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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胡適的“好政府主義”
評胡適的“好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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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政府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有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最早出現于1921年6月, 是在他和一位來訪的安徽政客的談話中提出的,他說:“現在的少年人把無政府主義看作一種時髦的東西,這是大錯的。我們現在決不可亂談無政府主義,我們應談有政府主義,應談好政府主義!”〔1〕
  關于“好政府主義”,胡適當時也只不過是隨便提一下,是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對立面而言的,并沒有具體加以闡述。這一年夏天,他到蘇州、南京、安慶等地巡回講演。8月5日,在安慶第一中學,胡適作了題為《好政府主義》的講演,首次公開提出了“好政府主義”這一概念。以后胡適又在上海、北京等地作過多次關于“好政府主義”的講演,同年11月,北京《晨報》刊登了胡適的《好政府主義》講演詞。
  這一時期,胡適對“好政府主義”作了一些闡述,他認為世道之所以黑暗,是因為“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即好政府)作積極的奮斗”〔2〕。 如此看來,胡適所謂的“好政府”,實質上就是“好人政府”。他說:“好政府主義的基本觀念是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時,另換一件。政府不良,監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監督,不受修正時,換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這部分,全部不良,拆開了,打倒了,重新造一個!”〔3〕其時胡適的主要思想, 只是籠統地認為“好人”應該站出來“監督”與“修正”不良政府,為建立一個“好政府”而積極奮斗,尚無具體的政治主張,一直到1922年5月, 《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才標志著這一理論的發展和最終形成。
  1922年5月14日, 《努力》周報第二期上聯名刊出了由胡適主筆起草,經蔡元培、李大釗、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等商議,略加修改后的《我們的政治主張》,針對當時的政治,提出了組織一個“好政府”,“作為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其內容主要有:二點涵義,三點要求,六點主張。“二點涵義”,一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二是“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三點要求,即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認為這是使政治走上軌道的第一步;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因為他們深信“‘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要求一個“有計劃的政治”,照他們看來,“一個平庸的計劃勝于無計劃的瞎摸索”。六點主張是針對南北問題而言的,認為召開舊國會、制憲、裁兵、裁官、改良選舉制度、實行財政公開,此六點主張是解決南北問題的前提。
  顯然,這些政治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胡適希圖通過那些選出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好人們”組織內閣,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是年9月19日,“我們的政治主張”列名人之一王寵惠,在吳佩孚的支持下改組內閣,組成“好人政府”,成員中還有羅文干、湯爾和等“好人”參加,這是胡適“好政府主義”理論的實踐化。然其時北洋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既有總統、國會與軍閥的爭權奪利,又有軍閥內部的勾心斗角,“好人政府”舉步維艱,“一承舊令尹之政”,整日忙于為軍閥籌措軍餉,把以前的政治主張束之高閣,以致人們抨擊說“學者做官也一樣做了軍閥的帳房”〔4〕,甚至他們的同僚、 《努力》周報記者當面質問其為什么不實行“我們的政治主張”時,而搞得面紅耳赤,無言以對。事實上,“好人內閣”一經成立,就處在吳佩孚的控制之下,交通總長高恩洪、內務總長孫丹林皆吳心腹,又是這個內閣中的核心人物,內閣中的王、羅、湯等人都屬于英美派,因此又有“洛派政府”和“英美派政府”之稱,而保派閣員僅有高凌wèi@①一人,曹錕早就感到不滿。王內閣成立后,保派在財政、交通兩長中并未取得一席,因此他們便開始策動倒閣活動,企圖改派高凌wèi@①為內閣總理,內閣內部也經常互相傾軋。這個時期吳佩孚在內閣問題上雖然取得勝利,但他的地位卻日益陷于孤立。1922年11月18日,傾向保派的國會議長吳景濂等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干與華義銀行代理人羅森達、格索利于11月4 日擅自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換發新債券,使國家受到五千萬元的損失,并有貪污受賄等不法行為,以此為據,逼迫黎元洪逮捕羅文干,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羅案”。
  “羅案”的發生導致了“好人內閣”的徹底性失敗。“羅案”發生后,吳佩孚極力為之辯護,但遭到了曹錕及其他直系軍閥的紛紛斥責,要求懲辦羅文干、王寵惠等人,而且吳佩孚的嫡系軍人蕭耀南、張福來等也表示了一致的態度,這種一面倒的局勢,使得不可一世的吳大帥只好于是年11月25日通電解釋對“羅案”犯罪成立與否毫無成見,并且表示“對曹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這樣嘈雜一時的“好人內閣”失去了依靠,全部辭職,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也就隨之而幻滅。
      二
  如果我們把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簡單地斥之為“傻小子夢想,騙子手的謊話”〔5〕,不僅不能對這一理論進行公允地評價, 而且也無法對當時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作一透徹的闡釋。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是有其思想淵源的。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對美國的民主政治非常推崇,就其思想體系來說,他完全師承了美國實驗主義大師杜威的衣缽。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原則,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是待證的假設,他認為“實驗主義從達爾文主義出發,故只能承認一點一滴的不斷地改進,是真實可靠的進化”〔6〕, 所以胡適無論是搞政治、搞文學、搞考據學以及發起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實行他的實驗主義。他標榜自己實行這種主義的唯一目的是想給大家提供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一種“注重事實,服從驗證的思想方法”〔7〕, 而在對待社會政治問題上,他反對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只主張點滴的改良。“好政府主義”正是這種實驗主義指導下的具體表現。胡適認為,當時的中國政治之所以敗壞,“好人”自命清高是一個重要原因,他痛心地指出:“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手看著中國分裂……看著蒙古的失掉,看著山東的賣掉,看著軍閥的橫行,看著國家破產到這步田地!”〔8〕故而大聲疾呼“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己計,為社會計,出來和惡勢力奮斗”〔9〕, 提出由資產階級中的“好人”、“人才”來組成“好人政府”,為改變現狀而努力。
