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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公平觀述評
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公平觀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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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35(2004)04-0059-04
    “公平”是社會價值判斷,是不同的個人對客觀現實所做的主觀評價。在政治哲學和經濟倫理學中,不同學派對于“公平”的理解千差萬別,對“公平”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在收入分配的框架內進行的。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什么是收入分配“公平”?如何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大致說來,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的“公平觀”可分為功利主義的公平觀、古典自由主義公平觀和羅爾斯主義公平觀等三大類。
      一 功利主義收入公平觀
    功利主義是由感覺論心理學、倫理享樂主義、古典經濟學和民主政治學等組成的一種系統性意識形態理論。在哲學上以邊沁為代表人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基本信條。福利經濟學是功利主義在經濟倫理思想方面的發展,代表人物是庇古。
    1.功利主義收入公平觀的實質是平均主義的分配
    庇古以功利主義為其思想基礎,從增進世界的或某一國家的經濟福利入手,把收入分配公平問題作為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行討論。他認為,市場機制的自由運轉并不一定會產生古典經濟學所設想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完美”結果。因為在理想的自由市場競爭中,收入分配后果與實際情況之間有巨大的差異,貧困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分配結果削弱了整體社會福利。因此,他根據基數效用假設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試圖建立一種以收入均等化為基礎的社會福利體系,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重要內容。庇古認為社會經濟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影響于:(1)國民收入的大小;(2)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國民收入總量愈大,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庇古認為,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貧窮階級由于貨幣收入很少,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大。與此相反,富裕階層由于貨幣收入較多,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小。因此,貨幣收入從富裕的人手中轉移到貧窮的人手中,一定會增加社會福利(滿足)的總量。他的總論是:從分配方面來說,要增加社會經濟福利,就必須實現收入分配的均等化。[1]
    2.功利主義和福利經濟學收入分配公平觀的重要意義
    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建立在功利主義上的福利經濟學對國民收入極大化和收入均等化的重要命題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它首次將社會福利問題與國家干預收入分配問題結合起來作為一個重要的專門領域加以研究,并提出了國民收入分配愈均等,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的命題。從某種意義上講,福利經濟學的公平觀具有很強的平均主義色彩,它的確立在西方經濟學發展中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經濟理論方面表現為:(1)彌補了實證經濟理論不談“公平”的不足。福利經濟學把某些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引入經濟學,確立了“公平”在經濟理論中的地位,使規范經濟學具有社會價值判斷的倫理色彩而區別于純技術性的實證經濟學。(2)強調了對貧窮和不平等擴大的關注。福利主義經濟學家面對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貧困和社會各階級收入差距擴大,提出了政府應從增進全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3)以增進社會福利為目標,提出了重視“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命題。福利經濟學認為增進社會福利需要同時注重提高生產的效率和促進分配的公平。一方面,把完全競爭市場作為它分析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出發點,主張生產過程中市場能夠最優化地配置資源,使消耗一定總量的生產資源所生產出來的社會福利達到極大值;另一方面,認為促進收入均等化也是使社會福利極大化的重要手段。但分配的“公平”與生產的“效率”之間有一種互為代價的“替代關系”,難以兩全,必須有所側重。福利經濟學看到效率與公平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兩者存在的矛盾,但是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卻沒有做出明確的回答。經濟學家奧肯對兩者的替代關系進一步提出了有名的“漏桶理論”。他認為,當社會福利制度把收入從高收入人的手中再分配給低收入的人的過程,就像用漏桶把水從一個大桶轉移到另一個大桶。在轉移過程中,水(收入)不停地失去。如果漏得少,則再分配的社會成本就少;如果漏得多,則社會總收入的損失就大,社會必須決策較多公平的成本是否值得。[2]
    其次,在經濟實踐方面表現為,福利經濟學主張國家干預國民收入分配,實行累進稅政策,把富人繳納的一部分稅款用來舉辦社會福利設施,例如養老金、免費教育、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房屋供給等。通過這些舉措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轉化給窮人,能使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從而增大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增大社會滿足總量,增大社會經濟福利總量。
