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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論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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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于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意見分歧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它研究資源配置,還是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在這個問題上,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
  為了敘述的方便,這里有必要先說明一下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系。雖然國內外都有人試圖區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但是都未見成功。我們在這里仍然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看作是同義語。事實上,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二者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內涵和外延,可以互用。在有代表性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也常常是同義語。例如,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有“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提法,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有“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提法。還值得注意的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把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看作是同義語:“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名詞都還存在。自它們產生以來,涵義都有所變化,然而,兩者基本上可看作同義語。”[①a]
  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上至少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經濟學是關于資源配置的科學,研究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的核心。
  另一種意見認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資源配置方式從屬于生產方式。對生產方式的研究也就包含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但是,決不能把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只規定為關于資源配置的科學。如果這樣規定,就會把生產方式排除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就會把由生產方式產生并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排除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
  國內學術界的上述意見分歧,從更廣闊的經濟思想史背景上看,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根本分歧。為了弄清楚意見分歧的所在,有必要分別考察一下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和羅賓斯關于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規定。
   二、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國內學者的不同理解
  我國目前有數以百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每一本教科書開宗明義第一章都規定:政治經濟學是關于生產關系的科學,它研究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
  這個定義的優點是突出了對生產關系的研究,缺點是沒有把對生產方式的研究放在應有的地位。從研究對象中排除了生產方式,也就排除了生產關系所包容不了的重要經濟問題,例如資源配置問題。這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狹窄化了。內容原本豐富的政治經濟學現在被局限于只研究三方面的問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產品分配形式。
  要避免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狹窄化,就應當從現今教科書的定義復歸到馬克思的定義上去。
  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確地規定了《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他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①b]
  從馬克思的上述規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大家知道,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同屬經濟關系,也就是哲學教科書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生產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從內容到文字,都是準確無誤、沒有二義的。但是,我國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對于如何理解這一規定一直存在著爭論,意見頗為分歧,而且始終未取得共識。《資本論》研究對象成了難解之謎。
  一種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生產關系的科學,因此,馬克思在這里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際上指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是,如果這樣解釋,前面引用的馬克思的那句話就成了“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顯然犯了邏輯混亂的錯誤。
  另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在這里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指的是資本主義廣義生產關系,“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指的是狹義生產關系。可是,如果這樣解釋,馬克思的這句話就成了“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廣義生產關系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狹義生產關系”。這同樣犯了邏輯混亂的錯誤。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在這里說的“生產方式”既包括生產力,又包括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只是關于生產關系的科學,而且是關于生產力的科學。可是,如果這樣解釋,馬克思的這句話就成了“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仍然犯了邏輯混亂的錯誤。
