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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與困境
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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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81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06)04—0083—09
  科技奧運作為一個被人們所熟知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當時,由于光電技術、電子測距技術等技術測量工具廣泛地替代了裁判一直使用的皮尺、手動秒表等人工工具,人們就使用“Hi—tech Olympics”[1] 這一概念來描述這種社會現象。此后,伴隨著北京奧運會申辦的成功,科技奧運作為一個核心的申辦理念得到了理性升華。可以說,人們對這一社會現象所持有的態度是積極的、樂觀的,反映了人們對技術進步的基本態度。當我們以一種學術批判的角度來審視科技奧運社會作用和科技奧運自身發展的時候,一個旨趣就出現了:科技奧運具有相當的人文價值,是實現人文目標的有效手段,同時其自身發展又陷入了三大人文困境之中。
  一、科技奧運的內涵
  科技奧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首先反映了現代技術在奧運會上角色轉變的歷史過程。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雖然興起于技術逐漸占據統治地位的現代社會中,但是一開始卻幾乎看不到技術的影子,技術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系一直比較冷淡,在奧林匹克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技術一般都是其他領域的一般性技術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術來修建體育場、修建游泳池等等。總體而言,技術在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輔助性的,扮演的是輔助者角色。二戰后,借助于技術的力量而得到快速發展的奧林匹克運動開始全方位地引進現代技術成果,特別是一些尖端技術也開始被廣泛地使用。現代技術也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有效的輔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點的是電子測距技術和傳媒技術的使用。所以,技術轉變成為能夠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高速發展提供巨大動力的支持者角色。其結果是現代技術開始在更廣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上介入到奧林匹克運動領域當中,從運動設備、場地、器材、服裝的技術開發與創新,擴展到對運動員訓練過程的技術控制、調節、營養,甚至是興奮劑上面,然后再到體育學科的成熟和發展,再到體育的基本理念的變化——體育領域中的技術進步與創新,就是體育的進步與創新。
  進入信息時代之后,人們開始更多地依賴技術手段來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和獲得更加突出的運動成績,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已經與技術整合成為一體。技術不再僅僅是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一種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奧運科技體系”,由輔助、支持轉變為自主行動的力量,并依據自身的邏輯自主地發展著,從而最終成為一種統治。這樣,現代技術在現代奧運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被表述為技術輔助角色、技術支持角色和技術依賴角色[2]。
  其次,科技奧運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的一種展現方式。
