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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開放問題四題
經濟全球化: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開放問題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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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63(2003)07-0005-06
    一、全面理解經濟全球化中的國家經濟利益
  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全球范圍內的市場經濟,表現為各國經濟資源受市場機制的調節,在跨國流動時受非經濟因素的阻力不斷降低,經濟資源在全球優化配置成為現實。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和合作,必然產生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一方面,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快速增長,國際分工的量和水平迅速增加或提升;另一方面,國際分工的模式也出現了重要的變化。以往,各國從自己的比較優勢出發,用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和服務,交換比較劣勢商品和服務,分工的形式表現為國家間的分工。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國際分工進一步表現為產業內的垂直或水平分工,也就是一個產業的上下游產品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生產,使一種最終產品難以準確認定它就是那一國的產品。隨著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跨國公司自身將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分別布局在不同的國家,把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一個跨國公司全球生產與服務網絡的戰略體系之中。這種跨國分工變化極其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的經濟發展。
  在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較少的情況下,一國經濟發展可利用的絕大部分只能是本國的資源,本國企業就是“民族企業”。民族企業的發展壯大,國內市場不受國外企業的侵蝕,民族企業成為國內就業、稅收、利潤的主要來源,就體現了國家經濟利益。當今各國經濟發展實踐證明,本著狹隘的民族利益和民族企業的觀念,不利于迅速發展一國的經濟,只會越來越落后。因此我們必須拋棄狹隘的國家經濟利益觀。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當跨國公司把全球經濟資源納入其發展視野和戰略經營體系中后,不僅在全球采購、加工與銷售,而且進行全球投融資,這時評價國家利益的福利標準就必然要發展變化。由于所有權的國際化,跨國公司的國籍特征日益弱化。跨國公司越來越深入地融入東道國的整體經濟之中,成為東道國的“公民”,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就業、稅收而言,和“民族企業”幾乎并無兩樣。這就使國家經濟利益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一國的國家經濟利益不再僅僅體現為基于本國資本的傳統“民族企業”,而是體現為有境外資本參與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資和獨資企業。
  全面正確地理解經濟全球化中國家經濟利益的新含義,對于我國入世后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具體是指:
  第一,在關系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領域,保持國家獨立性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投資輸出國和輸入國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摩擦和利益沖突,因此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制定產業政策也是完全有必要的,這也是一種國際慣例。
  第二,全球化過程中民族企業不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也必然會存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我們不要再提什么民族企業的概念。這一觀點具有相當代表性。實際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國籍特征弱化的跨國企業和本國的民族企業的并存,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全球化并沒有能夠消滅民族企業,本國的民族企業不僅要存在,而且可能在競爭中會不斷壯大成長。我們千萬不能因為要重視吸收國外直接投資,而忽視民族企業的發展。雖然在動態的市場競爭中,民族企業可能會轉化,產權也會日益社會化和國際化,但是民族企業的存在,往往會遏制住跨國企業在本國的壟斷趨勢,遏制其把價格提高到邊際成本之上的能力,遏制其竭力盤剝本國國民福利的行為。