  原本很清楚的問題,我國經濟學界越爭論反而越不清楚。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恐怕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頭腦中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政治經濟學定義。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除極少數例外,都不是從《資本論》開始,而是從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開始的。按照教科書的定義,政治經濟學是關于生產關系的科學。在研究和詮釋《資本論》時,由于頭腦中已經有了教科書的定義,就很容易用教科書的定義去解釋馬克思的定義,以便保持教科書定義和《資本論》研究對象之間的一致。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釋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或“資本主義廣義生產關系”的主要動因就在于此。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頭腦中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生產方式的定義。我們對生產方式這一范疇的認識,一般不是直接來自馬克思,而是來自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自哲學教科書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教科書中,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二者的統一。在研究和詮釋《資本論》時,由于頭腦中已經有了這種生產方式定義,就很容易據此解釋《資本論》研究對象,并由此認為政治經濟學還應當研究生產力。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一般只熟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表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而不熟悉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闡述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更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原理所作的重大修改。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正是建立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之上的。
  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關鍵,就在于理解馬克思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
  (一)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他寫道:“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①c]請注意,這里不是生產力直接決定生產關系,也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構成生產方式,而是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
  (二)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再次闡述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他寫道:“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②c]
  (三)馬克思在40年代形成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思想后來在《資本論》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馬克思寫道:“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③c]這是馬克思運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得到的科學結論。結論表明: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是一定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現成基礎。一定的生產方式又決定一定的生產關系。新的生產力會產生和它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方式又會產生和自己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特殊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和它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具有特殊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
  (四)馬克思根據自己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中,對1859年問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原理作了重大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①d],修改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②d]。馬克思的這一修改十分重要。修改后的原理表明:第一,不是生產力直接決定生產關系,而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決定和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生產方式決定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第二,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的,是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不只是生產關系。
  (五)馬克思在1872年開始出版的《資本論》法文版中,又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修改成“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從這種生產方式中產生的社會關系”[③d]。
  由上述可見,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貫穿于馬克思從40年代到70年代的著作,經歷了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因此,決不能把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看作是偶然出現于馬克思個別著作中的個別提法。
  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是一定的生產方式賴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現成基礎。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生產力要求產生和它相適應的新的生產方式。
  第二,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是從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一定的生產關系是一定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必然關系。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生產方式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導致生產關系的改變。
  第三,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具有歷史暫時性。生產力是不斷發展、不斷變革的,因此,同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具有特殊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也具有特殊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
  以上分析表明,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個范疇之間既不存在替代關系,也不存在包容關系。既不能將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生產方式”解釋成生產關系或廣義生產關系,也不能解釋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
  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生產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即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相結合以生產人們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的特殊方式。在馬克思的著作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相同的含義。在馬克思親自校訂的《資本論》法文版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時就被改成“資本主義生產”。關于資本主義生產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馬克思寫道:“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過程從屬于資本,或者說,這種生產方式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為基礎,而且這種關系是起決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①e]
