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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布哈林對列寧“政治遺囑”的闡釋
評布哈林對列寧“政治遺囑”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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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A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444(2003)03-0003-05
  列寧的政治遺囑,即列寧逝世前夕留下的一組文章,思想內容極為豐富,極具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可是幾十年以來,學術界和理論界對它的認識和理解歧義頗多。作為 俄共(布)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家的尼·伊·布哈林,1929年在有關文章中深刻地闡 釋了列寧政治遺囑的思想。當前研究布哈林的有關文章,了解他對列寧政治遺囑的闡釋 ,既有利于正確地認識列寧的思想遺產,也有利于發現和了解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家 布哈林的科學的、積極的思想觀點。
  布哈林提出,構成列寧政治遺囑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相互聯系,形成了一個大的思想整體或思想體系。列寧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章,包括《日記摘錄》、《論我國革命》、《論合作社》、《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這些文章題目各不相同,內容上也各有側重。不作深入的研究,未深刻地掌握它們的思想,難以看出它們之間內容上的有機聯系。1929年1月,布哈林在紀念列寧逝世5周年會議上的報告《列寧的政治遺囑》中說:列寧的這些文章被許多人研究過,其中的有些論斷被頻繁地引用過,“可是直到現在還有一個空白點,在這個隆重的晚會上,我想來填補它。這個空白點在于,據我所知,至今還沒有人試圖分析這幾篇文章的相互聯系,把它們理解為構成我們整個共產主義工作的巨大遠景計劃的一小部分。”[1]在這里,他提出了列寧這些文章內容上相互聯系的問題。在他看來,如果說列寧的這些文章構成了共產主義工作的巨大遠景計劃的話,那么各篇文章就是這個巨大遠景計劃的一小部分,或者說有機組成部分。布哈林還提出,列寧在這些文章里,提出了關于俄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觀點,描繪了俄國發展的總路線,分析了國際形勢的特點,論述了俄國的經濟建設問題、文化革命問題、階級關系問題、國家機關問題、組織群眾問題、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問題等等,“實際上,舉不出我們政策中任何一個稍微重大的問題,列寧同志最后指示中所闡述的這個總計劃沒有對它進行過分析。”[2]“他的分析不是對一個小小的局的表現力在這幅畫面上描繪了歷史過程的一個穩重的步伐。”[3]這進一步指明,不能孤立地看到列寧各篇文章的內容,不能簡單地把它看成為對各個“小小的局部”的分析,而要把它看成為“一幅寬闊的畫面”,即一個有機聯系的大思想體系。列寧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說,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把我們的工作、政策、策略、戰略等等的總計劃同改組后的工農檢查院的任務聯系起來的。布哈林援引了列寧的這個論斷后指出,列寧本人是把他的幾篇文章看成為一個完整計劃和大思想體系的。
  布哈林提出,列寧的《論我國革命》最具獨創性和最大膽,指明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特殊道路。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孟什維克以及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就提出,俄國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條件,不能夠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922年,孟什維克著作家蘇漢諾夫在國外出版《革命札記》,再次提出俄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尚未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現實的基礎。針對此,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中提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上的特殊性,即只有生產力和經濟發展達到必要的水平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般規律,不排斥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列寧說,俄國革命的特殊性,一是在于這場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相聯系,世界大戰激化了國內的矛盾;二是在于國內形成了工人革命同農民戰爭相結合的態勢,攻擊力異常強大(馬克思早在1856年就已提出,如果有某種農民戰爭支持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的革命問題就能解決);三是俄國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夠高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上述形勢先奪取政權,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權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經濟,創造條件,走向社會主義勝利。顯然,相對于只有生產力和經濟發展達到必要的水平才能進行革命的觀點而言,上述列寧的觀點具有獨創性和大膽思維的特點。布哈林充分地肯定這一點。