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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開放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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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進程
  即使是從現代意義上來看,經濟全球化也不是現在才開始的事情,而是過去兩百年中一直在發生的過程。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眼里,這個過程是這般顯現的:資產階級,由于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取代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產品;資本主義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然而,經濟全球化如同文化和政治的國際化一樣,始終伴隨著一個本質上相反的過程,即民族化、區域化和多極化。除了歷史的、民族傳統的和社會心理的因素之外,單從經濟關系的角度來觀察,這種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離開政治或軍事的強制,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只能源于各經濟體的比較優勢,而所謂比較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的、變動的。例如,發展中國家曾經長期流行一種看法:允許外國商品自由銷售必然造成本國民族工業的毀滅和本國經濟的崩潰。不論有多少個分散的、暫時性的事例可以證實這種觀點,但從宏觀上和長遠上看,這種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因為,如果該國能進口那么多的商品,必是因為它有那樣大的對外支付能力;如果不是這樣,該國的貨幣就會貶值,外國商品就會變得昂貴,有關各國的比較優勢的位置就會轉換。
  總之,經濟的全球化絕不是突然出現的新事物。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過去、現在,也許還有將來,都可能使一國經濟或多國經濟受到一時的傷害,但它不可能毀滅世界。在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面前,一國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封閉是可能的,但代價是不可估量的。開放有可能帶來該國經濟的加速發展和繁榮,但是,作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被長期固定在不發達國家的地位上。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仍然應堅持開放,因為惟有開放,才有可能趕上世界經濟的發展步伐。開放是一國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雖然遠不是充分條件。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從70年代末就把對外開放列為基本國策的原因。
      二、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20年前開始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經濟從過去的封閉狀態中擺脫出來,并逐步融入處于一體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從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對外開放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加快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開放的促進作用是無法估量的。如果不是由于我們在一開始就采取了積極的對外開放措施,對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有那么大和那么快的進展。開放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放人們的思想,統一大家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分歧;開放可以使政府官員和企業管理者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學習市場經濟的運作機理;開放可以使改革不會停留在坐而論道,必須馬上付諸實踐。因為,一旦打開國門,國外競爭的壓力和國外先進經驗的沖擊就會促使我們非改不可。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區間進展不平衡的特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首先是從沿海開始的,然后遞進式地向中西部推進。這種狀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對外開放的啟動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的。特別是廣東和福建,從80年代初就被國家賦予了特殊政策。由于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與港臺和亞洲其它經濟發達地區接近,只有實行與海外類似的經營管理體制,才能適應相互競爭與合作的需要。多年來,沿海地區在取消價格管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市場化融資、自由就業和土地有償使用等方面都是先行一步,成為中國改革的試驗區。