  第三,從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看,外國公司的所有者和職工從我國取得的利潤和各種凈要素收入,屬于外國國民的福利,并不屬于我國國民的全面小康收入。只有中國國民的各種要素收入(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才是屬于我國的國民收入,才能列入我國全面小康的收入指標。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外開放要與對內開放結合起來,鼓勵我國民營企業優先準入各種原有的政府壟斷領域。對本國國民政策優先,是發達國家的一種慣例,也應該成為我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我國國民的福利,也可以在引進競爭性的外國公司中達到。即通過外國企業之間在我國國內的競爭,打破某一國跨國公司的單一壟斷能力,降低其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使我國國民受益。對于我國目前還不具備先進科技、但又急需要引入的那些產業領域,這一點尤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二、全面建設國際制造基地:必須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目前人們依據我國長江三角洲地區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和現實發展勢頭,斷言未來這一地區將成為全球加工制造基地,甚至有可能成為“世界工廠”。我認為這一樂觀的判斷背后,還需要增加若干重要的前提條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我們除了必須發揮這一地區制造成本低的優勢外,還必須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千方百計地降低制造業的交易成本。
  按照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制造業的生產成本包括物質轉換成本(即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兩部分。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不僅優秀而且便宜,土地資源使用費用價格低廉,因此物質轉換成本在全世界都具有競爭優勢,全球跨國公司紛紛登陸中國,在形成比較成本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我國廣闊的市場容量。這些年來,我國的制造業產出的增長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按此勢頭判斷,21世紀我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全球化競爭體系中,雖然我們不可能準確地進行計算,但是可以毫不懷疑地說,我國制造業的交易成本并不低,在我國運營的本土企業的總成本總不具有相當明顯的優勢。如第三方物流不夠發達,金融保險業制度創新落后,法律服務、企業管理服務水平不夠高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本土企業效率和跨國公司的投資選擇和運作策略。
  我國交易成本的居高不下,其原因說到底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我國的生產性服務體系不夠發達,二是企業的營運環境不夠好。生產性服務業是企業為企業所提供的中間服務,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特別是降低信息成本。一方面,擁有日益增多的專業化廠商和各類專家,是現代生產者服務部門的一個重要特征。生產者服務部門大部分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作為主要的投入品,其產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服務;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服務業廠商是一種主要的媒介物,通過這些媒介物,社會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得以釋放出來,并且源源不斷地通過價格機制供給于商品生產的實物經濟過程。因此,生產者服務部門乃是把日益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進商品生產部門的飛輪,它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這些資本進入生產過程的渠道。現代生產性服務部門中的某些行業,特別是會計、管理咨詢、律師、金融、工程技術服務等,既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又是促進工業化的最重要的動力。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的分工,降低了生產的成本,但提高了交易成本,需要中介服務來幫助降低交易成本。社會分工越細,交易成本就越高,就越需要中介組織所提供的生產性服務。目前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的增加值總量目前已經占到全部服務業增加值的二分之一強,就是明證。
  我國生產性服務發展的基本特征是:總體上不夠發達但在沿海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這是外商為什么總是喜歡把制造業布置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原因。前一選擇可以充分利用香港發達的生產性服務體系,同時利用珠江三角洲的制造成本低的優勢;后一選擇可以在充分利用長江三角洲地區優良勞動力和投資硬環境的同時,充分利用上海相對發達的生產性服務體系優勢,降低交易成本。上海這些年一直在大力發展以貿易、金融、運輸、高科技服務為主導的生產性服務體系,不僅使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和形成了區域競爭優勢,也廣泛地帶動了周邊三角洲地區的投資增長和經濟發展。
  對于江蘇經濟發展來說,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今后區域之間發展的競爭重點是強化生產性服務體系的競爭。融入上海經濟圈,就是要利用上海生產性服務體系發達的優勢,充分吸收到更多的國內外制造業投資者來江蘇投資。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些年來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一直分布在上海周圍地區。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江蘇也具有眾多的次級中心城市和廣闊的經濟腹地,強大的科技力量和人力資本優勢,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也具有十分良好的條件和背景,因此我們在戰略上不能僅僅沉醉于利用上海的服務業優勢,而必須通過自身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第三產業附加價值的增值,尋求制造中心的更快更強的建設道路。以南京為例,如果南京能夠在生產性服務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集聚和擴散中心,并帶動其周邊地區國內外直接投資的上升和制造業的發展。
