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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學家訪談錄
美國經濟學家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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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率推動中國的高居民儲蓄率
  莫迪戈里安尼(F.Modigliani,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和斯隆管理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198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在當今世界經濟受運行不暢和經濟蕭條雙重困擾的時代,中國以始自1978年的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和持續的高經濟增長而一枝獨秀,經濟的增長伴隨著中國居民儲蓄率的突增。近些年來,中國居民儲蓄率上升之高給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私人儲蓄率卻一降再降。以1993年為例,我們收集到的統計數據顯示,盡管中國人均入水平一直在那些工業化國家之下,但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達27%左右,相當于日本在本世紀60年代所達到的水平。更令人吃驚的是,讓我們回看二戰之后中國居民儲蓄的歷史資料,我們將會發現,一向以“節儉”著稱的中國人在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根本沒有什么高的儲蓄率,此期間的年平均居民儲蓄率低于4%
  中國在1953~1977年間,各年的居民儲蓄率在0-7%之間徘徊,個別年份甚至是負數。而為什么到1978年以后,居民儲蓄率突然增加,1978~1993年(我掌握的最新資料是到1993年)年平均儲蓄率為17.6%,在1987年以后更是每年都在20%以上,連年遞增?
  也許很多人會贊同傳統凱恩斯的“收入-消費、收入-儲蓄”理論,認為中國人儲蓄率上升是因為收入增加了,中國人有錢了、富了,所以儲蓄多了。按照傳統凱恩斯的理論,收入是消費和儲蓄的函數,收入增加,消費也會隨之增加,但邊際消費傾向會遞減,從而總收入中用于儲蓄的部分會增加,結果導致儲蓄比率的上升。
  但我并不這樣認為。假如說人均收入高的國家居民儲蓄率高,人均收入低的國家居民儲蓄率低的話,那么美國、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應該擁有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儲蓄率,但事實上這些高收入國家的居民儲蓄率是大不相同的。美國的居民儲蓄率一直不高,而日本的居民儲蓄率一直不低,可見與收入眾寡沒有必然聯系。甚至在歐美等國,情形恰恰是,人們越是富裕,儲蓄就越少:越是貧窮,儲蓄就越高。但不管怎樣,按照凱恩斯理論,高儲蓄率的排行榜是怎么也輪不上中國的(中國的人均收入很低)。
  也許還有人會認為,中國的居民儲蓄率高有地域、文化和歷史等方面的因素,比如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都擁有較高的居民儲蓄率,這可能跟這些國家所處的地域(都是亞洲國家)和所擁有的相似的文化、風俗等有關。我也不這樣認為。首先,同樣一個中國,在40年間(1953~1993年)的時間里,為什么儲蓄率的差距如此之大?要知道,這40年間中國個人收入的增長率遠遠趕不上其居民儲蓄率的增長幅度。這不能用文化習俗和區域概念來解釋。其二,意大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擁有相當于日本一樣高的居民儲蓄率,而意大利和日本這兩個國家,既不享有共同的文化風俗、歷史背景,也不處于同一區域,但卻擁有同樣高的儲蓄率。
  在我看來,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國近十多年的經濟增長率高了。儲蓄率高的原因在于因為有高的經濟增長率,而不是有高的收入。比較日本、新加坡、韓國等,他們的儲蓄率高也是因為在那段時間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導致了高儲蓄率。中國在1953~1977年居民儲蓄率低正是因為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增長率很低,甚至負增長。
  一個國家只有經常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才會有較高的居民儲蓄率。這一結論可以用生命周期假設理論來得以論證,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同樣如此。
      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評述和中國經濟前景的判斷
  瑟羅(L.C.Thurow,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前院長、著名國際經濟學家、中國問題專家):
  經濟崩潰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現象,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真正的大崩潰。人們早就知道環太平洋有一個經濟大斷層,但不知道什么時候危機就來臨了。
