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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的背景與邏輯
論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的背景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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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轉型理論是當代比較政治學中一個重大的新興研究領域,是在對當代政治轉型浪潮的比較中逐漸形成的,是對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的修正和發展。這一理論具有宏觀視野,注重規范分析,重視文化歷史環境,強調發展經驗的總結和發展模式的探討。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的主導模式是市民社會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但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充分吸收這些理論模式的長處,才能真正把握當代政治轉型的動力和進程。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的研究對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學發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作者郭定平,1965年生,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 * *
  在過去20年間,一股從權威體制向民主政治轉型的浪潮席卷了南歐、拉美和東亞的許多國家,政治轉型簡直成了一種全球現象。但在迄今為止的比較政治研究中,中國絕大多數學者關注的重點都是經濟發展的政治分析,主要研究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政治機制,例如政府的主導作用。對于政治轉型則缺乏全面和系統的研究。實際上,自80年代中期以來,政治轉型研究已逐步形成為比較政治學中一個獨特的新興研究領域。本文旨在探討當代政治轉型理論產生和發展的背景,分析其中的主要理論模式,從而為中國政治轉型的理論與實踐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政治發展理論的反思
  政治轉型理論是當代比較政治學的最新發展,是對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進行反思、修正和補充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興起的政治發展研究推動當代比較政治學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出現了許多杰出學者和鴻篇巨制。但政治發展理論本身也處于不斷發展之中,在不同的時期,政治發展研究的重點各不相同。
  在50-60年代,政治發展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現代化理論。學者們重新檢討了迪爾凱姆、韋伯等理論大師的遺產,確認政治發展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這一領域的學者專注于民主的先決條件和民主制的發展,這里的民主幾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義的”[1]。在政治學家們樂觀地預言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時,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實卻異常殘酷,各種政治沖突與動亂,例如民族紛爭、宗教沖突、內戰、政變,接踵而至,險象環生。1969年亨廷頓發表他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這一名著,突出強調了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問題,系統闡明了他的政治制度化理論。他明確指出:“基本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創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當然,人們可以有秩序而沒有自由,但他們不能有自由而沒有秩序。必須先有權威,然后才能對它加以限制。”[2]這些看法基本上主導了70年代的政治發展研究。這時,人們注意到,經濟增長、社會公正、政治穩定、政治民主和國家自主,這些最為重要的發展目標并不象一些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可以和諧共存,而是其中存在許多矛盾與沖突,必須作出艱難甚至痛苦的選擇。在對拉丁美洲的比較研究過程中,就出現了與早期現代化理論迥然相異的理論。一是新左派理論家保羅·巴蘭與安德列·弗蘭克,與現代化理論針鋒相對,提出了依附論。二是奧唐奈爾提出的官僚權威主義理論。他對利普塞特等人提出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正相關的說法表示懷疑。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高速經濟增長,它就不得不接受一個致力于發展的權威主義政府。民主政府未免太“軟弱”,不能有效控制政治局勢,也不能充分調動資源、壓縮消費和鼓勵投資,以爭取高增長率。70年代以后,傳統的政治發展研究趨于衰落,比較政治研究逐步轉向具體的政策研究。進入80年代,隨著南歐、拉美和東亞相繼出現政治轉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又獲得了新的動力。