重演。
   二、農村城市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但由于各國國情不同,農村城市化有不同的道路。
  從國內外其它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看,各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內在的深層原因。雖然農村城市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但根據各國的國情,農村城市化有不同的道路。在亞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農村城市化道路:一種是以韓國、香港和新加坡為代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道路;另一種是以臺灣省和印度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分散化的道路。兩條道路體現出不同的農村城市化模式。
  韓國、香港和新加坡農村城市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發展城市工業,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并實現農業的商品化和機械化。例如,韓國通過推行全面引進外國投資、技術和原料,迅速提高工業產量和出口的外向型工業化發展戰略,促進城市工業的迅速發展。城市工業的發展先于并幫助農村的發展。其經濟增長在城市化、城市問題、城鄉關系方面引起了下列變化:一是工業布局向東南沿海的地域轉移。二是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城市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長。三是城市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韓國為什么能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轉移機制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外國的資金、技術和原料的援助,并且,在60年代,韓國進口了大量的美國第480號公法糧食, 而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難以具備這些條件。因而不能采用韓國的發展模式。至于香港、新加坡則主要由于它們是以城市為主的國家和地區,加上其他條件的配合也是可以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轉移的。
  與韓國不同的農村城市化道路稱農村工業分散化道路,即農村人口是不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而是在農村就地發展工業,實現工業化。其典型是我國臺灣省和印度。臺灣農村就業結構的改變,主要不是通過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轉移機制實現的,而是通過發展農村非農產業實現的。既利用農村的各種資源條件,就地發展各種加工業、商業、服務業。農村非農產業得到迅速增長,對臺灣農村就業結構的改變有很大影響。例如,1956年,臺灣73%的農村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非農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僅為27%。進入70年代以后,臺灣省農村地區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已降到40%以下,非農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達到60%以上。
  從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農村城市化的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只能走農村工業分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沒有韓國那種外部支持。中國地廣人多,農村人口占80%,也沒有新加坡及我國香港那樣單純以城市而存在的條件。中國的情況與印度和我國臺灣省相類似,也和歐洲的一些國家相類似,農村城市化的過程表現為在農村大力發展工業,伴之以大量的中小城鎮的崛起,農村人口就地轉移。但是,中國是一個人口的眾多、土地面積廣的國家,農村工業分散化也不可能是一個模式,各地區因具體條件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農村工業化模式,這是中國的農村城市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我國鄉鎮企業發展中,首先被人們所公認的一種具體模式是“蘇南模式”。蘇南鄰接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無錫、蘇州、常州又分別是國內經濟、科技比較發達的大、中城市,被人稱為明星城市。“蘇南模式”特點是鄉鎮企業依托城市,依托大工業,依托科研單位,與城市大工業配套。
  與“蘇南模式”不同的另一種農村地區城市化模式是利用本地資源發展農村工業的“溫州模式”。溫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有家庭手工業的歷史傳統。由于外部環境的限制,溫州鄉鎮企業在發展非農產業中,選擇了較早放開并實行市場調節的日用小商品為主導產業。小商品的產值大約占了鄉鎮企業產值的七成左右。生產這些小商品的原料主要產自農村和城市工業的廢料、下腳,產品大部分銷往全國農村和邊疆地區。隨著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和市場的形成,第三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溫州不僅家庭商業繁榮,供銷員跑遍全國,而且家庭辦的交通運輸、飲食服務及民間信貸也日益興旺,這就為鄉鎮企業和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會條件與蘇南和溫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鄰港澳,境內鐵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區有華僑250多萬人,港澳同胞278萬人,這些獨特的優勢,為吸收外來勢力、信息、技術、資金、設備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華僑,港澳同胞對祖國、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感情。幾年來,他們中不少人為發展珠江三角洲農村經濟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從鄉鎮企業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企業來看,港澳地區與珠江三角洲經濟關系十分密切。在引進外資構成中,港澳資本占絕大部分,小部分是華僑和國際資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國外信息,引進各種技術設備等主要通過港澳地區。在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與港澳之間通信技術業務大力發展,電報、電話交換量是省內最多的,連農民家庭也裝上了程控電話,與港澳、國外聯系十分方便,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許多國際市場信息(包括價格、產品規格、標準、銷售狀況等)。此外通過大量的經濟往來,聯辦企業等為三角洲地區培訓技術和管理人才,引進新技術設備,這是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條件。由此可見,“珠江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它本身也是發展中國家農村工業化的一種模式,對這種模式,應給以以充分的肯定。