他說:“《論我國革命》這篇‘札記’,就其思想來說,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最有獨創性和最大膽的著作之一。”[4]他還說,列寧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根本的重大的問題,“這就是,從世界歷史來看,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應當是發達的國家,具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非常發達、十分‘充分的’……經濟基礎的國家,但是也可能有一些由國內外形勢的特點所決定的特殊例外。”[5]在這里,他正確地表述了列寧有關的思想。針對列寧關于俄國無產階級先奪取政權、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權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經濟、從而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觀點,布哈林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所以需要這些非常大膽的論斷,是為了從這里拉一條線通到未來。”[6]在他看來,“一條線”就是工農力量的特殊結合,“未來”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了工農力量的特殊結合這條線,就能奪取政權,展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孟什維克提出俄國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沒有達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用意之一在于說明俄國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可見,布哈林通過對上述列寧思想的分析,從而揭示了列寧關于俄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
  布哈林提出,列寧關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轉到文化建設上的論點,是黨確定重要的策略路線的理論基礎。列寧逝世時,蘇俄正處于新經濟政策時期。這一時期蘇俄形勢的特點是,國內外反動勢力掀起的國內戰爭已經結束,蘇維埃政權得到鞏固,黨和國家的任務是全力恢復國民經濟,開展文化建設,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列寧逝世前夕鑒于這樣的形勢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7]布哈林高度地評價列寧的這一論斷,認為它提出了一個“非常大膽、鮮明、清楚而且特別有力的論點”[8]。他還說,列寧所謂把工作重心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不是否認蘇俄存在著階級斗爭,不是拒絕進行階級斗爭,因為文化組織工作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它意味著在文化領域里無產階級思想同剝削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那末,列寧這一論斷的深刻含義究竟何在?布哈林說,它意味著無產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組織者,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會擴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差別,國內不再搞新的政治革命。這就是他所說的:列寧的這一論斷意味著:“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人民,它保證整個社會的發展,它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偉大的集體組織者,發展的方向不是按照擴大兩個基本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差別的路線進行,決不再搞‘第三次革命’,等等。”[9]顯然,關于蘇維埃國家不會擴大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之間的差別,以及不再搞新的政治革命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由此,布哈林說:“這應當是確定我們重要的策略路線時的理論基礎。”[10]
  布哈林提出,列寧關于國際形勢所作的分析,被以后世界歷史的全部進程證明是正確的。列寧在政治遺囑中指明,當時的國際形勢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發生了分裂,一次世界大戰的各戰勝國都在啄食德國,壓迫德國(布哈林認識到1929年這一特點已不復存在);二是戰勝國如法國、英國、美國、日本等等利用勝利所帶來的財富,向本國被壓迫者作一些讓步,緩和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推遲了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造成了某種“社會和平”的局面;三是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等的革命運動正在成熟,已經卷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四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和東方日益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正在發展;五是西方帝國主義同東方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矛盾和沖突正在發展;六是帝國主義同蘇維埃國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布哈林敘述了列寧在政治遺囑中關于國際形勢的觀點,并且指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位國際的革命家,頭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當然了解,那些最大的困難、最陰險的威脅和危險都與我們的國際形勢有關。”