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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對近代埃及社會的影響
西方思想對近代埃及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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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末和19世紀,埃及面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沉重的壓迫和奴役,認識到“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必要性,因而在接受方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世俗主義和民主主義新觀念、新潮流影響的同時,主動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進行改革,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作者對此作了初步研究后認為,正是這些改革的成果,不僅使埃及國家走上了文明的近現代,而且也提高了它在當今中東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 * *
  埃及是個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1798年至1918年的歷史構成了埃及歷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埃及近代史。在此歷史時期,西方殖民主義用炮艦打開了埃及的大門,給埃及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但因西方科學技術、文化思想隨之傳入埃及,又對其社會產生了久遠而深刻的影響,促使埃及社會在19世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族意識復蘇、民族主義興起與發展、世俗性學校建立、伊斯蘭教改革及政治思想演變等。
  19世紀西方思想傳入埃及的途徑主要有:其一拿破侖入侵,打開思想傳播的大門;其二翻譯運動興起,大量西方著作被譯成阿拉伯文,使埃及人進一步接觸西方思想;其三派遣留學生直接學習歐洲的技術,汲取西方的思想;其四郵電交通事業的發展和印刷廠、圖書館的設立加快了思想傳播的速度。當然接納歐藉僑民及開辦銀行、創建公司等也可認為是傳播途徑。西方思想之傳入把許多埃及人前所未聞的民主的、民族的、科學的、世俗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潮流帶入埃及社會,于是埃及人的眼界開闊了,思想也逐漸發生變化。這種影響在教育、宗教改革和政治思想發展上表現的尤為突出。
   一、教育
  18世紀的埃及教育十分落后,高等院校只教授伊斯蘭教神學和法學,初等教育就是背誦《古蘭經》。圖書稀少,文盲成群,只有少數宗教學者可以讀書或書寫自己姓名以外的字。當時最著名的高等宗教學府是艾資哈爾大學,它曾是東方文學、伊斯蘭教法學和神學的薈萃之地,在學術上起過良好的作用,但經歷土耳其人幾百年的黑暗統治,教學方法愈來愈僵化教條,教學內容枯燥貧乏。那時遍及上、下埃及的伊斯蘭小學多達幾千所,學生們對讀書寫字不很認真,每天只讀《古蘭經》,反復背誦、反復記憶。這是因為各校的教師大都是直接或間接由艾資哈爾大學所造就,在教育思想、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無不受其因循守舊的影響。對此,米爾納寫道:這種教育不是以開發學生智力、擴充學生知識為主,而是以充塞學生記憶為主。此種讀書方法是東方各國的通病,而不為埃及所獨有,只是埃及表現得特別嚴重罷了。因此,18世紀的埃及教育“實已臻其極頂,而無以復加矣”,[①a]既談不上人才之培養,更無學術文化之可言。
  西方教育方式傳入埃及后,促進了其教育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打破了埃及在治學上只求記憶,不求理解的弊端,要求學而思之,發揮獨立思考能力。第二,擴充教學內容,增設數學、物理、醫學、化學、文學、工程技術、音樂、美術等各個科目,打破了以前只教授神學和教法學的常規,開闊了知識面。第三,設立體育課,作為對學生進行品行修養教育的輔助課目,培養學生刻苦鍛煉、吃苦耐勞的毅力和精神,改變埃及學生懶惰放縱,不注重身體鍛煉以及由此引起的精力不足的現象,并且專設體育師范班,為埃及培養體育師資。
  西方人在埃及大肆興辦教育,創辦許多學校,開設各類學科,接收埃及學生,完全以西方的教育方式進行培養。但是,由于歐洲人所辦學校都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有些學校實質上就是為了傳道而開辦的。所以到西式學校求學的人多為埃及基督教子弟,而穆斯林則因謹守伊斯蘭教,對異教抱有強烈抵觸心理,很少有人遣送自己的子弟入西式學校學習。第一批教會學校建于賽義德時代。賽義德自幼受德國教師培養,后留學法國,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從而形成他親西方、特別是親法國的政治傾向。他執政后對西方人在埃及開辦的學校非常關心,甚至在財政出現赤字的情況下也盡力贊助。于是法、美、意等國的教會團體爭先恐后地在開羅和亞力山大開設第一批教會學校。法國文化在埃及一直比較占優勢,故法國天主教會設立的學校最興盛。美國自1870年起在埃及廣泛推行“美國化”教育。