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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家觀點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西方經濟學家觀點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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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3)08-0040-03
  西方經濟學發展至今,已成為了一門結構復雜、體系完備的學科,而且被公認為科學性、規范性最強的社會科學。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經濟學家在其理論及實際應用上,觀點已達成了完全一致。事實上,與其它社會科學一樣,西方經濟學家在其學科領域內也存在著各種分歧,甚至在對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與認識上都令人吃驚地存在分歧。這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和關注,不少學者對此展開研究。本文基于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的相關實證研究的第二手資料,對西方經濟學家觀點的分歧狀況及其導致分歧的原因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研究。
    一、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分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美有不少學者對經濟學家的觀點分歧進行了實證研究。1976年美國學者詹姆斯·基爾等人(James.Kearl et al)就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異同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研究結果于1979年以《經濟學家的困惑》為題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公開發表經濟學家觀點異同的實證研究成果。1981年法國學者Bernald.Bode和Alain.Erchegoyen發表了他們研究法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布魯諾·S·佛瑞等人(Bruno.S.Frey et al)于1982年發表了他們對瑞士經濟學家進行研究的結果,1983年又公布了對聯邦德國和奧地利經濟學家進行比較研究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上述研究者又對美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士和奧地利五國經濟學家的觀點異同進行了對比研究,并于1984年和1992年先后兩次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公布了這一研究的結果。1989年英國學者馬丁·瑞克茲等人(Martin.Ricketts et al)對英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一致與分歧進行了問卷調查,于1990年和1992年發表了兩次資料分析的結果。90年代最有影響的研究,是美國學者詹姆斯·基爾和理查德·奧斯頓(Richard.Alston)等人進行的、旨在與1976年的調查進行比較的對比性研究。這次研究的成果以《存在一種全球一致的經濟學嗎?——90年代經濟學家是否已達成一致?》為題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這些學者基于規范的問卷調查和科學的資料分析發現,西方經濟學家群體既存在觀點一致之處,但觀點的分歧之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一)“教科書”命題的觀點分歧
  布魯諾·佛瑞等人在1984年對歐美五國調查資料進行整體分析時發現,對很多教科書中都提到的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經濟學家們幾乎沒有共同的觀點。如:“現金支付優于轉帳支付”命題,相對熵數值ρ為0.87;“征收排污稅是一種比規定污染最高限度更好的污染控制手段”命題,ρ值為0.87。“政府應當沿著‘負所得稅’路線來重建福利體系”命題,ρ值為0.89。
  1992年佛瑞和瑞雷·依喬勃格(Reiner.Eichenberger)對資料進行了再次分析,發現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北美洲的經濟學家更傾向于支持“教科書”命題,而歐洲的經濟學家則更傾向于反對這類命題。
  (二)宏觀/微觀和規范/實證命題的觀點分歧