  同時,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中還摻和了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他認為最健全的個人主義莫過于易卜生主義,胡適篤信易卜生主義,并以此作為自己的人生觀,作為自己的宗教。他最崇拜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他認為正是由于“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成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會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0〕,故而他非常強調個人的歷史作用。他把個人當作“小我”,把人類當作“大我”,“小我”雖然是會死滅的,但自有它不死不滅的部分,“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引起幾十年的血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11〕,個人雖渺小,但他的一舉一動都會給社會留下不朽的痕跡,所謂“芳不止流百世,臭不止遺萬年”。
  作為改造社會而言,胡適主張由少數有影響的大人物實質上就是一些“好人們”組成一個集團,這種集團就是他所謂的“社會重心”,他認為社會的進步與否全在“社會重心”的存在與否,在他看來整個封建社會的重心在“帝室”,中國在19世紀后期的重心是“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后來的維新運動中,那些“維新領袖也曾轟動一時,幾乎有造成新重心的形勢”〔12〕,而中國近六七十年的歷史所以一無所成,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這么一個“社會重心”。辛亥革命以后的國民黨幾乎成為“社會重心”,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它失去了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何故?“缺乏活的領袖……”〔13〕。
  由上觀之,20世紀20年代,在軍閥秉政,專制黑暗的統治下,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理論并非偶然,因為“世界的關鍵全在我們手里,真如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我們豈可錯過這絕好的機會,放下這絕重大的担子”〔14〕,胡適明確表示要組建一個“好政府”,進行“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15〕。
      三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過去人們在評析這一理論時,因它反對馬克思主義,所以一般的著述對此大都持否定、批判的態度,認為它是反對革命的,“適應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需要”〔16〕。事實上,如果從當時的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來進行具體的分析,我們就會看到“好政府主義”在當時具有相當的進步作用,此點應該予以肯定。
  當時的北洋政府對外賣國求榮,對內魚肉黎民,連年混戰,“十年之嘩變動殺……南北交戰等之流離顛沛,與奸淫擄掠而已。老填溝壑,壯散四方,……血濺草萊,尸橫遍野,……危及國本”〔17〕。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理論,要求南北議和,組織一個“好政府”,無疑適應了當時社會的要求,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民主、和平,反抗軍閥專制的強烈愿望,具有歷史的進步性。盡管胡適的思想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要求建立資產階級專政,與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表現了階級的局限性,但是當時的中國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當時的革命任務還是反帝反封建,如果我們不正視這一點,就不能正確地評價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
  對于其理論中的改良傾向,也應具體來看。前文我們提到胡適在關于“好政府主義”的講演中,曾論及“政府不良,修正他,他不受監督,不受修正時,換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這部分,全部不良,拆開了,打倒了,重新造一個”〔18〕。因為胡適是反對問題的根本解決的,所以他這時的思想主要是“修正”、“監督”,但并不排斥其革命性一面,這也是由于當時的具體國情決定的。北洋政府掛中華民國之名,而行封建專制之實,胡適對政府“監督”、“修正”,那是把政府作為資產階級政府看待的,如果政府不受“監督”、“修正”,那它必不是資產階級政府,當然要打倒,“重新造一個”,表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精神,這種精神在胡適的一首紀念辛亥革命的詩中也有反映:“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個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19〕”1922年5月7日,《努力》創刊,胡適從此與《新青年》分手了,但這并不意味著胡適從此就走向反動,胡適創辦《努力》正是要求人們“不怕阻力!不怕武力!”而要“努力”〔20〕,其后胡適在《努力》周報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既宣傳他的“好政府主義”,也反對北洋軍閥的封建專制,揭露安福系的丑惡行徑,抨擊曹錕的賄選,痛斥吳佩孚屠殺工人等,認為“今日的反動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21〕。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于一種痛心和無法排遣的憤懣,他才把《努力》周報封閉了,所以我們認為其間胡適的言行,表現了對于軍閥“武力”統治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精神,并非像有些論者所講的,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是“為改良軍閥政府出謀獻策,向封建勢力頻送秋波”〔22〕。
  《我們的政治主張》作為“好政府主義”這一理論發展和最終形成的標志,以往人們在進行評說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細節:李大釗的簽名之舉。近來有的學者對此作出評論,認為李大釗與胡適一起簽署《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共產黨人與胡適在思想戰線上結成聯合戰線的實際行動”〔23〕。關于聯合問題,雖說中共“二大”綱領中曾提出建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問題,但是很不具體,《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之后,李大釗曾為簽名之事向組織做過檢討,而且1922 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聲明:“只有通過革命的奪取政權,民主勢力才能在中國勝利”,同時《主張》對前不久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譴責為“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機會主義”〔24〕,所以認為李大釗的簽名之舉是共產黨人與胡適在思想上結成聯合戰線的實際行動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的政治主張”,因為“有一點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積極意義,所以象李大釗這樣的共產黨人也簽名贊成”〔25〕。我以為這僅僅說明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當時李大釗個人思想認識上同胡適的言論具有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當時胡適政治主張的提出,第一個就是找李大釗商量,其后又有蔡元培家的聚會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的發布。