  在外債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長期維持巨額貿易逆差。貿易逆差必須通過借外債來彌補。一定時候,外債余額達到一定規模,貸款人覺得繼續放貸的風險太大、收回貸款的可能性太小,信貸市場就會被關閉。最近經濟崩潰的亞洲國家都存在巨額貿易逆差:印尼80億美元、馬來西亞40億美元、泰國100億美元、菲律賓40億美元、韓國190億美元。但在10年前,這些國家都有大量的貿易順差。
  從順差變為逆差的原因,可以直接歸結為中國大陸集中力量增加出口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政策。與東南亞相比,中國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更高,成本更低,本國產品還有一個大得多的內部市場。因此,中國搶走了其他亞州國家的出口生意,很快就有了4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為了替代現有中國生產的產品,這些國家必須迅速提高技術水平。但是,其中一些國家缺乏做到這一點所需的良好教育。
  按金融報刊的說法,如果亞洲的金融市場更開放,更“透明”,危機就不會發生;而亞洲人卻認為,如果他們的市場對外國更封閉些,危機就不會發生。這兩種看法都錯了。1982年墨西哥危機時,銀行系統完全是由政府擁有和控制的;1994~1995年墨西哥再次發生危機時,銀行系統已完全私有化了,金融市場的開放度也已很大。開放金融市場是好事,但不能保證避免經濟崩潰;退回到加強政府控制的老路也并非良策。
  一般化地指責亞洲國家愚蠢或管理不善,不足以解釋經濟崩潰的原因,更不能預測未來。相關的問題是,哪個政府善于收拾殘局。大輸家將是那些政府未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國家。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政府行為都舉足輕重。
  日本作為亞洲最富裕的國家,在這次危機中應該組織有關行動,救助其鄰國,這也是自救。最近經濟崩潰的國家的貿易赤字總額為450億美元,它們必須迅速消除赤字。而它們外貿帳戶的平衡意味著其他國家要增加貿易赤字或減少盈余。擁有1000億美元順差的日本應允許其部分盈余轉給其亞洲鄰國,即它應當從這些國家購買更多的產品,這比它積極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援行動要重要得多。但在12月的亞洲首腦會晤上,日本告訴其鄰國,不要指望日本成為他們出口產品的市場。
  關于亞洲經濟崩潰的后果,如果只考慮最初對亞洲出口數額的下降,問題并不嚴重。與日本不同,其他亞洲國家很少進口歐洲和美國的產品,即使他們的進口減少一半,對歐洲和美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大。大多數美國公司已經在這些國家建設了海外生產基地,產品主要返銷美國。許多這類公司是向其亞洲的生產廠家出口零部件,然后其產品再出口到美國進行最終銷售。而美國公司對亞洲的這類出口不會減少,且由于其生產成本大大降低,他們還會因亞洲危機而大發其財。由于日本也象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極力向外轉嫁危機,結果使大家都盯著美國這一最容易滲入的發達市場。為了接受救助亞洲所必須的進口水平,美國將不得不忍受大批工人失業。IMF最近預測,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因素,美國仍有約100萬工人將受到影響。若考慮日本出口增加的因素,影響面將更大。亞洲出口的狂潮在美國將產生巨大的政治壓力,即要求本國限制進口。
  如果每個面臨經濟滑坡的亞洲國家都想轉嫁危機,他們將發現此路不通,因為鄰國的成本更低;貨幣的一系列競相貶值也注定要發生。為了獲得相對于鄰國的價格優勢而降低幣值已毫無作用,因為鄰國貨幣貶值的幅度更大。為了達到預想的效果,貨幣還要進一步貶值。而競相貶值正是1929年美國經濟大崩潰轉變為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之一。
  許多人肯定還會問,亞洲另一個大國——中國大陸的經濟會不會崩潰?象東南亞一樣,中國也曾經有過一個即將崩潰的過熱的地產市場。從不動產的長期需求看,上海的租金與東南亞一樣,價格高得離譜。而實際上,上海寫字樓的1/3的房間是空著的,這樣,房地產價格的暴跌幾乎確定無疑。問題是,我們不知道為房地產過熱推波助瀾的資金,有多少來自象日本這樣其銀行系統處于崩潰邊緣的國家。
  金融市場上最忌諱的是別人對其狀況大驚小怪,但熟悉中國的人對中國銀行系統的困境并不感到吃驚。由于中國的銀行是政府的銀行,它們被迫大量貸款給虧損的國有大企業,中央政府支持這些企業是為了防止失業率的上升。沒有人指望貸款能夠償還,因為在放貸時就知道是壞帳。由于所有的銀行都是政府銀行,所以壞帳問題是一個政府問題。政府會注入多少資金來維持其流動性呢?可能政府會無限制地注入資金并任其造成通貨膨脹。地產價格暴跌會給中國的銀行系統造成更多的問題,但不會改變根本問題的實質。
  與出現貿易逆差的東南亞或韓國相反,中國有巨額的貿易順差。它無須為進口融資。我們知道,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企業都沒有大量的外匯貸款,并且中國還有1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由于人民幣不是可兌換貨幣,所以,當投資者決定出清其持有的資產時,中國不承担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匯的義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不會發生外匯危機。如果中國出口企業不再把錢匯回國內,同時進口企業害怕可能到來的本國貨幣的貶值而提前支付進口費用,那么,大量外匯就會迅速外流,此時即使進行貨幣管制也恐無濟于事。
  看來中國經濟不可能崩潰,但經濟增長幾乎肯定會放慢。
      下一步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于銀行體制的改革