    功利主義分配公平觀和福利經濟學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促進社會發展、緩和社會矛盾和不平等方面起到了某些積極的作用。但由于這種公平觀是以唯心主義方法論、個人主觀效用為基礎,它假定貨幣效用對不同的人是相同的,而使理論上存在很多漏洞,引起質疑。
      二 古典自由主義的收入公平觀
    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作為一種元意識形態,包含著一系列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價值和信念。它在政治哲學上以休謨、洛克為代表人物,在經濟學上以斯密為代表人物。政治哲學家諾奇克和經濟學家哈耶克、弗里德曼則是古典自由主義在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古典自由主義者的收入公平觀,集中體現在他們對追求分配結果公平的批判和對自由市場競爭中的機會平等的推崇。弗里德曼指出;“把平等——即所謂的結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另一方面,一個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國家,最終作為可喜的副產品,將會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3]
    1.古典自由主義收入公平觀的實質是分配起點的“權力主義”和分配結果的“虛無主義”
    分配起點的“權利主義”是指公平的分配不是以社會經濟活動的結果,如社會產品或者效用水平為標準,而是以獲得某種東西的權利(獲取、轉讓和矯正)為標準。這種分配的公平標準旨在保障自由和權利(生存權利、勞動權利、財產權利等等),而不是滿足人們的某種偏好或提高人們的福利。按照這種標準,只要某種分配過程能充分尊重市場經濟中的個人經濟自由,保證人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不管分配結果是什么,這種分配方式就是公平的。政治哲學家諾奇克將這種分配中的“權利主義”公平觀稱做是權利的正義論,或是應得的分配正義論。公平或正義的分配只是基于個人絕對不可侵犯的權利而獲取和交換的原則,而不是在市場分配之外的再分配原則。
    分配結果的“虛無主義”公平觀是指在社會產品分配領域,“分配結果公平”本身就不應該成為研究對象,任何旨在促進分配公平的做法都是注定失敗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任何超出法律平等范圍的社會公平目標,都是將公平凌駕于自由之上,不僅會導致經濟衰退,而且會導致社會混亂。哈耶克指出:“個人努力的結果就必定是不可預見的,從而關于那種因預見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或正義的問題就失去了意義”。[4](上卷,P121)米塞斯更是直截了當地說:“想要把人變得平等起來,這是依賴人的一切力量都辦不到的事情,人與人本來就是不平等的,而且還將繼續不平等下去。”[5]
    當然,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并不是無視社會產品分配過程中產生的兩極分化和貧困問題,他們從人的自然權利出發,以自由市場機制和機會平等為基礎,在經濟增長的框架內討論社會貧困問題。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貧困的最好方法。貧窮不能依靠社會再分配解決,真正有效地提高窮人生活水平的途徑是依靠市場經濟本身的“滴漏效應”。社會有產階級和精英階層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所產生的積極成果會在全社會范圍內層層滲透,因而也間接改善了窮人的處境。根本無需專門以解決社會貧困而設立社會收入的再分配制度,這樣既不可能促進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實現收入分配公平。
    2.古典自由主義收益分配公平觀的重要意義
    總體說來,古典自由主義公平觀是休謨、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也是對現代西方國家實行的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主義政策的批判。其經濟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經濟理論方面表現為:(1)推崇市場功能,認為市場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根本保證。古典自由主義者強調自由市場秩序中的“機會公平”,反對通過社會產品再分配實現“結果公平”。他們在分立的財產制度和個人權利的基礎上,重視自由市場秩序中每個人的機會公平。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任何試圖超越機會公平原則去追求社會再分配領域實現公平的思想,都是要將某一個社會群體的意志或利益凌駕于整個社會經濟自由之上,這不僅不能實現公平,而且威脅到自由制度本身。(2)否定國家和政府在促進社會分配公平中所起的作用。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在社會再分配領域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不僅會破壞市場效率而且也不會促進社會公平。政治哲學家諾奇克從個人對生命和自由的絕對權利的觀點出發,贊成最弱意義上的國家——“守業人式的國家”,堅決反對“父愛主義”式的福利國家。他認為國家沒有幫助窮人的職責,人民沒有享受福利援助的權利,而福利國家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社會再分配制度是完全與西方的自由社會理想不相容的。[6]經濟學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則認為,在自由市場條件下單個的個人在自愿合作的基礎上締結相互有利的契約,并以此為基礎從事社會生產。同時,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必須限制政府的權力,主張最低限度的國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對福利國家以促進收入公平而干預社會再分配領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認為任何為救濟貧困而運用政府的權力以建立一個更公平的或更正當的財富社會的福利分配制度都是與自由社會相沖突的。“分配公平的原則,一旦被采用,那么,只有當整個社會都據此原則加以組織的時候,才會實現,這就會產生一種在各方面都與自由社會相反對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權力機構將決定個人所應當做的事情以及個人在這種事情應當采取的方式。”[4](上卷,P121-122)其結果不可避免地破壞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分配,并造成政治上的傷害。貧困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救濟來解決,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沒有義務為平等目標進行社會再分配。市場分配是一個自發過程,它的后果是個人無法預見的,競爭性市場分配并非人們有意安排的結果,因此,無所謂公平與否。把法律上平等對待原則運用到分配領域,是一種誤用。