1871年在開羅設立一所女子學院。“聯合長老會”在阿西尤特創辦第一所美國大學,專收貴族巨富子弟,該校畢業生不少成為官場和商場中的重要分子。并且美國人還沿尼羅河流域設立不少與教會有關的學校。英國人占領埃及后,積極推行殖民政策,大力進行文化滲透,它不僅辦學,而且廣泛吸收埃及占上層人物的子弟留學英國,以便回來后能為其效勞。從1883年至1919年,埃及留歐學生共289人,其中留英者231人,留法者51人,留學其它國家的僅1人。[②a]歐式學校在埃及開辦數十年,充分顯示了西方教育的優越性,伊斯蘭教徒與西方人在相處中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對基督教的抵觸之心也有所減弱,不少家庭將自己的子弟送到外國人辦的學校學習。1875年歐式學校中學生共8961人,其中埃及人約有2000名。至1887年學生總數增至22769人,其中埃及人增加到15132人。據記載,1888年前后,初小和中學中有英國教師15名、法國教師24名,埃及英文教師34名,埃及法文教師56名。到1892年,埃及境內共有外國學校42所,分為三個等級。依次為初等啟蒙學校6所、初等學校34所和中等學校2所。這兩所中學都設在開羅。[③a]
  19世紀西方教育在埃及的發展,留學生的派遣,還使一代埃及人的教育思想得到很大提高。“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們具有自己的性格、風度和氣質,而不是簡單地傳授知識本身。應該反復灌輸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家庭與責任的重要性,友誼的重要性以及對祖國的愛——高于一切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一切都會引導人們去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④a]在這樣的教育思想指導下,19世紀埃及教育事業蓬勃發展,取得豐碩成果,興辦大批世俗學校,學習各門科學文化知識,為智力覺醒、社會進步準備了物質基礎和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
  埃及的統治者對埃及教育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尤其是穆罕默德·阿里和伊斯梅爾最為突出。這是近代埃及教育發展的又一大原因。
  被稱為現代埃及之父的阿里雖無明確而系統的教育思想,但他從拿破侖入侵事件中看到了東西方在力量上強烈的比差,深感要富國強兵就必須大辦教育。當時辦學目的只是為軍事服務,但這一目的使他這個47歲的文盲“把滿腔熱情傾注于教育,幾乎近似對待偶像”。[①b]他一心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阿拉伯帝國,需要一批訓練有素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懂得技術的軍官、技師來領導政府、指揮軍隊和和建設工廠。因此他決心按歐洲方式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世俗教育制度,設立一系列專科學校,如工程、炮兵、步兵、獸醫、農業等學校。1836年時共設立23所這樣的專科學校。[②b]同時為向這類學校輸送具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生,他還創辦了世俗小學和中學。到1836年這類小學達50所,有學生5500人;中學兩所,有學生2000人。[③b]隨著軍事教育事業的擴大,學校分類分科越來越細,所以埃及政府即另立教育部以管理學校教育事務。[④b]為盡快培養出一批人才,阿里一面聘請外國專家來講學和幫助管理學校,另一方面選派有才能者出國留學。從1813年至1847年,共派出319人,分9批到意、法、英等國學習西方先進技術。這些人回國后在政府部門和軍隊各級中担任要職,漸漸取代了外國人的地位。在阿里時代埃及造就出第一批受西方思想影響和熏陶的知識分子階層,其典型代表是里法阿·塔哈塔維。這批人才對埃及的改革維新具有重大作用。
  伊斯梅爾是近代埃及另一位極其重視教育的統治者。他自幼留學法國,崇拜西方,醉心歐化。他在位期間于1866年開辦第一所世俗法律高校,1891年培養出第一批埃及法官和司法工作者。同時創辦女子學校,由其第三妻哈奴姆主持,這是個破天荒的偉大創舉,對埃及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婦女解放產生了巨大影響。伊斯梅爾還鼓勵民間機構、個人、外國宗教團體參與辦學,興建規模宏大的國家圖書館和阿拉伯歷史博物館。他在位的時代,埃及在某些方面才真正打上了歐洲文明的烙印:教育不再僅為軍事服務,而是為了教育和培養人才。學校數目大增,由1862年的185所增加到1879年的4817所,共增加4632所。其中有兩所女校。1873年共有學生89893人。這些學校大部分實行免費教育,國家承担的經費由每年6000鎊增加到75000鎊。[⑤b]
  伊斯梅爾支持教育、發展教育使埃及在學習歐洲文明的道路上繼續前進。范蒂奧蒂斯說:“穆罕默德·阿里創立了一個現代埃及國家,開創了社會復興;伊斯梅爾則加速了它的興起,勾畫出它的未來發展。”[⑥b]也許這一評論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伊斯梅爾在埃及推廣西式文明,興辦新式教育上確有很大貢獻。
