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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與民族傳統體育的價值悖謬
論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與民族傳統體育的價值悖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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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傳統體育作為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勢必會產生與其他文化一樣的悖謬。所以,從傳統文化的非理性存在的必然性出發,探討民族傳統體育的價值悖謬,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發現、改良民族傳統體育,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傳統體育的現代化是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的。
   一、文化的價值悖謬
  從文化發展史來看,人類在每一個進步的創造活動中,都處于一種理性與非理性,邏輯性與非邏輯性的狀態中,處于一種不能充分認識自己的創造活動的半自覺和不自覺的狀態中。文化的發展,既可以給人類帶來文明和進步,也可以給人類帶來野蠻和愚昧;既可以給人帶來理性,也可給人類帶來非理性。人類在沒有創造文化的時候,主要是受制于自然條件,而當他們創造了文化以后,特殊的文化結構則形成其特定的社會群體的生存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也形成人類特定的文化歷史意識結構及其價值思維悖謬的類型。人類愈是不能理智地感受、反思文化世界的價值和意義,就愈是以不自覺、非理性的目的和手段創造文化世界;愈是不能自覺地、理性地創造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價值和意義就愈混亂,愈模糊,愈充滿悖謬,從而給人的價值思維、判斷、選擇帶來非理性和非邏輯性。文化世界所負載的各種荒謬的價值和意義,不斷在人的心理機制上建構、凝聚、集結、積累,以及對非理性地感知、接受、體驗、理解等,也就逐漸內化為自我價值悖謬的深層結構了。
  當文化發展到超積累程度,并出現穩定趨勢時,當文化發展成為不同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哲學、政治和法律制度,并愈來愈模式化時,特別是當社會分裂為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并用不同的文化制度維護其特殊利益時,文化就不再是人自由發展的因素了,而是控制和壓抑人的心靈和行為的異己力量。人創造了社會文化,反過來被社會文化所奴役,這就是文化自身發展的悖論。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
  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是指它的價值的不合理性,不僅指它作為一個價值體系所包含的價值上的缺陷、錯誤、不足和功能上的悖謬,更主要的是指它作為一種價值思維方式所具有的不合理、非邏輯及其悖謬所帶來的非主體性。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或不合理性主要表現在:封閉性、保守性、落后性、宗法性及儒家倫理發展中的非主體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戰。Myevs,Fairbank,levensom等人通過比較近代的中國與日本,在分析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之后,提出:中國近代化的失敗,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團結與近代化要求的變革之間存在著沖突。Wright(1957)甚至斷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儒家的社會是不能納入近代化國家的。”黃正清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很重集體,強調服從權威,不能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中國文化的動機模式是依賴型而非自主型。這種傳統培養的人只適合農業社會,不適合工業社會的要求。Could、Kold以及Lukes在其文化學研究中指出:中國的集體主義式文化,是一種內團體為核心的信念,它關注內團體的目標與需要勝過個體自己,強調團體的規范與責任,而不是個體自身的快樂,并且樂于接受他人。這種文化,只承認群體的價值,不承認個人的價值,只承認倫理道德的價值,不承認人的價值,只承認社會的偏面的絕對義務,不承認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主體的失落,人的失落,人的價值的失落。它扼殺了人的天性,束縛人的潛能發揮和個性發展。特別是當這種倫理道德規范轉化為一整套超穩定的、僵化的、維持傳統社會的禮儀文化制度時,它就不僅限制個人天性的發展,而且阻礙著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千百年來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倫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終是解決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特別是孔孟時代一直弘揚抽象空間的集體主義,主張“無為而治”,堅持和發揚人的陰柔文化,要求人們思想上“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和“心寧、志逸、氣平、體安”,在做人上多“隱”,使情感含蓄而不外露。這種追求靜態美的文化,使人拘謹老成,放松則顯無拘無束,近乎放肆,追求封閉的系統勝過追求開放的系統,順從成為美德。這種非理性的發展,使其成為阻礙中國人全面發展的桎梏。
   三、民族傳統體育的價值悖謬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非理性,受其影響,民族傳統體育在其價值和功能上則表現出缺陷、錯誤和不足,在價值思維方式上則顯示出不合理,非邏輯及其非主體性。民族傳統體育既有其進步、合理和有價值的一面,也表現出許多負價值,阻礙其它價值的實現,走上目的與手段相悖逆的道路。
  1.由“天人合一”和“氣一元論”所產生的悖謬
