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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崛起的文化歷史探源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崛起的文化歷史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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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從哲學、宗教、藝術等方面,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崛起的文化歷史根源提出一種比較全面系統的理論假說:以“荒誕”為中心范疇的現代主義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對世界、歷史、人生的普遍而強烈的“荒誕感”的體驗;這種“荒誕感”的產生又根源于對世界、歷史、人生的價值意義“虛無感”的認識。而這種“虛無感”的產生又根源于作為價值意義的最后根據的“上帝”和作為價值意義的直接載體的“人”之不可挽回的“死”;“上帝之死”的根源又在于以希臘文明為源頭的理性精神的蒙難和以希伯來文明為源頭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則在于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社會中人的普遍失落與異化。
  關鍵詞 西方現代主義 希臘文明 希伯來文明 理性崇拜 信仰至上荒誕 虛無 異比
  歌德曾以“浮士德”與“海侖”的“愉快而和諧”的結合,表達了這樣一種美好的理想: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聯姻,理性精神與信仰精神統一,美與崇高結合。然而對這個理想之能否實現,實現后能否長期維繼,似乎連他本人都預感到希望渺茫。所以,他苦心經營出來的“歐福良”—一浮士德與海侖所生之子—一最終竟不可挽回地夭折了。緊接著,海侖飄然而逝,浮士德到頭來也在“靡菲斯特”的使者們的掘墓聲中倒地身亡了[(1)]。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寓言,也是歌德關于西方文化歷史走向的一個沉重的預言。
  事實確實如此,浪漫主義的“狂飆”剛剛吹過,一股更為強勁的颶風—一否定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反叛理性精神和信仰精神、摧毀美與崇高的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思潮—一接踵而至,給西方傳統文化藝術帶來了滅頂之災。從此,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難”與痛苦“涅pán@①”,在整個現代西方世界中鋪天蓋地席卷而來……
  那么,為什么現代主義思潮必然會在西方崛起并驟成汪洋恣肆,其文化歷史根源何在?
  對此,我提出這樣一種假說,它主要包括這樣幾層意思:以“荒誕”為中心范疇的現代主義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對世界、歷史、人生的普遍而強烈的“荒誕感”的體驗;這種“荒誕感”的產生又根源對世界、歷史、人生的價值意義的“虛無感”的認識。而這種“虛無感”的產生又根源于作為價值意義的最后根據的“上帝”,和作為價值意義的直接載體的“人”這不可挽回的“死”;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就在于以希臘文明為源頭的理性精神的蒙難和以希伯來文明為源頭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在于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社會中的人的普遍失落與異化。
  讓我們來逐層剝解這個異常復雜而又興味盎然的問題吧。
    一、上帝之死
  萬能的上帝創造了一切,最終卻死在了自己的造物手中。這,也許也是一種宿命。
  (一)理性的蒙難
  上帝首先是全知全能的理性的化身,上帝之死首先在于理性的蒙難。
  理性的蒙難,是在劫難逃的宿命。因為,理性蒙難的根源不在別的,正在于理性自身。正是西方兩千多年“理性崇拜”的歷史,最終導致了對理性的普遍失望、普遍懷疑和普遍反叛。
  1.悠久的“理性崇拜”傳統
  大家知道,從古希臘開始,西方人手中始終高舉著一面鮮艷的旗幟:“崇尚理性”。從米利都學派的泰勒斯開始,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就已經開始了憑借理性探尋世界萬物的“始基”或形而上的“存在”的本體論哲學。而柏拉圖探尋現象世界背后的永恒本體的“理式論”,和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工具論》中對邏輯的研究,則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兩方面開創了雄霸西方兩千多年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
  在中世紀黑暗的千年王國中,雖然曾經產生過德爾圖良式的“信仰騎士”,但象厄里根納、阿伯拉爾等大神學家卻都強調理性獨立于神啟之外且高于神啟。而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經院神學家”們,更企圖以理性的方式去“證明”上帝的存在,借以編織自己嚴密系統的神學體系。
  而文藝復興時期所謂“回到古希臘”的呼聲,眾所周知,其實質就是要重新扛起古希臘“崇尚理性”的大旗,以人反對神,以理性反對迷信,以實用科學反對宗教神學。文藝復興為偉大的十七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準備了條件。
  理性主義自不必說。而“啟蒙”的前提就是理性的覺醒,“啟蒙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在哲學上確立理性的無上權威。誠然,在十七—一十八世紀中,以培根、貝克萊、休謨為代表的“英國歸納主義經驗派”,與以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茲、沃爾夫為代表的“大陸演繹主義唯理派”之間,雖然發生過一場規模空前的跨世紀的的論爭,但他們論爭的焦點只不過是知識究竟是源于“感覺經驗”,還是源于“天賦觀念”,在崇拜理性這一點上卻完全一致。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西方哲學進入了一個總結階段。以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思辨哲學,把西方傳統的理性主義哲學推向了頂峰。尤其是黑格爾那包羅萬象而又精致堂皇的哲學大廈,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勿庸贅言,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理性崇拜”曾經擁有一段多么輝煌的歷史!