  其次,對外開放加快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縮短了走向現代化的時間。實行對外開放使中國得以大量利用國外資本,彌補國內積累之不足。據統計,1979—1997年中國共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30萬個,協議外資額5100多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累計達到2200億美元。目前利用外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的比例達到14%左右。1994年以來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一直居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改革之初,中國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實行對外開放后,通過利用外資和進口,中國引進了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帶動了國內技術水平的提高。1996年,據對3200多種主要工業生產設備的普查,進口設備占47.1%,比1985年的18.2%上升28.9個百分點。在全部進口設備中,90年代出廠的占26.1%,80年代出廠的占69.7%,70年代出廠的占9.5 %。傳統體制下的中國在經濟管理方面十分落后,改革開放后通過與外國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的多方面合作,中國引進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這些管理經驗和方法產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外,實行對外開放后,國內外經濟技術交流不斷擴大,中國既從國外獲得了大量的信息,也把中國的各項事業發展情況介紹給了世界,促進了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交換和互補,使中國社會的發展與世界的進步處于緊密的相互作用之中。
  第三,對外開放大大提高了中國經濟的整體素質。在農業方面,各種農作物、化肥、農藥、先進耕作方法的引進,使得農業用更少的土地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中國糧食單產從1978年的2. 53 噸/公頃提高到1996年的4.48噸/公頃,提高了77%;棉花單產從1978年的450 公斤/公頃上升到1997年的1025公斤/公頃,提高了1.3倍, 這在改革開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主要農產品產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明顯提前。其中,谷物產量從1978年的第2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1位;棉花從第3位上升到第1位;油菜籽從第2位上升到第1位;肉類從第3位上升到第1位。在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進步同樣十分顯著。1978年時中國的鋼、煤、水泥、化肥、電視機產量分別居世界第5、3、4、3、8位,到1997 年均已上升到第1位;同期原油產量由第8位上升到第5位;發電量由第7位上升到第2位;化學纖維產量由第7位上升到第2位;棉布產量長期保持在世界第1位。中國的電子、機械、冶金、化工等工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仍然落后,但在世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差距沒有明顯擴大,在某些方面事實上還有所縮小。第三產業加快發展同樣得益于對外開放。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9年的21.4%上升到1997年的32.1%,提高了10個百分點以上,特別是交通、通信等原有瓶頸的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商業、外貿和旅游等行業服務水平大大提高,在對外開放和與國際接軌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得到改善。會計、審計、法律和咨詢等中介組織從無到有,蓬勃發展。
  毋庸置疑,中國的對外開放也不可避免地伴隨出現了一些消極影響,某些方面的問題甚至是相當嚴重的,帶來的痛苦至今仍然在繼續。
  第一,出現了明顯的不平衡發展格局。大體上有三種情況。一是與世界經濟聯系緊密的沿海地區和交通發達、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發展速度超常;二是原來工業基礎很好,但是受計劃經濟影響深重且與國外經濟聯系較少的地區,發展速度則相對緩慢;三是內陸邊遠落后地區,雖然自身的發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但總是比不上沿海地區。結果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和社會穩定都有不利影響。
  第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和海外資本的涌入對國內原有產業造成了劇烈沖擊。由于始終存在著數額巨大的走私,中國統計的進口貿易規模實際上是低估的。最先感受到進口產品威脅的是機器設備和家用電器制造業;接下來這種打擊擴散到幾乎所有消費品制造行業。近些年來,能源、原材料產品,例如石油和石油制品、化工原料、農藥和化肥、鋼鐵及有色金屬等行業的太平盛世也一去不復返了。目前國有企業不景氣,鄉鎮企業增幅回落,在一定程度上與國外產品大量進入國內市場以及三資企業的競爭有關。近年來,國內出現農產品價格低落、農民賣糧難、增產不增收等現象,也與國際市場農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有一定關系。目前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正在展開,國內相關產業已經開始感到了國外同行的挑戰。
  第三,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全面引進,動搖了原有的科技研究開發體系。國內龐大的官辦科研機構是在孤立狀態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投入和效果的比例關系與市場評價相距十分遙遠。經濟開放之后,國內開發顯然不如引進技術來的快速簡便,而且引進技術還往往不如進口設備和產品。因此,除了發達國家有意封鎖控制的科技成果之外,其它都只須購買或模仿即可,絕大多數從事應用技術研究的機構都陷入了無事可做的困惑,工程師不再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相應的大學、學院、系科、專業,招生都成為問題。
      三、中國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20年前,當中國著手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經驗。東歐和蘇聯是我們研究參考的對象,“亞洲四小龍”被我們當作學習借鑒的“榜樣”,日本、西歐和北美更是高不可攀的“教師”。我們愿意向一切國家和地區學習,但是我們并不認為存在著可供中國移植的“經濟模式”。因此,當人們今天來探究“中國的道路”時,不難發現,其實奧秘很簡單: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
