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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林語堂筆調改革的主張
論林語堂筆調改革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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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今林語堂的書十分的暢銷,他提倡的“幽默”再次被文化市場炒熱,林語堂式“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的小品文已經一發不可收地從當代文人高談戒煙戒酒發展到“小女人散文”和“小男人散文”種種暢銷書。可筆者感興趣的似乎還是他的另外一類文字,即關于“小品文筆調”的主張。林語堂在編《人間世》時直白地說過:余意此地所謂小品,僅系一種筆調而已,并說他之所以提倡這種文體,是為了“使其侵入通常議論文及報端社論之類,乃筆調上之一種解放,與白話文言之爭為文字上之一種解放,同有意義”。為此,林語堂作了一生的努力。
  所謂“小品文筆調”只是個總稱,別號很多,諸如言情筆調、言志筆調、閑適筆調、閑談筆調、幽默筆調、談話筆調、娓話筆調、散文筆調、個人筆調等等,不勝繁復,卻又不盡準確。但這些說法所表達的基本含義是清楚的,皆指取法于西洋ESSAY 又實證于中國古代散文的一種文體,并與五四以來新文學的論說文章相對立:“大體上,小品文閑適,學理文莊嚴;小品文下筆隨意,學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夾入遐想及常談瑣碎,學理文則為題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以一種輕松閑散、清新自然的文體來立志立言,在以抒情為主的現代白話散文之外,另創說理議論為主卻又不威嚴、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現代散文,這就是“小品文筆調”的要義。林語堂甚至想把這種寫作文體推廣到更大的范圍里去使用:“此種筆調已侵入社會及通常時論范圍,尺牘,演講,日記,更無論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學考據論文之外,幾無不夾入個人筆調,而凡是稱為‘文學’之作品,亦大都用個人娓語筆調。故可謂個人筆調,即系西洋現代文學之散文筆調”。
  這種新的散文文體,無論在當時為糾正新文學初期理論建設中出現的文體缺點計,還是為以后的新文學散文創作的繁榮計,都是具有創意性的。三十年代林語堂倡導的小品文文體與魯迅倡導的雜文文體并立于世,可以說是說理言志類的散文創作的兩大潮流。而觀今日散文創作之繁榮,雜文的戰斗性與諷刺性難免受到現實的種種限制;小品文從積極的一面而言,用個人筆調與自己聲音依然沉重地履行著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的使命。這也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現象。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追根思源,重提林語堂在當年文學批評中的某些主張及其實踐,是十分有趣的工作。
      二
  1918年,林語堂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入清華大學担任英語教員的第二年,陳獨秀、胡適發動的文學革命運動已經進入了對歷史傳統的全面反省,反對文言、提倡白話也成為當時文化界新舊兩派爭論的焦點。林語堂飄浮在中國思想解放,文學改革的潮流里,不免躍躍欲試。他最初加入《新青年》戰斗行列的舉動,是關于文字改革的設想方案,他從“漢字索引”說到西洋文體,轉而對新文學提倡白話以來在文體上的毛病提出嚴厲的批評。他先是從批評《新青年》上的理論文章未得“西文佳處”開始的,認為西方理論文章的特點是說理精密,立論確當,有規模有段落,逐層推進有序,分辨意義精細,正面反面兼顧,引事證實細慎,讀來有義理暢達、學問闡明的愉快。