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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學的歷史反思
西方史學的歷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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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在西方史學潺潺流動的歷史長河中,曾經歷了古樸的古典史學、晦暗的中世紀史學以及波瀾壯闊的近代史學階段,涌現出眾多紛繁復雜的史學流派與理論,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然而,縱觀西方史學發展之始終,其變化之最當屬從傳統史學到新史學的飛躍,這一轉變體現了精深博大的思想內容與特點。
  從古希臘史學時代開始,西方史學就確立了追求信史的求真意識,揚善抑惡、樹之風聲,一直就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標。歷史學的這一社會功用以及由此訂立的基本學術規范,貫穿了西方史學發展之始終。然而,自20世紀以來,西方史學出現了新變化,新史學以其全新面貌登上了歷史舞臺,就歷史研究的對象、史料、方法、領域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思維,全面深化了西方史學研究,而且這種趨勢在70、80年代以后的當代西方史學中不斷加強。
  一
  新史學在歷史認識論上對傳統史學做出重大調整。傳統史學的歷史認知活動非常有限,史家只能被動地適應史料,通過史料的收集、歸納、整理與分析,最終達到還原歷史的目標。在傳統史學中,歷史研究的主體只能服從于客體,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發揮的空間。與之相比,新史學對歷史研究中主客體關系做出新的解釋。一方面,新史學強調歷史認知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必然聯系,提倡在主、客體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補充、互為助益的科學聯系,使主體與客體最終都服務于歷史研究這一根本目標。
  另一方面,新史學并沒有全面否認歷史認知客體,它仍然強調追求歷史真實所具有的意義,只不過,新史學認為單純依靠歷史客體的片斷性、或然性的認知,尚不足以反映歷史全貌。因此,新史學強調歷史認知主體對歷史的重塑與構建,強調史家在歷史認知活動中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新史學看來,史家的主觀能動性,包括其知識結構、教育程度、認知水平、社會生活環境等,都會成為歷史解釋中非常重要的認知因素,直接或間接作用于歷史認知。新史學強調對歷史的規律性與系統性解釋,強調史料的社會認知功能,強調史學的社會參及其社會價值。
  然而,自20世紀70、80年代開始,新史學對歷史解釋的種種不足逐漸顯露,其歷史認知的一些基本觀念由此得到深化。針對新史學過分關注歷史認知主體所導致的相對主義、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等傾向,當代西方史學不再簡單堅持歷史認知主體的獨立思維活動,也不再單純強調史家的歷史思維與客觀歷史并行不悖的雙重歷史特征,而是將史家的認知重新回復到對客觀歷史的準確反映。一方面,盡量減少或放棄純粹主觀性認知,擺脫帶有先驗論色彩的歷史模型或者邏輯推理,擴大并增加歷史研究的客觀性,使史家的認識活動與客觀史實盡可能貼近或吻合。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圍內充分占有史料,不僅注重“靜止的材料”,如政府檔案、歷史記述等,而且更加注重能反映大眾生活的“鮮活的材料”,如當事人的口述、實物、古跡等。從多個角度,在多個領域,使史家的歷史解釋更加全面、深入,在歷史的本源、過程以及結論上與客觀歷史更加吻合。
  當代西方史學不斷深化認識論,通過重新評價歷史認知中的本體論與客體論,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得到張顯。新的歷史認知理論并非拋棄了新史學的格致,也不是簡單回歸傳統史學的藩籬,而是結合了兩者的特點,對史學的科學內涵做出了全新的解釋。
  二
  在歷史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構成了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跨越的第二個重要內容。傳統史學的歷史表述相對比較單一,多以史料考證為基礎,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指導,強調歷史研究中的歸納、分析以及比較,并將此作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為此,傳統史學大致采取了敘述史的表述風格,強調歷史解釋的故事性,強調歷史敘事的情節性與完整性,強調歷史寫作中英雄人物的中心化表達。
  與此相反,新史學則更強調歷史研究的分析性而非敘述性,在對史料做更廣泛收集、分析、綜合的基礎上,更強調史家運用科學邏輯,對客觀歷史進程進行新的解構與重塑。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新史學廣泛吸收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研究方法,大規模運用于歷史研究。新史學所采取的數理邏輯推論、數學模型、社會學、人口學以及心理學的概率統計方法,與傳統史學大相徑庭。在邏輯上將歷史過程先行分離,然后再用科學語言整合并且重組,最后回復到歷史真實,深化對歷史的理解。
  同樣,從20世紀70年代起,新史學的歷史認知實踐也遇到了大量問題,如歷史解釋的模式化、靜止化、空心化以及隨意化。為此,當代西方史學不再過分強調所謂的結構研究、過程分析、靜態考察,而是將歷史方法研究與建立歷史學體系相結合,從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上升到對歷史學體系的全面豐富與深化,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進行調整。這一史學實踐的結果導致了史學的多元化、碎化甚至對立化:其一,史學的多元化特征日趨明顯。大量新興的史學分支學科不斷涌現,如社會心態史、歷史人類學、女性史學等,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二,史學的碎化不斷加劇。在當代西方史學中,傳統史學所尊崇的“宏大敘事”或者“元敘事”逐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下層人物、歷史偶然事件、某個特定地區或者某些特定人群的精神狀態等微觀研究,歷史研究中零碎的個案內容不斷增多。其三,大量史學形態,諸如后現代史學,則更是強烈質疑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將歷史理解為史家的一種“情節構想”,轉而更強調所謂的“歷史表達”。
  當代西方史學的多元化與碎化,使傳統史學乃至新史學所固守的“求真”與“務實”的史學精神受到沖擊。在當代西方史學中,以后現代史學為代表,曾一度強調使用新的學術語境來解析歷史,這使語言學在歷史研究中被賦予了新的涵義,歷史的文字表達進入了一個新的認識高度,史學的象征化、符號化以及文學化特征不斷被強調,這使當代西方史學的方法論進一步豐富。