  技術化意指某主體依據技術規則進行的技術建構過程[3],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就是其根據技術規則進行自我重新建構的客觀過程。技術規則是一種理性的規則,也是一種社會行為模式,依照技術原則行事,可以優化行為、保證行為的合理性[4]。因此,技術規則就內化為理性社會的行動中自覺或不自覺遵循的準則,并且越來越成為一個具有深刻社會影響力的優先、首要規則[5]。我們可以將技術規則簡單地表述為量化、標準化和準確測量性三個方面。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越來越推崇量化的解決方案,因為人們堅信:量化的,才是可信的[5]。所以只有通過技術數據,才能客觀地反映出運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人們對以藝術內涵為主的藝術體操項目的成績評定,就是采用的技術量化方法進行的——首先將運動員的動作過程分割成為一個個小的技術單元,然后規定各個單元不同的完成情況對應的分數,最后將所有的分數累加起來,即成為運動員最終成績。人們將運動以量化的方法確定為一個標準化過程,就獲得了準確測量的基礎。因此,技術規則成為奧林匹克運動的基本規則,技術理性也成為權威的力量,從而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了,奧運會最終發展成為一個科技系統:組織管理科技系統、運動訓練科技系統、器材裝備科技系統、信息服務科技系統、安全保障科技系統、氣象預報科技系統、藥物檢測科技系統、交通運輸科技系統[7]。因此,科技奧運的實質就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由此,本文所討論的科技奧運的人文困境問題,其實質就是討論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所面臨的困境問題。
  二、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
  科技奧運的實質就是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因此要分析其人文價值,客觀的做法是在回溯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人文價值的基礎上,解讀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
  (一)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所承載的人文價值
  根據《奧林匹克運動憲章》的規定,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價值目標是:一是通過沒有任何歧視、具有奧林匹克精神——以友誼、團結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二是使體育運動為人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進建立一個維護人的尊嚴的、和平的社會;三是“更高、更快、更強”精神與“重在參與”精神的和諧統一[8]。因此,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價值實質上是由六個子價值構成的價值體系:促進世界和平;教育;人的主體運動;公平競爭精神模式(團結、友誼、公平競爭);人的和諧發展(健康);人類自強不息精神。
  從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價值規定來看,其價值核心就是對人和諧發展的深切關懷。從目前人們對和諧認識來看,人和諧發展的基本內涵擴展了:一方面是關于人類活動自身健康的基本規定,具有個體性質的含義;另一方面,人的和諧發展被認為是人與環境、自然三者之間應該保持和諧發展的態勢,擺脫純粹人類中心主義狹隘觀念的束縛,將人的價值、環境的價值以及自然的價值進行回歸,使三者重新構成有機的統一體。這樣,人的和諧發展就不再僅僅是人類個體的一種生命活動過程了,而是擴展成為自然、環境與人的三位一體的和諧發展的生態活動過程。這可以被視為生態價值觀對人類活動的基本要求,所以生態價值同樣可以作為技術應用的最高限度。這一價值,通過影響日益深刻的奧運會完成了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從而成為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人們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可以說,作為一個社會文化現象,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為推動世界的和平與和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體現出了巨大的人文價值。盡管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了,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其自身價值的質的規定及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傳播。
  (二)從消解技術與人文對立的角度認識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
  回顧奧運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北京奧運三大理念的提出客觀地延續著對技術與人文對立這一社會問題的消解。