而《新青年》所刊的文章雖然“皆是老實有理的話”,但離“西方論理細慎精深,長段推究,高格的標準”畢竟差得很遠,而且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林語堂看來,當年作文最具有西方式邏輯力量的作者,恰恰是后來成為新文學運動的論敵章士釗。這個批評只是針對當時的白話說理文的文體缺點而言,還不涉及小品文體的提倡;但在當時提倡白話文的《新青年》諸子,顯然是只顧著思想的革命和風俗的改良,文體改革還沒有進入他們關注的視野,但林語堂因身在文壇紛爭圈外,思想比較超脫,能見人所未見之處,從文體批評著手,一下子抓到了白話文的弱點,應該說是別開生面的一局。可惜當時新舊文學兩派文白之爭正處在白熱化狀態,《新青年》諸子為確立以白話為文學正宗的地位,正竭盡全力苦爭,所以并未重視林語堂的批評。錢玄同在附本文后面的復信中對林語堂的議論有贊成也有解釋,認為新文學家固然應該“效法”西文佳處,但事情有輕重緩急之分,當前第一步必須將文言全盤推倒,讓白話文立穩了正宗的地位,把舊文學里的那些“死腔套”刪除,然后再走第二步,把西文佳處輸入到白話文里去,否則雖有別國良好的模范也是枉然。這當然只是一種說法,其實說來也奇怪,《新青年》諸子中除李大釗、高一涵是從寫邏輯文體的“甲寅”派轉化而來但又很少作文、胡適雖是留美學生卻為了提倡白話必須以身作則用口語寫作以外,其他幾位主將級的人物都是從舊學分化過來,從未受過嚴格邏輯的思維的訓練,即使在后來白話取得了勝利,他們依然是用散漫的文體在寫作,仍未寫出過嚴密的有邏輯的西方式的理論文章。
  但是,林語堂在同一文章中的另一個建議顯然是對他們胃口的,那就是他在文章中深感《新青年》文體單調,建議“凡文不必皆是講義理的深奧”,因為“文生于情,須要與情感題目相配才好”,不妨因其應用不同,采用多種文體:如書信體、說話體、講學體、科學記事等,特別舉例了ESSAY STYLE“應格外注意”。 這大約是新文學的文體建設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方文學中以說理議論、自由發揮為主要特征的“隨筆體”。說來也是巧合,就在刊發林語堂這篇通信(1918年3月2日作)和錢玄同復信的4卷4號(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上, 編輯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這一期上首次推出了“隨感錄”專欄,發表陳獨秀、陶孟和、劉半農三人七篇談話體雜感文。雖然對于《新青年》“隨感錄”的出現,究竟是由于林語堂的建議,還是出于純粹的偶然,現在已經無法作出確切的回答,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林語堂與《新青年》諸子在提倡自由散漫的西方隨筆體方面,確有相通之處的。事實上也正是《新青年》中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形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代議論性散文大家。
  此后不久,林語堂遠渡重洋,留學哈佛大學,繼之轉入德國萊比錫大學,與新文壇中斷聯系達四年之久。當他于1923年秋回國之時,盡管《新青年》已不復存在,然而白話為文學正宗地位已經確立,林語堂自然興奮不已。據林語堂推斷,白話代替文言,既然以說話方式行文成為文學正宗,自然會演變出以閑談說理,在談話中夾入個人感情及個人思想,即所謂“小品文筆調”一派來。當年錢玄同所說的第二步,正是到該兌現的時候了,行文筆調上的大解放似乎就在眼前。然而,現狀令他大失所望。白話文倡導者陶醉在“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的喜悅之中,而對于白話文所需要的筆調改革似乎并無熱心。對此,林語堂不失書生本色,他當仁不讓,再次提出筆調改革的主張。
  1924年5、6月間,《晨報副刊》刊出林語堂《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雜話》兩文,雖然打出了“幽默”的旗號,但重點是在呼吁“筆調”的改革。他認為中國舊文學在“禮教蟬化”之下生成了“板面孔文學”。一旦扯下面孔來便失去了“身格的尊嚴”,所以總是以莊重、嚴正的筆調喋喋不休地敘述著仁義道德或“天經地義”的道理,令人有寒氣逼人之感。新文學雖然文體變了,但行文筆調變化不大,白話文學中“板面孔”訓話式的筆調并不鮮見。林語堂的筆調改革主張就是專門用來醫此頑癥的,他開出的第一個醫方為西式的幽默,試圖通過寓莊于諧,打破莊諧界限,以“會心的微笑”,變“板面孔”訓話式筆調為談話式筆調,希望不僅散文家用它寫散文,而且大學教授用它寫學術論文,大主筆用它來寫社論的。