  當時李大釗的思想中,也同樣摻雜了一些改良的色彩,如他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一文中認為:“自從建立民國以來,南北的沖突總是不止,各省對中央也都不肯服從,依我看來,非行聯邦主義不能造成一個新聯合”〔26〕。其時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社會改良思想,陳獨秀甚至說:“杜威博士關于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共同主張”〔27〕。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共處于草創階段,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猶如“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的流派、社會主義的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28〕,再則,“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影響,明顯地勝過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29〕。所以不僅對于胡適“好政府主義”理論中的社會改良思想不應苛求,而且對當時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頭腦中的改良色彩,也應具體看待,因為這畢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主潮。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在當時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軍閥混戰連年不斷的情況下,對于沖擊中國近代的封建專制,喚醒個性的自由和社會責任感等方面,起著積極進步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因而從實際斗爭的需要來看,共產黨人對于胡適, 更多的不應是批判而應是聯合。1923年,陳獨秀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說,為了“掃蕩封建宗法思想,我們相信‘唯物史觀’和胡適相信的‘實驗主義’,有必要而且應該結成聯合戰線”〔30〕。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策略在實際斗爭中,并沒有得到積極有效的貫徹。
  當然,“好政府主義”盡管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和歷史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這種理論及其所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使他們不可能找到一條正確的解救中國的道路。因為民主政治的建立,“決不是在封建的軍閥勢力之下選一個民主派人物做總統或是選幾個民主派的人物組織內閣的意見,乃是由一個能建設新的政治組織應付世界的新環境之民主黨或宗旨相近的整個黨派的聯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來掌握政權”〔31〕。所以,作為這一理論到實踐產物的“好人政府”,短短二個月零六天的活動,充分說明不推翻軍閥的專制統治,希圖通過點滴不斷地改革,而達到中國的民主、和平、強盛,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一點倒正像胡適斥責“根本解決”一事時所說的那樣:“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32〕
  收稿日期:1996—04—25
  注釋:
  〔1〕見胡適1921年6月18日日記,《胡適日記》上冊,第99— 100頁。
  〔2〕胡適《胡適日記》上冊,第173—175頁。
  〔3〕〔18〕高軍等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 華夏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45頁。
  〔4〕〔5〕《王博士上臺生活應給“好人努力”的教訓》,見《向導》第一集第5期。
  〔6〕〔7〕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第6版。
  〔8〕〔12〕〔13〕胡適《群眾運動與求學》, 《胡適論學近著》(一)。
  〔9〕《我們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
  〔10〕〔11〕〔14〕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論學近著》(一)。
  〔15〕胡適《我們走那條路》。
  〔16〕《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簡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4 月版,第72頁。
  〔17〕《上海各團體發表廢督裁兵宣言》。
  〔19〕〔22〕陳金淦編《胡適研究資料》,北京出版社,1989 年8月第一版,第491、478頁。
  〔20〕〔21〕石原皋《閑話胡適》,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 月版,第135頁。
  〔23〕朱文華《胡適評傳》,重慶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5頁。
  〔24〕〔3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42頁。
  〔25〕易竹賢《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52頁。
  〔26〕《李大釗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 416頁。
  〔27〕顏振吾《胡適研究叢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89年2月版,第89頁。
  〔28〕《瞿秋白文集》(二)。
  〔29〕李新主編《偉大的開端》,第92頁。
  〔30〕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刊《前鋒》第二期,1923年12月1日。
  〔32〕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雨下加尉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78~81K4中國現代史何善川19981998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政治處于一種極為動蕩、無序的歷史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舊式的封建王朝,但它并沒有建立一種有效的、新型的權力機構,整個社會徘徊、“躊躇于不安的過去與未定的將來之間”,各種濟世思潮紛至沓來,交相輝映。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正是這一歷史轉型時代的產物,它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和歷史的合理性。胡適/“好政府主義”淮陰師范學院歷史系,淮陰,223000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78~81K4中國現代史何善川19981998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政治處于一種極為動蕩、無序的歷史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舊式的封建王朝,但它并沒有建立一種有效的、新型的權力機構,整個社會徘徊、“躊躇于不安的過去與未定的將來之間”,各種濟世思潮紛至沓來,交相輝映。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理論,正是這一歷史轉型時代的產物,它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和歷史的合理性。胡適/“好政府主義”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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