  悉尼奧運會提出了綠色奧運理念。當時,在學者們不斷呼吁和批判下,人們對科學技術的二重性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這不僅使綠色環保的觀念深入人心,而且更促進人們更加積極地保護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所以,悉尼奧運會所提出的“綠色奧運”理念正是來源于風起云涌的全球性的對科學技術所造成的人類生態環境惡化的批判和對人類綠色的生態家園進行重構的探索,而不是憑空建構出來的一個目標。因此,悉尼奧運會“綠色奧運”理念正是對全球性的生態關注的一種積極的回應。可以說,悉尼奧運會充分地吸收了國際學術界以及相關的綠色環保組織的倡議,在現代技術的幫助下,很好地規劃了奧運會,從而合理地解決了龐大的奧運會對環境沖突問題,使奧運會、人類發展、文化活動與環境之間達到了一種和諧共存的狀態。
  2000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時,人們對技術二重性的探討更進了一步,深刻地認識到了技術與人文對立這一嚴峻問題的存在。人們一直在熱烈地探討這樣的基本問題: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利用自身的聰明才智衍生出了科學技術,一方面物質財富大大地豐富起來,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卻出現了種種問題,例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純粹物質生活觀念的全面樹立、嚴重的社會心理問題等。也就是說,技術與人文它經近乎完全地對立起來了。這個是由技術的原因造成的,還是由于我們規劃技術考慮不足的原因造成的問題成為學者們討論的核心問題。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北京奧運理念形成的原因時,一個旨趣就出現了:北京奧運的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的提出恰恰客觀地映射出全球性的對技術與人文對立批判這一圖景,與世界范圍內正在進行的熱烈的學術討論形成了一種契合。可以說,北京奧運三大理念的提出,是人們努力解決技術與人文對立局面這一社會問題做法的客觀延續。作為東方人文的代表,5000年古老的中國人文在消解種種社會異化問題,特別是在消解純粹西方理性產物——技術異化問題,具有相當的作用。東方人文思想充分地體現了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體現了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內涵,因此積極推行三大理念的實施,必然會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有效地推動和諧發展觀的普遍確立,推動新人文觀的普遍確立,從而為人類可持續的和諧發展做出貢獻。
  (三)從北京奧運三大理念實現的角度認識科技奧運的人文價值
  可以說,在三大理念之間,科技奧運在戰略上處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我們之所以要提出“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的理念,是因為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要簡單地為人們提供一個理想,而是通過倡導人文與生態,促進科技奧運——技術進行角色上回歸;另一方面,技術本身就內涵人文規范。之所以形成技術與人文對立的現象,主要是因為我們人類自身在發展技術時忽略了內涵在技術本身的人文價值和人文關懷。所以技術也應該時刻地體現出人文和生態的目的,解決其工具理性與目標分離的問題,從而真正實現科技與人文、生態之間的和諧發展。所以,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人文奧運與綠色奧運的提出,恰恰是出于消解科技奧運所產生的種種弊端這一根本性目的的。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倡導樹立一種新的技術發展觀,即將技術恢復到本來的面目——技術內在規定著的,包含著新人文觀的確立、生態觀的體現內涵的新技術發展觀。在這種發展觀指導下確定北京奧運三大理念的基本關系,將三者之間協調統一起來。所以,以現代技術的反思和重樹科技觀為背景,北京2008年奧運會應該及時地樹立起新技術發展觀的旗幟,一是可以凸顯獨特的技術理念,并由此而使北京奧運會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色——一種具有前瞻性、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戰略決策,為社會健康發展做出貢獻。二是可以加快和加深人們對于新技術發展觀的認識,這樣就可以促進技術盡快地進行角色的合理回歸,從而使技術真正地體現新人文觀,成為人類發展與進步的有效的、合理的工具和手段。