  中國本無“幽默”二字,HUMOUR一詞來自西方,是林語堂首創“幽默”的譯法,以愈幽愈默而愈妙的說法,戰勝了其他的各種中譯名而成為“定譯本”。幽默本來是含有一種人生態度的,但在林語堂最初的介紹里,首先突出的寫作方式的改變。大約“五四”文學是啟蒙文學,知識分子站在廣場上負有喚起民眾,傳播真理的使命,習慣了充當大眾導師(或在當時的說法是青年導師)的職能,文章寫著寫著就要憂國憂民,臉孔也不自由主地“板”起來了。只有你自覺跳出傳播真理、以啟蒙導師自居的精英立場,站到普通人的立場上去發表自己的看法,才有可能真正說出自己對生活擁有的感受,使自己臉孔上的肌肉放松下來。這在當時,已有周作人提倡“美文”和“個性的文學”在前,林語堂當然是站在周作人的一邊。他批評陳獨秀的文章“大肆其銳利之筆鋒痛詆幾個老先生們,從一方面看起來,我也以為是他欠幽默。我們只須笑,何必焦急?”而他更提倡的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來替社會開點雅致的玩笑。”這顯然不是對知識分子批判中國社會種種舊習陋習的分歧,而在于如何批判舊習陋習的具體戰法方面,是急吼吼的組織并指揮大兵團作戰呢?還是散漫地學學堂·吉訶德先生,以個人戰斗的立場展示騎士戰風車的風度?而這一分歧,卻形成新文學以來知識分子的兩大分流。
      三
  平心而論,林語堂最初提倡“幽默”,鼓吹筆調改革的主張,全無反對新文化戰斗傳統的意思,也不似后來文學史所劃分的左右翼之分。相反,他所反對的“板面孔”文體,正是與知識分子因襲的舊文化傳統相關的。這有他在《語絲》上發表的文章為證。就在他發表兩篇提倡幽默的文章約半年之后,《語絲》和《現代評論》兩種白話周刊幾乎同時誕生。雖然它們都承襲了《新青年》自由議論、批評時事的余脈,但思想傾向和學術個性卻不相同。《現代評論》支柱人物均為留歐歸國學生,若以門戶而言,林語堂理應參加《現代評論》,可是他卻偏偏成為以《新青年》老人馬為主體的《語絲》的一員,個中原委恐怕與他的文學主張不無關系。
  林語堂在《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中盡管坦白批評白話文“板面孔”訓話式筆調,但對于《新青年》和《晨報副刊》上的隨感錄和雜感文體卻表示相當的好感,認為“板面孔”訓話式筆調的這種毛病,在“做雜感欄的幾位先生”那里“好的多”。而正是這批寫雜感的知識分子如周作人、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參與了《語絲》的創辦,標舉“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只說自己的話,不說別人的話”。作者們心有所感便秉筆直書,古今并談,莊諧雜出,此種“放逸”的筆調深得林語堂的歡心。《現代評論》雖不乏小品高手,可是就其多數成員而言,則都擅長做政論文,而且他們對政治有較多的熱心,適宜于做官,言行舉止文雅,彬彬有禮,不失紳士風度,文章都似大學教授的演講,這顯然與林語堂生性不相近。后來林語堂曾從筆調上比較這兩家刊物的異同,指出:“《現代評論》與《語絲》文體之別,亦甚顯然易辨,雖然現代評論派看來比語絲派多正人君子,關心世道,而語絲派多說蒼蠅。然能‘說別人的話’已難得,而其陶冶性情處反深,兩派文不同,故行亦不同,明眼人自會辨別的。”接著他又說,《語絲》之文,人多以小品文稱之。可見在當時以《語絲》派為代表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在林語堂看來正是他所中意的小品文體。林語堂舍《現代評論》而投身《語絲》的緣故大致可見一斑了。
  林語堂加入《語絲》是由于“性之所近”,但他主要佩服的是周作人。這位以提倡“人的文學”而著名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藝評論家,從1921年起反思了先前的知識分子啟蒙立場,轉而提倡“野和尚登高座妄談般若,還不如在僧房里譯述幾章法句”,由此自覺在民間確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他連著發表《個性的文學》、《美文》,樹立起小品文寫作的大旗。