  數十年來埃及在教育上破除陳規,學習西方,不僅使其擁有一大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推動著國家在追求現代化和西方文明的道路上大步前進,而且為19世紀埃及意識形態領域內存在的各種政治思潮準備了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二、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對埃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世紀埃及存在著兩股政治思潮,并行著兩種政治思想。它們與西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有著密切關系。前者從后者獲得精神武器,以之作為觀察民族命運的工具。這兩股思潮中,一是以哲馬魯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為領袖的泛伊斯蘭思想和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二是以塔哈塔維為先驅的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雙方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斗爭中有過密切合作。
  西方思想文化在埃及之傳播,教育之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之建立,把許多西方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觀念帶入埃及社會,它與統治埃及一千多年的伊斯蘭教傳統大有背離之處,面對社會發展的需要,伊斯蘭現代主義應運而生。它主要是在宗教上對伊斯蘭教進行革新,使之成為與現代世界相調和的宗教意識形態,阿富汗尼是改革該教的首倡者。1871年他應邀來埃及講學,一反艾資哈爾那套陳腐教規,采用獨創的新方式來講授哲學、法學和文學,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他們用富有哲理的頭腦來進行文學創作和撰寫政論性文章。其教學方法雖遭艾資哈爾長老們的嫉恨,但卻受到阿卜杜、扎格盧勒、奧拉比等人的熱烈擁護。阿富汗尼受德國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響頗深,看到當時伊斯蘭教與埃及社會現實的矛盾,他主張革新該教,拋棄它鄙視科學的陳腐觀念。因此,以他為中心在艾資哈爾大學樹起了一個主張“自由”的伊斯蘭教新學派。阿富汗尼宣稱:“宗教不應違背科學事實,如果違背了,應重新作出解釋。”[①c]他的大弟子阿卜杜發展了他的思想。
  阿卜杜(1849—1905)素有改革宗教的志向,他認為自中世紀以來,伊斯蘭教就被裝在殼子里,受到異端的毒害。他曾想追隨伊本·泰米葉用復古主義解救伊斯蘭教,當“西方的意識形態強調世俗的物質價值,且著重種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從西方傳入的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同伊斯蘭教最珍貴的各種傳統背道而馳,還有宗教上普遍性的觀念,政治上的神權政體和閉關自守的主權也與西方意識形態格格不久”[②c]的時候,他為自己規定了兩大任務:“1.重申伊斯蘭教是什么?2.它對現代社會之含義的審議”,他認為“伊斯蘭教是什么對他的生活目的是最重要的。”[③c]他任埃及大穆夫蒂期間,對伊斯蘭教的部分教義作了新的解釋。例如,伊斯蘭教法典禁止利息,而他卻引經據典地把資本主義的銀行利息解釋為“合法的”,還以同樣方法對穆斯林是否可以戴西式禮帽和食用由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宰殺的牛羊肉,人物肖像畫能否為教法所允許以及一夫一妻制是好還是壞等敏感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復。[④c]改革后的伊斯蘭教準許人們獲取利潤,承認西方現代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先進性,支持西方文明特有的文化科學知識在伊斯蘭國家的傳播,并認為原始伊斯蘭教與科學之間不存在任何對立。他還在艾資哈爾大學進行了改革,使其走上維新的道路。他把現代科學列入教學內容中,開設數學、物理、文學、藝術等各個學科,使該大學煥發了朝氣。從19世紀70年代起該大學即成為阿拉伯“文藝復興”的中心和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堡壘。近百年來埃及著名的學者、詩人、文豪和革命家大都是出身于艾資哈爾大學的。譬如塔哈·侯賽因、曼蘇爾·法赫米等,這些人從艾資哈爾畢業后又大多去了西方,在那里獲得博士學位并對埃及學術文化做出了很大貢獻。[⑤c]
  阿卜杜之改革是西方思想文化對埃及社會影響的必然結果,它縮短了埃及穆斯林社會與西方意識形態之間的距離,在伊斯蘭教原則基礎上,承認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權利與自由,使伊斯教適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成為一種民主的宗教。埃德蒙寫道:“對伊斯蘭教做出貢獻是貫穿他一生的活動。的確,他深信只有通過對伊教整個體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蘭教的進化和發展。雖然他曾想使伊斯蘭教回復到原始形式,但該教證明了它對現代環境固有的適應性”。[①d]總之,阿卜杜為伊斯蘭教在現代世界中的發展所做的努力是后人所不及的,該教跳出傳統桎梏,走向進步乃是由他而始的。