  三、科技奧運的人文困境
  既然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依據技術規則的基本要求完成了重構,那么這就意味著技術已經成為其影響發展的內在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力量。換言之,技術效率優先客觀地成為科技奧運發展的第一價值目標,而完成這一技術目標,就必然要求盡量地擺脫人為因素的干擾,達到技術自主,即人服從于技術的分配,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科技奧運陷入了人文困境之中。
  (一)技術與人主體地位的缺失
  在運動技術日趨完善的情況下,人們越來越把提高成績的希望寄托在運動器材和服裝的改進上。例如,撐桿跳比賽使用的撐桿就歷經竹桿、金屬桿、玻璃鋼桿、尼龍桿、碳素纖維桿等技術改進過程。1963年,玻璃鋼桿的使用,使當年撐桿跳高的成績提高幅度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20世紀80年代以后,通過運用技術改進運動器材來提高運動成績的辦法,正在逐步地讓位于基因技術辦法。人們期望在基因技術的幫助下,運動員可以通過改變自身基因結構、激發自身的組織細胞等潛能來提高運動能力,從而獲得優異的運動成績[9]。
  問題隨之而來,借助于技術的幫助而大幅度提升的運動成績這一結果應該由人類自身承担,還是由技術來承担呢?在訓練中,人們利用計算機技術將運動員的運動過程分割成若干個環節來加以分析,尋找出現問題的技術環節和影響訓練水平提高的關鍵問題,然后改進運動員的訓練,特別是改進已經被計算機“判定”為不合理的環節。可以說,技術數據是運動員運動技術變化的主要依據。例如,1986年國際田聯起用了重心前移了4厘米,加粗了槍尾部的直徑,大幅度降低了滑翔性能,槍尖也容易先著地的男子新型標槍。當這種標槍問世后,各國體育科研人員立即根據新槍動力學性能特點對運動員的擲標槍技術和日常訓練進行了改進,以適應這種新槍的技術要求[10]。所以,運動員已經完全依據技術的指令行事,即技術的內在規定成為運動過程的決定因素,運動員也成為技術控制的對象,物化為技術改造之物,成為技術規則的附屬品,人被技術“座架”了。技術作為客體性的異己力量逐漸地吞沒了人的主體性,使人的行為失去了主動性、目的性和自由的權利,轉變成為僅僅依據技術向度而存在的“單向度的人”[11]。這樣,人的主導性就逐漸地被技術的主導性取代了。可以說,技術的主導性在體育的各個環節存在,成為體育發展的主導性力量,這就使人成為與技術結合在一起的復合體——“技術人”——被技術所改造、依據技術而存在并且與技術結合在一起的、同時具有人的屬性與技術屬性的人。人獨立的主體地位就被“技術人”這一復合體取代了,也就是說,技術分有了人主體身份,人逐漸地成為具有客體資格的主體,而不是純粹的主體;技術逐漸地具有了主體資格,成為具有主體資格的客體,從而造成了人主體地位的缺失。
  (二)技術與公平競爭精神的破壞
  公平競爭最基本的意義是指在公平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其主要指向兩個方面:基本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在體育領域中則表現為:人們參加體育基本權利一致性原則,以及具有參加運動時獲得結果的平等機會,即機會均等原則。這就意味著:在科技奧運模式下,在技術成為決定訓練效果和運動成績的關鍵性力量的前提下,技術占有的公平性決定著人們是否公平地獲取了參與體育的一致性權利和均等的優勝機會。事實證明,不同運動參與者之間對技術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例如,第27屆奧運會上,美國奧委會就投資220萬美元,為本國運動員研制高技術含量的器械和裝備,從而保持了競爭優勢[12];有學者認為,納米技術被用于運動器材改進上會使一些體育強國以強大的國力為后盾在器械方面占據優勢,從而長期在某個項目處于壟斷地位,這種外在的不公平就帶來了競技體育內部的不平等[13];世界冠軍和金牌獲得者仍以科技發達的歐美國家為多[14]。
  現實生活中,因為技術發展在世界范圍內極其不均衡,運動員在選用技術手段來提高運動能力和獲得優異成績的機會就不是均等的。發達國家的運動員幾乎可以任意選用各種新技術來提高訓練水平,強化訓練過程中的科學和技術控制,調節生理規律,從而為在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不發達國家的運動員在選擇新技術來提高運動成績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甚至有的國家連這種可能性也不具備。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新的技術或沒有機會使用新技術的選手與可以任意地借助于高新技術的幫助的選手之間的比賽,在當今運動成績完全地體現出高新技術競爭內涵的前提下,在高新技術幾乎完全地影響著運動成績獲得可能的條件下,公平競爭無法得到保證。
