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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論
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及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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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數學的形式主義與經濟學的方法論源泉
  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都需要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一樣,經濟學的發展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研究方法的嬗變而特立獨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深受其他學科的影響,并呈現出獨特的演變軌跡及特征。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導致了以瓦爾拉斯和杰文斯為代表的所謂數理經濟學派的問世,這是經濟學中數學形式主義理性最早的重要嘗試,① 也是經濟學進入牛頓革命的前夜。然而,隨著形式主義數學的興起和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社會科學中逐漸獲得霸主地位,反對數學形式主義的觀點落伍了、衰落了,而如何裝填數據使經濟學成為“硬科學”似乎成為了經濟學家的頭等大事。從經濟學說史來看,經濟學的每一次重大發展或革命,無論是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轉變,還是從邊際革命到凱恩斯革命,都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改進和變革。用托馬斯·庫恩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學理論的每次重大變革同時也就是范式的轉換”,例如,亞當·斯密是從對重商主義的科學革命中實現了財富由對外貿易決定到由勞動生產率決定的范式轉換,而凱恩斯革命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背景下,在批判新古典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了從市場萬能到市場局限、從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預的范式轉換。主流經濟學發展到今天,其方法論基礎雖然日益受到批判和挑戰,而正是在這些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現代經濟學才獲得了新的發展,并呈現出勃勃生機。②
  我們知道,在自然科學那里,科學標準是按照實證主義哲學和經驗主義傳統發展而來的,也就是把通過可重復的實驗而獲得的數據和觀察結果作為標準,并把這種標準幾乎視為一種信仰。這樣的后果必然是使得經濟學邊界的變化和拓展完全由數學的推進及其在經濟學中的具體運用領域來確定,不過,這同時也為一些經濟學家在關乎那些需要做出價值判斷的領域提供了推卸責任的方便的借口。在經濟學的數學化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數學模型的優勢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可以將假定前提表述得簡潔明了和清楚無誤;第二,邏輯推理嚴密精確,以防止漏洞和謬誤減少無用的爭論,有利于后續研究的開拓;第三,利用數學可以超越現實的特點,通過數學推理的方式推導出新結果,發現那些表面無關但在深層次上有關的潛在的相關性,得到直覺無法獲得的關聯;第四,證據的數量化可以使得實證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統性;第五,可以從數據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減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③ 從196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有半數以上的獲獎者都與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有密切關系,由于給予經濟理論以數學的嚴密性,并且用一種允許經濟定量和假設的統計檢驗的形式來表示它,瑞典皇家科學院1969年第一次把經濟學獎授予了這一研究領域的兩位先驅者——挪威的弗里希和荷蘭的丁伯根。正如愛立克·倫德伯教授在頒獎詞中所說:“過去40年中,經濟科學日益朝用數學表達經濟內容和統計定量的方向發展。沿著這些路線,科學分析被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周期波動和經濟資源重新分配于各個目的之類的復雜經濟過程。……正是這條經濟研究路線——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表明了最近幾十年這個學科的發展。”由此可見,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就是數學工具的合理應用,數學背景如何也決定著學術研究成果的社會認知度。當然,在這里濫用數學的情形例外。自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創設以來,利用數學工具分析經濟問題的研究成果不斷獲獎。例如,薩繆爾森、希克斯、阿羅、庫普曼斯、德布魯、阿萊斯等人的獲獎,還有金融經濟學方面的獲獎者馬克威茨、米勒、夏普、默頓和斯科爾斯,以及博弈論研究方面的獲獎者哈薩尼、納什、澤爾滕等等。我們僅以1969年到1990年為例,頒發了30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中有25個是或曾是美國經濟計量學會的成員,都有較深厚的數學背景。自從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在1947年首次授給保羅·薩繆爾森以來,美國經濟學會的這項獎已授給了21位經濟學家,其中有20位是經濟計量學會的成員。可見,借助數學的研究成果會格外引人注目。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在不具有多少數學知識的情況下,也能讀懂經濟類雜志(《計量經濟學》和《經濟研究評論》除外)。