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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研究的全球化  ——GEHN第6次全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評介
經濟史研究的全球化  ——GEHN第6次全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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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HN是“全球經濟史研究交流項目”之簡稱(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為期3年,主要召集人為英國科學院院士、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史教授歐波蘭(Patrick O' Brien)。自2003年9月以來,GEHN每年召集3次國際會議,分別從市場、文化、技術等角度探討14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討論的中心基本上圍繞著近代西方的崛起和中國、印度的滯后。下面筆者將對前不久在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召開的GEHN第六次全球經濟史國際研討會中的一些論文予以介紹。
  2005年6月在烏特勒支大學召開的GEHN國際會議主要是圍繞著14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經濟發展中要素市場的形成和發展而展開的。與會學者分別對歷史上歐洲大陸的西歐、東歐和中歐,以及亞洲的中國、日本和印度等國的要素市場進行了討論。會議論文19篇,其中涉及到中國的有6篇。它們分別是(依照會議討論的先后順序):倫敦經濟學院鄧鋼(Deng Kent)的“Why Was the Factor Market So Weak in pre-Opium War China?”(為什么鴉片戰爭前的中國要素市場很弱?);莫歐-莫瑞達(Christine Moll-Murata)的“The Chinese Labour Market for Manufacture and Construction, 1300—1900”(1300—1900年間中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勞動力市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若森薩(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國斌(R·Bin Wong)的“No Tael? Tall Tales: Credit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900”(沒有金融?不確切的傳說:1500—1900年間歐洲和中國的信用市場和經濟變化);加州大學橘城分校彭暮蘭(Kenneth Pomeranze)的“Land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土地市場);德州大學國家經濟研究所薛華(Carol H. Shiue)和凱勒(Wolfgang Keller)的“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前夕中國和歐洲的市場);以及荷蘭烏特勒支大學贊德爾(Luiten van Zanden)和牛津大學艾倫(Robert Allen)以及其他等人合作的“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Japan, and Europe, 1738—1925”(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工資、物價和生活水平,1738—1925)。下面就將對其中5篇論文予以介紹。
  一
  在世界經濟史的研究中,美洲白銀對近代西方崛起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對美洲白銀的研究中,很多學者認為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下半葉,大約有1/3的美洲白銀流到了中國,歐洲人用這些白銀購買了中國的絲綢、瓷器和其它產品。鄧鋼的論文“Why Was the Factor Market So Weak in pre-Opium War China?” 一開始便對這一判斷提出了質疑,認為從當時中國的商品流量來看,不可能有1/3的美洲白銀流到了中國。有悖于近年來加州學派學者對19世紀前中國經濟樂觀肯定的研究,作者鄧鋼對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的評價甚低,認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經濟本質上不過是一種“習慣經濟”(customary economy),參加貿易的商品不過是農業剩余產品而已。從商業GDP占全國總GDP的百分比入手,論文認為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很低,不但不具備一個可以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市場,而且并不存在著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從而對多年來國內外經濟史學界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進行了否定。