大量對政治轉型的比較研究成果的問世,推動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的衰落與它的一些內在局限性有關。大致說來,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的基本假設就是把人類社會發展區分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與轉變就被視為發展。而這個現代社會則完全是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特征來定義的。由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穩定發展和繁榮,一些學者便短視地把西方社會吹噓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樣板”與“櫥窗”。在他們看來,現代化過程不僅是“西方化”,實質上是“美國化”[3]。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思潮影響下,以美國為基地的研究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的學者開始建立自己的理論架構并形成自己的最初學派。他們將在西方社會經過幾百年逐漸發展和形成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和制度當作全球政治發展的標準模式加以推行和推銷,結果是四處碰壁。
  第二,意識形態傾向。政治發展理論的形成與戰后“冷戰”格局密切相關,因此必然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戰后日益白熱化的“冷戰”年代里,美蘇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均竭力將新獨立的國家納入自己的體系,并分別向它們灌輸各種迥然不同甚至南轅北轍的政治發展觀念。這種發展概念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誠如彼得·柏格所言,現代化理論家早已獻身給摩登一詞及摩登的魔術里,他們更縱身于“發展”、“成長階段”、“制度分化”以及“民族獨立”的迷霧中。而另外一個類型的陣營則奮不顧身地投身于“經濟依賴”、“剝削”、“新殖民主義”及至“解放”的火爆概念中。各個陣營都用其侮蔑的字眼來丑化對方[4]。由于這種發展理論和發展戰略未能注意各國的環境差別,因而成效甚微,付出的代價則相當慘重。“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意識形態的斗爭出現了重大轉變。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發展理論的弊端更加顯露出來,構建新的政治發展理論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一項迫切任務。
  第三,單線發展理論。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單線發展還是多線發展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傳統政治發展理論憑借對西方文明進化歷史的詮釋,相信西方歷史發展道路就是人類社會普遍有效和必然遵循的發展道路。他們認為,其他國家只需學習、模仿甚至照搬歐美的經驗就能實現現代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崛起與“東亞模式”的形成就徹底宣告了單線發展理論的破產。
  第四,狹隘經驗主義。戰后政治發展理論是在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的影響下形成的。他們特別強調對經驗事實的科學觀察,強調資料的量化分析,強調操作概念的應用,強調價值中立和價值祛除。他們甚至摒棄了“國家”概念本身,而主張用“政治系統”或“政治體制”取而代之。這些研究雖然不能說沒有價值,但其意義則明顯受到了行為主義的狹隘經驗主義的極大限制。例如,政治發展理論中關于民主政治發展的經濟基礎的研究,很多學者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門檻”問題上爭論不休,最終還是不得其果。
   二、政治轉型理論的形成
  自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進行了政治改革,相繼出現了政治轉型,并對傳統政治發展理論形成巨大的沖擊與挑戰。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由于其內在的局限性不能對這種新的政治現實進行解釋和說明。于是,眾多學者便從全新的角度對這一現象予以研究和探討,結果就是比較政治學中一個新興研究領域的開辟與發展。這就是現在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深入探討的政治轉型理論。
  當代政治轉型浪潮最早是1974年在南歐發生的葡萄牙獨裁統治的垮臺、希臘軍人政權被文職政府所取代,以及1975年西班牙弗朗哥36年獨裁統治的終結。在拉丁美洲,從1978年巴拿馬通過總統間接選舉過渡到文官政府開始,到1990年海地軍人獨裁政權倒臺,拉美14個軍人執政的國家都先后實現了所謂“還政于民”的轉變,被稱之為“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進程”[5]。就是在拉美一向堅如磐石的墨西哥的一黨執政的總統集權體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發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在1987年,面臨日益逼近的選舉競爭,作為官方黨的革命制度黨發生了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分裂現象。