  理解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定義就不再是難解之謎。
  第一,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者中,成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第一個組成部分的是生產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前提和基礎,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剖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和對抗。
  第二,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者中,成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第二個組成部分的是生產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品分配形式。馬克思不是在完成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之后再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將二者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因為,生產關系是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是從生產方式中產生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②e]。又說,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從生產方式產生的[③e]。至于分配關系,馬克思說,生產方式總是決定分配。
  第三,在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者中,生產力不是《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生產方式”,是生產力所決定的,但它本身不包括生產力。誠然,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三者有著密切的聯系。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在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時,不能脫離生產力和實際勞動過程。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此把生產力或實際勞動過程作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說:“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①f]又說:“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是商品學的任務一樣,研究實際的勞動過程是工藝學的任務。”[②f]
  總之,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是科學的定義。這一規定不僅實際上解決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而且實際上也解決了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從馬克思的規定中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導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從馬克思的規定中還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導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以及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
   三、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和西方學者的批評
  在政治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上,古典經濟學家雖然都沒有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在他們取得科學成就的地方,他們事實上把生產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并在一定程度上透過物和物的關系看到人和人的關系。古典經濟學家的這一科學傳統沒有被他們的后繼者所繼承。19世紀7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完全背離了古典傳統,開始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在這方面,杰文斯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用西方經濟學家的話說:“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③f]。
  1932年,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在題為《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的論文中,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④f]直到晚年,羅賓斯還堅持自己的這一經濟學定義,說:“我將繼續我關于經濟學問題定義的立場”,“我堅持按照由稀缺性所限定的行為描述這一主題。”[①g]
  根據羅賓斯的論述以及羅賓斯追隨者的解釋,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包含以下幾個要點:經濟學研究人的行為;人的行為的目的是滿足需要,而需要是無限的;資源有各種不同的用途,但資源是稀缺的或有限的;一切社會的中心問題是無限的需要和有限的資源之間的沖突,即目的和手段之間的沖突;因此,經濟學的任務就在于研究人類如何在可供選擇的用途之間進行資源配置。
  羅賓斯的論文不僅在發表之初“產生了一場真正的轟動”[②g],而且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這篇論文發表以來,西方正統的經濟學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奉為圭臬,在教科書的導論中以這種或那種形式重申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
  這里,我們不妨瀏覽一下最近幾年西方國家出版的一些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定義。
  E.曼斯菲爾德在《經濟學》一書中說:“按照一個標準的定義,經濟學研究滿足人們需要的在可供選擇的用途之間配置資源的方式。”[③g]
  W.尼科爾森在《微觀經濟理論》一書中說:“經濟學通常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在競爭性目的用途之間的配置。這個定義強調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特點:……第一,生產性資源是稀缺的。……對資源如何利用必須進行選擇。進行選擇的必要性導致經濟學定義的第二個特點:發現如何在競爭性目的之間作出選擇。”[④g]
  K.E.凱斯、R.C.費爾在《宏觀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經濟學研究人們和社會怎樣作出抉擇來利用自然界和祖先提供的稀缺資源”[⑤g]。
  S.費希爾、R.道恩布希、R.施馬倫西在《經濟學》一書中說:“經濟學研究社會怎樣以有限的、稀缺的資源決定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⑥g]
  M.帕金在《微觀經濟學》一書中說:“經濟學研究人們怎樣試圖用他們的有限資源來滿足他們的無限需要。”[⑦g]
  R.J.拉芬、P.R.格雷戈里在《宏觀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經濟學研究人們如何選擇用他們的有限資源(土地、勞動和資本)來生產、交換和消費商品和勞務。”[①h]
  R.A.阿諾德在《經濟學》一書中說:“我們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旨在滿足一定目的而滿足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具有不同用途的個人和社會行為的科學。”[②h]
  R.B.埃克隆、R.D.托萊森在《宏觀經濟學》一書中說:“經濟學研究實際上具有無限需要的個人和社會怎樣作出選擇來配置稀缺資源以滿足他們的需要。”[③h]