  最后我們還應該注意的問題是,目前跨國公司正在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它們把其制造業向我國的轉移與其全球戰略、全球的配套體系及企業組織制度結合起來,即把我國低的制造成本與其低的交易成本這兩個優勢結合起來。現在各個行業的跨國公司都在進行全球布局。家電業布局可能接近完成,汽車業的布局正在進行。如果我們不能早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當跨國公司全面“進攻”時,我國的本土企業可能會受到嚴重沖擊甚至難以抵擋。屆時我國這一全球的制造業基地將可能不是由本土企業起主導作用,而可能是由跨國公司所主導。這當然不是我們所希望出現的局面。
    三、實施沿江開發戰略:尋求全球化過程中的新優勢
  進入新世紀,隨著人們對世界經濟發展走勢的重新把握,長江以它新的魅力,又進一步吸引了尋求新發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人的眼球。如果我們客觀地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江蘇經濟在國內的相對優勢在于抓住了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機遇的話,那么進入21世紀后,江蘇經濟的新增優勢就取決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能否利用發達國家的基礎產業如重化工、冶金等開始向外轉移的契機,以及我國新工業化道路選擇的機遇,依靠長江沿岸的資源優勢和江蘇制造業的配套能力,逐步形成江蘇在全國仍至世界的制造業基地的地位。這是江蘇在新經濟條件下尋求新優勢,實現外向型經濟和蘇南地區經濟對蘇中的滲透和擴散,并由此進一步帶動廣大蘇北經濟腹地的起飛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思路。
  我覺得江蘇省在做出這一戰略構想和戰略判斷時的主要依據在于:
  第一,在江蘇省改革開放早期,招商引資引進來的大多是服裝、鞋帽等輕紡產業,小企業和港臺企業居多。進入21世紀后,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化和歐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戰略調整步伐的加快,其基礎產業如重化工、冶金等開始向外大幅度的轉移。這些產業的特點是投資大,用地多,許多是大吞吐量、大用水量,在產業的區位選擇上與要求迅速做出市場反應的某些產業有本質的不同,如IT產業需要緊靠國際空港,快進快出,這一點對靠近航空港的某些地區有優勢,但對化工、冶金產業而言,需要的是大進大出的大容量物流通道,這方面江蘇的沿江地區具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
  第二,江蘇省沿江地區具有發展重化工、冶金等基礎產業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從與安徽交界處到南通入海口,433公里的長江江蘇段串起8個城市: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蘇南5市和揚州、泰州、南通等蘇中3市。岸線總長1110公里,其中主江岸線803公里,洲島岸線307公里。兩岸陸域平坦開闊,被譽為“黃金水道”中的“黃金江岸”。加上江蘇省出海近,又處長江三角洲經濟最發達地區,產業配套能力強和消化能力強,沿長江進入中西部,成本也很低。大河流域通常都是經濟發達地區,這在江蘇省沿江也得到了驗證。從2001年開始,國際資本向長江三角洲轉移加快,江蘇省利用外資大幅增長,而增長的項目,大部分密集地集中在沿江地區。
  第三,實現新一輪沿江開發,打響“沿江牌”,構筑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新平臺,提高江蘇在長江三角洲的外資吸引力,進而提升整個區域的競爭力,是改變江蘇區域經濟兩極化發展局面、實現全省全面小康目標和率先現代化目標的必然選擇。蘇中3市總面積占沿江8市的42%,人口占45%,而2001年,蘇南地區實現GDP是蘇中的3.1倍,財政收入、工業增加值、利用外資分別為蘇中的4.6倍、3.5倍和15.7倍。江蘇經濟嚴重不平衡的發展局面要盡快改變。加快沿江開發,將使我們找到一條促進蘇中快速崛起乃至發揮蘇北后發優勢的最佳的現實途徑。蘇中是蘇南帶動蘇北的前沿陣地和傳導區域。蘇南帶動蘇北,必須重視首先啟動長江北岸的開發,通過蘇中沿江地帶的快速發展來促進整個蘇中的崛起,使蘇中經濟板塊逐步融入蘇南經濟板塊,使江蘇經濟發達的區域能夠突破長江天險進行跨江發展。
  第四,江蘇省蘇中沿江地區交通條件雖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沿江開發基本上還處于“處女地”格局,具有廣闊的開發空間和發展潛力。現在江蘇已有3座長江大橋,到蘇南和上海的時空距離大大縮短。隨著潤揚大橋的建設,蘇通大橋、長江三橋的相繼開工,蘇中交通還將進一步改善,蘇中有可能成為國際資本、產業資本在長江三角洲繼浦東、蘇南以后的又一個投資熱點區域。但是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在沿江開發上,蘇南“一邊倒”的現象還非常嚴重。如蘇南近400公里的長江岸線上共有萬噸級泊位超過100個,約占全省的80%,其中南京港轄區100公里,擁有萬噸級碼頭20多個,千噸級泊位50個以上;鎮江也有萬噸級碼頭20多個;江陰35公里岸線上,就有45個碼頭泊位,其中萬噸級的19個;張家港岸線66.8公里,有萬噸級泊位33個。而長江北岸除南通段碼頭較為集中外,泰州、揚州200多公里岸線上僅有萬噸級碼頭5個。
  我認為,“沿江開發”這一支點,能否撬起整個區域共同發展的“地球”,關鍵取決于開發的規劃思路和開發開放的策略選擇思路。
  在開發的規劃思路方面,江蘇省沿江開發戰略能否以一種高效率的業績進行,關鍵在于全省是否可以統一做出整體性的高起點的開發規劃,能否在一種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進行資源整合。近年來,沿江各地在分散發展的體制中,都對沿江開發作了規劃。無論是港口碼頭,還是產業選擇和配置,市與市之間,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企業不愿使用公共碼頭,自備碼頭過多,某個外資項目看中一段岸線,所有的規劃都可修改,等等。為了避免新一輪沿江開發對資源的浪費和被別人各個擊破,加快制定江蘇省沿江聯動開發的整體性、高起點戰略規劃顯得尤為迫切。因此,整合沿江岸線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新一輪沿江聯動開發的重要原則。要從區域整體發展的需要出發,布局沿江生產力,合理配置資源,形成優勢互補、合理分工、重點突出、各具特色、協調發展的產業分工格局,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