  當然,有必要對技術水平極端落后的非洲運動員長跑優勢問題進行專門的解釋,即為什么在技術極端落后的非洲一直保持著長跑的優勢呢?這是因為:一是非洲運動員的長跑天賦確實大大地優于其他地區的運動員。這種與生俱來的巨大的先天優勢,是后天努力不能完全代替的。二是我們必須看到,發達國家在現代技術的大力幫助下,迅速提升了本國運動員的長跑能力,從而縮短了與非洲運動員之間水平的差異程度。所以,一方面技術效力使技術優勢國家的運動員與非洲運動員先天存在的天賦差距已經被人為地縮小了,另一方面非洲運動員卻因享受不到這種技術待遇而逐漸喪失了天賦優勢。可以說,非洲運動員一直享受著不公平競爭的待遇,所以,有些學者積極呼吁:奧林匹克運動為了保證其公正和公平性應該改變其扮演的角色[14],使體育運動簡單而易從事[15]。
  (三)技術與人健康的損害
  奧林匹克運動終極目標之一就是促進人們健康水平的提高[16],但是,技術化的結果,使人類成為運動器械的附屬品,而不斷增加的技術難度,使運動員承受著越來越重的“外來”負担。我們可以從運動損傷的加劇和興奮劑泛濫兩個方面來認識。
  一方面,技術化的運動過程加劇了運動損傷的程度和范圍。(1)技術分析的辦法是運動員完成高水平訓練過程的基本依據,技術分析越透徹,運動員形成的技術就越完美,運動能力就會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來,不斷提高的運動能力又要求不斷地改進動作技術,而不斷完善的技術又要求機體各環節必須高度地協調一致地運動,水平越高,要求就越嚴格。但是,與機械的技術過程不同,人體運動會經常出現動作失范現象,技術規范越嚴格,對協調性要求越高,人對機體的控制能力就越低,動作失調現象就越普遍,而某個環節的失調必然會導致整個運動技術體系的破壞,從而運動損傷被加劇了。(2)現代技術的巨大效力,大幅度地提高了運動器械和設備的性能,使得運動的激烈程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激烈的比賽又強化了器械技術性能的改進,從而不斷地加劇了運動損傷的程度。對此,我們可以通過網球拍的技術革新所導致的運動變化來說明。最初的網球拍是木制的,隨后發展成為鋁合金、玻璃纖維、碳素的網球拍。不同原料制成的網球拍,性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主要是體現在球速加快上。球速加快之后,運動員由于對球的判斷時間減少而導致的瞬間判斷不足就會使運動員對處理球的技術選擇不當。使運動員不斷地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急起急停、折返等高強度動作,機體控制能力不足。為了適應不斷改進的網球拍的性能等技術指標的要求,運動員訓練的強度和量也不斷地隨著球拍技術性能的改進攀升,這反過來又提升了比賽的激烈程度。運動員必須使自身的運動技術與素質盡量符合球拍技術指標的要求,從而盡可能地發揮出新器械性能的優勢,這就使人以自身生動的身體來依據機械的、物理性能的技術要求運動,從而扭曲了人的生理性能。因此,球拍的技術性能越高,運動技術越進步,運動水平就越高,運動損傷的概率越大,損傷也就越嚴重。
  另一方面,在高技術的幫助下,興奮劑在體育領域中泛濫了。例如,在接連不斷的興奮劑丑聞中,大批世界級運動員都名列其中:錢伯斯、懷特、哈里森、瓊斯和蒙哥馬利以及美國體壇巨星卡爾·劉易斯等[17]。
  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興奮劑的使用不僅是一個體育道德的問題,而且更是一個技術異化的問題。可以說,興奮劑斗爭本身就是一場高技術之間的斗爭。一方面高技術不斷地為興奮劑的檢測提供一個又一個更為先進的檢測方法,另一方面也為研制出一種又一種更新型的興奮劑提供了支持。那么,興奮劑為什么會泛濫呢?我們姑且不論體育道德喪失以及法律上的原因,單就興奮劑檢測的技術過程來看,興奮劑的泛濫就是一個客觀的結果。
  這是因為,一項興奮劑檢測技術及辦法,總是在一種新的興奮劑產生、使用并且幫助運動員獲得利益之后才可能產生,一方面人們要弄清興奮劑的物質種類、含量以及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又要研制出可以有效檢測的方法和程序。所以興奮劑的檢測總是落后于興奮劑的研制,而且當一種興奮劑被有效地檢測出來的同時,又有更多的、更加隱蔽的、代表著更高技術水平的新型興奮劑被研發和使用,這就給反興奮劑的斗爭帶來了難題和不確定性。例如紅細胞生成素就是興奮劑,但是由于沒有可行的辦法來檢測人體內紅細胞生成素的濃度變化和尿液中的排泄量,所以國際奧委會根本就沒有設立這一項目的藥檢[18];亞特蘭大奧運會藥檢中心查獲了至少5個以上的陽性尿樣,但卻因技術原因銷毀了這批可能成為罪人的運動員名單[19]。所以,人類面臨著尷尬的技術邏輯悖論:一方面我們要杜絕興奮劑的使用,另一方面興奮劑檢測方法和手段總是落后于新型興奮劑的研制。
  目前,用基因技術來提升人體運動能力的想法,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觀念。盡管這是一種“增強性”治療,且很多學者對“增強性”治療持有非常堅決的、否定的態度[20],使其很難得到倫理辯護[21],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將基因技術的“增強性”治療認定為興奮劑的使用,我們又如何才能杜絕基因技術的使用呢?