  然而,中國道家圣賢早就警告過:“反者道之動”。理性的無限膨脹終于為自己掘下了墳墓,過分悠久和過分輝煌的理性崇拜的歷史,終于導致了對理性的普遍懷疑和反叛。
  2.對理性的懷疑與反叛
  早在古希臘,就興起過以皮浪為代表的“懷疑主義”潛流,但它始終未曾動搖理性的無上權威。直到十五世紀,正如文化哲學家胡爾夫所說,西方人都還“毫不懷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實在,可以在相當限度內認識一切事物。”
  可是,十七—一十八世紀那場跨世紀的“同室操戈”,畢竟還是使理性主義哲學大傷元氣。交戰雙方相互揭短、相互攻訐的結果是兩敗俱傷:英國經驗派以休謨為代表,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大陸唯理派以萊布尼茲為代表,則陷入了同樣不可自拔的“獨斷論”和“機械的形而上學”。
  就在這時候,“哲學巨人”—一康德出現了。在《<純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明確宣布:“我們這個時代可以稱為批判的時代。沒有什么東西能逃避這批判……因為只有經得起理性的自由、公開檢查的東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康德不但把這種“批判”、“審視”的目光指向了躲在神圣背后的宗教和躲在尊嚴背后的法律,而且還把它轉向了理性自身。在這本關于認識論的巨著中,康德首先追問的不是“何為先天綜合判斷”,而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里的“先天綜合判斷”,按李澤厚先生的理解,就是“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觀有效性的真理”。[(2)]這就是說,在康德看來,在追問真理為何物之前,我們首先應該追問的問題是:我們的理性是否具備,以及在何種范圍與何種程度上具備認識真理的能力?接下去,康德一刀把世界劈為兩半兒:“現象界”和“物自體”。并把理性牢牢拘限在“現象界”,禁止它越入不可知的“物自體”。在此基礎上,康德提出了他深刻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并把經不起“純粹理性”檢驗的“上帝”、“自由意志”、“靈魂不朽”等,統統逐出了他的認識論。
  康德之后,費希特以他的“自我”、謝林以他的“同一”、黑格爾以他的“絕對理念”,都企圖“吃掉”康德這種竟然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認識因而讓人無法忍受的“物自體”。尤其是黑格爾,不但把全部精神世界,而且把全部物質世界、人、歷史等,統統硬塞進了他那“絕對理念”的思辨運轉的奇妙的哲學圓圈之中。正當西方人全部陶醉在黑格爾體系的富麗堂皇和精巧完美的時候,有個年輕人卻跳出來陰沉沉地說:別高興得太早了!世界的本質絕不是表征人的理性的“絕對理念”,而是一種永不滿足的“生命意志”。這種永不滿足的“生命意志”把我們每個人都推上了旋轉著的火輪上忍受永恒的熬煎!他,就是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同事,自稱是康德哲學的忠實傳人的叔本華。叔本華的一生是充滿悲劇和喜劇色彩的。當他年少輕狂,迫切需要名譽和地位的時候,《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卻被當作癡人囈語而備受譏諷;時間僅過了數十載,當他不再年輕、不再需要理解與崇拜而只對世界和人類充滿絕望和仇恨的時候,西方人卻開始狂熱地崇拜起叔本華來,叔本華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哲學方向—一懷疑理性、限制理性和反叛理性的方向—一在西方現代世界中大獲全勝!這股非理性主義思潮是如此強烈,以致于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懷特在《分析的時代》中指出:“幾乎二十世紀的每一種重要的哲學運動都是以攻擊那位思想復雜而聲名赫赫的十九世紀德國教授(指黑格爾—一筆者注)的觀點開始的。”
  3.理性蒙難的必然性