  1979年,美國學者基爾等人將命題分為四大類型:微觀實證命題、微觀規范命題、宏觀實證命題和宏觀規范命題。通過對調查數據的統計檢驗,他們發現:美國經濟學家對實證命題觀點的一致性程度明顯高于規范命題;對微觀命題觀點的一致性程度明顯高于宏觀命題。
  但是,佛瑞等人對歐美五國經濟學家進行整體研究時,發現微觀命題的相對熵數ρ平均值為0.80,對宏觀命題,ρ值也為0.80;實證命題和規范命題的相對熵數ρ平均值分別為0.82和0.81。這表明,就歐美五國經濟學家總體而言,宏觀/微觀和規范/實證命題的觀點分歧程度相似。
  如果不考慮時間因素,即在基爾和佛瑞的研究中美國經濟學家在這四類命題上的觀點未變,那么比較基爾與佛瑞的研究結果,就不難發現,美國經濟學家與歐洲經濟學家在這四類命題上存在系統的觀點分歧。
  (三)政策命題的觀點分歧
  布魯諾·佛瑞等人在對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五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進行研究時,發現他們在政策命題上的觀點存在顯著性差異。例如:“減少規章權威的影響將會提高經濟效益”命題,相對熵數值ρ為0.84。“短期內,失業人口會因通貨膨脹率的提高而減少”(菲利普曲線)命題,ρ值為0.86。“政府支出水平應該降低(不考慮維持穩定的開支)”命題,ρ值為0.85。在以政治上的“左”和“右”劃分的傳統領域中,經濟學家的觀點差異也很明顯。如:“發達國家的收入應更平等”命題,相對熵數值為0.86。“加爾布雷斯‘公司國家’準確地描繪了發達經濟的前后關系和結構”命題,ρ值為0.84。
  (四)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與90年代經濟學家的觀點分歧
  1992年,美國學者理查德·M·奧斯頓等人對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分歧進行了縱向研究——與美國學者J·R·基爾等人1976年的研究進行對比分析。
  這次研究發現,對于兩次研究中共同使用的21個命題中的10個命題,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觀點與70年代的經濟學家有顯著的差異。這10個命題中有三個是關于貨幣在經濟中作用的命題。與7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經濟學家中,有更少的人支持“貨幣供應是一個比利率更重要的目標”的觀點;更多的人傾向于把通貨膨脹看成是一種貨幣現象;更多的人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有能力使貨幣供應保持一個恒定的增長率”。在其它幾個命題上的差異,具體表現為:90年代有更多的經濟學家反對“短期內失業率的降低會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菲利普曲線)和“消費者保護法會降低經濟效率”的觀點;90年代的經濟學家仍支持以下的觀點(只是支持的人數減少了):“關稅會削減福利”;“現金支付優于轉帳支付”;“最低工資會使失業率上升”;“政府應根據負所得稅來重建社會福利體系”。
    二、西方經濟學家觀點分歧的原因分析
  (一)動力機制的影響
  關于動力機制對經濟學家觀點分歧的影響,布魯諾·S·佛瑞和瑞雷·依喬勃格曾進行了研究,并把北美經濟學家與歐洲經濟學家進行比較分析。
  在北美洲有一個確定的衡量經濟學家素質的指標: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數目和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這個衡量指標促使北美洲的經濟學家熱衷于抽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而在歐洲整體上沒有一個確定的衡量指標,但有一個直接的標志:經濟學家所獲得的政治地位。這就激勵著歐洲的經濟學家更注重經濟學理論在實際中的應用。佛瑞和依喬勃格認為,正是動力機制不同決定了北美洲和歐洲經濟學家理解命題的角度不同,從而導致觀點的分歧。
  他們據此解釋了資料分析中的發現:在其余情況都相同時,北美洲的經濟學家傾向于支持教科書式的陳述。例如,對于負所得稅,歐洲的支持率更低。歐洲的經濟學家是將這一命題置于實際狀況中理解的。他們考慮到負所得稅可能會因為某些政治勢力極力維護已建立的福利制度,而失去它應有的效益;同時他們也担心引入負所得稅會致使福利系統膨脹,因而他們認為負所得稅顯然是不合適的。而北美洲的經濟學家則是把負所得稅作為一個教科書式的理論命題來回答,因而北美洲經濟學家更支持這一命題。
  另外,對北美洲和歐洲經濟學家在宏觀/微觀與規范/實證命題上的觀點分歧,佛瑞和依喬勃格也做了類似的解釋。北美洲經濟學家所處的競爭的學術市場,迫使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理解命題,按教科書的模式做出回答,因而北美洲經濟學家認為宏觀/微觀命題、規范/實證命題是存在差異的。而歐洲的經濟學家則傾向于從實際應用者的角度對命題做出解釋,對宏觀命題、微觀命題的理解都依賴于他們所處的特定機構(制度)環境;對規范命題、實證命題的解釋都取決于作為政策制定者的經濟學家的立場。所以在歐洲經濟學家的觀念中,宏觀/微觀命題、規范/實證命題是混同在一起的。