  謝德化(E.S.Steinfeld,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
  中國經濟改革已進入關鍵性階段。前些年,中國改革的成就是顯著的。這些成就首先應歸功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現在,城市改革,尤其是工業企業、國有企業的改革需要跟上。為此,10多年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曾為此作出過不懈的努力。從利改稅、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到現代企業制度,公有制企業的全面改革正在逐步深入。但從目前效果來看,國有企業依然困難重重,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國有企業的困境使經濟改革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在產業結構、行業結構及產品結構等方面的調整仍未到位。地區經濟結構的差異大,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企業內部的人事關系依然復雜,人事組織機制改革滯后。企業資金周轉普遍困難。
  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大的動作是資產重組,優化配置。其中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是大量工人下崗,失業問題嚴重。這在國有企業相對集中的省市表現尤為突出,如東北三省、上海市等地區。據了解,上海市至今已有超過180萬的工人下崗,某些行業如紡織業下崗人數和比重更高;東北地區的情形更為嚴重,因為東北地區比之上海市經濟發展水平更低,因而下崗工人的狀況更困難。大量失業工人必然造成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沖擊,從而使一個本屬小范圍的經濟領域的改革問題演化為大范圍的政治穩定的問題。中國如果在近幾年內不將失業問題解決好,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政局穩定的最大隱患,從而前十多年所取得的經濟改革的成就很可能付諸東流。
  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國銀行體制運行存在很大弊病。中國所有的銀行就象所有的國有企業一樣,都是國家的、政府的。所以,當一些國有企業運行狀況不良時,國家出于某些方面原因的考慮,如社會穩定,減少失業等,仍然要求銀行繼續向企業貸款,銀行明明知道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都是死帳,但還要貸,這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在美國是行不通的。在美國,銀行是自己的,銀行在貸款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企業的經營狀況能否到時如期收回貸款,而中國則不同,銀行和企業必須共同承担起社會穩定的責任。銀行在貸款之初就知道它所貸出去的錢是收不回來的,每年的財務報表上,銀行只是將貸款利息例行公事般地加在帳面上,企業對欠款的態度也是“千年不賴,萬年不還”、“債多不愁”。另一方面,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務關系錯綜復雜,相互拖欠嚴重,許多企業包括一些名牌大企業在債務鎖鏈中早就資不抵債,面臨破產,卻照樣運行。國家為了扶持這類嚴重虧損的國有大企業,要求銀行還要不斷地向其追加貸款,使商業銀行處境更加為難。最后,困難重重的銀行不得不向他的大老板——中央政府討價還價,政府再通過發行貨幣的方式來維持銀行的正常營運,但根本問題未能解決。
  另一方面,中國前幾年經濟快速增長之時,泡沫經濟占有一定比重,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發展過快,相當不規范,致使經濟發展貌似高速度,實則隱患重重。一旦經濟速度放慢,某一環節運轉發生問題,泡沫立即就會破產,而此間首當其沖的是銀行,巨額貸款收不回來,經濟面臨新的危機。不久前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所以銀行體系不改革,中國危機一觸即發,類似美國1929~1933年的大危機、大蕭條就會到來。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事態發展的必然。目前已可謂是“系千鈞于一發”。
  此外,眾所周知,外資企業和大多出口生產企業在經營戰略上總是唯利是圖的。如果中國出口企業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再把錢匯回國內,同時進口企業也因為担心可能引起的貸幣貶值而提前支付進口費用,將外匯轉移到國外,國內外匯就會流失,虧空,加之金融市場的發展不規范,很容易引發經濟危機。
      美國29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及對中國的啟發
  崔志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國際問題與中國問題專家):
  中國政府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在海內外引起了不少疑慮。一些人認為,“市場經濟”前面的形容詞“社會主義”,只是出于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約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這種觀點,“市場經濟”只能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才得以存在;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在理論上成立的,也不會帶來實踐上的好效果。