然而今天,不懂數學知識,特別是不懂數學語言的人,在學術界會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在當今“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一門學科要能被承認就得按照“科學主義”標準來進行所謂的“科學化”,而“科學化”說到底就是數學化與模型化,數學化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顯著標志。應該承認,由于經濟學要處理大量的函數關系和動態過程,從對彈性概念的正確理解到對反饋作用的領會,很多情況下,懂得一些數學無疑是有用的,并且,從推理和實證研究得出的推斷和結論,用數學形式來表達通常也很方便。不過,正確的過程應該是從經濟現實推理到數學,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主流經濟學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便構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其中,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經濟人假定、個體主義和均衡分析等范式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和挑戰。④ 在經濟學說史上,德國歷史學派、舊制度學派都對個體主義分析方法進行過有力的批判,他們認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首先是社會人和組織人,而不是經濟人。因此,人的行為是直接依賴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要從每個人的現實存在和他與環境的關系、制度結構、組織模式、文化和社會規范去理解。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嚴格假定的條件之上的,它只強調競爭過程趨同性和系統的穩定性,卻忽視了結構的多樣性。市場結構的不穩定性和演化的多樣性,面對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和充滿不確定性因素的經濟社會,以均衡理論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學已越來越無力解釋一系列經濟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如經濟波動的原因、社會多樣性的起因、現實經濟系統非均衡和非線性的特征等,因此,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就是要從非均衡和復雜性中尋求答案。作為新古典范式的基石之一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一直貫穿于現代經濟分析的始終,從新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經濟主體的意識形態不再進入經濟分析的視野,以至于產生市場制度總是有效率的錯覺。其實,這個假定正受到日益嚴重的挑戰。近幾十年來,新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正在逐漸改變人們對市場制度的看法。新制度經濟學就認為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市場除了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外,還需要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在經濟人假設下,自私的經濟人將豐富的人性概括為自立的精明計算,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情感、信仰都被排除在外。這樣的假定雖然在特定意義上有利于經濟學家進行邏輯分析,但同時也使經濟理論日益脫離現實經濟生活。⑤ 其實,人類的本性、意識在解釋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方面,特別是在解釋除自利動機之外的其他行為動機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在完善組織理論、制度和契約理論方面也將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重新認識作為經濟活動主體同時也是社會活動主體的人的人格特征。⑥
  不可否認,數學在促進現代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起到并將在未來繼續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數學向經濟學的滲透也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挽回的事實。但正如像以往經濟學方法論發展歷程中所爭論過的那樣,數學化迄今依然沒能成功地回答和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疑問和難題,數學的優勢以及數學大規模運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經濟學學科屬性上的困惑。因為,嚴格來說,經濟學是一門問題導向的學科,問題的唯一來源只能是現實的經濟運行,新的經濟理論的產生往往是由一場經濟危機催生的,而不是一場數學革命催生的。經濟學家對大量經濟現象進行總結并形成系統化的知識體系,這其中借助數學方法進行推演和對數據進行挖掘、處理是一種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畢竟是手段,不是經濟理論本身。⑦ 從表面上看,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求助于數學模型,但二者在理論形成的途徑上存在重大差別。經濟學往往是先形成對某類經濟現象的較全面認識并有著初步結論后才進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論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計量分析則是對這種精致化的進一步確證,這同時意味著在模型化之前,一個可用語言表述的理論框架已經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以及理論物理學)則完全可以拋開經驗世界,僅從數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測尚未觸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從模型中推演出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實驗科學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差異,并且這種差異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成為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不可逾越的重要原因之一。