  首先,中國從一開始就認識到,最終目標和實施步驟不是一回事。我們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但是,我們只能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這一點。問題不僅在于人們思想和觀念的轉變需要時間,客觀的經濟體系及其結構的轉變也需要時間,否則就只會“休克”,而見不到“療法”。由于采取了漸近的戰略,這就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原有體制的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從而能在根本上保證對外開放的成功。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中國沒有懷疑既定的目標,沒有考慮采取倒退的選擇,而是始終認為對外開放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動搖,并在堅持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的前提下積極尋找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辦法。
  第二,區分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在80年代的絕大多數年份里,中國的進口都明顯超過出口。允許海外直接投資進入國內,中國的商品市場全面開放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們要求外來投資者必須承諾有一定比例的產品外銷。實際上這個要求并沒有嚴格執行。當出口和進口都在按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長時,這種要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令人懷疑。然而,對于生產要素市場的開放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至少在愿望上是如此。特別是在開放貨幣、資本市場方面中國給人的印象是非常謹慎,甚至可能是過于謹慎了。也許早在90年代初中國就可以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一直采取了不那么積極的態度,這可能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直接沖擊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中國實際上對于居民個人持有外匯以及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控制得非常松。相當長時間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非正式的資本流出,90年代初的幾年里甚至還發生了較為嚴重的資本凈流出問題,這從國際收支統計存在的巨額“誤差與遺漏”中可以反映出來(見表1)。 對于要素市場(包括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中國反復聲明將繼續堅持既積極、又穩妥的方針,把對外開放的步伐與國內體制的健全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協調起來。
  表1   中國國際收支概覽
                        單位:億美元
年份   經常項目差額    資本項目差額    誤差與遺漏1991     119.97        32.56       -31.311992     64.02        -2.50       -82.741993    -119.02       234.72       -98.041994     76.57       326.44       -97.741995     16.18       386.74       -178.101996     72.43       399.67       -155.591997     297.17       229.58       -169.52年份        儲備資產變化1991          -121.221992           21.221993          -17.671994          -305.271995          -224.811996          -316.511997          -357.23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第三,較早認識到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每年安排數量可觀的政策性貸款用于內地的農業開發和鄉鎮企業發展,同時通過以工代賑、專項補助和轉移支付等方式向中西部地區投入一定數額的財政資金,幫助這些地區發展經濟。1998 年, 政府增發了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并將大部分項目安排到了中西部地區。為了鼓勵中西部擴大利用外資,1998年又出臺了若干優惠政策。部分地是由于這些政策措施,更多地可能是由于市場經濟本身的內在規律作用,使中國各省市經濟發展速度最近兩年來已趨于接近。收入分配的地區差別實際上主要是城鄉差別問題。長期以來,上海和貴州分別是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高和最低的兩個地區,1980年上海是貴州的12.5倍,1997年為10.2倍。差距在縮小。考慮到過去20年里,兩地的價格水平變化速度不一樣,上海的生活費用上升更多,那么,實際差別可能要更小一些。但是,當我們分開城市和農村,完全就是另一幅圖景。1997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上海是貴州的1.9倍, 而上海郊區的農民收入則是貴州農民收入的4倍(見表2)。鄉鎮企業的崛起改善了東部地區的城鄉經濟關系,盡管東部地區的城鄉差別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可是,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縮小城鄉差別則是非常艱巨的任務。
  表2       部分地區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
                     單位:元(人民幣)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全國平均 133.57 191.33 397.60  686.31 1577.74 2090.13北京   224.80 290.46 775.08 1297.05 3223.65 3661.68上海   290.00 397.35 805.92 1907.32 4245.61 5277.02廣東   182.30 274.37 495.31 1043.03 2699.24 3467.69內蒙古  100.30 181.32 360.41  607.15 1208.38 1780.19河南   101.40 160.78 329.37  526.95 1231.97 1733.89貴州   108.00 161.46 287.83  435.14 1086.62 1298.54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8》第346頁。