  在開發開放的策略選擇上,新一輪沿江開發應當是兩岸的聯動開發、蘇南的跨江開發。這是一個應該實施的對內開放的重要原則。因為僅僅是蘇中封閉的自我開發,必然有一個較長的自我積累過程。實施兩岸聯動開發和蘇南跨江發展的策略,能夠集聚蘇南的經濟能量,起到中間開花、兩頭發展的效果:蘇南得到的腹地,蘇北得到輻射和帶動。南岸經濟發達,開發實力雄厚,但長江岸線已所剩不多;北岸資源豐富,但經濟薄弱,開發能力不足。南岸有北擴的愿望;北岸有接受輻射的渴求。從更大范圍看,南岸與北岸,南岸與南岸,北岸與北岸,所有沿江區域,都需要聯動、整合。
  開發開放策略選擇的第二個原則,是要在特定產業政策指導下發展開放型經濟,在沿江地區形成吸引內外資的集聚效應,促進本地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為此要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瞄準國際上和國內的大公司、大企業、大財團,把招商引資重點放在引進關聯度大、牽引力強、產業鏈長的戰略性投資項目,在沿江地區形成特色冶金、糧油倉儲、修造船業、能源工業、重化工業、旅游業等臨江產業群。
  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可以利用既有的經濟基礎和企業潛力,發揮沿江地區密集布置的各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功能,對沿江開發“掛開發區的牌子,用開發區的政策,實施開發區的服務”。即在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用國家級和省級開發區的優惠政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來參與沿江開發。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成立項目公司來協調開展招商引項的工作。
    四、對內開放:讓民營企業并購和重組競爭性國有企業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在堅持發展公有經濟的基礎上,“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長三角地區,除了浙江省之外,江蘇和上海擁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存量,尤其是擁有巨量的競爭性國有資產。在探討加快對內開放、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具體策略中,是否放手讓民營企業并購與重組這些競爭性國有企業,是長三角地區經濟體制順利轉軌和長期經濟增長潛力能否發揮的重要現實問題。這一熱點問題的實質,是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原本競爭性的國有企業資產,是不是應該通過市場機制方式向國內優秀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集中?為此我們應該首先理解:民營企業進入競爭性國有企業,對其進行并購和重組,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效應呢?我認為一般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會轉變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結構。在國企股份制改造過程中,民營企業的進入,將對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壟斷,改變國有企業的所有權結構起重要作用,從而推動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競爭性領域大型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使國家能夠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集中精力從事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把一些在國際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的行業讓給民營企業經營。第二,民營企業的進入將會逐漸改變產業競爭格局。隨著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中實力的加強,其在投資方面也逐漸從小型化、零散化逐漸轉向規模化和整體化趨勢,尤其是新一代知識型民營企業家崛起之后,逐步改變了民營企業過去給人們留下的形象,很多新一代的民營企業通過內部化發展和外部并購式成長,在某些傳統產業領域已經形成一定的競爭優勢,又在向某些高技術產業積極擴張。目前,新一代知識型民營企業家投資的重點多為高新技術產業,主要集中于IT、醫藥、新材料等科技含量和技術附加值較高的行業領域。因此可以預計的是,今后在我國的絕大部分競爭性產業領域中,與國外跨國企業直接面對面較量的是中國民營企業或其控股的大型企業集團。第三,民營企業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并購,將對我國的資本市場體系的完善起到間接推動作用。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以及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A股市場必將成為外資和民營企業并購的重要場所。隨著上市公司國有股權向民企轉讓政策的逐漸松動,民營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的進入,會使相當一批國內企業以更多元化的股東結構、更清晰的業務、更大的規模、更強的競爭力展現在投資者面前,從而改善上市公司的整體管理運營水平,提高資產競爭力,促進我國證券市場規范發展。目前,我國大量新成長的民營企業公司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以及高度訓練的人力資源,有效的市場評價體系,也由于我國目前有大量的競爭性國有企業正在等待以破產或并購的方式退出市場,因此利用民營企業機制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并購與重組,不僅可以使這些國有企業得到更快地改造,而且可以在WTO的框架下,逐步退出以政府為背景的國有企業運作方式,形成我國以民間經濟力量為主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增強其參與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的實力,增進我國國民的福利水平。