  論文把鴉片戰爭前中國要素市場微弱,未能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因歸咎于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特別是中國“非封建化”(non-feudal)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國家對商業的壟斷。按照作者的觀點,中國“非封建化”的土地私有制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帶給中國的是一個“土地所有的家庭農場”(the landholding household-cum-farms)經濟。這種類型的家庭農場經濟其實是一種“蔡亞諾夫式的習慣經濟”,即家庭生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需求,商品交換并不重要;如果有商品交換,也主要是農產品剩余的交換(surplus-cum-trade)。而且,這種家庭生產沒有邊際勞動產出的概念,有的只是最大效益的資源利用。論文認為這種農業經濟類型再加上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壟斷和管制造成了中國社會對要素市場需求的缺乏,由于缺少需求,所以中國的要素市場不發達。有違于很多學者關于明清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觀點,鄧鋼認為在中國,政府和少數得到政府特許的上層商人一直壟斷著國家重要的商品貿易和長途貿易;盡管有很多鄉村城鎮級的地方市場,但是這些地方市場一個個分散零落,缺少地區間的整合,以至于使中國缺少國家范圍內的大市場。根據該論文的推算,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中商業GDP大約只有全國總GDP的10%(每年35—38億兩白銀的交易),而長途貿易額只占全國總GDP的2—2.2%(每年7—7.7億兩白銀)。該論文認為這樣的商品流量說明城市經濟、城市商人和長途貿易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微不足道,也說明不太可能有1/3的美洲白銀流向了中國。
  二
  若森薩和王國斌的論文則對當今經濟研究中關于金融體系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主流觀點提出了挑戰。在過去的經濟史研究中,金融制度和經濟增長常常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資本市場的出現通常被認為是歐洲18、19世紀經濟成功的關鍵;銀行和股票市場的建立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經濟得以成功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一個潛在的共識是成功的金融體系會帶來成功的經濟發展。主流觀點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起飛前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到位的金融市場,而不發達的國家則缺少這樣的金融市場。
  若森薩和王國斌首先對經濟成功與金融制度間的必然聯系提出了質疑,指出學術界過去30年來對歐洲金融史的研究表明以上觀點最起碼存在著三個問題:一,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真正對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并不是銀行組織和資本市場的大小而是整個金融市場總量的大小;二,金融常常是經濟增長的跟隨者而不是經濟增長的領導者,金融組織在經濟發展的要求下誕生并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中發展和完善;三,根據20世紀由國家領導經濟增長的經驗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是投資,金融不過是增加投資的一個機構而已。
  二人列舉了很多歷史事實來證明他們的疑問,其中的兩個是:一,早期的英國工業很少是靠從倫敦資本市場上獲得資金的;倫敦資本市場的資金,一大部分用在了英國的歐洲戰爭上,一小部分用在了大英帝國的擴張上。二,在德國,大銀行從來不愿意為中小型企業投資。二人指出當年歐洲國家金融組織的出現主要源于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軍事需求,金融信貸主要是用在了國家的對外戰爭上。一直到18世紀末,各種流行于歐洲的金融組織并不是為了工業化而設計的,直到19世紀20年代荷蘭銀行(The Dutch Societe Generale)的成立,專門為工業發展而設計的金融組織才在歐洲出現。然而,隨著歐洲國內經濟的增長,金融開始逐漸轉向為經濟服務,并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中不斷調整、適應和完善起來。
  關于中國,若森薩和王國斌首先提出的問題是:既然資本市場跟歐洲早期的轉型關系不大,那么金融市場對中國以往的失敗又該負有多大的責任呢?二人認為,說“19世紀90年代前的中國沒有信貸市場”是不準確的,只能說當時中國的信貸市場同歐洲的有所不同。在中國,人們在借錢投資時更依賴家庭和家族,而且貸款的利息很高。與歐洲工業化前4—5%的利息相比,19世紀80年代前中國貸款的利息常常高達到每月10%,也就是年息100%以上。以上兩點說明中國工業化前的信貸市場規模無疑要比歐洲工業化前的信貸市場規模小得多,而造成中國信貸市場規模小的原因并不是文化上的,而是經濟上的,那就是中國社會對貸款的需求很小。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統治者沒有像歐洲的統治者那樣通過向國民借錢支持國家的軍事戰爭以及國家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計劃。在中國,當某一個地區遇到麻煩時,中央政府常常是利用空間來戰勝時間,把富裕地區的物質資金調到所需要救濟的地區。這種空間上的調配促進了中國長途貿易的發展和發達。
  在結論中,兩位作者認為工業革命前的歐洲金融體系并不是為了工業投資而出現和設計的,而是為了國家間的戰爭和軍事競爭。金融對歐洲早期的工業發展作用并不大,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的確在歐洲后來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作用。而對于中國,金融市場規模的弱小和金融體系的缺陷并沒有阻止或阻礙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工業的投資和發展,也并沒有阻止和阻礙中國1979年后的經濟增長。他們認為就像當年歐洲金融組織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下發展、適應、調整、完善起來一樣,中國的金融體系也將會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求下逐漸完善起來。