  從上述引文中不難看出,這些定義盡管不完全一樣,但都來源于羅賓斯,都把資源配置規定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影響由此可見。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少有思想的西方經濟學家先后從不同角度對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提出了質疑和批評。羅賓斯本人在晚年也承認,他的《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不時成為批評與討論的對象”,甚至引起“強烈譴責”[④h]。
  F.H.奈特、H.L.A.邁因特、L.G.雷諾茲、P.格羅奈維根、J.羅賓遜、J.K.加耳布雷思、J.M.布坎南等西方經濟學家都是羅賓斯經濟學定義的強烈的批評者。他們認為羅賓斯定義的經濟學范圍太窄,沒有普遍意義。他們對這一定義提出了廣泛的批評。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把經濟問題僅僅歸結為資源稀缺問題,而對資源過剩引起的經濟問題卻毫無所知。在羅賓斯經濟學定義問世的1932年,歷史上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困擾西方社會的是勞動力過剩、資本過剩、土地過剩,即資源過剩,而不是資源稀缺。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是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提出的,可是,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人們對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喪失殆盡。”[⑤h]J.羅賓遜不無諷刺地說:“1932年,羅賓斯教授……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在這篇論文里,他把經濟學評述為研究稀缺資源在各種可供選擇的使用中間進行配置的科學。……可是本文發表的時間卻是不幸的。在這本著作刊行的時候,英國有三百萬工人失業,而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剛好下降到原來數字的一半。當為了達到任何目的的資源完全沒有先前那樣稀缺時,本書出版了,這恰是一種巧合。”[①i]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不僅不適用于宏觀經濟學,而且還同宏觀經濟學相沖突。P.格羅奈維根說:“羅賓斯定義的主要缺陷是它與凱恩斯的著作和與失業均衡可能性的證明不相一致,因而與羅賓斯要求資源必須是稀缺的經濟問題的存在相矛盾。”[②i]有鑒于這一類批評,A.里斯在《經濟學》[③i]中試圖把微觀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理論綜合在經濟學定義之中。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只考慮生產,不研究分配,分配問題被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有鑒于這類批評,P.A.薩繆爾森在《經濟學》[④i]中試圖把稀缺資源配置問題和產品分配問題綜合在經濟學的定義之中。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的經濟學只適用于實證經濟學,而不適用于規范經濟學。事實上,羅賓斯不僅在1932年的《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認為經濟學只研究“是”和“不是”的問題,不研究“應當”和“不應當”的問題,“凡是使我們說明政策好壞的經濟學都是不科學的”[⑤i],而且在1981年的《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中仍然繼續堅持他在30年代初的基本觀點。羅賓斯的這一立場遭到新福利經濟學家的普遍反對。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把許多重要因素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外。L.G.雷諾茲說:按照羅賓斯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社會—政治范疇、常常無法用數量表示的決定資源供給和技術的因素,逐漸被逐出了嚴格的經濟學領域。在制度結構方面,可以觀察到相同的趨勢。”[⑥i]J.K.加耳布雷思認為,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者的權力”,“權力系來自資本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而羅賓斯等人的經濟學定義可能是“掩蓋這種權力的幌子”。加耳布雷思主張擴大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把被掩蓋了的這種權力包括在內[⑦i]。J.M.布坎南認為,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不是推動著而是阻礙著科學的進步”。布坎南主張經濟學要研究“人類關系制度”,他說:“我建議將此人類關系制度引進經濟學家的研究范圍,廣泛地包括集體制度和私人制度。”而羅賓斯以資源配置為研究對象,逃避了對“人類關系制度”的研究。布坎南認為,資源配置理論,“不應該在經濟學家的思考過程中占主導地位”[①j]。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是把經濟學研究“變成一種比較簡單的求最大值的應用計算技術……如果經濟學沒有比這更多的事情可做,我們最好就把經濟學研究完全交給應用數學家。”[②j]
  有的西方學者批評羅賓斯定義的經濟學“只適用于私人所有制下的分散型市場經濟”[③j],而不適用于其他各種類型的經濟。
  總之,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在西方國家已經受到了廣泛的和有根據的批評。用西方學者雷諾茲的話說,羅賓斯定義“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甚至在羅賓斯寫作的年代就已瀕于死亡。”現在,羅賓斯定義已經成為“一種幾乎沒有人完全相信的學說”。西方經濟學家正在為“醞釀一個羅賓斯后的定義”而進行探索。雷諾茲還說:在很多方面,“經濟學均已超越了羅賓斯的定義。雖然我們仍引其言論,但是我們已不再循其足跡。根據我們的實踐修改定義,現在正是時候。”[④j]
   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在研究對象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產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三)要不要區分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和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經濟學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有些西方學者在某種程度上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例如,美國經濟學家雷諾茲說:“當羅賓斯說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在相互競爭的用途之間分配稀缺性資源的時候(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他是在胡說八道。”雷諾茲還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題“顯然是比羅賓斯的經濟學廣泛得多的主題,它涉及財產所有權、收入分配以及政治結構等事項。”[⑤j]這些說法雖然并不全面,但能說明一些西方學者意識到了兩大經濟理論體系在研究對象上存在原則區別。
  現在的問題是,羅賓斯為什么只把稀缺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配置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羅賓斯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1932年發表他的《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提出經濟學的定義,不是偶然的。經濟危機最嚴重的年代,也是西方傳統經濟學危機最嚴重的年代。就在1932年,凱恩斯公開承認:“(西方)經濟學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無能的科學工作者”[①k]。在大蕭條時期,英國的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命運和前途問題。一位西方學者說:“馬克思主義在30年代劍橋大學的學生中是盡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可供選擇的經濟學之一,……有人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者考慮到的問題。”[②k]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政治上敏感的羅賓斯出于在經濟學領域抵消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考慮,精心地制定了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定義相對抗的經濟學定義。