  第四,針對對外開放過程中國有和集體企業困難加劇和失業人口增多等問題,政府鼓勵企業實施下崗分流和再就業工程,并通過“三三制”的資金籌措方式(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費支出由政府財政、社會保險基金和企業各負担1/3)來加強社會保障。眾所周知,中國過去實行的是就業終身制和養老醫療國家現收現付制,所以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剛剛開始,并不能為轉軌時期的下崗、失業提供足夠的財務支持。財政的總體規模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將這方面的支出完全包攬下來。對于企業來說,運營狀況好一些,則可以從減少員工數量而節約的資金中拿出錢來安置下崗職工,差的企業則破產或被兼并,資產被清算,包括土地使用權被轉讓,政府允許和鼓勵將獲得的收入優先用于安置職工。按上述模式,如果下崗職工的生活費仍然得不到落實,則采取“地方不足中央補、企業不足財政補”的辦法解決資金問題。通過這些措施,下崗和失業人員都能得到比較妥善的安置,迄今為止已經有1000萬左右的國有企業職工重新就業。
  過去20年中,中國應對國際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措施并非完美無缺。我們是在摸索著前進,必然會發生某種失誤,值得慶幸的是沒有出現后果特別嚴重以至于我們無法糾正的失誤。
  在我個人看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對涉外經濟部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可能估計過高了一些。按照現行統計,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外貿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40%,比美國、日本等貿易大國高出一倍左右(見表3)。 中國的加工貿易占外貿總值的50%以上。如果統一按一般貿易折算,特別是考慮到國內生產總值統計遺漏等因素,估計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大約只有現行統計的一半,即20%左右。高估涉外經濟的規模,會導致我們在制定改革與發展戰略時發生偏差。在實踐中突出的表現是,政府的各種政策,更重要是行為,十分重視出口貿易,重視外資企業。這固然有其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是消極的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其中最主要的是,人們往往忘記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來說,國內需求、國內儲蓄是更基本的因素。當國內經濟得不到應有重視和及時的調整時,涉外經濟的發展也成了無源之水。
  在過去20年里,經常出現的現象是,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落后于對外開放。毫無疑問,這種局面的產生帶有很大的必然性。然而時間和程度卻并不都是必然的。國有企業的機制問題是早已被發現的問題,歷史遺留的各種包袱也不可能不付出代價,與之相關的國有銀行的改革更應當及早提上日程。市場化的進程比之可能來說要慢得多,反復也多得多。住房制度、社會保障的改革更是曠日持久,反過來影響了其它方面的改革。收入分配的貨幣化至今未能完全解決,國有部門的工資仍然有實物化傾向的存在,并且也是與其它經濟部門不可比較的。勞動就業市場、資金市場和土地使用權市場反之受到了束縛和扭曲。即使是進展較快的外貿改革也依然遺留了不少問題。行政命令和行政導向仍然影響著外貿企業的經營行為。過去擴大出口長期依賴貨幣貶值、出口的產品質量、經營水平改進緩慢。國營外貿企業存在許多弊端,造成過高的負債和大量虧損掛帳。但因為担心出現連鎖反應,又不能任其倒閉,所以壞帳問題繼續在累積著。下一步的改革不得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表3  部分國家外貿依存度比較
      貿易依存度    199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1980年(%) 1996年(%) (美元,匯率法)  (美元,購買力平價法)中國  13     40       860         3570印度  17     27       390         1650巴西  20     15      4270         6240埃及  73     46      1180         2940日本  28     17      37850        23400美國  21     24      28740        28740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99.
  深入分析起來,對外開放的具體步驟和市場結構也不盡合理。首先,鼓勵外商投資于輕工業是正確的,但是能源、原材料行業的開放拖的時間過分長久;對海上石油的風險勘探很早就開始進行國際合作,其它地礦資源的勘探開發卻遲遲沒有對外開放;前些年已經允許民航合資建設和經營機場、航空公司,鐵路卻直到最近才宣布允許外商投資經營某些線路。國內外一致批評的服務業對外開放問題,似乎也并不那么“有計劃”。旅游酒店業早就允許外資涉足,娛樂業和零售商業事實上也早已成為外資自由進入的領域,但是電信、金融和外貿、教育、文化以及其它產業則滯后很多。凡是開放較晚的行業,我們都不得不忍受其中的壟斷、低效率和過度就業及低工資。
      四、中國加快改革、開放步伐
  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和演變,在許多方面與中國經濟界人士的預期并不一致,有的方面要好一些,有的方面則更糟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認為這場災難會毀滅中國的經濟。危機不僅使中國看到了自己的弱點,而且還發現了自己的長處。