  三
  彭慕蘭的論文著重探討了明清及民國時期的中國土地市場。有悖于前面鄧鋼關于“鴉片戰爭前中國要素市場非常弱”的觀點,彭慕蘭對中國土地市場的討論從幾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土地市場的相對成熟和有效。通過對地權、地稅、土地租賃類型和土地交易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彭慕蘭認為中國的土地市場,特別是在那些發達地區,運行得相當不錯。清末時期格外嚴重的農業問題并不是農村土地市場的問題,即使是在農業發展落后的地區,也很難將那里的農業問題歸結于農村土地市場的結構和運行。論文認為造成中國農業問題的原因更多地來源于農業之外,比如非農產業發展的缺乏限制了農民的非農就業,從而造成了發展的瓶頸。彭慕蘭認為一直到19世紀來臨之前,長江三角洲農民的農業收益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后來,這些地區不能保持他們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并不是由于他們那里的農業收入水平低(至少在1800年以前如此),而更多的是由于他們非農產業的不發達。同樣,把一個地區,比如北方地區農業投資滯后的問題,歸結于當地的土地市場制度也是不對的。因為投資滯后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水泵和能夠控制整個盆地洪水的方案出現之前,可供農業投資的東西不多。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是恰恰是那些很多學者認為土地制度很不健全的地方,其農業投資卻反而比較多。論文認為中國的西北的確存在著很多農業問題,但這些問題更多是生態、人口和技術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與土地市場的結構和運行沒多大關系。
  四
  薛華和凱勒的論文涉及到一個古老的學術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工業革命最早是從歐洲開始的而不是從其它地區開始的,而為什么在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前還和歐洲一樣發達的中國,她的工業革命卻比歐洲晚了約150年?論文通過對地區間糧食價格變化的研究,對17至19世紀歐洲和中國的市場效率進行了比較,從而對諾斯和托馬斯等人的“制度變遷理論”提出了質疑。針對經濟史主流“制度=>市場效率=>增長”的觀點,作者提出了“制度、地理、資源稟賦、創新動力,以及其它因素=>市場效率=>增長”的觀點。
  在過去的研究中,貿易和增長常常被緊密地聯系起來。法律、私人財產權和有效的市場常常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條件,而歐洲的工業革命則常常被看作是歐洲制度逐漸演化的結果。薛華和凱勒認為如果好的市場制度是歐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而且是歐洲當時所獨有的,那么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其市場應該比其它非歐洲地區要更加有效。然而,二人的研究結果表明一直到1870年,中國的市場同歐洲的一樣有效,雖然那一時期的英國市場的確比當時的中國和其它歐洲國家更為有效。歐洲的市場其實是在1780—1830年間突然間得到巨大改善的,這又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市場效率帶來了歐洲的工業革命?還是工業革命后生產回報率的提高刺激了人們的投資?
  兩位作者用地區間糧食價格的差異來衡量市場的效率,其理論假設前提是:市場制度越健全,市場效率越高,地區間的貿易成本就越低(所涉及到的花銷項目少,運輸成本低等),那么愿意從事貿易的人也就越多,結果,兩地之間的價格差異也就越小。反之,私人產權越弱,各地的關卡稅收越多,兩地間貿易的費用也就越高,風險也就越多,愿意參與貿易的人也就越少,兩地間的價格差異也就因之越大。同樣,一個地方越封閉,與外界的貿易聯系越少,它的糧食價格就越容易受到當地災害的左右,糧食價格就越不穩定,價格的變動幅度也就越大。在這個理論假設前提條件下,論文對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奧地利這幾個歐洲國家的15個市場和中國的121個市場的糧食價格變化作了數量分析和比較。研究結果表明在18世紀下半葉,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市場效率并不比除了英國以外的幾個西歐國家差,而且從整體上要比西歐幾個國家稍強。在短距離貿易上,歐洲的市場效率略高于中國;在長距離貿易上,中國略高于歐洲。兩位作者指出他們的研究沒有發現有關“歐洲遠在1700年前市場效率就遠高于其它地區”的證據,即使是到了18世紀末這些歐洲國家工業革命前夕,也不見他們的市場效率更加有效。這些發現與過去所謂(歐洲的)“好制度帶來有效的歐洲市場”的觀點不相符合。
  另外,論文對英國市場進行了單獨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晚期,英國的市場比所有歐洲國家還有中國的市場都更加有效。英國之外的那些西歐國家其市場效率都是在后來突然得到改善的。那些西歐國家的市場效率在1770年前的80年里并沒有什么進步,但是他們在1770年50年后的1825—1849年間,突然得到了極大地改善,說明市場效率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迅速的發展。這一事實有違于諾斯等人所強調的“制度逐漸演變”理論,與過去關于歐洲市場的有效性來自于“自中世紀以來一點點積累,逐步發展起來的制度優勢”的解釋相沖突。