  四、科技奧運困境的技術異化本質
  人們一般將技術應用過程中技術給人類帶來危害,技術反過來控制人類本身,或者使人類原來建構的東西受到破壞并與其本意發生了嚴重的背離等現象,稱之為技術異化[22]。
  眾所周知,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主體是人,其核心目標是促進人的和諧發展,團結、友誼和公平競爭精神的實現,從而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貢獻。其創始人法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在積極推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興起時的初衷就是為了消解19世紀以技術為基礎的大工業生產普遍確立所導致的如健康與活力不足、人際關系冷漠、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等種種技術異化現象,盡管他本人當時并沒有深刻地意識到。他的這種做法是具有客觀性的。(1)體育運動不僅可以釋放人的自由,娛樂身心并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團結、友誼的發展,從而消除因技術隔離而導致的人的孤獨感和自我的迷失,而且可以強化人們對運動的人的主體性進行真實而豐富的體驗過程,以消除人主體地位缺失等方面的消極作用。(2)古奧林匹克運動具有特殊的社會價值,完美地展現了人的理性,是古希臘三大文明支柱之一。而當時人們對古希臘文明又是那樣地崇拜,以至于將古希臘時期關于人類自身的理性認識納入到他們新的思想體系中[23]。(3)古奧運的神圣休戰這一獨特功能可能減緩由技術擴張導致的歐洲各國對自然資源爭奪加劇的事實,從而消除隨時引發的戰爭威脅。顧拜旦認為,用現代形式來復興奧運會,使它成為世界性的運動會,以促進世界人們彼此相愛,以規則規范下和平的人類運動“戰爭”方式來消除爭端和戰爭,從而就可以實現世界和平,這個設想體現在其所發表的著名的《體育頌》文章中。
  顧拜旦本意通過一種強文化運動——奧林匹克運動為人類社會發展建構人類理想殿堂的方式,使人們不僅可以盡情地享受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質財富和休閑時間增多的快樂,還可以有效地抵制技術使人成為機器的附屬而造成的身心俱疲和人類主體地位缺失等負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可以促進人的和諧發展與世界和平。奧林匹克主義就是將解決這一社會問題,作為自己的基本立足點,想通過奧林匹克運動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24]。
  但是,技術化的奧林匹克運動卻不得不面臨因為技術角色改變所導致的人主體地位缺失、公平競爭精神破壞、人身心和諧發展損害以及興奮劑的泛濫等困境,即技術控制了人及其活動過程,科技奧運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其困境的實質就是技術異化。
  不僅如此,當我們從邏輯的和歷史的角度沉思科技奧運的歷史時,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奧林匹克運動陷入了自身發展的邏輯悖論之中——為消除技術異化而興起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卻最終被技術異化了。這個悖論的存在,迫使奧林匹克運動不得不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發展的客觀性重新尋找理論依據。
  五、科技奧運困境產生的客觀必然性
  首先,如果我們將上述的三大困境進行必要而理性的哲學反思的話,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人主體限度和技術應用限度的超越是科技奧運困境產生的第一層原因。
  可以說,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價值客觀上構成了奧運領域中人主體活動的基本限度,人應該在這個限度內活動,否則就是超限。實際上,人們已經超限。當人們在“更高、更快、更強”格言的激勵下向人體運動極限發起挑戰的時候,人們對超越人體極限的滿足感不僅“遮蔽”了奧運的本原價值,而且更使得人們借助技術手段來達到目的的行為具備了合理性,正如人們普遍認為借助于科學技術幫助來最大限度地發揮運動水平,以達到超越極限的目的[25] 是我們唯一的目標那樣。當教練員在對運動員進行訓練的時候,二者的核心目標都指向一個——在大幅度提升運動員能力的基礎上增加獲得優勝的可能性,這必然使得奧運本質的含義被人們所忽視和淡忘,人主體限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地被超越了。
  技術應用限度的設定是由技術價值內在規定的。也就是說,如果技術沒有價值內涵,技術應用就不會產生種種社會問題,因此也就不能存在所謂的應用限度問題了。盡管學者們對技術是否負荷價值的問題存在著技術價值中立論和技術價值負荷論的爭論,但是技術本身負荷人的價值,技術在政治上、倫理上和文化上不是中性的,即任何技術都內含一定的好壞、善惡以及對錯之類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的觀點[26] 卻是具有相當的客觀基礎的。盡管技術中立論和技術價值論都是對技術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割裂,所以表現為一種割裂的技術價值觀[27],但是歸根結底,從技術的內在價值和現實價值的統一性上來審視,技術終究是價值負荷的[28]。