林語堂雖未直接參加《新青年》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但他與周作人的心是相通的,從反思啟蒙立場到《語絲》文體建設再到小品文的提倡,他對周作人思想主張幾乎是亦步亦趨。就在周作人反思五四知識分子“高談闊論”的同時,他結合自己的經歷反思了留學生中五四知識分子的啟蒙流風。他自我反省說:當時留學生都患有一種“哈佛病”,以為“非哈佛畢業者不是人,非哈佛圖書館之書不是書”。一般說,此種病癥就讀哈佛四年而養成,離開哈佛四年才會消失,當然也有一輩子不治的。這是留學生剛回國時的通病。林語堂坦白承認曾患過此病。其表現在文章上就是所作之文“文調太高”,“言過其行,視文章如畫符”。其實“文調愈高,而文學離人生愈遠,理論愈闊,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他承認與《語絲》諸子相處若干年后,才悟出其中道理,漸漸擺脫“哈佛俗氣”。
  其中一例就是1925年末關于《語絲》文體的討論。這次討論是由林語堂的一番意見引起的。在某次座談會上林語堂主張《語絲》應擴大范圍,連政治社會種種大小問題一概都要評論,這就很有一點“哈佛”氣,或說是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精英氣。但在孫伏園把他的意見捅出去后,受到了周作人的批評。周作人的意見十分平淡,認為《語絲》沒有什么文體,只是“一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東西,不倫不類是《語絲》的總評”。這無疑向“視文章如畫符”的“闊理論”、“高文調”潑了點冷水。林語堂一下子被點悟過來,對此感觸頗深,認為周作人把《語絲》宗旨表白得“剴切詳盡”,不僅“使一班讀者借此可以明白《語絲》的性質,并且使《語絲》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語絲》之所以為貴”。自此之后,他的筆調理論更為激烈。他寫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直率地說《語絲》文體的二大條件,一是敢承認自己說的是“偏見”而不是所謂“公理”;二是敢于打破“學者尊嚴”,可以罵人。他引用周作人的話說,唯一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所謂“真誠”也就是“不說別人的話”,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講真話。為了不失真誠,寧可發表“私論”、“私見”,乃至“偏論”、“偏見”;同時,由于反對“板面孔”訓話式的筆調,主張打破“學者尊嚴”,而為了打破“學者尊嚴”,甚至要提倡“罵人”。這就成了林語堂的筆調改革的第一階段的理論。
  不過這里還有一個問題,既然林語堂承認他的筆調理論核心是反對文以載道的“板面孔”訓話式筆調,那么,他所鼓吹的“罵人”,又怎么能體現不是“板面孔”筆調呢?林語堂是有所防備的,他所謂的罵人,并不是那種自以為握著真理,或者代表著某種意識形態的訓話式罵人,而是一種率性的撒野,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敢怒敢罵的文人脾性,但光是這樣地認為還不夠味,還應有另一帖藥來限制,那就是費厄潑賴。這個名詞也是由周作人首先提倡的,林語堂加以發揮。周作人認為這樣具備了費厄潑賴的精神,便有了言論自由的資格。林語堂進而作解釋:“罵的人卻不可以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這種能罵人而不“板面孔”的雅量和戲謔,就是林語堂所鼓吹的小品文筆調。這里似乎已經隱藏了他的筆調理論在第二階段的某些特征,但在當時林語堂的文章里,罵人還是主旋律,不久他的“費厄潑賴”說受到魯迅的批評,他也十分費厄潑賴地接受,并在《討狗檄文》里號召北京知識界進行打狗運動。但平心而論,魯迅對“費厄潑賴”的批判是有針對性的,即“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后再與它講費厄不遲。”并沒有一概而論地否定費厄潑賴,更沒有把林語堂當作批判對象,而林語堂的費厄潑賴說也不是專對章士釗、陳西瀅之輩的,而是針對那些以放暗箭造謠言來背后整人的鬼祟陋習而提倡的。他說:“此種健全的作戰精神,是‘人’應有的與暗放冷箭的魑魅伎倆完全不同,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種天然現象,不可不積極提倡。”這是林語堂終生身體力行的一種人格和文格的追求。