他和阿富汗尼為在未來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對阿拉伯社會進行改造和對伊斯蘭教與現代生活進行調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西方思想的影響,還使埃及人的民族意識得到了復蘇。19世紀70年代以后爆發的民族解放運動,首先是以阿富汗尼的泛伊斯蘭思想為指導的。阿富汗尼的泛伊斯蘭思想在政治上提倡恢復伊斯蘭初期的“舒拉制”,即“協商制”,擁戴開明的哈里發,消除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歧,團結一致,共同奮斗,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奴役壓迫,恢復國家的獨立和自由。文化上提倡“科學救國”,認為西方之所以強盛,敢于侵略穆斯林國家是因為工藝發達,“倘若土耳其人在文化上能超越西方,并用科學力量來對付西方入侵,東方問題也就不復存在”。[②d]他與阿卜杜創辦《團結報》,不僅傳達埃及抗英呼聲,而且反映東方各民族的要求,宣稱“民族的光榮不在于領土大和人口多,更不在于武力強大,而在于人民發憤圖強。”[③d]號召廣大東方人民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作不懈的斗爭,因此,它被英法查封。
  盡管泛伊斯蘭思想所提出的政治綱領并未觸及到伊斯蘭國家的腐朽統治基礎——封建制度,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及西亞地區廣大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強烈愿望,客觀上起到了鼓勵人民革命斗爭,反對英國統治的作用。
  近代埃及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以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里法阿·塔哈塔維(1801—1873)為代表。他有兩本代表作:《巴黎游記》記述他對歐洲社會和文化的觀感和印象,論述各民族應享有的權利,闡明立法機構應監督執行機構等立憲原則;《實質問題》說明埃及新興資產階級哲學的本質,書中強調重溫埃及古代史和對廣大人民進行愛國教育的必要性。因為“正是埃及,而不是其它王國,曾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文明,它可追溯到4300年以前”,因此他認為“用現代文明來恢復古代光榮已成為他本人和每一個愛國者的奮斗目標”。[④d]他首先賦于“watan”以“祖國”的含義,被譽為阿拉伯的第一個愛國思想家[⑤d]。塔哈塔維深受法國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的影響,崇尚共和制,相信“政權本來是屬于百姓,而不是屬于國王的,但是當百姓還不宜行使統治權時,應委托由他們選出來的人(指議員)來執政。”他主張保護國家資源,發展民族工商業,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對農民和工人的殘酷剝削。他還主張婦女解放,認為決定婦女貞潔的不是面紗而是教育。
  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通過他和他的著作傳入埃及后,“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代議制政體等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思想遂不斷深入到穆斯林的頭腦中,成為實現民族獨立和團結的目標。”[⑥d]并對傳統的伊斯蘭教政治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使埃及人認識到“每個人作為社會成員都應履行自己的義務,良好的社會應具有法制和正義。”[⑦d]埃及資產階級力圖在埃及實現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希望得到參政機會。伊斯梅爾后埃及政治制度發生較大變化,在行政和立法上采取了同法國相類似的議會和立法制度。伊斯梅爾成立了對總督行使權力有一定影響的協商議會。[①e]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埃及的君主專制制度已大為削弱,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日益發展。這一結果為在本世紀20年代初埃及建立君主立憲制準備了基礎,1922年5月埃及宣布獨立,1923年頒布憲法,按照“主權在民”、“法治”、“分權”和“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權利”等原則建立了政治制度。至1952年7月以納賽爾等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國。
  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在埃及的傳播沖擊了其意識形態上濃厚的宗教色彩,為后來埃及發展成為伊斯蘭世界政治制度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民族主義思想是同民族獨立運動緊密結合而發展的。在泛伊斯蘭思想削弱后,民族主義思想方興未艾。從奧拉比革命到穆斯塔德法·卡米爾領導的埃及近代史上第一個有明確綱領,組織嚴密且影響較大的現代政黨——新祖國黨成立,標志著民族主義思想進一步發展。該黨認識到“獨立只能從這個國家自己的堡壘內部取得”[②e],把爭取民族獨立作為重要目標,并提出建立歐洲式代議制政府,普及教育,發展農、工、商等10條綱領,獲得民眾廣泛支持與擁護。1919年扎格盧勒領導埃及民族革命則是卡米爾民族主義思想的再發展。