  技術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這個純粹人類文化活動領域中的應用同樣存在著客觀的限度,這就是增進人的和諧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維護團結、友誼和公平競爭精神等。但是,技術化發展使得奧林匹克運動已經嚴重地破壞了其價值體系,也就是說,技術的應用已經超越了合理的限度。技術出于自我邏輯規律的約束,一經使用就可以依據內在的邏輯相當“獨立”地運行,成為不為人控制的異化之物。效率是技術的根本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技術在應用過程中就必然要打破各種限度的約束,使效率的實現成為可能。而技術在應用過程中產生的巨大效率卻又具有很強的“遮蔽”性,它往往掩蓋了技術應用所導致的各種負面效應。所以人們經常看到的是技術的正效應,如推動運動成績的不斷提升,幫助人們不斷打破各種記錄等,而忽視了技術的負效應,技術應用也就逐漸地、在不知不覺中超越了合理的限度,從而導致了種種異化現象的發生。
  其次,科技奧運價值目標的技術化轉向是困境產生的第二層原因。
  盡管《奧林匹克運動憲章》規定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價值目標是為建立一個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貢獻,但是這個目標在實現過程中卻發生了兩次關鍵性的轉向。
  第一次轉向是運動價值目標對奧運價值目標的替換。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價值目標是借助于奧運會這一特殊的形式來體現的,而奧運會又是以運動競賽為主要方式存在的,這很容易使人們將運動價值目標與奧運價值目標等同起來。盡管人們在不斷地強調“參與比取勝更加重要”,盡管人們一再宣稱奧林匹克主義其實質是一種“人生哲學”,但是奧運會上每一次記錄的打破都深深地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只是因為這又象征著人體運動極限的再一次被打破,因此其意義深遠且巨大,久而久之就使運動目標成為奧運目標的替換之物。很顯然,這對奧運價值本身是一種嚴重的誤讀,但是因其具有很強的隱蔽性,所以并不被人們深刻地認識到。
  第二次轉向是伴隨著第一次轉向同步開始的。這個轉向發生于運動價值目標自身,我們可以通過對具有典型個案意義的競技運動價值目標的轉向來說明。
  競技運動是以在最大限度地挖掘人體運動潛力的基礎上而獲得優勝為目的的一種身體運動方式,人們據此將超越人體運動的極限確定為其終極價值目標,因此其內在價值體現出人類不斷地超越自身而獲得發展可能性的進取精神。這是人類對自我發展意識的一種描述和肯定,它反映出了人類對自身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對自我內在精神的積極性體驗;從其本原來講,超越自我正是人類對自身進化、發展所進行的哲學思考的必然結果。
  人類在三百多萬年進化的過程中,從最初與自然為一體、與其他生物平等共處的狀態下,逐步地獨立于自然,并漸漸地獲得了相對于其他生物存在的巨大優勢,成為決定著其他生物存在的事實上主體,盡管人們當時也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人類借助于技術來不斷地獲得更大的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時候,人類從野蠻走進了文明,從此人類開始了對自身存在意義的追問。在追問中,人主體身份獲得的可能性不僅漸漸顯露,而且對人何以能夠獲得主體可能性的內在原因的理解也日益深刻;當人類借助于現代技術手段,似乎真正地獲得了對自然的主宰權力的時候,人類也在一些哲學家的幫助下,成為現實的主體。正是這個思考過程的存在,人類深刻地理解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內在原因。人類不斷的自我超越使得人類不僅優勢于其他生物,而且也獲得了獨立于自然、乃至統治自然的能力。這樣,人類對超越自我的認識,逐漸地獲得了權威的肯定,而對超越的意義也深為理解和崇尚。因此,人類就將超越自我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權威認識而確定下來,并最終形成了對這一觀點的崇拜。