  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和理性的蒙難并非偶然,它是過分悠久和過分輝煌的“理性崇拜”歷史的必然結果。事實上,西方理性主義哲學是建立在這樣兩個基本假設基礎上的:第一,紛繁復雜、變化莫測的現象世界背后有一個簡單純粹、按人的理性法則運動變化的“終極本質”;第二,人的理性力量是無限的,它最終能徹底認識這個“終極本質”,抵達“絕對真理”的彼岸。很顯然,這兩個基本假設背后真真實實地掩藏著人類狂妄自大的“理性崇拜”意識。
  人類的理性力量是否真的象人類所期望的那樣無邊無際、全知全能呢?看來有些令人沮喪。第一,世界并非萬物在空間中的總和,而是一切事實在時間中變化的過程[(3)]。換句話說,現象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個簡單純粹、萬古不變的絕對的“終極本質”(Being),而是一個不斷變化、永遠開放的“生成過程”(Becoming)。這無異于說,用人類的理性去追趕世界的本質,永遠只能是重復“夸父追日”的悲劇神話。第二,即使這世界背后真有一個所謂的“終極本質”,是否人類的理性力量就能認識它、抵達“絕對真理”的彼岸呢?太難說!首先,人的理性憑借的邏輯的力量,認識的可能建立在邏輯的普遍必然的客觀有效性。可是,世界萬物的發展變化是否有義務必然遵循人類設定的邏輯規律呢?誰也不知道。當然,人們盡可以象康德那樣為世界“普遍立法”,可是,這個該死的世界是否知道,或者知道了是否就愿意無條件地服從我們為它所立之“法”呢?誰也無法保證。其次,人類理性所憑借的認識工具歸根結蒂不外乎兩種:歸納邏輯與演繹邏輯。可它們能否保證認識的“普遍必然的客觀有效性”呢?也不能。大家知道,歸納邏輯要受其歸納對象的代表性和數量多少的限制,歸納推理是一種“或然推理”,因此,它不能保證認識的“普遍必然性”;演繹邏輯雖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最終必須依賴于所謂大前提的“自明性”,這種經常被冠以“公理”、“天賦觀念”的“自明的”大前提,看上去是不證自明的,而事實上卻是邏輯自身無法證明的(即使在號稱“科學之母”的數學中,這種“公理”也比比皆是,如平面幾何學中“兩點之間以直線距離為最短”)。我們之所以能接受它,并不是因為我們能確證它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我們確信它是正確的。換句話說,演繹邏輯最終是建立在人的某種信仰基礎上的,因此,它無法保證認識的“客觀有效性”。也正因為如此,休謨最終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而萊布尼茲、黑格爾必然會陷入“獨斷論”和“機構的形而上學”。再其次,人永遠無法直接面對客觀世界,因此,人類借以認識世界的工具的局限性,就必然成為人類認識的局限性。
  所以,所謂“終極本質”、所謂“絕對真理”,都不過是美麗的空中樓閣,統統應該象胡塞爾所說的那樣高高地“懸擱”起來,“存而不論”;或者象維特根斯坦所說的那樣對它們免開尊口,“保持緘默”;到了波普爾那里,我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證偽”了。
  于是,作為全知全能的無限理性的化身的上帝之死,就是不可挽回的了。
  (二)信仰的坍塌
  上帝既是全知全能的無限理性的化身,更是至愛至善的絕對信仰的本體。上帝之死的直接根源在于信仰的坍塌。
  信仰的坍塌,是另一種無法抗拒的劫數。因為,信仰坍塌的根源也不在別的,而在于信仰自身。正是過分漫長的“信仰至上”的歷史,最終導致了對上帝的普遍懷疑和反叛。
  1.漫長的“信仰至上”歷史
  眾所周知,公元一世紀由迦南希伯來民族創立起來反抗羅馬侵略者的基督教,三百年后竟戲劇性地成了羅馬帝國人人必奉且唯一能奉的“國教”。加上羅馬帝國地跨歐、亞、非三洲,幅員遼闊,威震四方,基督教借了政治的強力迅速而普遍地傳播開來,并逐步成為了整個西方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早在公元二、三世紀,西方就開始產生德爾圖良這樣的“信仰騎士”。他宣稱,基督教雖是神圣的愚蠢,卻比人類最高深的哲學理智更聰明;“上帝之子死了,雖然是不可能的,但卻是肯定的”。基督教教義是“對上帝的認識”,因而是真理,但這種真理卻不可能被理解,只可能被信仰。這簡直是蠻不講理的“撒野”!但它卻被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基督教全體會議確立為正統教義[(4)]。