  最直接的反應是,中國將目光轉向國內,擴大消費和投資以彌補出口可能的相對減緩甚至是絕對下降。1998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最初確定為增長6%,隨后調整為10%, 幾個月后又將實際工作目標修改為15%。預計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可能會達到3萬億元的水平。 為了解決基礎部門的資金籌措問題,政府迅速決策增發1000億元國債,用于鐵路、公路、農林水利、環保事業、城市基礎設施及糧食倉儲條件等等方面的建設,并且相應擴大銀行貸款1000 億元與財政資金相配合。 這合計為2000億元的新增投資,估計在1998年內形成60%的實際工作量。在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政府還調整了貨幣政策,放寬了銀行貸款的指導性計劃,鼓勵銀行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改善金融服務,增加對住宅業和中小企業的貸款投放,開展消費信貸。
  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政府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實施再就業的政策。為了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不足問題,政府1998年年初就發行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使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達到了國際要求的水平,增強了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對于一些經營不善、發生支付危機的金融機構如中農信、海南發展銀行、中國風險創業投資公司和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果斷地采取了關閉措施,及時消除隱患,化解了金融風險。1998年11月中旬正式出臺中央銀行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撤銷省級分行,按經濟區劃新設9個大區分行, 在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中央銀行對銀行類金融活動監管方面,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與此同時還設立了中國保險業監管會,加上經過改組的中國證券業監管會,金融活動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框架基本形成。
  政府進一步采取新的措施鼓勵擴大開放和利用外資。從1998年1 月1日起,對鼓勵和支持發展的外商投資和國內投資項目進口設備, 實行免征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年初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修改后的目錄總共329條,可享受免稅優惠的條目共270條,占總條目的83%,充分體現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政策意向。不斷有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獲準進入中國,允許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國銀行已增加到將近20家左右。總體上看,中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均有新的進展。
  1998年是近年中改革措施出臺最多的一年。除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改革之外,政府還實施了醫療保險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并且抓緊準備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和收費改為收稅的改革。
  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國民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健康發展的勢頭。1998年前三個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 2%,消費價格指數下降0.7%,外貿盈余增長15%, 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313億美元,與1997年同期基本持平, 國家外匯儲備達到1411億美元,比年初增加12億美元,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繼續提高,國民經濟呈現進一步回升的趨勢。
      五、中國和亞洲經濟的未來
  亞洲危機表面上是金融問題,實質上是真實經濟中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生產與需求矛盾運動的結果。支付困難,說到底是因為經濟循環不暢,商品轉化為貨幣遇到障礙,或者條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高檔公寓和辦公樓出現許多閑置時;當家用電器不斷降價仍然賣不出去時;當不僅僅是服裝、玩具積壓,而且鋼鐵、石油化工產品等等原材料也很難找到新的客戶時,我們對企業不能按時歸還銀行貸款,本國銀行不能按時歸還外國銀行貸款這樣的事情就不會覺得有什么奇怪之處了。20多年前,“亞洲四小龍”生產制造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并大量出口到歐美國家,被譽為成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但今天幾乎亞洲所有國家都在這樣做,而且東歐和拉美也在這樣做。即使我們考慮的不是國際市場,僅在一國經濟內,當經濟循環不暢時,我們也只能去直面危機。正因為如此,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經濟全球化。
  盡管外部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決定一個經濟體系基本狀況的主要因素仍然來自內部。事實上全球化越發展,各國經濟對自身的依賴就越強烈。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任何經濟體系都必須具備良好的內在循環系統,這樣才能促進,而不是妨礙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受到金融風暴襲擊的國家和地區表現出巨大的差異。經濟結構單一、缺乏個性特色的經濟,往往是脆弱的經濟。一國經濟對外依賴的程度可以有很大不同,但是無一例外地需要重視自身內部的良性循環。正像自動控制的現代化工業并不能取代和消滅手工業一樣,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著絕大部分產品都要實行國際交換。大量產品注定只能適合在當地生產,當地循環。第三產業提供的服務,絕大部分是在當地生產、銷售和消費的。目前,世界平均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60%,而且還在不斷提高。