  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對競技運動領域將超越自我作為其價值的終極目標的理解,就具備了存在的客觀性。在此基礎上,人們不僅將超越人體運動的極限等同于超越自我,而且更進一步將此等同于人類不斷進取的精神,從而使得超越人體運動極限發展成為了競技運動的終極價值目標。但是,確立目標只是開始,而如何體現達到目標卻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超越人體運動極限本身并不具有一個顯性的、可直觀的特征,而這樣的特征是不能有效地起到激勵人們奮進的作用的,所以人們通過對運動成績的量化方式,將某一階段的、某一運動項目的最好成績明確地標識出來,從而就獲得了運動極限的直觀——量化的目標。這個目標是以記錄的形式被確定下來的。這樣,當運動員超越了這一量化的目標——某一數字式的記錄——之后,人們就理所當然地將之視為超越了人體極限。可以說,一方面,這個人為設定的直觀的目標,不僅使得人類獲得了不斷超越的自豪感,而且也有力地推動了競技運動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不斷強化的自豪感,又使得人們陶醉其中,從而客觀地推動著競技運動價值目標的轉向。人們對記錄超越的滿足感逐漸地遮蔽了運動所承載的超越人體乃至人類不斷進取這一價值本身的意義,而這個技術化的目標就逐漸地發展成為獨立存在之物,成為運動價值目標本身。這樣,量化的記錄的超越與在競賽中獲得優勝就逐漸地成為運動合目的性的價值目標,而原來所要展現的人類不斷進取的精神、人類不斷超越自我的價值目標以及人們不斷地超越人體運動極限的理想就被二者遮蔽起來。人們僅僅為了超越“記錄”而超越,而對超越人類運動極限的真正本意等基本問題卻逐漸忽略了,這必然使得運動不可避免地走上倫理價值轉向的道路。當人們將這個技術化運動價值目標替換奧運價值目標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奧運價值目標與其價值內核的嚴重背離。
  最后,科技奧運進程中對人文關懷的忽視和技術與人文的人為剝離成為科技奧運困境的根源。這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技術效益與效率原則的確立客觀地拋棄了人文關懷。科技奧運模式下,技術效益和效率成為其發展的基本原則。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運動過程必須最大限度地符合技術規則的基本要求,在技術規范下發展才能達到效益第一和效率第一的技術價值目標。這就客觀地將人排除在技術化的運動領域之外。因此,技術效益與效率原則一經確立,人文就必然要作為一種對新的技術系統——技術化的體育系統——的干擾因素被拋棄,從而造成人文關懷的缺乏。同時,優勝目標的實現是在對人文踐踏的基礎上完成的。現在,優勝是作為運動價值目標而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為了這個目標,人們在運動過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對于價值目標是合理的手段和辦法就具有了合理性。例如,運動損傷就是被人們作為超越人體極限的必然的、客觀的代價而欣然接受下來的。所以,人們對優勝的追求是在踐踏人文的基礎上展開的,其實質就是人們對人文的主觀性忽視。
  另一方面,作為人類活動的必然產物之一的現代技術,是內涵價值的。技術本身就是為人的發展服務的,這是技術產生和立身之源。所以,技術在奧運領域中的應用客觀地存在著一個必然的前提——技術在提升運動能力時,必須以減少健康損害、體現人的價值和目的追求為預設的人文前提,即技術化的科技奧運必須充分地體現出人文價值關懷。在這樣的前提下,運動過程所追求的效益最大化就必然要擺脫簡單的物質效益計算方式,轉而以一種更為廣義的實現技術人文價值效益和物質效益和諧統一的目標來替換,這不僅是技術對其自身實現過程所內涵的功利性的自我規范和約束,更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技術化的奧林匹克運動必須以人文價值與功利價值和諧統一體作為其價值前提,實現技術效率的同時要實現技術對人文的關懷。但是,人們對技術效率的熱衷,不僅忽視了技術存在的人文前提,而且將對人文關懷的忽視作為一種必然的價值目標追求的負向價值而欣然接受下來,從而徹底地將技術與人文剝離開來,造成二者之間嚴重的背離。這是人為的結果,而不是技術自身的結果。
  總之,一方面,當我們將科技奧運置于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時,其本身所內涵的人文價值就客觀地凸顯出來,無論是從現代奧林匹克本身來看,還是從科技奧運保障了三大理念實現來看,抑或是從基于消解科技奧運——技術與人文對立目的而設定的人文奧運、綠色奧運理念的實施來看,科技奧運都負荷著巨大的人文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人文價值作為技術效率實現的價值目標,將對人類自我超越精神以合理的方式來體現,技術與人文就不會對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技術化過程中人們對自我存在意義人文忽視和踐踏,以及對技術存在的人文前提的忽視和人為地對和諧統一的技術與人文的剝離現象就不會發生,科技奧運的人文困境也就無從談起。
  收稿日期:2006—02—16 修回日期:2006—03—29
中國軟科學京83~91G8體育董傳升20062006
科技奧運/技術化/技術異化/人文價值/人文困境
以技術哲學理論視角,從奧林匹克運動自身、技術與人文對立的消解和三大理念實現三個方面,客觀地分析了科技奧運巨大的人文價值;深入討論了科技奧運的三大人文困境,揭示出人主體限度和技術應用限度的超越、科技奧運價值目標的兩次不合理替換以及科技奧運進程中對人文關懷的忽視和技術與人文的人為剝離是困境之源。
作者:中國軟科學京83~91G8體育董傳升20062006
科技奧運/技術化/技術異化/人文價值/人文困境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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