    其次,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古典自由者在堅持古典國家理想,批判福利國家為追求社會公平理想而進行社會產品的再分配的同時,也很重視國家在消除社會貧困方面的作用。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社會保障對貧困的積極作用,認為一個社會不能讓失敗者長期陷入貧困線以下。因此,國家在一定程度下通過稅收和收入轉移減少貧困是合理的。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個人應該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市場經濟中人們遇到的社會風險應該通過非再分配的社會保險來防范。貧困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救濟來解決,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沒有義務為公平目標進行社會再分配。哈耶克說:“的確,在現代,不曾有任何政府將自己的活動僅限于有些人偶爾主張的個人主義似的最小范圍之中,而且對政府活動的這種限制也不曾為正統的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實際上,所有的現代政府都對貧困者、時運不濟者和殘疾者進行救助,而且對健康和知識的傳播問題予以關注。”[4](下卷,P9)弗里德曼強調,政府為消滅貧困而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積極作用,但政府和社會單純為了公平信念而進行的再分配與自由社會是不相容的。弗里德曼主張完全拋棄福利國家,重新建立更符合市場效率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以解決社會貧困問題。主要措施是:(1)用一個單一的內容廣泛的現金收入補貼計劃取代名目繁多的社會單項保障計劃。(2)逐步取消社會保險,要求人們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安排。[7]
      三 羅爾斯主義的收入公平觀
    羅爾斯主義的收入公平觀是由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提出的。羅爾斯從洛克、盧梭、康德等西方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社會契約論出發,把契約理論推向一個更為抽象的層次,并對當代社會的公平問題做出新的思考。羅爾斯的契約論所描述的是當事人建立契約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道德原則,契約的內容是選擇確立一種指導社會基本結構設計的分配權利、自由和物品的公正原則。[8]羅爾斯的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經濟學規范基礎的重新發現,他克服了福利經濟學討論社會分配公平問題時的功利主義傾向和技術化的傾向。與功利主義者所主張的使每個人的效用總和最大化不同,羅爾斯側重于提高社會劣勢群體的福利。他主張“社會上狀況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同時,羅爾斯也對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社會分配公平的“權利主義”和“虛無主義”進行了批判。他不相信自由競爭的市場具有創造和維持社會正義的作用,相反,他強調市場競爭的結果經常而不是偶然與社會正義相矛盾,這就需要不斷調整和糾正不可避免的偏離社會正義的各種制度安排。
    1.羅爾斯主義的收入分配公平觀是具有平等主義思想的、重視社會最少受惠成員的公平觀
    羅爾斯從締結社會契約的人的原始狀態出發,認為處于公平的“無知之幕”下的人們將選擇兩條正義原則:
    第一原則:平等自由原則。每個人對于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與之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這一原則確定和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與政治權利。
    第二原則:經濟平等原則。它確定在什么條件下社會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羅爾斯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1)在符合代際正義的儲蓄原則的條件下,使最少受益者得到最大利益;(2)在公平的機會平等的各種條件下,使所有的職位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1)稱為差別原則,(2)稱為機會公正平等原則。
    為了使這些原則相互協調,羅爾斯借用了字典學的詞序排列規則,提出兩個“優先性原則”:(1)第一條正義原則優先于第二條正義原則,即公民的政治權利和義務的自由平等原則優先于公民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原則。自由平等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基本善”,優先于人類社會所有其他價值,只有在最大平等自由得到保證后,才能自由地爭取滿足差別原則和機會公平原則的要求。任何一種自由本身都不是絕對的,毫無限制的,但自由只能為了自由本身的緣故而被限制。(2)第二條優先性原則確立了正義對效率和福利的優先性。首先,第二個正義原則作為一個整體優先于“效率原則”和在社會中“使利益總量最大化”的觀念;其次,在第二個正義原則中,機會平等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即對社會最少受惠者的補償必須以保證社會全體成員公平的機會為前提。在堅持機會公正平等、地位和職位開放的基礎上,運用差別原則,從社會中甄別出最少受惠者,使之得到補償,這樣才能使窮人和社會不幸者的生活條件得到最大的改善,逐步縮小社會的不平等。