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尋覓到像自然科學那樣容易受控制的實驗對象,如果按照自然科學的要求強行所謂實驗的話,那么往往某些實驗由于過于昂貴或在道德、倫理上不可接受而受到限制。事實上,經濟學既沒有物理學或天文學的認識論結構,又沒有硬科學的實驗檢驗標準,經濟研究往往依靠復雜的統計技術替代實驗室來獲取數據,由實驗測定轉為現象統計。因此,經濟學研究中數學方法的使用往往是現象后,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實驗中可以實現控制的現象前,不可能在滿足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實驗上的證實,經濟學在科學性上存在明顯的缺陷。因此,滿足科學性要求的可重復性標準對于自然科學來說是理所當然的要求,而對于經濟學來說或許就是一種不合理的強加。⑧
  二、數學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應用與影響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它以研究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及社會經濟關系為宗旨,像其他科學思想一樣,經濟學也存在一個正確性的問題,即理論與真理的相似程度。為什么經濟學研究的手段能夠從單純的自然語言的理論描述過渡到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結構的理論描述?這是因為經濟學與數學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和邏輯關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物的交換”而形成的關系,“物的交換”是有量化規則的,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如需求、供給、價格等是量化的概念,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家馬克·布勞格也指出,經濟學家已經把經濟學變為一門使用“價格”、“市場”、“商品”之類名詞的社會數學。“現代經濟理論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地應用了符號、公式、方程和其他數學概念。”⑨ 經濟學所揭示的規律性往往需要數量的說明,所以,經濟學運用數學有客觀的基礎。“數學化”是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種趨勢,也是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在經濟學的原理中我們經常能看到歐吉里得幾何學的某些邏輯之美。”⑩ 事實上,充分運用數學模型不僅可以使復雜的經濟分析過程變得十分簡單,而且使分析結論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證,這一點已經為現代經濟學家所共識。
  關于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具體應用與影響問題,在學術界歷來存有歧義,從“反對數學的蒙昧主義”,到斷言沒有數學就沒有任何科學,可謂莫衷一是。我們知道,作為實際經濟活動的理論概括和抽象的經濟學,從其萌發到形成確實始終沒有離開過數學。一方面,數的概念是在漫長的生產活動過程中產生的,另一方面生產活動也總是需要經濟類的不同學科,諸如人口學、市場學、勞動工資學、價格學、財政學、金融學、會計學等等,它們無一不與計數、計量、計算有關,離開數的概念,離開算的方法,可以說就不會有這些學科。“對政治經濟學在解決自身任務時所使用的方法,我們已經看見過許多。這些方法是數學的方法否則就不可能解決,因為科學的對象是需要計算和計量的數量,這種數量只有通過計算和計量才能被人們所了解。”(11) 當然,數學本身也要求遵循簡單性規則,它不懈地尋找簡潔明了的論證和包括這些論證的理論框架,數學提供給人一種語言、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允許他仿效研究復雜得令人生畏的經濟體系,正如盧卡斯強調的那樣,理論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提供經過充分策劃的經濟系統,讓這些系統成為那些在現實經濟環境中實驗的成本非常巨大的政策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得以試用的實驗室”。考慮到經濟學家們不能在實際的經濟中實驗設計的政策,盧卡斯認為經濟學研究的進展有多大最終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處理問題技術的發展,這些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是它們應該是使人們更好地建造模擬系統,讓政策的實驗運行得以實現。當然,數學也有很多要求,它不停地要求弱化假設,強化結論,增強一般性,經濟理論在采取數學形式時就必須服從這些要求。一般地說,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一個人不會喜歡不太嚴密勝過較嚴密,喜歡較弱的一般性勝過較強的一般性,或者喜歡復雜勝過簡潔。但是如果其他條件不同時,對于那些長于數學分析的經濟學家而言,那種數學化的代價有時就會超過了其得益。例如,瓦西里·列昂惕夫1970年進行的觀察在當時是真實的,羅伯特·A.戈登1975年作出的評估在當時也是中肯的。但盡管他們有權威,盡管他們對經濟學數學化傾向的批評在廣為傳播,但列昂惕夫與戈登還是無法、也沒有改變他們所評價著的經濟理論的數學化發展進程。過去的五十多年里,經濟理論已被一種顯然難以抗拒的思潮帶走很遠,特別是數學的“工具理性”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已經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從某種實用的意義上看,它還把那些長于數學分析、有深厚數學修養的經濟學家帶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獎臺上。
