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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生態文學的價值系統
論生態文學的價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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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文學產生于人們對大自然的熱愛,產生于人們在生態危機面前的焦慮和建設性熱望。生態文學的價值系統產生于人們在嚴峻的生存境遇當中生態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和生態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1)。為的是促進全社會、全人類良性生態認知系統的建立,為的是讓地球生命相對進入合乎生態規律的、可持續的、良性的生態存在。本文擬就生態文學的倫理觀、發展觀、人生觀及靈魂關照進行探究和梳理。
  一、生態文學的倫理觀
  在傳統倫理看來,人與自然是相對的兩個范疇,文藝復興時代高舉人的欲望;啟蒙時代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在進化論觀念中,人是由低級動物進化而來的高等動物;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競爭理論中弱肉強食的嗜血掠奪是合理的;機械唯物論則強調“人與自然的本質區別,人獨立于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商人和技術官僚手里“所有的自然創造物都被變成資產:水里的魚,天上的鳥,地上的物產”。這些傳統觀念對不同社會階段和地域曾經和還將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在這樣的觀念中,在永遠高等和永遠正確的形象里面,人儼然成了君臨大地的主宰者,人可以戰天斗地為所欲為,自然界就成了人類心安理得的奴役對象。馬克思說,“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日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2)”
  面對生態危機,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在檢點和省察人類自身,在警覺人類行為,在尋求更合理和更持久的生態生存路徑。這些省察和尋找也就促生了生態語境中的“新倫理”或“修正倫理”(3)。生態文學對生態倫理的表達是多樣的、開放的和包容性的,思考也是謹慎的。在生態倫理的視野中,我們至少可以看見以下倫理模式。一是倫理的自我主義(ethicalegoism)。該倫理認為,人們行為的對錯,行為的價值意義,取決于該行為是否對行為者有利,也就是說,道德和倫理標準是行為者的自我利益。該倫理往往是這些人求得經濟利益的自我道德觀。該主張基本上不符合生態倫理原則(4)。二是人文主義(humanisim)或人格主義倫理(personalism)。該倫理觀關注所有人的人格,關注人的尊嚴,關注人類自身類別之中的公平與合理,關注的核心是人類利益和人類形象,只考慮“人類”的“好處”。該倫理主張實際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自我主義”(humanchauvinism)。三是“生物感覺主義”的倫理觀。此倫理觀認為,人類道德關心的范圍應該延伸到人類或人格之外,應該從保護環境的角度出發,考慮動物的痛苦和挫折感。但這種倫理觀仍然較少考慮動植物本來的、自然的、天賦的尊嚴和心理意識。四是“生命主義”倫理。此倫理觀認為,人們應該停止對包括動植物在內的一切生命的傷害,應該體恤所有生命的生存意志,應該關心所有生命的神圣尊嚴。這種觀念顯然更切近合理。五是“完整性”倫理(Holistic Ethics)。此倫理觀認為,“萬物”都有道德意識,萬物都應該成為道德關注的對象,萬物都應該在完整統一的一個倫理系統中被指稱、被對待。該倫理強調“自然的平衡”(the balance of nature)和“極度強化生態系統”(maximizing the ecosystem),強調保護生態系統的高度自覺性和責任意識,該主張要保持的是生態系統本來的完整、穩定和美麗(5)。六是“人類和地的未來”的倫理。此倫理側重于對大地倫理的關注,強調關心萬物和大地的未來,關心人類的后代,把大地和現在當做將來和后代的原因、基礎和前提,前者喪失,后者必定沒有指望。七是“自然律的倫理”。該倫理強調“跟隨自然”,“順其自然”,主要是提醒人們放棄自以為是的相對的、暫時的、有限的理性,提醒人們感知和接受自然的奧妙和規律。八是“有神論倫理”。該倫理認為,世界必然有它的創造者、保護者和救贖者,只有尊重創造主的愛的法則,只有順從創造者給與世界的和諧規律,人類和萬物才有幸福,生態才會呈現在良性循環的恒久系統中。