      四
  1930年《語絲》終刊。這對林語堂來說,既是不幸又是大幸。《語絲》停刊之后,他那種筆調的文字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發表陣地,而那些“鳥瞰”、“展望”、“檢討”、“動向”之類的長篇闊論又不會寫,也討厭寫,豈不是不幸。所謂大幸,自1932年起,他終于脫穎而出,自己抗起“幽默”大旗,先后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從此,不僅用不著為尋找一個適合自己胃口的同人刊物去犯愁,而且還有了提倡和實踐小品文文體的陣地。他的筆調改革理論在實踐中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論語》等雜志以“幽默”文學相號召,其宗旨仍不離十年前《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中的主張,以“會心的微笑”來醫治那“板面孔”訓話式筆調的毛病,一時響應者甚多。但是客觀上的形勢有所改變,十年前是五四文學革命時代,新文化思潮如交響樂轟轟長鳴,啟蒙的黃鐘大呂淹沒了其他的不協調的音符,林語堂雖倡幽默和筆調改革,并沒有收到很大的效果。但到了三十年代初情況就不一樣了,一方面是國內外矛盾尖銳,政治斗爭激化;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文化理論與文藝政策旨在否定和消除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傳統和左翼文化思潮,而后兩者則是在反壓迫和反專制的斗爭中各自豐滿著自己的羽毛,文化界由多角紛爭進入相對多元發展的“無名”狀態,個人性的文學容易生長;另一方面是都市大眾消費文化迅速發展,刺激著新文學不得不改變原先的啟蒙姿態來考慮如何適應大眾文化口味的問題。而林語堂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幽默”,響應者趨之若鶩,一時趕時髦者瞎模仿者蜂起蟻涌,于是在偏重于批判現實一方的文學立場而言,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難免有“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之象。但就林語堂自己所寫的鼓吹文字來看,他所強調的幽默和小品文筆調,仍側重在一貫反對的“板面孔”式的訓話筆調,也就是重在提倡一種輕松、閑適、自由的議論散文的文體,于思想上的非斗爭性和非現實批判性倒還是其次的要求。如他所作的《今人八弊》:“方巾作祟,豬肉熏人”,“隨得隨失,狗逐尾巴”,“賣洋鐵罐,西崽口吻”,“文化膏藥,袍笏文章”,“寬己責人,言過其行”,“爛調連篇,辭浮于理”,“桃李門墻,丫頭醋勁”,“破落富戶,數偽家珍”,其中文體批評過其半。
  林語堂好辯。他所作的辯白文章中長文《論幽默》最具代表性。他重提“板面孔文學”,以及“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喪期之期限年月”,鑄成了廓廟文學的傳統,并且延續在白話文學中,某些新文學家担心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在他看來這種担心完全多余的:“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閑談一樣”,“大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既無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可見,林語堂播種幽默,其希望所得的主要還是在文體的改革上。所論的八弊中,有不少正是新文學運動初期“八不主義”中的內容。譬如他倡導過一種娓語式筆調,建議“使用此種筆調,去論談世間之一切,或抒發見解,切磋學問,或記述思感,描繪人情”,無所不可,這必能解放小品文筆調。所謂娓語,大約是指一種娓娓道來的談話式筆調,他曾回顧說,白話提倡時,林琴南斥為引車賣漿者流之語,文學革命家大斥其謬,而作出文來,卻仍然滿紙頭巾氣,學究氣,不敢將引車賣漿之口吻語法放進去。”可見其所追求的,依然是五四新文學未竟之業。