  現代經濟學非常強調數學在分析經濟問題中的作用和地位,今天數理方法成了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用數學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發端可以追溯到17世紀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但最早將數學應用于經濟學系統分析的是法國的古諾,他在1838年發表的《財富原理的數學研究》是最早運用微積分研究經濟學的名著,但是古諾的數理經濟學思想直到邊際革命才受到經濟學家們的應有重視。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有兩個特別突出的例證:一個是線性規劃,另一個是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線性規劃最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開發運送戰爭物資的最短航線而發展起來的,之所以如此稱謂,是因為它依賴于線性投入、產出關系,它在戰后經過農場管理應用并很快被綜合進了經濟應用,今天已經廣泛應用于研究工作和管理中;計量經濟學起源于20世紀初,但只是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獲得合法性,并借助計算機的發展而變得更加有效。(11) 從1969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金以來,有半數以上的得獎都與數學成果相關,由此可見數學在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歸納起來,數學對經濟學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使經濟學從定性走向定量,從規范分析走向實證分析;二是經濟學的邏輯體系更加嚴密;三是經濟學分析的結論更加客觀。(13) 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研究中,數理邏輯帶給人們的便捷隨處可見。例如,微分學的引入,使得邊際分析定量化,并通過導數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最直觀的體現。積分原理對確定投資和收益的均勻流提供了一個簡捷的工具,微分方程對于我們尋求有關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可以提供有效的幫助。(14) 概率理論則在經濟預測和經濟統計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矩陣方法使我們對多因素模型的分析大大簡化,函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等方法的應用,很方便地解決了經濟學和管理學原理中最優化問題。(15) 尤其在最新的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中,博弈理論得到廣泛應用,這些都表明經濟科學的數學化不僅是一種學科發展趨勢,而且是學科深化的重要標志。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學已成為一門由數學形式主義支配的“數學科學”,成為了一門無視現實的社會科學,經濟學以犧牲對現實經濟運行的理解為代價追求數學意義上的嚴格和精確,數學意義上的嚴格成為最重要的,而現實相關性(即使是物理意義上的)被視為無足輕重。數學不再只是一種工具,而成為了經濟學的本質或目的。(16)
  在經濟學的數學化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或許是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1947)及其他論文。他把經濟學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語言和圖式的分析改寫成為定性的數學模型和推理方法,以有約束的最大化作為一般原則,對生產者行為、消費者行為、國際貿易、公共財政、收入分配等各個經濟理論的領域,用數學上求極大、極小值的方式加以推導,并認定極大、極小值的實現就是均衡狀態的確立。可以說,薩繆爾森是系統地賦予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數學形式的第一個經濟學家,并為以后西方經濟學奠定了分析風格。從此之后,為了無情地追求嚴謹性、普遍性和簡潔性,經濟學走向了公理化、形式化和數學化的不歸之路,數學化幾乎深入經濟學的所有領域。在這一過程中,甚至于出現了數學與經濟學相互促進的螺旋式發展。經濟理論問題的數學性質逐漸地吸引著數學家,他們反過來使經濟學更具有數學性質。這種濫用數學的傾向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以至于有的西方學者不得不對經濟學家嚴重地濫用數學提出警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瓦西里·里昂錫夫也對西方經濟學濫用數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專業經濟學雜志上就連篇累牘地充滿了數學公式。這將讀者從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說引到精確的但卻是無關的理論結論。”(17) 西方學者在經濟學中濫用數學的結果導致數學形式主義,它所追求的只是數學形式。可是,在經濟學中,數學形式的正確,決不能證明經濟理論的正確,給錯誤的經濟理論裝配一套數學公式,其作用是給錯誤的內容以貌似科學的包裝。很多經濟學家堅定地相信只要用了數學工具,經濟學說明顯地具備了客觀科學的條件,任何對使用數學分析工具的經濟學進行批評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于科學的對立面。盡管經濟學家們堅信經濟學已經是一門科學,因為它有效地用到了數學,但是布拉特發現,經濟學家們實際上是在濫用數學。他在檢驗了近年來經濟學家所熱衷的最佳控制理論后發現,經濟學家使用的含有數學的大部分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技巧,使用這種技巧的應該是數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這種方法對于其他領域,例如開發外層空間,是適用的,但當用于經濟和其他社會問題時,則是危險的。因為,結果的“正確”并不足以防止基本模型的錯誤。
  三、經濟研究中應用數學方法的迷失