以夸特莫克·卡德納斯為首的官方黨左派,不滿于德拉馬德里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于1987年從黨內分裂出去,單獨參加1988年的總統競選,并隨后成立一個新黨即民主革命黨。1988年,官方黨的候選人第一次在總統選舉中險些落選,被人們稱之為“選舉地震”;以微弱多數在選舉爭議中上臺的薩利納斯也不得不承認,“革命制度黨已不再是一個統治黨,它正在變成一個受到競爭的多數黨”。在1994年8月的總統大選中,革命制度黨的總統候選人埃·塞迪略總共得到50.18%的選票;居第二位的是國家行動黨候選人迭戈·費爾南德斯,總共得到26.69%的選票;居第三位的是民主革命黨候選人夸特莫克·卡德納斯,總共得到17.08%的選票;勞工黨候選人塞西利亞·索托居第四位,總共得到2.74%的選票;其余5個政黨的候選人得票均不超過投票總數的1%。革命制度黨雖然保住了統治地位,但其穩定性與合法性已大大削弱。如果選舉形勢繼續惡化,革命制度黨就有可能在選舉中失敗[6]。在東亞則集中體現為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權威統治體制受到沖擊后逐漸向有限自由民主體制過渡。韓國在進入80年代后,朝野矛盾與沖突達到白熱化階段,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已構成嚴重威脅。1985年盧泰愚就任民主正義黨的代表委員之后,就從全國政局的需要出發,倡導和推行“對話政治”。1987年6月29日,面對空前危機的政局,盧泰愚發表了歷史性的八點民主化宣言。1987年12月12日,韓國國民議會通過新憲法,標志著韓國新的所謂“民主時代”的開始。新加坡在社會經濟文化基礎發生根本變革后,原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權威統治模式也開始出現轉變。1980年新加坡民主黨成立。1981年12月工人黨候選人惹耶勒南在安順區補選中取勝,標志著人民行動黨一黨壟斷格局的終結。民主黨是新加坡眾多反對黨中的后起之秀,其目標就是樹立自己的威望,打破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統治。在1991年的大選中,民主黨在3個單選區中獲勝,3人進入國會,黨首詹時中以69.64%的高得票率取勝。同時,該黨在所參與競選的9個單選區中得到48.16%的選票。人民行動黨在1984年以來的歷次大選中的得票率持續下降,在1991年的大選中的得票率僅為60.97%,降至1968年以來的最低點,共有4個議席被反對黨奪得[7]。這些現象表明,新加坡似乎已經開啟了政治轉型的閘門。
  盡管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政治轉型呈現出很多復雜性和很大差異性,然而,它們還是具有許多共同特征。主要包括:第一,這種政治轉型以整個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為基本特征,而不僅是政治領導人的權力更替,有的甚至不存在重要政治領導人的變更;第二,這種政治轉型具體表現為國家重大政治制度的變化,通常是重新制定憲法,而不僅是政策取向的變化;第三,這種政治轉型是以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快速發展和深刻變革為基礎,而不僅局限于政治領域;第四,這種政治轉型主要是自然長成,是舊體制的危機不斷加劇和新體制的因子不斷發育的結果,是新舊體制不斷沖撞和磨合的產物,而沒有以往經過革命或戰爭后的體制斷裂。
  這種政治轉型與傳統政治發展理論關注的政治發展危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的各種概念體系不足以解釋和說明各國政治轉型的動力、進程和前景。于是,一些學者開始突破傳統的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和發展經驗為參照的偏見和束縛,著重從這些政治轉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演變的大量比較研究中進行抽象和歸納,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架構。其中,既有綜合性的比較研究,例如奧唐奈爾、施密特和懷特海主編的權威體制轉型研究系列叢書,亨廷頓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紀后期的民主化》等;也有大量的地區研究,例如在東亞政治轉型研究方面就有拉里·戴蒙德、胡安·林茨和西蒙·利普塞特主編的《亞洲的民主》,愛德華·弗里德曼主編的《民主化的政治:東亞經驗的總結》等;還有很多個案研究,例如在韓國政治轉型研究方面就有羅伯特·貝得斯基的《韓國的轉型:盧泰愚領導的第六共和國的改革與改組,1987-1992》,詹姆斯·科頓主編的《盧泰愚領導的韓國:民主化、北方政策和南北關系》,李滿愚著《韓國民主的歷程:1987-1990年的韓國政治》,庫哈根主編的《當代韓國的國家與社會》等。
  當代政治轉型研究,與傳統的政治發展和現代化理論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點。總的說來,政治轉型研究的特點是:
  第一,宏觀分析。由于當代政治改革與政治轉型的深度和廣度均非以往的任何政治變革所能比擬,因此政治轉型研究必須具有宏觀視野。亨廷頓把當代政治轉型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他認為,近代以來民主政治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三次大的浪潮,前兩次分別大致在1828-1926和1943-1962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至今仍在向縱深發展。亨廷頓說:“在某種意義上,民主化的浪潮與逆流表現出一種進兩步、退一步的模式”[8]。他還進一步提出了關于民主與歷史發展的關系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民主政治發展的普遍性、合理性與有效性。例如,是否象托克維爾和布賴斯所說的,存在民主政治向全世界發展的不可逆轉的、長期的和全球的歷史趨勢?或者,民主政治只局限于少數富裕的西方國家?