   三、在進入21世紀以后,“珠江模式”的內容正在發生變化,由過去那種單純“三來一補”企業轉向多種形式的產業和企業。
  “三來一補”企業向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企業方向演變的方式有以下幾種:一是外商將我方提供的廠房和土地的使用權買足,一些新來的外商干脆自己負責對土地和廠方的投資,企業的全部投資逐漸由外商獨自承担,企業性質向獨資方向發展。二是我方在原有土地、廠房投資的基礎上增加新的投資,折成股份,將原“三來一補”企業改為合資企業,提取公繳費制度也改造為利潤分成制度。三是直接引進外商獨資或中外合資企業。最近幾年,深圳市郊區直接引進三資企業的比重在增長。
  包括由“三來一補”企業演變而成的三資企業和直接引進的三資企業在內,深圳市寶安龍崗兩區各鎮三資企業比重,近兩年已達到10%以上。據對橫崗、坪山、坑梓、松崗四鎮抽樣調查,2000年四鎮有“三來一補”企業1800家,三資企業270家,三資企業占企業總數15%, 初步改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單純“三來一補”企業的局面。從最近幾年引進企業的比重看,三資企業比重更大,去年寶安龍崗兩區18個鎮引進“三來一補”企業700多家,其中三資企業170家左右,三資企業比重達25%。“三來一補”企業向三資企業轉型,為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當地扎根,并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創造了條件。
  除“三來一補”企業向三資企業轉型外,香港、深圳和廣州的產業結構的轉型給珠三角農村地區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這個機遇有兩方面,一是農村地區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生產基地和加工區。近年來,深圳經濟特區內很多大企業在二線關外設廠,包括深圳石化投資10億元,華為公司投資4億元在布吉工業區設廠,羅湖區在坪山購買了2平方公里土地作為發展高新技術工業的生產基地,清華大學在福永鎮設立產業園區。規劃中的深圳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工區,位于開發建設中的深圳市龍崗大工業內。二是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配套服務。香港產業第二次向以廣東為主的周邊地區轉移,除了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實力和市場容量的原因外,還同這些地區所具備的產業配套能力有關。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帶來技術密集型大工業發展。大工業的發展需要很多的中小企業為之配套,生產各種零部件。近幾年,配套企業成為珠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區鄉鎮企業又一發展機會。產值突破百億大關的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有超過60%是依靠外協配套完成的,1998年,其配套生產值有近60億元,為格力電器配套企業有300多家, 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深圳市有100多家大型企業集團,在廣東省, 深圳市是大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這些企業每年有大量的配套生產需求。90年代以來,一大批來自內地的中小企業家,在深圳關外投資設廠或租用廠房,專門為深圳的大企業生產各種類型的配套產品。發展配套企業成為珠三角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又一新的機遇。
  珠三角農村地區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造就了一支民營企業家隊伍,這支隊伍在日益成長,成為珠三角農村地區經濟中的內生變量。民營企業來自兩個方向:一是本地居民,在經濟實力增長以后,投資辦企業;另一部分是從內地前來投資的企業家,或原打工階層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在珠三角農村地區投資辦企業。“九五”時期,深圳市寶安區民營經濟進入黃金發展時期,截至2000年,深圳市寶安區民營企業總數達到5000多家,注冊資金60多億元,均比1995年翻了一番多,經科技部門認定的民科企業有49家,民營高新技術企業4家。 民營企業的經營領域也不斷拓寬,已由原來的商貿業、建筑業、制造業擴展到通訊、科技咨詢、法律服務、教育文藝、生物工程、電腦等10多個領域。此外,電力、煤氣、地質勘察、綜合科研等新興行業均有民營企業涉入。據統計,從去年開始,民營企業出口額已占據全區一般貿易出口額的“半壁江山”。2001年一季度,全區民營經濟提供的國稅收入達8500多萬元,占全區國稅收入總量的近1/6,比上年同期增長一倍多。
   四、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三來一補”作為一種國際性產業,在珠江三角洲形成,有其客觀必然性,是國際外部條件和華南地區的內部條件相結合的產物,不應簡單地去進行褒貶。“三來一補”產業對帶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起飛,功不可沒。由于“三來一補”產業的空間流動性和對外依賴性特點,決定了這種產業的歷史暫時性。珠江三角洲農村地區在利用“三來一補”產業完成了經濟起飛過程之后,不能被經濟的表層繁榮所迷惑,而應利用發展“三來一補”產業所形成的資本原始積累,積極發展自營產業,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長遠發展的經濟基礎。
  目前,應積極發展民營自營企業,促進集體企業由物業管理型向自營產業轉型,促進“三來一補”企業向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企業轉型,引進區域內外的大企業來本地落戶或建立生產配套基地等。
  佛山、南海、順德、中山等地的自營企業加區域產業專業化,是發展自營經濟的一個重要途徑。以村鎮為單位,在自營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專業化產業,每個鎮成為一種專業產品的生產、銷售集中地,在全國的市場份額中占有重要地位,引來國內和國外的客戶前來購買,形成通向國內外的營銷渠道。如南海市大瀝鎮的鋁型材產品,其產銷量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0%,南海市南莊鎮和佛山市石灣鎮的建筑陶瓷產品,產銷量占全國市場份額的35%以上。區域產業專業化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自營產業的發展。
特區理論與實踐深圳56~58F2農業經濟導刊查振祥20022002查振祥,深圳市專家聯誼會經濟分會 作者:特區理論與實踐深圳56~58F2農業經濟導刊查振祥20022002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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