  在林語堂所倡的小品文筆調諸種別名中,“個人筆調”、“閑適筆調”使用頻率最高。雖然其它別名都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小品文筆調的特性,可是這兩種筆調卻最能傳達小品文筆調的精神。所謂“個人筆調”,林語堂又稱“言志”筆調。“載道”、“言志”對立說取自周作人,而林語堂卻把它解釋成兩種筆調的對立。他在《小品文之遺緒》里說:言志與載道,“此中關鍵,全在筆調”。“言志文系主觀的,個人的,所言系個人思想;載道文系客觀的,非個人的,所系‘天經地義’。故西人稱小品筆調為‘個人筆調’”。筆調當然是個人的,五四新文學的特征之一就是發現“個人”,散文不再為圣人立言,代天宣教了,應該充分表現作者的獨立思想,個人情趣愛好。小品文的產生和發展真是適逢其時,它的筆調講究個性色彩,可以幽默,可以感傷,可以豪放,可以奇峭,可以辛辣,可以溫潤,不拘形式,不再要求在“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上耗盡氣力,可以說是白話文體上的一大解放。所謂“閑適筆調”,又稱娓語體、閑談體,都是不拘形式的家常閑談式的意思。林語堂認為此種筆調發展已成世界的趨勢。自從18世紀末葉至19世紀初葉,浪漫主義勃興之后,古典的禮儀傳統崩潰,人們對于人類心理有了更多的關注,因此追求閑適不再被看作是不道德的行為。隨著休閑心理的發展,日常生活日趨休閑化。此種社會風氣影響到文學寫作,于是閑適格調便應運而生。作者撰文時如到友話舊,良朋交談,推心置腹,訴說衷腸,讀者讀來有一種親切、自由和平易的感覺。在此潮流下,假若作者仍擺八字腳,“板面孔”,用滿篇訓話式的口吻,讀者勢必只能“似太守冠帽膜拜恭讀上諭一般樣式”聆聽教訓,未免與現代潮流格格不入。
  為了使他的小品文筆調被人接受,林語堂又認上了一個中國祖宗。林語堂本來是從西洋文學那兒學來的筆調理論,他在二十年代寫的文章里,不提小品文則已,若提則言必稱“西文佳處”,不是英國現代散文始祖喬叟,就是小品文鼻祖愛迪生。可是在三十年代辦《論語》等刊物后,他承認筆調改革除了需要西洋祖宗之外,有再認一個中國祖宗之必要。其實這也是來自周作人的影響,周作人早在《〈燕知草〉跋》、《致俞平伯》等文中,把現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以為現代散文雖然“與宋明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點不同,但風格實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點西洋影響”。周作人的創作實績擺在那兒,周作人散文不僅接受了西洋散文筆調的影響,更是得力于明代小品文。林語堂是一向佩服周作人的,甚至認為魯迅說點笑話不算稀奇,只有堂堂北大教授周作人也來說笑話,才算是幽默。所以他也開始承認,中國最發達最有成績的筆記小品之類,在性質和趣味上與英國小品文氣脈很有相通的地方,而且覺得提倡小品文筆調時,不應專談西洋小品文,也須尋出中國的祖宗來。于是,蘇東坡、袁中郎、徐文長、李笠翁、袁子才、金圣嘆、鄭板橋、章學誠等人的一些反對儒學教條,主張性靈自由的散文,都被尊為中國現代小品文的先驅了。
  當然,林語堂雖把現代小品文的源頭上溯到古代,但沒有把兩者混為一談。在林語堂看來,古代小品與西洋小品文固然時代不同,畢竟血脈相通。消閑、清淡小品原本為中國小品正宗,未嘗不可追隨時代而進步;但古代小品取材范圍狹窄,今天需要擴充,“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取材,關鍵之點在于擺脫“板面孔”訓話式的筆調,充分“擴充此娓語筆調之用途,使談情說理敘事紀實皆足以當之”。其實,再往深一層說,林語堂關于小品文筆調的兩個祖宗之說,可分作“正宗”、“偏宗”之說。林語堂說過,他理想的文學乃英國的文學,所以凡有較為系統的論述,大致不離西洋文學,所舉小品文模范也是如此,他對于西洋雜志文更是推崇備致。這才是他的小品文筆調的正宗。至于中國古代小品文,其較為系統的見解不出周作人范圍,其它大多只言片語,提到的作家作品以引作例證為限。但周作人談明代小品,自有其生活理想和處世態度的寄托,而林語堂更多的是看中了那些瀟灑古人的優雅的文筆而已,所以只能算作偏宗。林語堂說過“在提倡小品文筆調時,不應專談西洋散文,也須尋出中國祖宗來,此文體才會生根”。這可以作為“正宗”“偏宗”之說佐證吧。
      五
