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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一代經濟學大師董輔réng@①
緬懷一代經濟學大師董輔réng@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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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仙逝的一代經濟學大師董輔réng@①先生,讓京城經濟學界沉浸在默默的哀悼之中,董老嚴謹的學術風格和獨立的做人原則永遠讓人難以忘懷。
    董老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去世是經濟學界一個重大的損失。董老在推動我國經濟改革開放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董老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非常關心,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關鍵時刻,敢于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值得我們學習。
    董老的去世使這一代人失去了一位共同的導師。我們應該學習董老的獨立人格和不怕任何壓力,不屈不饒追求真理的精髓。1979年,董老第一個提出國家所有制改革的觀點,這給他帶來了榮譽,也給他帶來了災難,但他從來都沒有退縮;2000年后,董老關注的課題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董老從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出發,日益認識到產權變革對國企改革的重要性,而產權的清晰化和流動性必須依賴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在2001年2月展開的中國資本市場大辯論中,董老清晰地表明改革開放是推動國家強大起來的理論核心。
    作為本刊的名譽主編,董老給我們留下了最深刻的三個印象:一身正氣,無論是做事還是做人,都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是一個有品質的人;一身骨氣,無論是對誰,都沒有任何媚骨;一身銳氣,觀察問題,敏于思考。
    董老不僅給中國經濟學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而且留下了諸多思考。他常常告誡我們:經濟學家要甘于坐冷板凳,當自己的主張不被采納時要敢于堅持;經濟學家要善于坐熱板凳,一旦受到重用,要冷靜和謙虛;要肯于坐硬板凳,要對問題做持久的研究和探索。
    在稀缺的時間與不足的生命中,董老作為經濟學界泰斗,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因此,如果我們后輩學子能把董老對于資本市場發展要尊重國情、借鑒規范、把保護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一一貫的思想體現出來,才是對董輔réng@①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
        董輔réng@①主要言論摘錄
    “有人說我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莊家,代表老板的,說我有什么利益在股市里面,想封我的口。他們封不住的,我還是要說。中國的股市為促進資本的社會化、公眾化,為把沉淀的貨幣變成資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國企改革上的作用。證券市場不是賭場,不是零和游戲,證券市場能夠創造價值。”
    ——2003年1月談資本市場的價值
    “為什么不讓非公企業享受國民待遇?”“WTO來了,捆著手腳的非公經濟與外國重量級選手的比賽如何能夠贏呢?凡是對外企開放的行業首先要對非公開放!”
    ——2000年12月談非公經濟
    “我從來不知道什么叫泡沫,你說股市跌到多少點沒有泡沫,就是跌到1000點還會有人說有泡沫;原來說市盈率高,但現在市場已經否認了這種看法。”
    ——2002年12月談股市泡沫問題
    “至于說主板市場有些嚴重問題,確有需要改進之處,但不能成為限制創業板的理由。辦好主板市場是無止境的,在不斷變革完善,若由此推遲創業板,將對科技企業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其實好公司很多,否則不能解釋如此多的海外證券交易所來中國游說它們去上市,為什么我們看不到?”
    ——2002年10月談盡快開設創業板
    “此前有人說國有股減持可以按凈資產的情況來算,我想可以研究。我的看法是最好讓利給股民,你們發行新股的時候,賺了很多錢,拿點出來算什么!”
    ——2003年1月談國有股減持問題
    字庫未存字注釋:
    @上海金融報濟南46~52F63投資與證券《投資與證券》全體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風格,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且有某種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彭慕蘭關于經濟史應該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視。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說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但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割斷重視制度分析的百年學術傳統。總結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升經濟史理論水平的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作者對《大分流》的回應,擬分實證與理論兩部分陸續展開。本文僅就研究理念與思路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應《史林》之約刊載于此,目的是向諸位同仁征求意見。高啟杰The Changes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of the Lands Belonging to the Escaped Familie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HEN Ming-guang作者單位:華泰證券 作者:上海金融報濟南46~52F63投資與證券《投資與證券》全體同仁20042004《大分流》的研究風格,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且有某種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彭慕蘭關于經濟史應該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視。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說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但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割斷重視制度分析的百年學術傳統。總結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升經濟史理論水平的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作者對《大分流》的回應,擬分實證與理論兩部分陸續展開。本文僅就研究理念與思路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應《史林》之約刊載于此,目的是向諸位同仁征求意見。高啟杰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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