  (二)職業性質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家一旦開始從事某類職業,其觀點就會受到該職業性質的影響,與該職業性質相符的觀點得到加強,與之不相符或相違背的觀點則被削弱。馬丁·瑞克茲在1992年的論文中分析了這一問題。
  商界經濟學家經歷的是經濟的微觀運行,更注重實際效益;政府經濟學家要從宏觀上、整體上把握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和政策;教育界的經濟學家更偏向從理論角度思考問題。因此,商界的經濟學家、政府部門的經濟學家和教育界的經濟學家在相關命題上存在觀點分歧。商界和政府部門的經濟學家更贊同最低工資和房租限額的命題。商界的經濟學家,與政府部門和教育界的經濟學家相比,更懷疑財政政策的激勵作用;不相信政府支出比相等的稅收減少的作用更大;明顯的不同意收入再分配應更公平的觀點;更反對工資-價格控制體制;更贊同貨幣供應比利率目標更重要的觀點;更贊同消除通貨膨脹。
  (三)科學與價值的影響
  是科學觀念還是價值判斷影響西方經濟學家在政策命題上的主張,西方學者有不同的看法。M·弗里德曼(M.Friedman)認為“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對經濟的不同預測,而非源于基本價值觀的分歧”。P·薩繆爾遜(P.samllelson)等人傾向于將倫理判斷作為政策觀點分歧的原因。英國學者馬丁·瑞克茲和愛德華·蕭史密斯(Edward.Shoesmith)則實證性地研究了這兩者對經濟學家政策觀點的影響。
  馬丁·瑞克茲等人建立了一個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模型(見表1)。他們將每一個政策命題(命題20、30、31、33和34)的回答(從1到5記分)作為因變量,把實證性命題(命題1-16)和其它三個規范性命題(命題22、29和35)的回答作為自變量。對每一種回歸,用Mallow's CP統計法選取最佳的解釋變量集。
    表1: 五個政策命題的回歸分析
自變量             因變量       23     30     31    33    34 1     -2.5    -2.3        4.3    1.8 2     -2.0    -2.7   -1.9 3           2.1    2.7 4     3.8     1.7 5           -1.5 6                           2.1 7                -2.2 8     -2.6    -2.3 10     3.0     3.2   -3.4    -3.8   -3.4 11          -5.4    3.8    5.2    2.7 12                7.6    3.8    3.7 13           3.0              -1.8 14     3.5 15     4.4     2.9         -3.4   -2.2 16    -1.8          3.1 22    -3.0    -2.4              2.7 29     4.5     7.2         -4.0   -6.4 35                -1.9   -4.9   -4.3 F11NB01.JPG:    0.26    0.36    0.17   0.36   0.3
  
  注明:表格中的數據是估計傾斜度系數:t統計值。自變量和因變量項代碼的詳細內容見附錄。
  在回歸分析中,瑞克茲等人發現:對于政策命題23——政府應運用更強有力的手段控制兼并,回答者越是把市場競爭看作一種致使成本降低的力量(命題4),就越贊同控制兼并。回答者越是將兼并看作為一種經營者提高利潤的動機(命題8),就越不贊同進行強硬的控制。此外,與命題22的明顯負相關表明,認為應對人體器官交易進行控制的回答者將這種態度延伸到了公司的股份交易,而與命題29的正相關則表明,回答者對收入分配的態度與對政府干預的看法顯著相關。對于政策命題30——關于工作-價格控制體制運用的命題,微觀經濟學命題(命題1-5)的顯著性相關說明:那些預測到干涉價格信號會產生巨大影響的回答者更愿避開控制。在宏觀經濟學方面(命題10和13),那些認為財政政策有利于減少失業的回答者更贊同工資-價格控制,而那些將通貨膨脹視為一種貨幣現象的回答者更傾向于反對控制。與命題22的相關關系表明,經濟學家對市場有普遍的憂慮,并期望政府干預。與命題29的明顯正相關則表明,對收入分配政策的支持與對工資-價格控制體制支持緊密相聯。
  基于這一多元回歸分析,瑞克茲等人得出了他們的結論:經濟學家的實證性確定和規范性判斷對其政策命題觀點有一定的影響作用。此外他們認為,在政策命題上經濟學家的觀點還受到其它易變因素的影響,但他們沒有對這些易變因素及其影響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
  (四)獲得最高學位年代的影響