[11]“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自己的政治遺囑里關于我們的國際形勢……所做的分析,除了少數例外情形,都被以后世界事件的全部進程證明是正確的。”[12]上述列寧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包含著關于西方資本主義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的思想。而這個問題,俄共(布)其他的領導人和思想家幾年以后才意識到。布哈林說:“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我們沒有提出關于資本主義穩定的問題——沒有對這種穩定作過說明。其實,當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基本上作了我們只是在以后幾年中費了很大力氣才得出的那種分析。”[13]由于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肯定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和趨勢往往被指責為機會主義,所以布哈林說列寧在提出上述思想時敢于正視現實,不怕被懷疑有機會主義罪過。上述列寧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包含著東方將發生大規模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思想。布哈林說,列寧從東方尋求大規模的人民革命運動,看到東方有革命形勢和直接爆發革命的可能,東方各國的歷史完全證明他的預測是正確的。
  布哈林提出,列寧從當時國際形勢出發提出的俄國的策略思想,如同一個由許多具體的指示構成的極其豐富的鏈條。如上所述,列寧認為,當時國際形勢的特點是西方資本主義進入穩定發展的時期,但帝國主義同蘇維埃國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從這樣的形勢出發,他提出,蘇維埃國家能不能避免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在未來發生沖突呢?如果未來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蘇維埃國家怎樣才能夠在軍事沖突中立于不敗之地呢?他回答說:“我們必須堅持這樣的策略,或者說,為了自救必須采取下面的政策。我們應當努力建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里工人能夠保持他們對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他們的信任,并通過大力節約把自己社會關系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痕跡鏟除干凈。”[14]這個策略的特點是“自救”。乍一看來,列寧的這一策略思想,內容不夠豐富,缺乏革命的、政治的高度。可是實際上,它的內容既豐富又有政治高度。如它強調工人對農民的領導和農民對工人的信任,實質上是強調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采取正確的政策,滿足農民的利益要求,調動農民的革命積極性,處理好同農民的關系,使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得以鞏固。它強調大力節約和鏟除浪費現象,是主張把國家的財力用于發展大機器工業和電氣化,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改變國家經濟落后的面貌。蘇維埃國家真正做到了這些,將有可能在未來同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沖突中立于不敗之地。布哈林正是這樣理解列寧這一策略思想的。他說:“初看起來,在西歐資本主義列強進攻時為了‘自救’,這似乎有點兒不夠。可是列寧同志接著從這些似乎是‘貧乏’的指示當中全面地展示了一個由越來越具體的指示構成的極其豐富的鏈條,在這個鏈條中一環扣著一環,于是革命斗爭和建設的整個復雜的和活生生的實際情景就呈現出來了。”[15]他還說,列寧強調工人對農民的領導、農民對工人的信任,以及大力節約,似乎過于簡單,但這是一種“天才的簡單”,因為它深刻地洞察事物的本質和深入了解事物的結果;“在藝術創作方面,列甫·托爾斯泰有這種天才的簡單。在政治方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這種天才的簡單。”[16]在布哈林看來,列寧所強調的工人對農民的領導和農民對工人的信任,實際上是俄國革命堅持下去和繼續發展的決定性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沒有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可見列寧的策略思想決非一般的簡單。
  布哈林提出,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論合作社》等文中科學地提出了工業化計劃和合作化計劃。在此文中,列寧在論及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和大力節約時說:“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我們就有可能在我國靠大力節約把任何一點積蓄都保存起來,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發展泥炭水力開采業,完成沃爾霍夫水電站工程,如此等等。我們的希望就在這里,而且僅僅在這里。”[17]在這里,列寧提出了蘇俄工業化的計劃,科學地指明了蘇俄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就此,布哈林評論說,在蘇俄進行工業化建設,資金來源可以有各種各樣,如花掉國家的后備基金,冒通貨膨脹和商品缺乏的危險而發展紙幣,加重農民的賦稅等等。“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工業化的健全的基礎。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不鞏固的;所有這一切可能有與農民發生決裂的危險。”“列寧同志指出了另一些來源。這些來源首先是盡量縮減一切非生產性的開支(這些開支在我們這里是非常大的)以及提高質量的指標,首先是提高國民勞動生產率。”