  就近多年生態文學闡發的倫理觀來看,人們較多強調的生態倫理的主要方面是,(一)不僅要對人,而且要對一切生命都存敬畏的心。(二)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所謂高級、低級、有害、有益的觀念實際上都是以人的需要和嗜好為判斷準則的。(三)生態的倫理實際上是一種大地倫理。就是要關照地球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而不僅僅考慮人類這一單一物種的需求。
  二、生態文學的社會發展觀
  生態文學的社會發展觀是正常的、良性的和可持續發展的,是遵循生態規律的,是以自然生態的存在為前提的。“發展”觀念似乎總是與經濟相關,總是被利益算計轄制,“‘發展’的觀念一經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計算,度量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歡樂或愛情。它唯一的滿足尺度是增長”。“‘發展’忽視不可計算、不可變賣的人類精神財富,諸如捐獻、高尚、信譽和良心。‘發展’所經之處掃蕩了文化寶藏與古代傳統和文明的知識”(6)。挪威總理布論特蘭(Bruntland)在上世紀80年代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人們似乎終于發現,16世紀以來的工業模式經濟是威脅和毀滅大自然的,是不能保證持續發展的。生態文學抵制對大自然進行肆意掠奪、傾軋、侵害和毀滅的敗家子式的發展。這種價值觀也構成生態文學自覺肩負的社會責任。在面對現實生活中政治、經濟、習俗、傳統等一系列追求效益、追求速度、追求眼前利益的負面壓力時,生態文學揭示發展景象下面潛藏著的生態危機,而這個危機就是不顧生態規律的片面發展導致的。生態文學批判家唐納·奧斯特提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本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度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晰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7)。”法國生態文學批評家塞爾日·莫斯科維奇認為,控制工業技術時代的人物大多是“有技術無視野”的人,正是韋伯所說的“沒有心肝的操作者”,這些冷酷的、盲目的掠奪者在激情昂揚地把我們的社會引向“奮發圖強”的“死亡文化”(8)。愛德華·艾比把為發展而發展的國家民族看為“癌細胞意識形態”的國家民族,他說一定要想方設法阻止或減緩技術統治的強化,阻止或減緩為發展而發展,阻止或減緩癌細胞意識形態的擴散。”(9)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對增長的地球承担閾值提出了警示,米都斯的《增長的極限》提醒人們說,經濟增長的基礎是大地供應,礦產、森林、草原、土地、河流、湖泊等資源都是有限的,經濟增長的要求和壓力如果超過地球資源實際能夠提供的,那么,這種增長本身就會潛藏危機。
  多數情況下,無限增長的結果是財富的大量堆積、濫用和浪費,這并不是真實人生所需要的。“確實存在著增長的危機。社會不能再繼續現在這樣的浪費,再如此系統地破壞生物圈,增加污染和濫用有限的資源。(10)”人們過多地把解決人類諸多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長上,實際上,生態文學一直在提醒人們:人類社會的苦難往往并不是由于財富不足而是由于財富分配不均,經濟發展之后的窮人并不比經濟發展之前的窮人少,經濟增長為當代人類創造的幸福與經濟增長給人類后代制造的災難相比人類實際上需要一個長遠和整體的考慮。如果以自然生態為代價,那么,經濟增長與人類自由、幸福、快樂、健康之間的關系就不一定成正比。肯定增長是應該的,思考增長的負面效應是必要的,而謹慎沉思不發展、不增長的正面意義和價值更是可貴的。在美國那樣發達的現代化社會里,依然有阿米西人(Amish)那樣拒絕現代化而堅持淳樸傳統的民族。在阿米西人(Amish)看來,最重要的是按照生命身體實際的需要去生活。阿米西人(Amish)拒絕使用汽車,拒絕修建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拒絕色情暴力瘋狂的娛樂活動,甚至拒絕技術化的現代教育方式。他們安靜地享受美好原初的大自然,食用純天然食物,過簡樸的、本色的、傳統的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在他們看來,只有拒絕片面的經濟增長,只有拒絕毀壞自然生態,只有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人們才能過上真正幸福的生活。(11)這樣的生態觀念和生活方式實際上給現代人類提供了重要啟示。
  三、生態文學的人生觀