  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研究者有自己的國度,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經濟學。在20世紀后半葉出現的經濟學的調整期,不僅使原來的經濟學家成為經濟學改革的主流,而且非經濟學家對此也抱有極大的興趣,使得經濟學成為人人關注的話題。這樣的結果是,不僅經濟學家們通過對經濟學的精細化以及反思獲得未來發展的路徑,而且使得更多的人士關注經濟學的發展,增強了經濟學的影響力與感染力。(18) 長期以來,經濟學對于我們中國而言都是一種外來的科學,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過去,我們在創建所謂的“中國經濟學”上似乎注入了太多的熱情,事實上,有沒有“中國經濟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了應當結合中國的國情,吸收和借鑒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完成經濟學在中國如何應用、應用什么、怎樣應用的歷史重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關注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前途和命運比什么都重要。“經濟學是社會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我們研究的是經濟生活而不是無生氣的事物。從形式上看,數學本身是由一些無意義的公式組成,只有把實體的東西加進去,數學才有意義。數理經濟學重視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忽略了其因果關系。新古典理論通過構建高度簡化的數理模型來研究復雜的現實世界,這犯了黑格爾式的錯誤。實際上,數理分析在自然科學中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但在社會科學中必須加以限制,因為其前提假設如最大化、理性人及效率標準都是錯誤的。”(19)
  從很大程度上來看,經濟學是藝術品,也是致用之學。在20世紀,經濟學更多地介入了政策,更多地深入到經濟運行的實踐之中,而不是再重復從理論到理論、從假設到結論的論證,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給予政策行為更多的理論支持。這并不是說,經濟學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設得出并不存在的結論這樣的現象不存在,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能把假設建立在完全的實踐的基礎上,同時作為理論分析,重要的是抓住經濟問題的根本,所以假設的不完備并不應該成為經濟學受到詰難的理由,而只有“捏造”假設的才是批判的對象。“在社會生活的世界,特別是經濟學的世界,與天文學或其他物理學科的世界之間有另一個更加基本的差別。這個差別在于:只要我們不想變得太哲學化。……好的社會是什么的問題,不能用任何數學技巧來解決。”(20) 經濟學雖然是藝術品,但也不能拘泥于形式,不能過分追求外在的包裝,而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絕大多數都與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相關,即使是從事抽象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成就對解決現實問題也不無意義。經濟學本來就是一門活生生的實際的社會科學,如果脫離了實際,是注定要失去生命力的。在新的世紀里,經濟學研究有著繁重的歷史新使命,這就是:揭示現存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判別哪些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哪些是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來指導社會生產和社會變革,促進社會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只有不可救藥的書呆子才會單單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復雜的問題。”(21)
  經濟研究中應用數學方法的迷失在于:一是運用范圍過泛過濫。經濟學是一門問題動向的學科,問題的唯一來源只能是現實的經濟運行,新的經濟理論的產生往往是由一場經濟危機催生的,而不是一場數學革命催生的。經濟學家對大量經濟現象進行總結并形成系統化的知識體系,這其中借助數學方法進行推演和對數據進行挖掘、整理,但這畢竟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經濟理論本身。(22) 數學運用的界域是可以量化的事物,經濟研究的視野是人類一切經濟活動和社會關系,并非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都是可以量化的,尤其是社會經濟關系,它受到制度的、道德的、文化的、歷史的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幾乎大部分是無法量化的。盡管數學也是反映人的思維的一種語言,但并非所有的科學都能轉化為數學的語言。像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這些與數學緊密關聯的學科也是如此,有些問題即使將其轉化為數學關系式,也不一定具有可解性。“數學在經濟學當中只是一個輔助工具,這在經濟學的明白人當中都是有共識的。”(23) 二是對數學模型約束條件的取舍過于隨意。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是在設定若干前提和假設條件的基礎上確立的,如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及“完全市場化”的假定等。數學方法邏輯嚴密性和計算準確性的性質決定了任何一個數學模型都要受到若干條件的約束,只有假定這些條件滿足,該數學模型才能成立,方程越復雜所受的約束條件越多,僅從模型本身的需要出發而不考慮是否符合客觀實際要求,如此建立起來的數學模型起不到對經濟現象量化模擬和對經濟理論抽象概括的作用。不可否認,經濟學中的數學方法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使用工具是可能出錯的,不能把使用工具的錯誤歸結為工具本身的錯誤。“工具”是需要人根據一定的任務去選擇的。在經濟理論研究中,“工具”具有可選擇性,關鍵在于人怎樣結合實際情況去利用“工具”,揭示經濟發展的規律。值得注意的是,把數學方法作為最受推崇的分析過程加以接受,會使經濟計量研究(包括那些建立在嚴重虛假數據上的研究)得以不適當的發展。相反,那些建立在直接觀察或對歷史片斷詳細考察之上的研究,即使這些研究含有豐富的信息,卻容易被當作軼聞趣事,當作不具學術性或非科學的東西而拒之門外。而數量經濟和經濟計量的應用則導致了對許多現實問題的忽視,使得我們不負責任地專心于經濟學中易于進行規范分析的變量上面。其結果必然是,這種處理方法即使有時很中肯,但卻常常忽略一些非量化的影響因素。此外,它也導致了內涵和可量化(通常是不合邏輯的量化)之間的混亂,忽視了與問題理解有關的背景條件和歷史過程。例如,如果不注意前提條件和背景,就不能正確理解國內和國際的收入和財富的差異問題。(24) 事實上,傳統的直接觀察、思考、追蹤聯系、達成暫時結論以及由這些方法推出的觀察結論、建立的學科命題或是發現的同類學科,這些推理過程提供的信息量絕不比數量分析方法提供的少。例如,利用傳統方法,經濟學家可能會更清楚地理解概念和可獲信息之間的差距。三是為刻意建立模型,對來自實際的數據采取唯我所取的實用主義態度。盡管從表面上看,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求助于數學模型,但兩者在理論形成的途徑上存在重大差別。