[18]在布哈林看來,列寧的主張是不發行紙幣,不花光儲備,不加重農民的賦稅,而通過提高全民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同一切非生產性開支作斗爭,實現資金的積累,進行工業化建設。這樣的工業化計劃,其科學之處在于它不損害農民的利益,會得到農民的支持和擁護。這就是布哈林所說的:“它的英明在于:這是一條唯一可行的路線,根據這條路線,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積累等事業就會在經濟方面和社會階級方面擁有真正的堅固的、健全的基礎。”[19]隨著蘇維埃國家工業化的進展,社會主義工業經濟同小農經濟如何結合的問題,將提到黨和國家面前。列寧提出了合作化的計劃,主張以合作社的流轉實現社會主義工業經濟同小農經濟的結合。列寧所說的合作社,不是生產合作社,而是消費合作社。在這種合作社制度下,社員仍是個體生產者,仍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生產的成果仍歸個人所有,但可以通過合作社實現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和工農業之間的商品交換。對此,布哈林指出:“列寧在具體說明應當在什么樣的組織基礎上使日益增長的工業和小的以及最小的農民經濟結合起來時,闡述了自己的‘合作制計劃’,即通過‘合作社的流轉’實行結合的計劃。”[20]在此基礎上,布哈林闡述了列寧關于合作社問題的幾個重要思想:一是關于合作社是吸引農民的最簡便易行方式的思想。農民是小私有者,不可能像工人階級那樣熱心于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通過穩妥的方式逐步地吸引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合作社簡便易行,容易為農民所接受。二是關于在農民中間開展文化革命的思想。只有在農民中間開展文化革命,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水平,擴展他們的見識,使他們人人懂得合作社的好處,他們才會積極參加合作社。三是把國家的利益同農民的私人利益結合起來。上述合作社是以私有制和私人生產為基礎的消費合作社,它滿足了農民商品交換的要求,實現了農民的個人利益,并且它使蘇維埃國家獲得了必需的農業產品,所以說它把農民的個人利益同蘇維埃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了。
  布哈林提出,列寧在《日記摘錄》等文中就開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實的、廣泛的計劃。當時蘇俄的文化教育工作十分落后,群眾中文盲者甚多,嚴重地影響了經濟工作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據此,列寧提出了開展文化革命的口號。布哈林評論說:“這里列寧在提出文化革命口號的時候,決不局限這個干巴巴的口號。……他說明了:應該做什么,應該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什么東西上面,這里的‘環節’在什么地方。”[21]他注意到,列寧就進行文化革命指明了許多重要的措施:一是提高國民教師的地位和發揮他們的作用。當時,這方面的工作遠沒有做好。列寧說,蘇維埃國家沒有做主要的事,即沒有關心把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而不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任何文化工作。布哈林評論說:“我們沒有做‘主要的事情’,因為我們沒有把人民教師提高到應有的地位。這是一個指示。”[22]二是安排國家預算時要首先滿足初級國民教育事業的需要。當時政府機構龐大,加上官僚主義現象嚴重,財政支出很少顧及初級國民教育事業。列寧說,使國家預算首先滿足初級國民教育的需要,這個工作我們還做得太少,做得遠遠不夠,國家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編制過大,國家出版總局的編制大得不像話,這說明我們首先關心的是出版機構,而不是讀書的人。布哈林評論說:列寧“在研究了我們國家預算的情況以后說,如果你們想要進行文化革命,那么我給你們的指示是,必須朝著有利于初級國民教育的方向重新安排我們的整個國家預算。”[23]三是城市工人團體下農村支持農村開展文化工作。城市開展文化工作的條件比農村好,工人的整體文化水平比農民的高。所以列寧說,必須在工人中組建一些以經常幫助農村開展文化工作為宗旨的團體,包括黨的、工會的和其他方面的團體,有組織、有步驟地安排它們下農 村,幫助農村開展文化工作,還可以讓城市的一些黨支部同農村的某些黨支部建立固定 聯系,由城市黨支部有計劃地支持農村黨支部開展文化工作。對此,布哈林評論說:“ 根據文化革命的任務,他提出建立群眾性工人組織深入到農村去的思想,提出建立輔導 團體的問題,指出先進工人應當把共產主義帶到農村去(指向農民宣傳共產主義思想— —本文作者注)。”[24]同時布哈林指出,由于農村的物質條件差,不能夠馬上推行社 會主義經濟措施,所以列寧說馬上在農村推行社會主義經濟措施是極其有害的。由于布 哈林認識到列寧指明了開展文化革命的許多措施,所以他說:“列寧不僅僅是宣布了文 化革命的口號,他還隨即由此作了一些切實的指示,并且是范圍非常廣泛的指示。”[2 5]“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提出了一個關于文化工作的多么廣泛的計劃”[26]。
  布哈林提出,列寧逝世前夕認為國家機關是推進社會主義的重要杠桿之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改革國家機關。蘇俄歷史轉向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時候,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極為嚴重,妨礙了新政策的貫徹執行。列寧逝世前夕說,我們國家機關的狀況,即使不令人厭惡,至少也非常可悲,它的缺點根源于過去,因為在革命勝利以來這幾年里國內政治軍事斗爭形勢的影響,黨和無產階級來不及對它作根本的改造。列寧提出,為了革新我們的國家機關,要不斷地學習,要采取堅決的有效的措施,要通過改革和檢查,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成為工作效率高的優秀工作機關。對此,布哈林評論說:“這是顯而易見的。歸根到底,國家機關就是這樣一種杠桿,就是這樣一種機器,我們的黨——無產階級的戰無不勝的領導者要通過它來實行自己的全部政策。”