  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首先把生產方式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羅賓斯及其追隨者只研究抽象的沒有社會內容的生產一般,不敢接觸特定社會形式的生產,不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他們知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縝密分析所得到的科學結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特殊性、歷史性和暫時性,和歷史上的其他生產方式一樣,這種生產方式也不是自然的、永恒的。
  羅賓斯的經濟學定義也把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逐出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羅賓斯及其追隨者不敢研究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不敢研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他們知道,馬克思對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進行科學分析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特殊的、歷史的、暫時的,由這種生產方式產生的生產關系也是特殊的、歷史的、暫時的。
  可見,羅賓斯及其追隨者的理論屬于西方學者所說的“逃避考察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③k]的理論之列。
  羅賓斯及其追隨者T.C.庫普曼斯等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和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區別,他們不合理地抽象掉生產方式,把資源配置看作是超歷史、超制度的。庫普曼斯的典型說法是:“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則是試圖創立一項可以稱之為超制度的資源配置理論。”[④k]
  由于沒有區分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和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西方經濟學家在資源配置理論上常常陷入混亂狀態。他們在研究“超制度的”資源配置理論時,缺乏足夠的抽象力,還不時地囿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他們在得出“超制度的”最優資源配置的研究成果時,又錯誤地斷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實現那種“超制度的”最優資源配置。
  我們根據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規定引導出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定義,都把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放在中心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反映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定義并不排除對資源配置的研究,但是資源配置方式從屬于生產方式,它不能取代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而成為全部經濟學的核心。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生產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也就是,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關系,另一方面是人和人的關系。相應地,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種資源配置:一種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一種是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
  勞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屬于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這種資源配置不以生產方式為轉移,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在人和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變換。勞動過程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作為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勞動過程必具有幾個簡單要素: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即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也就是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就是說,在生產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的合理配置,或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是一切社會共有的經濟問題。
  和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不同,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性質取決于生產方式的性質。不同的生產方式有不同的資源配置,資源配置方式是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在奴隸制生產方式中,資源配置表現為“會說話的工具”和“不會說話的工具”在不同用途間的配置,目的是滿足奴隸主的直接需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源配置表現為雇傭勞動和資本在不同用途間的配置。支配這種資源配置的,不是直接滿足社會需要,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即剩余價值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雇傭勞動從屬于資本,剩余價值率的高低決定資本的分配,資本的分配再決定雇傭勞動的分配。正如馬克思所說:“從屬于資本的雇傭勞動,……必須按照資本的需要變來變去,讓人們把它從一個生產部門拋到另一個生產部門。”[①l]在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生產方式中,“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①m]“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②m]。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③m]馬克思還指出:“在社會公有的生產中,……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④m]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各個歷史時期的生產有一些共同標志和共同規定。如果生產一般把這些共同點提取出來并確定下來,免得重復,那么生產一般這一抽象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用馬克思的這一觀點來看待資源配置問題,從生產一般的層次上研究資源配置理論,探索最優資源配置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是有其合理性的。研究共同點,可以更好地認識差別。認識到生產一般層次上資源配置的共同點,可以更好地認識不同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的不同點。然而,羅賓斯及其追隨者庫普曼斯等人只愿意研究“超制度的”資源配置,而不愿意研究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其全部智慧就在于承認共同點而忘記差別。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研究具體的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十分重要。例如,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研究會發現,這種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不能滿足抽象的生產一般的最優資源配置所需要的條件,因而不能達到最優狀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研究還會發現,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企業的資源配置即微觀資源配置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是相對有效率的。然而,社會的資源配置即宏觀資源配置是盲目的、無政府狀態的,是缺乏效率的。對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配置的研究還會發現,這種企業的資源配置也不可能達到最有效率的狀態。只要存在著雇傭勞動和資本的對抗關系,就不可能有最優資源配置。