經濟學往往是先形成對某類經濟現象的較全面的認識并有著初步結論后才進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論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計量分析則是對這種精致化的進一步確認,這同時意味著在模型化之前,一個可用語言表述的理論框架已經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學(特別是數學以及理論物理學)則完全可以拋開經驗世界,僅從數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測尚未觸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從模型中推演出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25) 本來構建數學模型要對所研究的現象進行細微周密的調查,盡可能獲取詳盡的數字資料,并應做一番去偽存真的深入分析,以期找出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數量關系,從而建立起數學表達式。但受數學“工具理性”的影響,一些經濟學家卻把構建數學模型的順序顛倒了過來,采取先確定數學表達式,然后再找能夠支持數學關系式成立的數據,從而驗證自己所做出的理論概括的正確性。這就像是一個金屬實驗室。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等于否認了實證證據,嚴格地說就是將經濟學變成了數學模型和不同數學模型之間的比較。這種以主觀意識為導向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難免會使研究者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模型本身的形式特征上,步入不問民眾疾苦、遠離社會經濟生活實際的歧途。(26) 由于過度追求數學的表達方式,使本來可以用文字或簡單數學方法說明清楚的理論變得十分復雜,從而增加了他人學習和研究的成本。“利用甚至是最巧妙的數學形式,永遠不能被認為是質量的保證。數學是也只能是表達和推理的一種手段。經濟學家對之工作的素材仍然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確實,人們必須避免發展一種復雜的數學工具,只要它不是嚴格地不可缺少的,真正的進展永遠不在于純粹形式的表達,而總是在于支持任何證明的指導思想。”(27) 四是經濟學的數學主義形式可以為經濟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提供可靠的保證,但經濟學自身無法做到價值判斷上的超越。數學進入經濟學的程度再深,都不可能因此而消解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標界性特征,除非經濟學不是社會科學。盡管從最初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到馬歇爾經濟學對政治兩字的剝離、再到當代計量經濟學的最新發展,許多經濟學家似乎都在不遺余力地企圖建立一種超越價值觀的理論體系,但事實證明這些既是徒勞的,更是虛偽的。經濟學不可能完全擁有“科學化”的特征,確切地說,經濟學方法論特征兼具科學化和非科學化,而非科學化并非反科學化,它不是不合理的組成部分。(28)“經濟學的教育既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以,經濟學教育不能回避意識形態,經濟學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實質是去馬克思主義化。”(29)
  總之,經濟學研究還不能以依附式和標榜式的形式化來為科學而科學,忠實反映和客觀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經濟理論的根本原則,不可輕易地將科學主義的思想照搬到經濟學的研究中來,不能將數學的模型演繹等同于客觀事實及其演變本身,不能神化實證主義方法的有限功能,更不可貶低規范主義方法的實用性和適用性。的確,數理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已找到了它的位置,這歸功于其觀點的創造性。但是,它可能不具有獨占的地位。因為,作為經濟學者解決經濟問題,通常應該回到具體的經濟生活中,既不能簡化,又不能概而論之,既不能公式化,也不能孤立化。(30) 應該知道,研究人的現象但卻沒有人本主義靈魂的實證主義的經濟學方法論正在顯示出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性是科學主義的必然后果,提示著實證經濟學的這種明顯而自負的不足。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規范經濟學方法論地位的經濟學注定不是完整的經濟學,工具發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推動理論研究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構成其充分條件,經濟理論發展的建構基礎從本質上說仍然源于人的主觀需要和價值標準與客觀事實的結合,問題驅動而不是工具驅動才是經濟學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實證經濟學對于規范經濟學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樣的敵視態度了,由休謨開創的、凱恩斯進一步發展的實證與規范之間的嚴格二分法,正在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有漸趨消弭之勢。(31) 如果我們贊同“經濟理論的創造(特別是那些別人不認為是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程,甚至可以看成某種形式的藝術創作。只要是這樣,理論就可以用藝術的標準衡量:優雅和一致。只有當我們開始用現實世界來檢驗經濟學理論時,它才成為一門科學,而不僅僅是藝術,而經濟學分析方法也會變得有用,不再只是好玩。”(32) 雖然,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多種多樣,可以超越研究者的個人局限,也能夠包容個人的性格偏好,但經濟學在過去沒有,在未來也不可能發展出完全按照科學主義標準要求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模式。應該說,實證經濟學不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唯一選項。……那些來自人類社會長期積累并被積淀下來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制度的、價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漸被認識過程中顯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它們在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地位和作用正越來越代表一種不可抗拒的方法論趨勢。(33)