[27]“這個問題是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兩篇文章里講的。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態度本身就很值得重視。”[28]列寧提出,改革國家機關,要依靠先進的工人,還要依靠所有受過教育的先進分子。他特別提出,要把蘇俄具有現代素質的人才,即同西歐的優秀人才相比較毫不遜色的人才,集中到工農檢查院,以加強該機關的建設。他要求所有被選拔進入國家機關的工作者,一是決不講空話,二是決不說昧心話,三是不怕承認任何困難,四是不怕為達到莊嚴的目的而進行任何斗爭。布哈林評論說:“這就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這些人提出的要求。”[29]列寧提出,必須使工農檢查院同中央監察委員會合并。對此布哈林說:列寧為什么提出工農檢查院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合并呢?這個問題與列寧的整個計劃是什么關系呢?“只要研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整個計劃,這點就很簡明了。”[30]他進一步解釋說,列寧的整個工作計劃有兩個主要的任務,一是更好地工作,厲行節約,實現工業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建立正確的工農關系,不要使工農兩個階級因為黨組織的分裂而出現分裂。“因此要把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合并,要組織這個合二為一的機構”[31]。在這里,布哈林同意列寧的意見,使這兩個機構合并,有利于監督和檢查機關聯系群眾,吸收廣大群眾參與監督和檢查的工作;有利于提高監督和檢查機關的威信,加強監督和檢查的力度,提高整個國家機關的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強黨內的監督和檢查,促進黨組織的建設,實現上述兩個主要任務。
  布哈林提出,通盤看一看列寧的政治遺囑,有對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發展趨勢的總分析,有對國際形勢的總的估計,有根據國際形勢提出的鞏固政權的策略,有通過大力節約和提高工作質量來實現工業化的方針,有開展文化革命的口號和具體措施,還有改革國家機關的許多建議。他說:“全部計劃是宏偉的,全部計劃是為許多年而制定的。全部計劃是從最廣泛的遠景出發的。全部計劃是建立在列寧的基本原則的堅固基礎上的。同時全部計劃又是具體化了的,即作了許多真正實際的指示。”[32]布哈林對列寧政治遺囑的內容及精神實質的認識,是比較符合事實和比較深刻的,其科學性和深刻性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理論家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3-04-07
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武漢3~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俞良早20032003布哈林在有關文章中提出,構成列寧政治遺囑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相互聯系,形成了一個大的思想體系。列寧的《論我國革命》獨創性地指明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特殊道路;列寧關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轉到文化建設上的論點是黨確定重要的策略路線的理論基礎;列寧從當時國際形勢出發提出的俄國的策略思想如同一個由許多具體的指示構成的極其豐富的鏈條;列寧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論合作社》科學地提出了工業化計劃和合作化計劃;列寧的《日記摘錄》就開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實的、廣泛的計劃。布哈林對列寧政治遺囑的認識,其科學性和深刻性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理論家的水平。布哈林/列寧“政治遺囑”/思想整體/《論我國革命》本論文為基金項目: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01JA710008)—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及歷史使命。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210000  俞良早(1951-),男,湖北漢陽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列寧與俄羅斯問題研究所所長。 作者:湖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武漢3~7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俞良早20032003布哈林在有關文章中提出,構成列寧政治遺囑的若干篇文章,在思想內容上相互聯系,形成了一個大的思想體系。列寧的《論我國革命》獨創性地指明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和特殊道路;列寧關于把工作重心由政治斗爭轉到文化建設上的論點是黨確定重要的策略路線的理論基礎;列寧從當時國際形勢出發提出的俄國的策略思想如同一個由許多具體的指示構成的極其豐富的鏈條;列寧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論合作社》科學地提出了工業化計劃和合作化計劃;列寧的《日記摘錄》就開展文化革命提出了切實的、廣泛的計劃。布哈林對列寧政治遺囑的認識,其科學性和深刻性超過了同一時期其他理論家的水平。布哈林/列寧“政治遺囑”/思想整體/《論我國革命》本論文為基金項目: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01JA710008)—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及歷史使命。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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