  發展不是目的,追求人生的真實幸福才是目的。生態文學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生觀是簡潔、樸素、自然與合乎常規。在生態文學看來,人生幸福的物質標準是身體生命的實際需要量而不是欲望膨脹的貪婪堆積的量。甘地說,“富人儲存了太多的無用的東西,對占有的東西漫不經心,隨意浪費,同時,數百萬人卻因饑餓瀕臨死亡。如果每個人只保留他需要的東西,世界上將沒有人匱乏,所有的人將不愁吃穿。”甘地說,“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不在于財產數量的增多,而在于有意而自愿地減少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增進幸福的滿足。”(12)李奧波德的《沙郡年鑒》、梭羅的《瓦爾登湖》、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等幾乎所有的生態文學作品都在表達一個真理:生命本來是簡樸的,一切生命最本質的規律是自然的規律,而自然的規律是極其平常的,自然規律里顯示的燦爛、快樂、幸福和偉大本身不需要過分雕琢,不需要奢華,不需要浪費,不需要堆積財富,不需要講求速度,而是平淡、簡樸、本真。就像日常食用的西紅柿,最有益于人生健康的、最香甜可口的西紅柿就是在自然土壤中生長,在自然的陽光、雨露、空氣里,在四季輪回的自然規律里自然長成的西紅柿,而不是人造的化肥農藥催長劑色素中長成的西紅柿。同一道理,真正幸福健康的人是食用自然西紅柿的人而不是食用化學西紅柿的人。生態文學認為,如果把握不好生命和自然的本來樣子和實際需要,如果脫離生命本來的規律,如果超過自然的規律而一味地追逐財富、效益、速度,追逐奢侈豪華和現代化,那么,最終的結果是財富和現代化都可能求得,但人生本來的幸福、快樂和意義卻得不到,人們最終得到的可能是空虛、干癟和絕望。《瓦爾登湖》有一組梭羅本人在瓦爾登湖生活的有關日常生活資料需求的數據,數據說,一個健康人需要修建溫暖舒適的房子所需要的釘子、木料、石料等是不多的,人根本不需要在修建房子上花費太多的地球資源。一個人一年需要種植土豆、大豆等糧食蔬菜只需少的成本而可以得到足夠的生活資源,而湖中的魚、林中的果子等都是大自然白白賜予人的。這樣看來,如果一個人要過一種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實際需要的物質資源并不多。就是說,一個健康正常的人實際上根本不需要過分掠奪和過分積攢財富。多余的財富與人生的真實幸福沒有關系。
  正如喬那森·萊恩指出的那樣:“我們的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生存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便無法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因此,我們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決定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生存于自然環境里的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并將這種分析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13)生態文學視域中,人類和自然環境是不多不少的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環境中生存的所有生命實際上都不需要大量掠奪和占有,需要的是和諧。和諧就是不過分,就是在一個合適的量和度里,就是恰當。這種生態意識實際上應該是人類的基本感覺和起碼常識,“生態意識是以人類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為基礎的特定價值取向。它反映了人與自然的新關系——人與自然的和諧的觀點、理論和感情的總和”。生態文學都在呼吁和向往“詩意的棲居”。這個“詩意的棲居”至少有三層與自然本色相關的意思:(一)是原始土壤的,莊稼地和草木的,而非取巧的、技術和鋼筋水泥的;(二)原本家園的、安然的,而非異化的、漂泊的和空虛的;(三)平安的、幸福的,而非掠奪的、暴力的。(14)很明顯,人們所說的“詩意的棲居”就是指在那個有無數生命體和無限生機的原原本本的大自然中的棲居。
  四、生態文學的靈魂關照
  從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國生態文學的淵源和發展來看,生態文學是人們終極價值關懷的直接產物。在最早的猶太法典和信仰寶藏中,關懷大自然當中的所有生命,體恤萬物,關愛大地是上帝給人們的一個命令,是要人們謹慎遵守的律例。舊約摩西五經說:“六年要耕種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園,也不可摘取葡萄。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給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當食物。這年的出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獸當食物。”(15)可以看出,在上帝和人類的約定中,上帝答應給人類提供土地、河流、陽光、食品等一切人類所需要的,但上帝也要求人類答應遵循上帝給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規律和基本法則,要人類體恤和善待大地,愛護草木和動物,尊重一切生命存在的權利。這種思想是人類必須敬畏生命的生態理論基礎。