  如果說,林語堂的小品文筆調理論在《新青年》時期萌芽,《語絲》時期成長,那么,《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時期則進入成熟期,其主張的闡述更加周到,根據這筆調理論而實踐的小品文文體更加圓熟,為五四以來追求個性發展的散文創作提供了新品種。
  林語堂提倡的反對“板面孔”式的訓話式筆調,推崇個人性、娓語性的小品文筆調,其旨雖不僅僅為一種小品文的文體創造而是為了改革五四來整個新文學的敘事傳統,但最后成就的卻只是小品文創作。林語堂堅信這種筆調改革是五四新文學終將完成的任務,因為白話代替文言以后,個人聲調代替傳達圣旨,必然會演進出小品文筆調一派的誕生和繁榮。所以,他堅信“談話(娓語)筆調可以發展而未發展之前途甚為遠大,并且衷心相信,將來有一天中國文體必比今日通行文較近談話意味,以此筆調可以寫傳記,述軼事,撰社論,作自傳,此則專在當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努力”。或許當時人囿于時事,浮躁于事功,未必都能看清這一點。但當我們把眼光移向六十年后的今天,對林語堂的預言就不難理解了。
  六十多年來新文學歷史上對林語堂毀譽不定,但批評者更多的是出于對新文學于社會現實功利效益的考慮,而非對小品文文體本身的批評;再者,林語堂在三十年代提倡閑適筆調、個人筆調時,有意無意地迎合了當時的都市大眾文化消費的趣味,回避了他在二十年代提倡《語絲》文體、筆調理論時所包括的現實批判因素,這給當時知識分子既要抗衡來自國民黨官方的文化專制政策又要經受大眾消費文化在世俗層面上的腐蝕,多少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即使在今天,這種影響也并非完全可以漠視。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17 ̄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沈永寶19981998中國舊文學在“禮教蟬化”之下生成了“板面孔文學”。它們以莊重、嚴正的筆調喋喋不休地敘述著仁義道德或“天經天義”的道理,令人有寒氣逼人之感。林語堂指出了這一點,并試圖通過提倡小品文筆調來進一步推進文學改革,主張以一種輕松閑散,清新自然的文體來立言立志,在以抒情為主的現代白話散文之外,另創以說理議論為主卻不威嚴,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現代散文。他還提出要把這種文體推廣到更廣大的范圍去使用,除了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學考據論文之外,無不可夾入個人筆調。惟此,新文學才能徹底擺脫“板面孔”訓話式的弊病。盡管林語堂小品文理論不無偏頗之處,然就其筆調改革主張而言,無疑是繼白話替代文言之后對散文發展產生過具有深遠影響的理論主張。本文作者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教務處副處長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117 ̄1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沈永寶19981998中國舊文學在“禮教蟬化”之下生成了“板面孔文學”。它們以莊重、嚴正的筆調喋喋不休地敘述著仁義道德或“天經天義”的道理,令人有寒氣逼人之感。林語堂指出了這一點,并試圖通過提倡小品文筆調來進一步推進文學改革,主張以一種輕松閑散,清新自然的文體來立言立志,在以抒情為主的現代白話散文之外,另創以說理議論為主卻不威嚴,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現代散文。他還提出要把這種文體推廣到更廣大的范圍去使用,除了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學考據論文之外,無不可夾入個人筆調。惟此,新文學才能徹底擺脫“板面孔”訓話式的弊病。盡管林語堂小品文理論不無偏頗之處,然就其筆調改革主張而言,無疑是繼白話替代文言之后對散文發展產生過具有深遠影響的理論主張。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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