  民族主義思想是在世紀之交時最終成為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主導思想,但它卻是從19世紀初就開始萌發的。“具體而言,是從拿破侖侵略的時期就發軔了的。”[③e]19世紀下半葉由于民族運動日益高漲激昂,加上伊斯蘭教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承認,對伊斯蘭教的重新解釋使埃及人思想上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求“安拉保佑”,而是要“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過去在反對拿破侖的斗爭中,他們使用的是一面13世紀反對十字軍入侵時的“圣旗”,高呼的口號是“保衛伊斯蘭”、“保衛伊斯蘭教的埃及”;反對土耳其人時,使用的是“主啊,顯赫的主啊!滅絕土耳其人吧!”而在19世紀下半期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特別是英國殖民主義時,埃及人明確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這一口號,它不僅表現了埃及人突破“伊斯蘭教的埃及”這一狹隘的封建意識形態,而且充分反映了他們從“安拉保佑”到自強自立的思想轉變。這是19世紀西方思想傳播、民族運動興起及宗教改革以來埃及人民意識形態發生巨大變化的重要例證之一。這種變化反過來鼓舞和推動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獨立運動繼續發展和完善。
  總之,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對埃及社會的影響日益顯現出來。政治制度上實行共和制,由總統和議會領導,采用“主權在民”、“分權與制衡”等資產階級民主原則。在文化生活上,埃及人穿西裝革履,逛酒吧舞廳,享受看電影、聽歌劇等其它精神文明。毫無疑問,埃及先于大部分伊斯蘭國家接受西方思想與先進科技,邁入文明的近現代,且經過多年的發展,它已成為當今穆斯林世界教育最發達,政治制度最西化,世俗化最濃厚的國家,在中東及阿拉伯事務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所
   責任編輯:李尚英
  ①a②a③a 參見米爾納著《埃及變政史略》(中譯本),第20、15、135、17—23頁。
  ④a 阿爾伯特·胡拉尼:《1798—1939:自由時代的阿拉伯的思想》,倫敦1983年版,第78頁。
  ①b 賽義德·M·A·路特菲:《現代埃及簡史》,倫敦1985年版第57頁。
  ②b John Richmond:《Egypt 1798-1952: 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64.New York 1977.
  ③b 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凱里萊:《穆罕默德·阿里國家的建立》第97—98頁。
  ④b 艾哈邁德·亞歷山大:《阿拉伯文學史》第2卷,開羅1934年版,第294頁。
  ⑤b 楊灝成:《埃及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3頁。
  ⑥b 范蒂奧蒂斯:《埃及史》,倫敦1980年版,第89頁。
  ①c 伯德威:《埃及的改革》,倫敦1978年版,第32頁。
  ②c 前引阿爾伯特·胡拉尼書第140頁。
  ③c 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900頁。
  ④c Hamid Enayat:《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1982,P78.
  ⑤c Charles Adams:《Islam and Madernism in Egypt》, London 1933,P249-250.
  ①d 同前引Charles Adams書,第96頁。
  ②d 前引伯德威書,第21頁。
  ③d 納忠:《埃及近現代簡史》,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28頁。
  ④d 路易斯·伊沃德:《埃及近代思想史——從法國入侵到伊斯梅爾時代》下冊,第150—151、154、129、150—151、154、129、129、180頁。
  ⑤d 前引阿爾伯特·胡拉尼書,第78—79頁。
  ⑥d 前引Hanid Enayat書,第125頁。
  ⑦d 前引阿爾伯特·胡拉尼書,第70頁;阿爾伯特·胡拉尼書,第70頁。
  ①e 《1805—1971年埃及憲法》,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開羅中心1977年版,第75頁。
  ②e 埃及教育部文化局主編:《埃及簡史》,三聯書店1972年版,第122頁。
  ③e 前引納忠書,第56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43-48K5世界史曲洪19971997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43-48K5世界史曲洪19971997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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