  總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定義對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作了正確的說明。以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不僅不排除對資源配置的研究,而且為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和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區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相反,羅賓斯及其追隨者的經濟學定義根本沒有觸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以稀缺資源的配置為研究對象,滿足于對抽象的和所謂超制度的資源配置的考察,不僅排除了對特定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確理解和認識特定生產方式的資源配置的前提。
  [①a]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70頁。
  [①b]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
  [①c]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9頁。
  [②c]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頁。
  [③c]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頁。
  [①d]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②d]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頁注(33)。
  [③d] 馬克思:《資本論》法文版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頁。
  [①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頁。
  [②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頁。
  [③e]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02頁。
  [①f]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頁。
  [②f]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頁。
  [③f] 西德尼·溫特勞布主編《當代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頁。
  [④f] 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倫敦,麥克米倫,1935年版,第16頁。
  [①g] 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美國經濟評論》1981年5月號。譯文載《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14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②g] 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頁。
  [③g] E.曼斯菲爾德:《經濟學:理論與應用》,紐約,W.W.諾頓,第8版,1994年,第1、6—7頁。
  [④g] W.尼科爾森:《微觀經濟理論》,倫敦,德累頓,1992年版,第3頁。
  [⑤g] K.E.凱斯、R.C.費爾:《宏觀經濟學原理》,新澤西,普倫蒂斯—霍爾,1989年版,第4頁。
  [⑥g] S.費希爾、R.道恩布希、R.施馬倫西:《經濟學》,紐約,麥格勞—希爾,1988年版,第3頁。
  [⑦g] M.帕金:《微觀經濟學》,悉尼,艾迪生—韋利斯,1990年版,第9頁。
  [①h] R.J.拉芬、P.R.格雷戈里:《宏觀經濟學原理》,倫敦,斯科特·福爾斯曼,1986年版,第3頁。
  [②h] R.A.阿諾德:《經濟學》,圣保羅,韋斯特,1989年版,第6頁。
  [③h] R.B.埃克隆、R.D.托萊森:《宏觀經濟學》,波士頓,斯科特·福爾斯曼,1988年版,第4頁。
  [④h] 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美國經濟評論》1981年5月號。譯文載《現代外國經濟學文選》第14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⑤h] 勞埃德·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78頁。
  [①i] 瓊·羅賓遜:《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美國經濟評論》1972年5月號。譯文載《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1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②i] 彼得·格羅奈維根:《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70頁。
  [③i] A.里斯:《經濟學》,D.L.西爾斯主編《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第4卷,紐約,麥克米倫,1968年版,第472—485頁。
  [④i] P.A.薩繆爾森:《經濟學》,紐約,麥克格勞—希爾,1961年版,第6頁。
  [⑤i] 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倫敦,麥克米倫,1935年版,第153頁。
  [⑥i] 勞埃德·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1頁。
  [⑦i] 約·肯·加耳布雷思:《經濟學和公共目標》,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46、46、11、320頁。
  [①j] 詹姆斯.M.布坎南:《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16、9頁。
  [②j] 詹姆斯.M.布坎南:《經濟學家應該做什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頁。
  [③j][④j] 勞埃德·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7、6、293、295頁。
  [⑤j] 勞埃德·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57、24頁。
  [①k] 瓊·羅賓遜:《凱恩斯以后》,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6頁。
  [②k] 瑪喬里·謝潑德·特納:《瓊·羅賓遜與兩個劍橋之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
  [③k] 沃倫·薩繆爾斯:《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西德尼·溫特勞布主編《當代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43頁。
  [④k] T.C.庫普曼斯:《最優化概念及其應用》,《美國經濟評論》1977年6月號。譯文載《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2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①l]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8頁。
  [①m]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頁。
  [②m]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頁。
  [③m]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09頁。
  [④m]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7頁。*
中國社會科學京53-66F11理論經濟學吳易風199719971932年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53-66F11理論經濟學吳易風19971997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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