  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采取對國際經濟負責任的態度,這也是對它自己經濟負責的表現。任何經濟體系,包括發達經濟體系都不是沒有弱點的。過去曾經十分繁榮的經濟今天陷入了困境,同樣,今天非常興旺的經濟,明天也許就會重陷危機。沒有永恒的繁榮。因此,一國經濟進入全球化進程需要有所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國際社會應當認識到,各國經濟自由化、一體化步伐應由各國自己決定。如果外部壓力過大,被迫倉促決策,可能危害這些國家,也危害世界經濟。要允許和鼓勵各國從自己的實際出發,采取最適合于自己的方法和步驟,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
  亞洲金融危機和其它一些發達國家發生的市場波動均表明,現行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一是國際資本可以任意流動,因而可能有意無意地沖擊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二是對投機性極強的金融衍生產品如何管理、風險如何控制,國際上迄今還沒有找到有效辦法。三是國際社會是否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來取代較為軟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這是事關重大的問題,不僅影響到亞洲的復蘇,也關系到世界經濟的健康。
  此次危機會對亞洲各國造成很大影響,但不會造成根本性的傷害。除個別例外,促使東南亞國家經濟起飛的各種基本條件依然存在。日本、韓國等發達和較發達的經濟,產業實力雄厚,國內市場和區域市場潛力都十分巨大。東亞奇跡畢竟是世所罕見的真實故事,并不像某些人臆斷的那樣僅只是個美麗的泡沫。這次危機會促使亞洲各國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可能加強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合作,也有可能加強亞洲與歐洲的經濟聯系和經濟合作。但是亞洲能否形成類似歐洲或北美的經濟貿易體系仍然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區域內最強大的經濟體日本,將要扮演什么角色并不清晰。日本如果能夠像美國(或者德國)那樣有更寬廣的眼光,不担心周邊的經濟體與自己一起繁榮起來,那么亞洲的經濟會很快擺脫眼前的麻煩,在即將來臨的21世紀里,世界經濟的重心可以確定地移向太平洋地區。但是,即使日本一蹶不振,也并不會改變亞洲經濟蓬勃向上的趨向,因為亞洲就是多半個世界。中國的人口相當于歐洲的兩倍多,印度的人口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還會超過中國。如果這樣的國家步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難道有什么樣的外部力量能夠阻擋嗎?
  中國已經從對外開放中獲益良多,不應該也不可能退回到封閉狀態。中國應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基本政策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在食品問題解決之后,鋼鐵和煤炭的短缺也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都是服務業不發達問題。投資、增長、就業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和生活素質提高全部依賴于這個廣闊的領域。在繼續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加快城市化、市場化以及信息化,中國有可能創造一項連續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
  為經濟市場化的內在邏輯所決定,中國必然要逐步擴大開放一些重要行業,例如金融、電信和信息產業。對此表示懷疑的西方觀察家們只要和普通中國老百姓認真溝通過之后就會改變看法,因為深受封閉、壟斷和官商式低質服務之苦的畢竟是中國人自己。國有經濟改革步伐快慢與金融體系呆壞帳的增長數量完全成反比,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界、金融界都不愿意看到東南亞和拉美的危機在中國出現。因此,中國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入世貿組織的努力是真誠的、自覺的。遺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發達國家對此都有正確的理解。在一些人看來,中國不敢大幅度地降低關稅,是因為要保護自己的國有工業。事實是,第一,由于體制問題,中國的名義關稅水平與真實關稅水平差距極大,就真實關稅的平均率來說,中國早已在5%以下;第二, 外商投資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經舉足輕重,而且大部分是銷在國內,這同樣說明中國市場已經高度開放;第三,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害怕的不是正常的市場開放,而是走私帶來的沖擊,只要繼續從嚴打擊走私活動,進口量最大的若干種產品,目前的控制可以減少一半。解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的關鍵是,尋求一種完全有客觀基礎的共識,使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都能從中受益而不是受害。例如,對中國來說,農產品自由貿易問題的要害是,如何確保糧食貿易不會成為政治沖突時可以利用的手段;資本帳戶可兌換的關鍵是,如何避免泰國和韓國式的金融風險,如果大家都不能拿出有充分把握的方案,那就要有所退讓,有所妥協。不管世貿組織愿不愿意幫忙,中國都將會按照這個組織所奉行的基本原則去構筑自己未來的經濟體系。如果事情不那么理想,也并不會發生多么顯著的消極影響。即使沿海地區的發展速度有所回落,整個中國經濟的實際發展速度也不會有太多降低,因為更廣闊的中部和西部地區也許可以因此而有更多的機會趕上來,后者正是中國經濟進一步強盛的希望所在。
國際經濟評論京21~26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郭樹清19991999作者系原國家體改委秘書長、現貴州省副省長 作者:國際經濟評論京21~26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郭樹清19991999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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