在人類必須敬畏生命的思想前提下,人們追述美國生態文學的淵源時發現,美國生態文學源于第一批移民美洲的清教徒,“他們感到那是上帝賜予的一個新的伊甸園”。(16)因而,在美國生態文學家看來,生態是“神圣的風景”,是“精神的殿堂”(17)。在俄羅斯許多生態文學家看來,他們面對大自然時,他們實際上在面對一個神圣的存在,如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大自然的日歷》、《鳥兒不驚的地方》等偉大作品“是大自然的彌撒”(18)。普里什文“不僅是牧人之神,同時還是獵人、漁夫和養蜂人的保護神”,“這是一個大自然的化身,同時也是人、神和自然和諧統一的象征。俄羅斯作家普里什文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中遠足大地,出入森林,親近自然,長歌曼語,的確就是20世紀俄國文學中一位‘偉大的牧神’”(19)。而俄羅斯“大自然的歌手”葉賽寧則把大自然看為“我的天堂”(20)。一般而言,一個靈魂干癟的人就不會對大自然有全身心的愛,一個靈魂干癟的民族就不會敬畏大自然,不會在行動中貫徹對大自然的體恤和關懷。生態文學非常關注人的靈魂的正面造就,關注人向善的心,關注人端正謹慎的終極信念。
  注釋:
  (1)王諾著:《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西方生態思潮的核心問題》,《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2頁。
  (3)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文學——天地人合一:地》,臺北光啟出版社,第355~369頁。
  (4)參照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文學——天地人合一:地》,臺北光啟出版社,第356頁。
  (5)宋麗麗、王寧著:《生態批評:向自然延伸的文學批評視野》,轉引自文化研究網站http://www. culstudies.com
  (6)埃德加·莫蘭著:《超越全球化與發展:社會世界還是帝國世界?》,樂黛云、李比雄主編:《跨文化對話》,第13輯,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7)唐納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侯文蕙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9頁。
  (8)塞爾日·莫斯科維奇著作,莊晨燕、邱寅晨譯,于碩校:《還自然之魅——對生態運動的思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6~7頁。
  (9)王諾著:《唯發展主義批判》,見《讀書》2005年第7期。
  (10)塞爾日·莫斯科維奇著作,莊晨燕、邱寅晨譯,于碩校:《還自然之魅——對生態運動的思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32~38頁。
  (11)余杰:《光與影——余杰三部曲之二》,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7~92頁。
  (12)甘地著,吳蓓譯:《圣雄修身錄——甘地論道德、修養以及健康》,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頁。
  (13)法·莫爾特著:《被捕殺的困鯨》,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楊素梅、閆吉青著:《俄羅斯生態文學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頁。
  (14)海德格爾著:《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67頁,第228頁,第331頁。
  (1 5)《新舊約全書》,利未記第25章,第2~7節,中國基督教協會,1989年版。
  (16)(17)程虹著:《尋找荒野》,三聯書店2001年,第7頁,第31頁,第61頁。
  (18)(20)楊素梅、閆吉青著:《俄羅斯生態文學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第142~146頁。
  (19)劉文飛:《普里什文:偉大的牧神》,普里什文著,吳嘉佑譯:《鳥兒不驚的地方·總序》,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137~140J1文藝理論王為群/劉青漢20072007
王為群 蘭州交通大學中文系 劉青漢 蘭州交通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爭鳴:理論綜合版長春137~140J1文藝理論王為群/劉青漢20072007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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