  與德爾圖良相比,奧古斯丁似乎更象一個循循善誘的牧師。他更看重的是誘惑的力量。他推出的是一個美麗的承諾:每一個“塵世之城”的子民只要虔心向善,最終會被上帝“揀選”到“上帝之城”享受永樂。
  此后,安瑟倫率先開始了對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到托馬斯·阿奎那堂皇精致的《神學大全》的編織,基督教教義漸趨完備并取得了至高無上的神圣權威。
  公元十一、十二世紀,以教皇為中心的基督教會已成為凌駕于歐洲所有封建帝國之上的國際中樞神經。那時基督教會的權勢有多大,我舉個小例子就能說明。德國國王亨利四世因得罪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而被開除出教時,不可一世的亨利四世竟然嚇得屁滾尿流,再也顧不得國王的尊嚴,在針砭肌骨的暴風雪中跪了三天三夜絕望地懺悔,苦苦哀求教皇的寬恕。權傾強國的君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在那時,“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圣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經濟上,教會“擁有天主教世界地產的整整三分之一”,除利用土地和各種迷信活動對農民進行殘酷盤剝外,還向所有居民征收“什一稅”;而一切思想文化領域都不過是基督教神學的旁系分支,任何“異端邪說”都會受到“宗教裁判所”嚴厲的禁止和殘酷的迫害。而基督教教義則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人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正如黑格爾所說:“它們所以對我們說來是真理,乃因為它們是被當做戒律由一種權威吩咐給我們了,而我們又不能不使我們的信仰聽從于這種權威……它們不管我們承認其為真或不真,總得視之為真理,它們即使從來沒被人認識過,即使從來沒有人承認它們是真的,也仍然是真理。”
  這是一種多么蠻不講理的宗教信仰主義和蒙昧主義!它的過分悠久和過分輝煌的歷史,終于導致了對它的普遍懷疑與反叛。
  2.對基督教信仰的懷疑與反叛。
  至遲到了公元九世紀,當西方“經院神學家”們企圖把神學理性化、系統化的時候,對基督教義無條件的信仰已開始遭到懷疑與動搖。厄里根納關于“四種自然的劃分”中,推出了世界即上帝的彰顯、上帝即上帝的創造與造物的“泛神論”思想;又從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和絕對自由無限的神的正統神學思想中,推出了上帝乃是一種超本質、超存在、超善惡、超真理的“虛無”異端邪說。他甚至公然宣稱,理性是與神啟同等甚至更高的獲得真理的手段;理性不來自權威,但真正的權威卻只能來自真正的理性所發現的真理;如果理性與神啟萬一出現了類似矛盾的時候,我們應當選擇理性。
  十一、十二世紀的唯名論神學家阿伯拉爾不但針對安瑟倫“信仰后才能理解”的謬論,提出了“理解后再來信仰”,而且還提倡一種大膽的“懷疑精神”,反對任何未經理性檢查的盲目信仰。此外,他還對“三位一體”、“原罪說”等正統教義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和全新的闡釋。
  如果說厄里根納和阿伯拉爾的思想帶有明顯的“異端”傾向,那么,從安瑟倫到托馬斯·阿奎那的“正統”經院神學家們又怎樣呢?我們知道,這二位大神學家都以殫思竭虛“證明上帝的存在”而著稱。可他們是否想過,如果上帝的絕對存在和對上帝的絕對信仰真的如他們所說是超理性、至高無上和不容置疑的,那么它們為什么還需要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進行蹩腳的論證呢?這一論證本身不就是對上帝的絕對存在和無上權威的一種懷疑和動搖嗎?