  第二,規范分析。當代政治轉型理論重新肯定了價值規范在政治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著眼于建立政治行為的道德標準,討論國家的性質和目的、個人權利和義務的范圍與基礎以及探索人類美好社會政治生活的形式。例如,“國家”第一概念在行為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政治發展理論中是沒有市場的,甚至被有些學者當作過時的概念而棄之一旁。然而,80年代后,“國家”理論重新復活,并在政治轉型研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重新引入國家”這句口號成了比較政治學研究中范式轉換的絕妙寫照[9]。在政治轉型理論中,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關于國家的自主權力,關于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能力,都是非常引入注目的課題。“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提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第三,環境分析。當代政治轉型的發生和發展都具有各自獨特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政治轉型研究就必須注重對這些轉型中國家的環境分析。其中特別引入注目的是國際環境和文化環境。勞倫斯·懷特海就曾專門分析影響政治轉型的國際因素[10]。對政治轉型的文化環境的分析更是一度成為學者們的共同話題。在對文化環境的分析中,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政治發展的關系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重視和深入探討。馬克斯·韋伯在強調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大作用和積極意義時,斷言儒家文化不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研究東亞問題的各國學者對韋伯的命題進行了重新檢討,并根據東亞經驗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在東亞政治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四,模式分析。傳統政治發展理論囿于意識形態的偏見,對發展中國家紛繁復雜的政治現實進行簡單化甚至教條化的分析。只是在當代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才促使學者們拋棄一切不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先入之見,注重從各國的國情出發,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在這些政治轉型研究中,學者們歸納和總結了許多發展模式。進行政治改革時必須吸收和融合歷史的基本經驗,繼承歷史發展中一切有用和有效的東西,并根據自身特點進行政治創新。關于東亞發展模式的研究更是充斥于各種比較政治學文獻資料之中,這些研究一方面對于肯定東亞政治發展經驗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對于總結政治轉型理論和充實比較政治學研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二、政治轉型的理論模式
  自70年代末期政治轉型浪潮興起以來,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日漸衰落,在比較政治學中政治轉型研究一枝獨秀,群說并起,出現了許多新的理論模式。市民社會理論模式和戰略選擇理論模式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兩種。政治轉型的大量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這兩種理論模式的具體運用。
  (一)市民社會理論模式
  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一理論將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在圍繞整個社會共同體的控制權方面的各自力量變化,作為解釋各種政治轉型問題的主要依據。在這種理論模式中,學者們首先重新引入和強調了“國家”概念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國家在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履行著重要功能。而且,國家本身的發展也構成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重大方面。他們特別強調對國家自主性和國家能力的分析,認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因為在實施國家計劃的情況下,國家必須能對發展過程加以控制。”[11]但是國家的自主性和能力在不同的社會中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也就千差萬別。關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大致說來有四種:第一,強國家、弱社會,第二,強國家、強社會,第三,弱國家、強社會,第四,食利國家[12]。
  正是國家與社會之間這些各不相同的關系模式直接影響了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市民社會的發育成熟程度,從而影響了各國政治轉型的具體進程。在運用市民社會理論分析政治轉型的學者看來,當代政治轉型的發生和發展都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的持續分化、新興社會階層的興起和市民社會不斷成長壯大的結果,都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出現了歷史性變化的結果,都是權威統治在面對日益強大的市民社會的沖擊和挑戰時被迫讓步和妥協的結果。只是由于各國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不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模式不同,所以政治轉型在這些國家的具體進程就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情況:
  第一,當市民社會已經發育成熟時,權威統治仍然未能成功地推進政治改革和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這時,社會矛盾和沖突異常尖銳,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權威統治則危機四伏,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國家內部分裂,離心離德,根本無法主導社會發展。國家不能順應時勢主動變革,適時調整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最終必然在市民社會的強大壓力和沖擊下四分五裂,分崩離析。這是一種崩潰式轉型。
  第二,當市民社會不斷發展壯大時,權威統治逐步開放政治體系,建立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體制,吸納新興社會力量,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和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這是一種改革式轉型。當代政治轉型多半都是通過這種形式。許多發展中國家在60-70年代成功地推動了經濟現代化之后,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間階級迅速崛起,經濟現代化、社會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促使市民社會日益壯大。自70年代末期開始,這些國家的市民社會不斷向權威統治發起挑戰,在此過程中,權威統治的合法性基礎逐漸削弱。于是,進入80年代以后,一些權威統治的國家紛紛通過“改革”、“革新”、“變革”或“調整”政治體制的方式,清算權威主義,逐步向民主政治過渡。
  第三,當市民社會比較弱小時,政治轉型就缺乏基礎和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開始政治轉型,也不能得到持續和鞏固。這時,國家必須加強自己的自主權力和能力,全力以赴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不是跟在轉型國家后面亦步亦趨,盲目照抄照搬別國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由此可見,在市民社會理論模式中,當代政治轉型是由各國市民社會的發育狀況和由此形成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來說明和解釋的。這一理論模式的優點是它注重從宏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考察特定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原因和發展進程。
  (二)戰略選擇理論模式
  戰略選擇理論模式的核心是政治精英之間的關系。這一理論模式的明顯特征,在于它不是將政治轉型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純粹著眼于政治轉型事件和進程本身,將這種事件和進程看作是卷入其中的各種政治精英集團基于自身利益而產生的相互沖突、相互協調和相互合作的產物。政治轉型的進程和結果完全由政治精英集團基于現實利益而制定的戰略與策略所決定。戰略選擇理論模式實際上是當代政治精英理論的具體運用,其代表人物有胡安·林茲和亞當·普爾澤沃斯基等。它重點強調的是政治轉型進程中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行為。在堅持運用戰略選擇理論模式分析政治轉型的學者看來,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和市民社會理論都不能正確說明和解釋政治轉型的原因和過程。他們認為,客觀社會歷史條件至多只能對特定的政治事件構成一種宏觀背景和特殊環境,但不能決定事件的進程和結局。普爾澤沃斯基說:“如果體制轉型真的就是由那些條件所決定,就是說,如果原則上全部列出那些條件和因素就能準確無誤地解釋體制轉型的話,那么,恰當的研究方法就是對歷史共變模式進行比較統計研究,唯一可能的政治戰略就是等待那些客觀條件的成熟。”[13]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雖然對民主政治發展的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條件進行了大量的比較研究,但是,在面對政治轉型的具體事件時,一方面,原有的研究結構錯綜復雜、矛盾百出,無法適用于任何特定情勢;另一方面,那些研究過于宏觀和粗略,不能洞悉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因而也就不能對政治轉型進行準確的分析和闡述。市民社會理論著重從市民社會的興起和權威統治的合法性危機的視角分析政治轉型,仍然存在一些不盡人意之處。市民社會理論家堅持認為,任何政治統治都必須具有合法性,當合法性喪失時則必須重新獲得,否則就會因合法性危機而崩潰。然而,在戰略選擇理論家看來,這一問題的提法就不對,真正影響某一統治體制穩定性的不是這種特定體制的合法性,而是有沒有其它更可取的體制選擇。政治轉型的發生往往不是因為權威統治的合法性喪失,而是因為具有某種其它更好的選擇。事實上,很多權威體制都面臨著民主理想的競爭與挑戰,盡管權威統治的合法性不斷加強,但民主體制總要比它更可取,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所以,如果真的是合法性促進一種體制的穩定的話,那么即便權威統治的合法性沒有喪失甚至還在加強,這個國家仍然會向更加具有合法性的體制轉型。相反,如果權威統治的合法性削弱甚至喪失,但不存在其它任何體制選擇,政治轉型還是不能出現。
  戰略選擇理論對政治精英之間關系的分析首先是分析和研究統治精英與反對精英之間的關系。羅伯特·達爾就曾對統治精英與反對精英之間的關系進行過精辟的分析[14]。他認為,在一個社會中,一方面存在統治和控制的傾向,另一方面則存在自由、自主和自治的傾向。在統治精英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和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時,社會各個組織都會激發出一種傾向組織自主和獨立的動力。于是,社會精英就會在某些方面通過組織等方式提高統治代價,以使統治在統治者看來不再值得,而從統治精英那里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和自主,反過來再對統治精英施加某些影響和進行一定控制。一般來說,社會精英總會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來提高控制的成本。首先,統治精英,不管是某個人還是某個集團,不可能壟斷一個社會的所有資源。在一個經濟現代化、社會多元化的國度中,這種壟斷更是不可能。所以,人們總是有機會獲取一定的資源。其次,人們可以通過組織手段把他們擁有的資源聚集起來,從而增加控制的成本。再者,統治精英往往并非是鐵板一塊的整體。雖然統治精英在維持他們對社會的統治方面有某種共同利益,但是社會發展也會引起統治精英的高度分化,統治精英內部的競爭通常會幫助某一外部社會力量贏得勝利。這樣,社會精英就能夠把對某些事情進行控制的成本提高到統治者覺得不再值得在這些特別問題上進行控制的程度,從而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當代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轉型正是經歷了類似的過程。