  注釋:
  ①(16) 賈根良、徐尚:《經濟學怎樣成了一門“數學科學”——經濟思想史的一種簡要考察》,載《南開學報》,2005(5)。
  ② 文建東:《論主流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傳統》,載《江漢論壇》,2006(4)。
  ③ 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載《經濟研究》,2005(2)。
  ④ 李樹:《經濟學意識形態的擴張》,載《江漢論壇》,2004(5)。
  ⑤ 陳美衍:《經濟人與經濟資源稀缺性》,載《江漢論壇》,2006(9)。
  ⑥ 東輝:《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變革與現代經濟學發展》,載《東岳論叢》,2004(1)。
  ⑦ 許旭紅:《經濟學演繹主義方法論述評》,載《江漢論壇》,2005(2)。
  ⑧(22)(31) 杜金沛、李林:《經濟學建構思想的紛爭與科學主義的淵源》,載《當代經濟科學》,2006(4)。
  ⑨ 莫尼、通斯塔編:《哈維爾莫選集》,中文版,15頁,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
  ⑩ 保羅·A.薩繆爾森、戚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中文版,125頁,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11) 《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1冊,84頁,莫斯科,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8。
  (12) 埃思里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中文版,200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13) 周文:《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嬗變與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載《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5(4)。
  (14) 郭立煥等:《高等數學》,中文版,30頁,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
  (15) 蔣中一:《數理經濟學的基本方法》,中文版,30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7) 約翰·布拉持:《經濟學家是怎樣濫用數學的》,見A.S.艾克納主編:《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中文版,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18) 石蓉:《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經濟學》,載《江漢論壇》,2006(1)。
  (19) 蒙萊漢姆·羅森:《數學方法足以研究經濟生活嗎?》,載《學術月刊》,2006(5)。
  (20)(27) 王宏昌編譯:《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中文版,68~69、5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21) 《列寧選集》,中文版,第1卷,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3)(29) 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載《高校理論戰線》,2005(9)。
  (24) 胡進:《論經濟學范式運動的三種方式》,載《江漢論壇》,2004(10)。
  (25)(28)(33) 杜金沛、邢祖禮:《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科學標準的辨析》,載《財經研究》,2005(12)。
  (26) 李憲徐:《作為異質性的經濟學》,載《江漢論壇》,2006(7)。
  (30) 蒙萊漢姆·羅森:《數學方法足以研究經濟生活嗎?》,載《學術月刊》,2006(5)。
  (32) 戴維·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經濟學》,中文版,310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經濟評論武漢21~26,52F11理論經濟學陳孝兵20082008
經濟學/數學化/工具理性/方法論
在經濟學發展的歷史長河里,有一種趨勢值得我們關注,這就是不斷強化的數學化傾向在拓寬經濟學發展邊疆的同時,也引致了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間的現實鴻溝,動搖著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數學的形式主義只是數學的“工具理性”,只是經濟學方法論中一個細小的“節點”。但就是這個“節點”,使20世紀末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改造成為一門無視經濟現實的“數學科學”。實際上,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傳統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卻與勢微并不是因為它被證明比其替代方法提供較少的信息量,而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時尚性與嚴密性,無法跨越它自身與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等學科之間的鴻溝。在這一方法論的轉換過程中,數學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與影響我們不能漠視,但決不能走向極端。
作者:經濟評論武漢21~26,52F11理論經濟學陳孝兵20082008
經濟學/數學化/工具理性/方法論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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