  目前我國的并購市場在呼吁對外資開放的同時,并未全面實現對內開放。其中最大的直接障礙當數操作的具體政策問題。我國各種政策雖然規定民營企業可以參與購并競爭性國有企業,但在兼并收購的流程方面還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措施。審批程序復雜,標準不明確,實際操作可控性不強,使國有企業的股權向民營企業的轉讓過程增加了政策障礙和操作難度。其次,競爭性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所有權轉讓中的決策機制和界限模糊,也是影響民營企業購并成功和實際進展的主要因素。在收購目標公司的資產所有權不清晰的條件下,收購人弄不清楚究竟誰可以對產權轉讓做出最終決策,因此收購標的本身不僅耗時費力,而且蘊含著巨大的成本和風險。第三,在國有產權價格確定、國有資產科學評估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時下對國有企業的資產評估,大多采用固有的國有資產評估制度,而民營企業一般會選擇按投資風險和收益的方式重新評估。實踐證明,此間會有相當大的差距。一般情況下按投資收益和風險的評估原則的重新評估,會比前者評估價的價格低,因而如果最終按民營企業所做評價或近似價格成交,這肯定又涉及到傳統觀念中的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在放手讓民營企業參與競爭性國有企業兼并收購的過程中,目前還存在著若干認識上的問題,這是制約這一過程從而制約我國經濟增長潛力發揮的根本性障礙所在,因此需要認真分析和對待。
  第一,政策風險論。主要是認為,國有企業搞好搞壞,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其產權轉讓給民營企業,其中的政策風險就要自己完全承担。這一觀點的最大錯誤在于,它不僅對我國堅定不移地發展非公經濟和改革競爭性國有企業的開放道路持消極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會耽擱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轉制和轉軌,從而影響所在地區和行業的競爭力,以及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但是這一觀點也說明了在改革過程中,各級領導要允許下級大膽的試驗,并從制度上給其保障。
  第二,外資優先論。這種觀點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要優先對外開放,讓外資優先收購競爭性國有企業”。我們不否認引進外資兼并競爭性國有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我們應該強調的是,最起碼應該對外資和內資平等對待,而且,立足于本國國民福利最大化,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的基本做法。從理論上說,外資投入中國增加的主要是GDP,外資所獲得的剩余是外國國民的要素收入,這種剩余增加的是外國的福利(當然也會以中國國民工資、利息、稅收等形式增加中國的福利,這是我們通過吸引外資加快發展的依據);中國民營投入增加的是中國的GNP,所獲的剩余是中國國民的要素收入,這種剩余增加的是我國國民的福利。這對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三,資產流失論。資產的價值在于增值,不能增值或者可能產生減值的資產,一定不是優良資產。非優良資產在市場經濟中不可能賣出好的價錢。只要是按市場導向運作的企業,無論是內資還是外資,購并國有企業的目的都在于使其投資增值并做強企業。因此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出售,要留下給兼并企業的合理的盈利空間,否則國有資產只有在停滯中被不斷消耗。另外,同樣的資產在不同的機制和不同的企業家手上運作,其效益和企業價值也大相徑庭。我們不能因為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經過民營企業家高效率運作后出現增值,就錯誤地斷言發生了資產流失現象。
南京社會科學5~10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劉志彪20032003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經濟利益不再僅僅體現為基于本國資本的傳統“民族企業”,而是體現為有境外資本參與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資和獨資企業。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世界制造基地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除了必須發揮這一地區制造成本低的優勢外,還必須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千方百計地降低制造業的交易成本。長江沿線的開發開放,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實施蘇南蘇中聯動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放手讓民營企業并購與重組競爭性國有企業,是全球化條件下長江三角洲地區加快對內開放中的一個重大的具體問題。經濟全球化/對內對外開放/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劉志彪 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 南京 210093 作者:南京社會科學5~10F107城市經濟、區域經濟劉志彪20032003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經濟利益不再僅僅體現為基于本國資本的傳統“民族企業”,而是體現為有境外資本參與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資和獨資企業。長江三角洲地區形成世界制造基地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是,除了必須發揮這一地區制造成本低的優勢外,還必須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千方百計地降低制造業的交易成本。長江沿線的開發開放,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實施蘇南蘇中聯動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放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放手讓民營企業并購與重組競爭性國有企業,是全球化條件下長江三角洲地區加快對內開放中的一個重大的具體問題。經濟全球化/對內對外開放/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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