  接下去,三百年的人文主義思潮不用說了,十八世紀啟蒙主義思想家們更給予了基督教以毀滅性的沖擊。伏爾泰宣稱,天主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無賴編造出來的最卑鄙的謊言”基礎上的,而那些宣揚神學教義的教皇、主教們則是“文明的惡棍”、“兩足禽獸”、“反復無常的小人”、“卑鄙的流氓”、“社會的敗類”、狄德羅認為,“一切宗教都三倍地被證明是假的”;霍爾巴赫更進一步指出,“崇拜上帝無異于崇拜人的想象創造的虛構物,或者簡直就是崇拜烏有的東西。”不僅如此,上帝和宗教還真真確確地給人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上帝”不過是“一個獨夫、一個民賊、一個什么都干得出來的暴君”,而宗教則不過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
  到了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們那里,對基督教的批判就更為系統,也更為深刻了。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宗教的本質》,是大家比較熟知的。他明確指出,上帝(神)的本質不過是人的本質異化的產物,不是上帝創造了人,恰恰相反,而是人創造了上帝。這就是說,上帝并非我們的什么“神圣天父”,而是從我們這里逃到天國去的一個不孝子孫!尼采為了建立以“強力意志”為基礎的“超人哲學”,從而認定“宗教、道德和哲學都是人的頹廢形式”。現代社會里,不但個人頹廢了,而且整個現代文明都患上了頹廢癥。而上帝,正是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頹廢的總禍根!因此,尼采借一個瘋子之口終于喊出了那句驚人之語:“上帝死了!”就這樣,尼采的呼聲伴著兩次世界大戰的沖天大火,終于使雄踞西方兩千年的基督教大廈土崩瓦解了。
  3.信仰坍塌的必然性
  基督教信仰的坍塌不是偶然的。首先,宗教信仰的根基在于超越于人的認識和實踐能力之外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隨著理性的覺醒和科學的進步,它必然遭到猛烈的震撼和沖擊。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批判理性和自然科學確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當然,基督教信仰坍塌的最內在、最深刻的根源,還在于它自身存在的無數二律背反:如果說基督教義是經驗世界中的事,那它憑什么要凌駕于經驗世界他事物之上?如果說它是超驗世界中的事,那它有什么權利干涉經驗世界?如果說上帝是感性的,那它為什么總是藏頭蓋臉不出現?如果說上帝是一種理性存在,那它為什么無法容忍也經不起理性的檢驗?如果說它是超理性的,那為什么它的神圣存在還須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證明?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它就應該知道它所創造的世界和人類將會墮入深重的罪孽之中。如果上帝明明知道這一點仍堅持要創造世界和人類,那么應該懺悔和贖罪的就不是人類而是上帝自己!當然,如果上帝連自己的造物的未來命運都不知道,又怎能說它是全知的呢?如果說上帝是博愛的,那它為什么會挑起無數殘害生靈的宗教戰爭?如果說上帝是至善的,那它為什么要在人世間創造那么多罪過與邪惡?如果說上帝是至正至公的,那它為什么要讓那些昏庸無道的暴君、陰險狡詐的官吏、心如蛇蝎的盤剝者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而那些善良、無辜、馴服、克己的平民百姓卻勞頓慘怛、苦海無邊……
  于是,作為全知全能、至愛至善的信仰本體的上帝,豈不是死有余辜?