  在對20世紀90年代的調查資料進行研究分析時,美國學者奧斯頓、基爾等人探討了獲得最高學位的年代對美國經濟學家觀點的影響。基爾等人提出了一個虛無假設(F11NB02.JPG):被調查者的回答獨立于獲得最高學位的年代。他們根據獲得最高學位的年代將被調查者進行分組(即1961以前、1961年-1970年、1971年-1980年、1981年-1990年),并就問卷中的16個命題進行方差分析。其結果是,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原假設(F11NB02.JPG)。這就證明獲得最高學位的時間是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觀點的因素。其中最明顯的是,在1961年以前或在60年代獲得最高學位的經濟學家與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存在明顯差異。在微觀經濟學命題上,1961年以前獲得最高學位的經濟學家中,有更少的學者認為關稅會減少福利,更多的人傾向于支持抵制國際貿易中的補貼和傾銷的主張和反對貿易赤字是因為美國的企業沒有競爭力的觀點。在宏觀經濟學命題上,1961年以前或60年代獲得最高學位的經濟學家更傾向于不同意經濟自我調整和存在一個自然失業率的觀點。這兩個群體中有更多的人完全同意財政政策有激勵作用的觀點,反對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和聯邦政府應遵循貨幣增長規律的觀點。
  (五)參與研究工作的影響
  經常參與研究工作會使經濟學家不斷地更新觀點,緊跟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因而經常參與研究工作會減少經濟學家之間觀點的差異程度。美國學者基爾等人曾檢驗了這一假設。
  基爾等人仍使用被調查者的回答獨立于獲得最高學位年代的虛無假設(F11NB02.JPG)。但從另一個角度,用另一種方式進行了檢驗。他們對在美國最優秀的十所綜合性大學任職的經濟學家群體進行了研究——假定這些經濟學家經常從事研究工作,發現美國最優秀的十所大學中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比其他地方的經濟學家——商界的經濟學家、政府部門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經濟協會其他成員觀點更一致。以上假設檢驗驗證了經常參與研究工作會減少經濟學家觀點差異程度的觀點。
  附錄:
  表格1中自變量和因變量欄數字的具體內容:1.最低工資增加年輕人和不熟練工人的失業率。2.房租限價削減可購房的質量和數量。3.70年代的石油上漲主要是因為OPEC的壟斷。4.使迄今的國有工業私有化不能降低成本,除非與增加競爭的方式聯系起來。5.將農產品價格調到高于競爭市場的水平會導致過剩。6.從過錯系統到“無過錯”婚姻法的轉變會導致離婚數量的增加。7.控制權威將使石油和電信的價格更低。8.担心兼并是企業家的主要動力。10.財政政策對未充分就業的經濟有顯著的激勵作用。11.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12.中央銀行具備必要時維持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率的能力。13.短期內,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可降低失業率。14.無關稅壁壘比關稅壁壘更有利于貿易流通。15.較等額的稅收縮減而言,政府支出縮減的國內刺激作用更大。16.長期而言,稅收與借債對政府開支的作用一樣。22.允許以移植為目的的人體器官交易將有經濟效益。23.政府應采取更強有力的手段控制兼并行為。29.發達國家的收入應更平等。30.工資-價格體制應用來抑制通貨膨脹。31.中央銀行按固定比率增加貨幣供應量。33.宏觀經濟政策應主要關注消除通貨膨脹。34.政府支出應降低(不考慮維持穩定的開支)。35.發達工業國家的收入再分配是政府的法定任務。
理論月刊武漢40~42F11理論經濟學張娟/羅教講20032003本文基于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的相關實證研究的第二手資料,對西方經濟學家觀點的分歧狀況及其導致分岐的原因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研究。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經濟學/觀點分歧張娟 華中科技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4  羅教講 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理論月刊武漢40~42F11理論經濟學張娟/羅教講20032003本文基于發表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的相關實證研究的第二手資料,對西方經濟學家觀點的分歧狀況及其導致分岐的原因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研究。西方經濟學家/西方經濟學/觀點分歧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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