    2.羅爾斯的公平正義論在經濟倫理學和規范分析中的重要意義
    首先,羅爾斯的理論對反思西方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具體表現為;(1)他強調自由原則是社會制度安排的首要原則,在一定意義上為批判福利國家的父愛主義傾向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任何對自由的限制只能出于防止更大的不自由的目的,任何為了平等和社會效率對個人自由的干涉都是不合理的。他不僅強調自由平等原則,而且強調社會要實現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2)羅爾斯強調制度調整保證分配公平,這意味著福利國家或社會保障應該是制度化的,是出于對正義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對市場失敗的修正,通過民主手段創造一個集體生活的正義環境是國家的責任。(3)羅爾斯既強調機會公平也強調結果公平。社會有責任通過教育、稅收和其他途徑改變現實機會的不平等。正如阿羅所說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某種程度上的實踐,確實鼓勵了機會公平。但是,機會的公平有很強的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易于導致收入的不公平,當前占有的不平等又會損害機會的不平等”。
    其次,在經濟學分析中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收入分配觀進行了批判。具體表現為:(1)強調市場機制導致的不公平財富分配。羅爾斯認為,市場機制的財富分配,只強調能力的權利而排斥需要的權利,過多地容忍了自然和社會的偶然因素的影響,他強調不能由能力的競爭來決定總收入的分配,這樣做忽視了需要的權利和一些適當的生活標準,他甚至還提出要通過社會立法來確保下一代不受市場偶然性的損害,必須把自由的市場機制納入一種政治和法律的結構中,通過這種結構來調節和保障經濟活動的總趨勢和機會的公平平等。(2)批判“效率至上”原則,堅持“公平優先于效率”的觀點。“如果社會基本結構是不公平的,這些原則將允許做一些可能降低狀況較好者的預期的變更,因此,如果效率原則意味著只有改善所有人前景的改變才是允許的,那么民主原則就和效率原則不一致了。公平正義是優先于效率的,要求某些在這種意義上并非有效率的改變”。效率原則在“公平的正義”中處于從屬地位。即使犧牲某些效率能提高社會最不利者的利益,也是應該的。[9]
    收稿日期:200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59~62F11理論經濟學劉斌20042004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的“公平觀”可分為功利主義的公平觀、古典自由主義公平觀和羅爾斯主義公平觀等三大類。這三種觀點依據不同的哲學思想,從不同的視角去分析和把握“收入分配公平”的實質。功利主義著眼于分配結果,它的公平觀具有強烈的平均主義色彩;古典自由主義者從分配起點入手,認為收入分配公平的實質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機會公平;羅爾斯主義的分配公平思想同時重視了分配起點和分配結果,但首先強調的是結果公平。公平/功利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羅爾斯主義
    justice/utilitarianism/the classical liberalism/Rawlsianism   LIU Bin
   (College of Economic,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In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there are three fo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justice theories. They are utilitarianism,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Rawlsianism. These three theories are based on different philosophic thoughts and used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justice from different angles. Utilitarianism concentrates on the distribution result with strong egalitarian characteristics. The classical liberalists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stributing and consider the esse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justice as both the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the justice of getting the chance. Rawlsianism mainly concerns the justice of result without neglecting the justice of the starting point.劉斌(1973-),男,山西右玉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作者: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59~62F11理論經濟學劉斌20042004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收入分配的“公平觀”可分為功利主義的公平觀、古典自由主義公平觀和羅爾斯主義公平觀等三大類。這三種觀點依據不同的哲學思想,從不同的視角去分析和把握“收入分配公平”的實質。功利主義著眼于分配結果,它的公平觀具有強烈的平均主義色彩;古典自由主義者從分配起點入手,認為收入分配公平的實質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機會公平;羅爾斯主義的分配公平思想同時重視了分配起點和分配結果,但首先強調的是結果公平。公平/功利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羅爾斯主義
    justice/utilitarianism/the classical liberalism/Rawlsianism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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