  其次是分析和研究政治統治精英內部的關系,這一方面更是受到眾多研究政治轉型的學者的重視。在分析拉丁美洲政治轉型時,很多學者認為轉型的根本動力就是來自于原統治精英內部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由于政策分歧而產生的派別對立。普爾澤沃斯基甚至直截了當地指出,政治轉型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的結果。”[15]他們根據利益要求和政治立場將統治精英劃分為不同的派別,這些不同派別的政治精英根據各自不同的力量基礎、利益要求以及特定的政治情勢制定他們的政治戰略。普爾澤沃斯基對某一特定的統治精英(個人或集團)在推動體制轉變時面臨的戰略選擇進行了如下獨到的分析:假設成功地推動權威統治向民主政治轉型至少所必需的精英數量是K,那么,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大致可分為四種:(1)如果一人主動行動,然后只有比K-1還少的精英加入這一行動,那么,此人可能遭遇不幸的后果;(2)如果一人主動行動,并有K-1的精英加入,那么,此人就屬于勝利一方且會受到一定的獎賞;(3)如果此人不采取主動行動,而另外只有比K還少的精英采取行動,那么,他仍然居于統治地位并從中獲益;(4)如果此人不采取主動行動,但另外有比K-1多的政治精英采取行動,那么,此人會發現他處于失敗一方。在此,沒有一種選擇是絕對完全的,貿然行事同未能加入成功行動的行列一樣危險。為此,政治精英必須對事態的發展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動態了如指掌并作出恰當的預測。從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中,人們可以預測政治轉型的可能性。從對各個政治精英的歷史表現和現實利益的分析中,人們可以預測他們究竟作何選擇。
  (三)政治轉型的邏輯
  市民社會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是當代政治轉型研究中頗為引人注目的兩大理論模式。它們分析問題的獨特視角不僅開辟了政治轉型研究這樣一個極富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重要領域,而且極大地拓展了政治發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使傳統的政治發展研究躍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與傳統政治發展理論相比,市民社會理論和戰略轉型理論不再局限于對社會政治變遷的歷史原因的考察,而是著重研究現實政治變遷過程中的各種因素和力量以及它們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并由此探討未來政治變遷的走向和軌跡。因此,如果說傳統政治發展理論主要是一種后顧式研究或解釋型理論,那么,市民社會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就是一種前瞻式研究或預測型理論[16]。
  盡管政治轉型的上述兩大理論模式的形成對當代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和積極意義,但是,這兩種理論模式并不能完整和充分地解釋和預測政治轉型的全過程。一方面,這是由于各種理論模式自身都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市民社會理論在關于“市民社會”的定義和“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界限等問題上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另一方面,兩大理論模式固執己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傾向。如若發展到極端,市民社會理論就會成為一種決定論,戰略選擇理論就會成為一種唯心論。
  為了走出以上政治轉型的理論誤區,更為了全面研究政治轉型的動力和進程,就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指導下,重新探索政治轉型的邏輯。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發展由經濟發展決定,并為經濟發展服務。政治發展既有統一性,又有多樣性;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政治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統一性與多樣性、普遍性與特殊性、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統一的結果。市民社會理論強調了經濟社會發展對政治轉型的推動和決定作用,應該說有其積極的一面。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研究一貫注重到經濟發展中尋找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因。但一些堅持市民社會理論的學者一味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并進行大量的統計比較分析,而忽略了社會政治發展中的復雜性、曲折性和偶然性,最后必然陷入決定論的泥潭。實際上,人類社會歷史變遷是在各種社會利益的沖突之中、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之下和各種社會運動之后完成的。戰略選擇理論走向另一個極端,肆意夸大政治精英的利益驅動和戰略選擇,完全忽略了歷史環境和現實環境的制約。實際上,人們的利益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種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認識也要受到一系列社會、歷史和文化環境的制約。因此,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的具體動力、進程和走向,僅僅從行動各方的利益沖突和戰略選擇來看,是無法準確把握的。