    二、人將不人
  做完上帝的葬禮之后,等待人類自身的命運又是什么呢?
  (一)人的失落:“人是什么?他何以存在”?
  早在古希臘,蘇格拉底就曾鄭重地警示人類:“認識你自己!”但這在當時似乎并未引起人們多大的關注,因為向人追問“人之謎”的司芬克斯,反而被塑造成了人面獅身的惡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是什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個不屑于回答的十分幼稚乃至愚蠢的問題,甚至根本就不構成一個問題。但到了二十世紀哲學家海德格爾那里,“何為此在?此在何以本真地在?”卻被作為一個嚴肅的哲學問題擺到了每一個人面前[(5)]。
  “人是什么,”當它被作為一個嚴重的哲學問題提出來時,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人“失落”了、“異化”了,人的意義晦暗不明了。
  二十世紀以前,西方人有兩根強大的精神支柱:希臘文明為源的理性精神;希伯來文明為源的信仰精神。不幸的是,由于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惡性發展,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強烈震撼,它們都無可挽回地崩潰了。
  1.“理性英雄”的幻滅
  從古希臘一直到黑格爾,西方人從來都以“理性的動物”而自居,并以自己擁有高貴的理性而感到分外自豪和自信。他們堅信,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別于且高于其他萬物,之所以理應成為宇宙的主宰,就因為人擁有高貴的理性。對于這一點,即使是中世紀最虔敬的神學家也深信不疑,因為人以擁有神圣的理性而肖似于上帝。文藝復興自不必說。在理性主義和啟蒙思想家們那里,理性甚至成了人的存在及存在意義的前提與基礎。正如馬、恩所說:“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然而,建立在高貴的理性基礎之上的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卻總是隨著理性的沉浮而受到嚴重的沖擊。其中最厲害的至少有三次:一,哥白尼“日心說”的提出,迫使狂妄自大的人類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萬能而仁慈的“天父”居然忘了把擁有高貴理性的人類安排到宇宙的中心!二,達爾文“進化論”的產生,迫使人類不得不承認另一更為嚴酷的事實:擁有高貴理性的人類居然與卑污野蠻的禽獸同宗!三,弗洛伊德“本能說”的建立,更無情的扒光了人類身上的一切神圣而華麗的外衣:一向以高貴的理性自我標榜的人類,居然無時無地不受到無意識的本能沖動的驅使!
  隨著二十世紀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崛起,理性的太陽墜落了,人類“理性英雄”的美夢破滅了。
  2.“信仰騎士”的破產
  自中世紀到尼采,西方人始終沐浴在上帝的恩龐與福澤之中,感到人生的意義完滿而充實。他們堅信,只要人人都皈依上帝,向往天國,追求靈魂的永恒與不朽,得到上帝的寬恕與祝福,再丑惡的世界,再黑暗的歷史,再苦難的人生,最終都能獲救。
  可是,幾近兩千年過去了,人們驚恐地發現:上帝的承諾似乎只是一張永無兌期的空頭支票,因為人世間的一切邪惡與罪過依然如故,現實人生的苦海依然無邊;而上帝的懲罚似乎也只對虔敬的信徒構成威懾,對所有惡人的孽跡卻鞭長莫及、束手無策。不僅如此,而且惡人往往比善者多福多壽,好人卻一生災難坎坷!愛總是恨的犧牲品,善卻成了惡的墓志銘……
  “上帝死了!”尼采終于忍不住了,宣布了上帝的死訊,“信仰騎士”破產了。
  就這樣,阿波羅的光輝消失了,耶和華的神殿坍塌了,人,雙重地失落了。
  (二)人的異化:“你是誰?誰又是我?”