  正當東歐、俄國和中國的一批“新精英”階層和他們在知識界的代言人們將“私有制”奉為新“圣經”的時候,美國的公司法卻發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變革。從1980年代末至今,美國已有29個州(即超過半數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經理為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服務,而不僅為股東服務。換言之,股東只是“利益相關者”中的一部分,而勞動者、債權人和社區則為另一部分“利益相關者”。公司法的這一重大變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私有制邏輯(即股東是“所有者”,經理只為所有者服務),成為美國近年政治、經濟舞臺上最有意義的事件。
  中國有一部分學者頗受斯大林“歷史發展必然階段論”的思想方式的影響。即使他們主觀上反對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階段論”的思維方式。例如,前些年頗流行的“補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課“之論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體現。現在,不難想象,有人會說:“美國公司法的變革是美國高度發達階段的產物,中國還是要按部就班地學習美國以前的私有制”。對此我只能說,我們既不能照搬美國的過去,也不能照搬美國的現在;但我們應該密切注意西方理論和實踐上的變化,以此作為中國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借鑒。
  “利潤最大化”和“帕累托最優”都是西方經濟學家所鐘愛的原則,而此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同樣“市場競爭”和“私有制”之間也是有矛盾的。初看起來,“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孿生兄弟”已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根深蒂固的看法,豈有“市場競爭”與“私有制”相矛盾之理?
  但是,法律史學和法理學的新研究卻表明,“市場競爭”的確是和絕對的私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相沖突的。體現這種沖突的法律案例多得不勝枚舉。哈佛大學法學院霍爾維茨(M.Horwitz)教授,在其經典性著作《美國法律的轉變》中,就列舉了大量“市場競爭”和“私有制”相沖突的法律案例。
  例如,1837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了后來極為著名的“查爾斯河建橋案(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查爾斯河位于波士頓,一家公司得到麻省政府特許權已建了一座橋,但另一家公司隨后又建了一座橋;于是前者起訴后者侵犯了財產權。因為財產權包括收益權和控制權;后者與前者競爭,減少了前者的收入,故構成對前者財產權的侵犯。所幸,最高法院駁回了起訴,認為前者將財產權絕對化,實際上是主張不合理的“封建性權利”。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非強調絕對私人產權呢?如果我們承認相對私有制,市場競爭與私有制的矛盾不就不復存在了嗎?然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相對私有制”將取消“私有制”這一概念的獨立的理論價值。“私有制”這一概念如果被“相對化”,馬上就產生誰來決定“相對度”的問題;而“私有制”原本的吸引力,則在于一旦找出“所有者”,并于財產控制權和收益權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吸引力的大前提是“私有制”必須“絕對化”,否則找出“所有者”之后,“控制權”和“收益權”的一切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揭示市場競爭與私有制的矛盾,有力地從理論上支持了公司法的變革。這首先是因為,即使我們硬要把“股東”叫做“所有者”,由于私有財產權的相對性,我們也還是不能自動從“所有權”推導出安排誰掌握控制權、收益權的方法;其次,由于惡意收購僅使股東一方得利,損壞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人力與貨幣資本,因而必使公司的生產力下降,使之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為了堅持“市場經濟”對“絕對私有制”的優先性,有必要變革公司法,使經理不只為股東一方服務,而為公司全體“利益相關者”服務,從而促進公司生產的長期發展。
  美國29個州的變革,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有很重要的啟發作用。首先,它有助于我國經濟學者打破對私有制的迷信,增強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的信心;第二,關于公司“利益相關者”的概念,直接有助于國家體制改革部門正在著手組織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