  所以,政治轉型的邏輯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辯證法。一方面,深入考察經濟社會發展這一政治轉型的根本動因,另一方面,全面分析卷入政治轉型過程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就是說,必須將市民社會理論和戰略選擇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分析歷史變遷時從來都是將根本動因和具體原因、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必然規律和偶然事件、一般趨勢和特殊進程結合起來的。在影響政治變遷的各種偶然因素中,政治精英的利益背景、思想觀念、個性特征毫無疑問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個人的力量作為一種偶然的因素,對政治發展所起的加速或推動作用,有時是相當關鍵的,而且其影響也是深遠的。”[17]因此,對政治轉型的分析就必須全面考察政治精英的重大戰略行為。
   四、結論與啟示
  最近20年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的政治轉型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轉型理論毫無疑問應該成為我們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和熱點。這種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刻和正確地認識這一全球現象,另一方面則有助于拓展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視野,借鑒當代最新的政治研究成果,豐富和完善中國政治學理論。政治轉型的各種理論模式是我們的主要研究對象,這些模式各有長短,因而必須兼收并蓄、取其所長,并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的指導下,建構我們自己的政治轉型理論。
  中國自1978年以來市場取向改革逐步推進,對內對外開放日益擴大,推動了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快速發展和全面變革,促進了市民社會的發育與成長。中國市民社會的成長壯大意味著中國社會經濟基礎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轉變,中國政治上層建筑正在面臨一場嚴峻的挑戰。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成熟必將推動中國政治的轉型,具體表現為政治關系的變化、政治結構的調整、政治文化的重構和政治模式的轉換,從傳統的高度集權的全能主義政治轉變為現代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種政治轉型將是一個漸進的、復雜的、曲折的過程。只要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得到持續有效的貫徹,只要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穩定和協調地發展,中國市民社會就會發展壯大,并最終導致政治轉型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
  加強對政治轉型和政治轉型理論的研究,尤其是對各種政治轉型戰略的分析和探討,必將對中國政治轉型起到重大的指導作用,從而確保中國政治轉型在穩定、有序和協調中順利推進。
  注:
  [1]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32頁。
  [2]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8頁。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9頁。
  [4]彼得·柏格:《發展理論的反省》,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82年版,第15-16頁。
  [5][6]曾昭耀:《政治穩定與現代化》,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06、230頁。
  [7]郭定平:《論新加坡政黨與政治發展》,北京《政治學研究》1996年第1期。
  [8]亨廷頓:《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紀后期的民主化》,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第25頁。
  [9]羅伊·麥克里迪斯、伯納得·布朗主編:《比較政治學:注釋文選》,布魯克斯/科爾出版公司1990年英文第7版,第59頁。
  [10][15]奧唐奈爾等主編:《權威統治的轉型:民主的前景》第3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3、53頁。
  [11][12]巴基、巴里克:《國家在非西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
  [13]普爾澤沃斯基:《民主轉型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48頁。
  [14]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7頁。
  [16]吳清:《轉軌政治學:理論、方法與問題》,北京《政治學研究》1995年第1期。
  [17]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62頁。
   (責任編輯:李申)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56-65D0政治學郭定平19971997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56-65D0政治學郭定平19971997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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