  如果說我們前面的分析還主要停留在思辨層次上,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則是令人觸目驚心的血淋淋的現實。
  馬克思·韋伯指出,西方近代史的主要過程,就是將人類生活不斷地理性化的過程。資本主義本身就是社會高度理性化的產物。它一方面提供了科學的生產秩序、暢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費體系,造就了人類空前優裕的物質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殘酷地摧毀著人類豐富的內心世界,吞噬著人類一切屬人的本質屬性,使人異化成為非人。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使單個人與社會、與他人產生了內在的深刻的矛盾,從而悖離了自己的社會群體本質,成為一種孤立的、毫無意義的存在物。資本主義社會造成了大量相互敵對的社會利益集團和各自孤立的個人,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中,他們彼此劍拔弩張、弱肉強食。世界猶如一個陰森、死寂的巨大的“荒原”[(6)];每個人都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個孤島;人與人之間可以隔膜到夫妻好比陌路[(7)];可以對立到“他人,就是地獄!”[(8)]人人都只能象“犀牛”[(9)]般地生活在這個嚴酷而冷漠的世界中。
  二是使人的生活完全機器化、外在化,從而悖離了自己的自由個性本質,“物化”成“物”。高度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總是最大限度地把人置于一種強制性的社會結構和無數社會規范之中,把人變成龐大的社會大機器中一個完全合格的、可有可無的“零件”。每個人都只能以一種“社會功能”而存在,作為自己的影子而存在。人和人的生活不再是充滿生命靈光的詩,而成了干癟枯燥的應用文。同時,過分繁榮的物質文明和過分優裕的物質生活使人的生活完全外在化,他們競相追逐一切可能追逐的東西,而寧愿讓自己的心靈世界成為一片荒漠。“權力”、“股票”、“別墅”、“小汽車”……充斥了人們的整個頭腦,吞沒了他們內在精神中一切人之為人的需要,使他們的眼光死死盯著外在的“物”,而忘卻了“人”本身,成了不再有心的“稻草人”、“機器人”,甚至自己的“局外人”[(10)]。
  “人死了!”尼采福柯終于凄厲地驚呼道。
    三、虛無的勝利與荒誕的產生
  “上帝死了”、“人死了”,這兩句話說起來是那樣輕松,可我們掂量過它們真正的份量嗎?
  (一)虛無的勝利:“我們從哪里來?又要到何處去?”
  上帝不能拯救我們,我們當然有權宣判他的死刑。然而,上帝的死訊是否就等于我們獲救的福音?上帝死了,但苦難的深淵依舊,我們又如何能將苦海之水吸干?上帝死了,世界的第一支點和推動力沒有了,我們生存的星球會不會墜落?上帝死了,前方的地平線和航標被抹去了,我們生命的小舟又將駛向何處?上帝死了,照耀我們旅途的星辰已經隱去,當我們穿過無邊的黑暗時,我們的靈魂會不會迷路……這一切的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因此,在《快樂的知識》中還很快樂的尼采,在《權力意志》中卻沉重地預言:“虛無主義的勝利”將構成“未來兩個世紀的歷史!”
  是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價值意義的最后根據和直接載體都已不復存在,剩下的除了無邊的“虛無”還能有什么呢?上帝死了,理性和與理性相關的一切都成了虛無,原來如此熟悉的世界如今是那樣地陌生:它不再明朗、不再可知、不再具有井井有條的法則秩序,它是那樣地動蕩不安、神秘莫測、不可理喻;上帝死了,信仰和與信仰有關的一切也都成了虛無,原來如此神圣的歷史和人生如今卻是那樣渺小卑微,毫無意義……上帝死了,一切都失去了判斷的依據,一切都不再涇渭分明,一切都無可而無不可。這種無根的自由使所有西方人惶惑不安、無所適從。理性的蒙難,使他們在現實社會中失去了溫馨的家園;信仰的坍塌,使他們在彼岸世界里失去了靈魂的歸依。他們只好撐一葉孤舟,在無邊的虛無中四處漂泊……
  尼采在《查拉圖斯物拉如是說》中寫道:
  我處處找不到家;我漂流于所有城市,我走過所有城門。現代人于我是陌生人……我從父母之邦被放逐。
  何處是—一我的家?我叩問,我尋覓,尋覓而不得。啊,永恒的蒼茫!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一虛無!