  中國傳統體育以“天人合一”,“氣一元論”為哲學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崇尚禮讓,寬厚、平和為價值取向的體育形態。然而,由于中國傳統哲學以人和自然的關系為重心,過于重視和諧,使之走向它的反面。正如Weber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樣,過于注重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缺乏緊張狀態,從而也就沒有可能去培養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在體育上不主張事物的極限發展,沒有對自然軀體的支配欲,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在寧靜、奧想中悟道。中國傳統的體育注重從以整體的概念描述人體運動過程中形體、機能、意念、精神諸方面的活動,以及這些狀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如中國傳統的體育項目,氣功、太極拳等都是在意念的主導下,“以心會意,以意調氣,以氣促形,以形會神”,通過懸念與肢體的活動,“使心靈交通,以契合體道”,體現了中華民族追求平衡和順其自然的主體化思維方式,反映了追求身與心、機體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之整體效益的價值觀。但傳統體育的不足也正在于此:缺乏積極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對人體單項技能的開發及研究。這使得中國傳統體育的理論內容既博大精深,又雜亂無序,理論表述帶有濃重的神秘色彩,語詞含蓄模糊,缺乏確切定義,原理主觀抽象,無法進行具體檢驗,從而使中國傳統體育在長壽、身體訓練、技能培養等方面留下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對運動、健康的奧秘很少像古希臘學者那樣徹底地去探究,即使是醫家、養生家也始終停留在“陰陽平衡”前,未能更進一步。
  2.過于追求體育的教育價值、功能所造成的悖謬
  中國的民族傳統體育由于受儒家倫理道德觀影響,過于強化體育的教育功能,一方面弱化了人積極進取性格的培養,弱化了體能和智能的開發,同時也使人本身的教育遭到了異化。在儒家學說看來,體育是成德成圣,完成園善的手段。在體育的價值取向上重在倫理教化而忽略其余。如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禮,要求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以言中。”唐代木射,將“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作為取勝的標記。司馬光在《投壺新格》中的論述更為典型,“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地”。西周的射禮,不僅有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之分,而且對同屬統治階層而不同等級、身份的人,所使用的弓箭、箭靶、伴奏樂曲及司職人員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和區別,目的是“明君臣之禮”,“長幼之序”。“秋狩”大典,順由黃帝射出第一箭,在有皇帝參加的馬球比賽中,第一球一定要讓皇帝先打進。這種競賽的不平等性,運動的過于倫理教化性,不僅有損于公平競爭精神,不利于人競爭意識的培養,不利于對人智能和體能的開發,而且使競賽流于形式,使整個社會滿足于現狀,不事進取,使整個民族和國家缺乏朝氣和活力,保守、落后,懶散日趨牢固。體育的等級性與社會人際關系的不平等性交互影響,既限制了體育運動的發展,同時又阻礙了人類社會向文明的進化。正如曹守禾在其文章中所指出:在儒家學說里,體育的健身功能和娛樂功能顯得那樣的微不足道。這種過分強調體育的教育功能的思想觀念,大概只能在儒家學說盛行的古代中國才會產生。
  3.重文輕武所產生的悖謬
  文武之道,一張一馳。“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體”。文武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承的關系,然而在中國古代過于重視“治人之術”,重文輕武,崇文尚柔,從而使中國傳統體育的發展陷入了非理性。在漢代,由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的被采納,官學中幾乎完全排除了武藝的教學內容,學校體育一蹶不振。漢代主張選擇有利于完成個人道德修養的活動方式,而對只滿足身心歡娛的活動大加撻伐,視為玩物喪失的奇技淫巧。漢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廢力尚德”,批評提倡“角抵戲”是“玩不用之器”,蹴鞠費力勞體,不合“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之訓。兩漢以后,重文輕武的思想日甚一日,好文者常為父兄所愛,好武者常為父兄所惡。南北朝時,不少貴族子弟“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贏氣弱,不耐寒暑,其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影響,“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散武裝,父兄以不才目之。”重文輕武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崇文之風不僅影響了體育的發展,而且還影響到整個國人的素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東亞病夫”是那個時代不少國人精神風貌的寫照。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貴和”、“寡欲不爭”、“以柔克剛”的思想觀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體育的發展。與西方體育相比,中國古代體育顯示出力量、剛強,但競爭不足;舒緩,柔弱,但平和有余的性格特征。如射禮演變成投壺,蹴鞠變成“不以勇取,不以力爭”的“捶丸”等等,“中和之道”使得極具觀賞和技擊的體育運動變得面目全非。
  4.由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悖謬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生產方式是自給自足的,尤其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黃河及長江流域,土地肥沃,資源富饒。封閉的生產方式使得人們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中國長期以天朝大國自居,視它國為蠻夷,視科技為奇淫之技。這種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的心態,對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即中國文化的發展,只一味地向外傳播,而不能接受或較難接受其它民族生活方式的影響。中國的氣功、武術等民族傳統體育通過各種媒介尤其是華僑傳播至國外,產生較大影響,而西方體育向中國的傳入確是在近代,在西方列強的炮艦聲中被迫接受的。中國古代體育對外來文化具有一定的可容性,但這種開放是相當有限的,僅限于運動項目方面。
  綜上所述,民族傳統體育在現代化發展的今天,要想不斷完善和壯大自己,就必須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認識到由傳統文化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悖謬,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剔除其非理性成分,并以其它各民族的優秀文化為營養。
體育文化導刊京25~26G8體育王鐵新20022002王鐵新 山西師大體育學院 作者:體育文化導刊京25~26G8體育王鐵新20022002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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