  三
  歷史研究對象不斷擴大、史料日趨豐富,構成了西方史學轉變、跨越的又一個重要內容。眾所周知,傳統史學的研究范圍主要以政治史為主,在講史與寫史的過程中著眼于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講述與說明。因而在傳統史學中,歷史研究的焦點集中于王朝更替、社會變遷、英雄造世等主題,旨在說明歷史的變革規律、道德原則以及社會形態等,這與傳統史學所堅持的史學功用是相互吻合的,歷史的社會教化作用也恰恰體現于此。
  與之相比,新史學極大地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史學研究的對象似乎無所不包。新史學從文化形態、經濟形態以及社會形態出發,從多個層面探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而在自然環境、地緣地貌、人類心理、大眾意識等領域,全面探索并解構歷史,深化人類對自身起源、發展進程以及進化規律的認識。與之相比,當代西方史學則更是將歷史研究范圍擴展至一個更博大的范圍,大量帶有交叉、綜合以及專題性特征的歷史分支學科,紛紛成為歷史研究的新熱點,這些新興學科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對歷史進行更徹底的剝離,極大地填補了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研究空白。
  與歷史研究對象及其范圍的擴展相對應,支撐西方史學研究的史料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包括史料的種類、成分、范圍以及性質。傳統史學所依賴的史料多以見諸文字的材料為主,特別是檔案文件,最受史家青睞,成為傳統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來源。傳統史學屢遭詬病,就是因為它所依賴的材料并非史料的全部,只能相對、有限地反映局部歷史,而不是歷史的全貌和真相。
  就此,新史學空前擴大了構筑史學研究基礎的史料之范圍,更深程度探求史料的真諦。上至反映社會精英人物歷史活動的檔案文件,下到體現大眾百姓生活的私人書信、日記、家譜等,盡為新史學收入囊中。甚至大量日常生活中的實物,如工具、器皿、繪畫、古跡等,都為史家奉為至寶。更有甚者,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新史學思想的指導下,新史學還將不同于文字材料的口述資料,如調查報告、大眾傳說、個人回憶等,也列為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盡管口述史學的歷史由來已久,但新史學卻將之提升到一個新高度,極大地改變了口述史學及其史料的性質。在新史學看來,口述史料要比文獻史料更精確、更客觀。因為通過口述史料,可以讓史家直接接近或深入歷史,盡量避免在史家與歷史真實之間出現主觀或客觀障礙。
  由此可見,和傳統史學相比,新史學所倚重的史料,不僅在成分、種類以及范圍上出現改變,而且史料的性質也產生了變化,史家對史料的運用,除了探尋歷史真實這一目標以外,還體現了新史學的治史觀念,即塑造社會的歷史意識。這是新史學走下高高在上的學術廟堂,步入大眾生活的一種嘗試,這一趨勢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后的西方當代史學中進一步加強。而在一度盛行的后現代史學中,史料被認定從來都是不客觀的、不真實的,因此,依據任何史料所解讀的歷史,也只能是一種由少數歷史學家“想象”的思想產物,并不是真實的歷史。后現代史學對史料的極端化理解,使其歷史結論不可避免地走向極端。
  四
  綜上所述,從傳統史學到新史學,再到當代史學,西方史學在史觀、方法、史料、研究對象與指導理論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對西方史學的影響毀譽參半、功過不一。其中,就其積極影響來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縱觀歷史,西方史學進步的重大成果就是歷史認知的空前深化。作為史學認知主體的史家,他們在西方史學的歷史嬗變中成長壯大,其認知水平不斷提高,認知層次日趨多樣化,角度更豐富,研究方法更細致。就西方史學的認知歷程看,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從歷史研究中獲得如此廣泛、深入的知識。史家無論是對歷史本質的認識,還是對歷史真實的探索,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歷史學自身內涵不斷豐富,外延持續擴展。西方史學在其演化進程中,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的史學分支學科,使史學不斷向細化、專業化,豐富和發展了西方史學的內涵。另一方面,隨著史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不斷的綜合與交叉,孕育產生了大量新的研究方法、理論、模型以及范式,極大地拓展了西方史學的外延,空前深化了史學研究。
  然而,西方史學的歷史嬗變也不都是積極的,在其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消極影響:其一,和傳統史學循序漸進的進化方式不同,新史學的認知理論與實踐發展迅猛。由于新史學它全面否定了傳統史學,因而導致了歷史認知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史學的基本定義、研究對象、史料組成、歷史認識標準以及社會價值等。其中,對歷史認知是否具有科學性的懷疑,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后蔚然成風,并且愈演愈烈。在當代西方史學中,后現代史學的歷史認知出現了嚴重錯位,使歷史認知的相對性越來越突出,進而直接影響到史學研究的基本規范以及史學的社會功用。
  其二,新史學在構建其學術體系的過程中,與歷史研究的多樣化相伴,也使歷史研究變得龐雜繁瑣。和傳統史學相比,新史學從構建之初就顯得千頭萬緒、紛繁復雜,其學術理論不甚枚舉,其研究對象更是多種多樣,這使新史學很難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學科體系,這一情形在當代西方史學中仍然存在。毫無疑問,新史學以及當代西方史學對歷史的“盡情擴展”,不是拉近而是擴大了歷史研究與社會大眾的距離,進而制約了歷史研究發揮其社會功用。
  綜上所述,西方史學的歷史跨越,既推動了歷史研究的深化,也為其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新問題、新挑戰,如何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是西方史學能否實現新的歷史跨越、戰勝自我的一個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京③K1歷史學許海云20082008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京③K1歷史學許海云20082008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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