  (二)荒誕的產生
  自信的西方人忙乎了兩千多年后得到的卻是過于嚴酷的嘲弄:他們殫思竭慮去追求理性的社會,到頭來卻被這太理性的社會一個個拋了出去,成了真正無家可歸的精神流浪漢。他們絞盡腦汁去創造物質文明,到頭來這太過豐裕的物質文明卻反過來使他們成了物的奴隸;他們以可知的信念辛辛苦苦地為世界立法,到頭卻發現這個世界原來是如此變幻無端,不可理喻、他們以神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對待世界、歷史和人生,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毫無意義,甚至滑稽可笑。上帝生前,他們認定上帝是萬惡之源因而咬牙切齒要殺死他;上帝死后,他們又懼怕虛無的深淵因而重新迫不及待地涌入教堂高唱“我主耶和華,您為至大!”他們抓破頭皮要求自由,但當他們接過自由后卻又感到無根的自由令人無所適從因而又避之唯恐不及……這一切的一切簡直都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多么荒謬的生存境遇!荒謬的生存境遇終于使現代西方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荒誕感。
  “荒誕”是什么?荒誕派戲劇大師尤金·尤奈斯庫說:“荒誕是指缺乏意義。……和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先驗論的根源隔絕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為就變得沒有意義,荒誕而無用。”[(11)]簡單地說,“荒誕”有兩個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內蘊:“悖謬”和“虛無”。所謂“悖謬”,就是“非其所是”或者“是其所非”;所謂“虛無”就是“空乏”或者“闕如”。理性的蒙難、信仰的坍塌、人的失落和異化,使人與人的世界、人與人的歷史、人與人的生活等一切方面的關系,和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等一切性質的關系,都發生了背離,基至根本就失去了關系;而與此相應地,世界、歷史、人生及人自身的存在對于人類來說也就不再具有什么價值或意義。我們前面所說的“悖謬”,就是指這種關系的悖謬;所說的“虛無”,就是指這種價值意義的虛無。
  關于這種關系的悖謬,當代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繆勒寫道:“人在現代社會里受到威協的不只是人的一個方面或對世界的一定關系,而是人的整個存在連同他對世界的全部關系都從根本上成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撐點,一切理性的知識和信仰都崩潰了,所熟悉的親近之物移向縹渺的遠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絕對的孤獨和絕望之中的自我。”[(12)]
  那么,為什么“理性的知識和信仰”崩潰后,就必然產生價值的虛無感和生存的荒誕感呢?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指出:“一個能用理性解釋的世界,不管有什么毛病,仍然是人們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一種無可挽回的終身流放,因為他忘卻了關于失去了的家鄉的全部記憶,也沒有樂園即將來臨的那種希望。這樣一種人與生活的分離,演員與舞臺的分離,真實地構成了荒誕的感覺。”
  “荒誕”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整體文化大風格和中心范疇,“荒誕感”作為一種生存體驗一產生,現代主義思潮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釋:
  [(1)]歌德《浮士德》。
  [(2)]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
  [(3)]維特根斯坦《名理論》。
  [(4)]全增嘏《西方哲學史》。
  [(5)]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
  [(6)]T·S·艾略特《荒原》。
  [(7)]尤金·尤奈斯庫《禿頭歌女》。
  [(8)]薩特《禁閉》。
  [(9)]尤金·尤奈斯庫《犀牛》。
  [(10)]加繆《局外人》。
  [(11)]《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12)]《當代西方哲學主潮》,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般下加木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032-040K5世界史鐘華19951995 作者: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032-040K5世界史鐘華19951995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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