  中國有條件和潛力,在“經濟民主化”上比美國做得更好。實際上,我們常說的,在企業經營中,必須“兼顧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的利益”,就是“利益相關者”概念的體現。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中,中國學者不局限于對“現代企業制度”一刀切式的理解,已經做出了一些具有重大價值的理論創新。
      中國應以發展出口導向型私營經濟為主
  薩繆爾森(P.A.Samuelson,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著名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我知道,中國目前大量的企業是公有制經濟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中國要走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道路,必須擴大私營企業的比重。中國近一二十年來,私營企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恐怕發展還不夠,私營企業的總數、規模、比例等還是較少、較低的。
  要大力發展私營企業(或者說私有經濟),但發展的渠道應多元化。現在中國出現了一批高科技、高智能型的私營企業,這是好事;但私營企業不能只往高科技道路上走,政府應引導私營企業朝以吸收社會勞動力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發展,高科技、高資本投入的企業吸收勞動力較少,對于中國大量存在的勞動力剩余現象不起很大的作用。而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側重于發展出口加工導向型的生產企業。目前中國的出口產品生產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現在美國商店里有許多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據說大多是國有企業生產的。私營企業也要拓展出口渠道,生產出口加工產品。在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韓國和臺灣等一批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他們依靠發展出口加工企業、走出口導向型經濟道路而成功地使國內經濟取得了增長。韓國在20多年前私營出口企業的力量也很薄弱,但通過20年的發展,私營企業的力量就很強大了。反之,前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變革過程中,由于沒有大量的私營企業吸收失業人口,是導致此后經濟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考慮發展私營經濟的另一條理由是,由于目前中國國有企業運行狀況不良,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沖擊很大,企業向銀行貸款,銀行明知貸款很可能變成死帳,但由于銀行是國家的,企業是國家的,銀行有義務或不得不向國有企業貸款。銀行到期收不回本金和利息,銀行的再運行、再貸款的錢從哪里來?怎么辦?在美國,銀行是私人的,最后銀行只能破產倒閉。但在中國,銀行也是國有的,是中央政府管的,政府只能靠印鈔票來維持銀行的正常營運。鈔票發行過多,必然造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使職工名義貨幣(名義工資)增長率上升,但實際工資增長率大打折扣,即使是經濟高速增長,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以后,職工及居民的實際受益會降低和減少。而如果企業是私人的,銀行在貸款時就會考慮到企業的償還能力和資產運營質量,從而向一些運營良好的私營企業貸款,減少了銀行自身的風險,對國家和財政是有益的,從而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是積極的。
  此外,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是十分相關的。中國人口面臨兩大困難,一是勞動力人口大量過剩,失業人口多;二是勞動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貧困化現象仍很嚴重。所以,中國經濟學家們應充分重視并致力于研究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包括總人口數、農村人口數、城市人口數、城市勞動力在國有企業中的比重等等,還包括勞動力的受教育情況,成年人口中中學畢業生的比例、大學生的比例以及大學如何合理收取學費,以使貧困家庭也能負担得起高等教育費用的問題。
  總而言之,不能忽視私營經濟在吸收失業人口方面的作用與影響,中國應以發展出口加工生產型的私營企業為主。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50~55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沈開艷19981998 作者: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50~55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沈開艷19981998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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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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