  該論文最后對“市場效率是歐洲發生工業革命的一個原因”的看法表示了疑慮,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市場效率更多是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反映,而不是起因。論文指出效率和增長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雙向的互動關系(效率<=>增長),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單方向的“效率=>增長”的因果關系。“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支持市場的一系列制度,以及有效的市場”也許是工業革命所需要的,但并不是產生工業革命的足夠條件。除了以上那些因素之外,可能還有其它一些非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技術創新等。
  五
  最后想說的是贊德爾等人的論文。該論文主要是對近年來一些學者特別是加州學派學者對主流經濟史觀點的異議提出了異議。古典經濟學家和當代很多經濟史學者曾經提出歐洲人的生活水平遠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高于亞洲。但是,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這一傳統觀點提出了修正,如彭慕蘭、王國賓、艾倫、李中清(James Lee)、李伯重,還有帕薩薩如塞(Prasanan Parthasarathai)等學者。這些學者分別對過去那些用以支撐傳統主流觀點的有關人口和農業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至少在18世紀時,亞洲的生活水平還與歐洲旗鼓相當。針對這些修正學者的觀點,贊德爾等人對1738—1925年間中國、日本和歐洲的工資、物價和生活水平進行了考察和比較。論文的結論是這一時期的亞洲生活水平并不如近年來修正派學者所建議的那樣樂觀。
  論文的主要研究區域分別是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廣東和北京,18至19世紀早期的日本京都和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的東京,以及同時期歐洲的倫敦、阿姆斯特丹、萊普錫和米蘭。論文首先對亞洲和歐洲勞動力的現金工資進行了考察,然后用1個男勞動力1年的現金工資除以3倍的“一籃子消費品(basket of goods)的物價指數”,把現金工資轉換為所謂的“真正工資指數”亦稱之為“福利比率”(welfare ratio)。最后,對各地區的“福利比率”進行比較,用以判斷各地區生活水平的高低。
  所謂的“一籃子消費品物價指數”是指1個成人男子1年所需要消費的一系列物品的價格總和。論文首先根據艾倫2001年的研究,給出了北歐1個成年男子1年所消費的一系列物品量(basket of goods),包括各種食品如面包、豆類、奶酪、蛋類和酒等,和其它各種日用品如肥皂、布麻、蠟燭、燈油和燃料等。然后再據此給出相應的中國和日本1個成年男子1年所要消費的一系列食品量和日用品量。鑒于亞洲跟歐洲的食物結構不同,且用于攝取熱量和蛋白質的主要食物也不同(例如,在北歐蛋白質主要是通過面包、肉類和豆類來滿足的,而在北京則主要是通過豆腐、小米和肉類來滿足的),論文先根據北歐各種食品消費量中每種食品所含的熱量和蛋白質量,得出1個北歐男子1年所消費的熱量和蛋白質量的總值,然后再以這些北歐男子所消費的熱量和蛋白質量為標準,按照亞洲各種食品中所含的熱量和蛋白質量,估算出中國和日本1個成年男子1年所需要消費的各種食品量。譬如根據艾倫所提供的北歐人的各種食品消費數量,北歐人每年從食物中共攝取1941卡路里的熱量和80克的蛋白質。以1940卡的熱量和80克的蛋白質為標準,論文給出了中國和日本1個成年男子1年所需要消費的各種食物量。用1個成年男子1年所消費的各種物品的數量乘以各種物品的價格,得出1個成年男子1年的花費;再用1個成年男子1年的花費乘以3,用以代表1個家庭的消費,最后用各地區1個成年男子1年的現金工資除以1個家庭1年的消費,得出各地區的“福利比率”來衡量各地的生活水平。
  通過對中國、日本和歐洲“福利比率”的比較,該論文認為遠在18世紀初,西歐發達地區的生活水平就比北京和廣州為高。倫敦工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北京,19世紀中葉后,倫敦的生活水平更是明顯上升,遙遙地領先于北京。阿姆斯特丹工人的生活水平在18世紀時也同樣高于北京。19世紀中葉,由于德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德國城市萊普錫的生活水平也開始遙遙領先于北京。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城市生活水平只跟日本和歐洲大陸的落后地區如米蘭甚至奧匈帝國的伊斯坦丁堡比較接近。到了20世紀,由于歐洲的進步,就連歐洲落后地區的生活水平都比中國為高。
  論文指出中國的生活水平可能在18和19世紀期間有所下降,但是認為這絕不是造成歐洲生活水平高于中國的原因;歐洲之領先地位主要來源于歐洲的發展而不是中國的衰退。論文說雖然中國的北京和廣州以及日本的東京在1870年后生活水平有所上升,但依然沒有達到18世紀中葉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水平。日本的生活水平是在明治維新后的19世紀末期開始超過中國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生活水平急劇上升,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已是中國的兩倍,但依然遠遠落后于當時大多數的歐洲國家。

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13~116F7經濟史張麗20062006
張麗,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天津 300071)
作者:中國經濟史研究京113~116F7經濟史張麗20062006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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