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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歷史演變
試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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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具有一定的經濟職能。這種經濟職能的限度應當如何界定,對此經濟學界有爭論,可謂莫衷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同此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因而研究這個問題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本文擬從歷史的角度,實證地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的合理限度問題,以尋找其中的規律。
      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漸擴式演變律
  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不同的歷史時期,對應有不同的經濟理論。而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政府經濟權力涉及的范圍)與深度(政府經濟權力實施的力度)也便在實踐的發展、理論的更迭中不斷深化,起伏變遷。
  14世紀末,西歐封建社會開始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萌芽,商業資本作為資本最早的歷史形態開始撞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大門,促進了商品需求的增加,社會分工的擴大,市場范圍的延拓。與此對應的重商主義理論,認為金銀是財富的唯一形態,金銀的多寡是衡量國家富裕程度的唯一標準。因此,他們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倡導政府要限制輸入,獎勵輸出,并力主國家以武力進行殖民擴張,以掠奪財富,積累資本。此時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主要在流通領域,但干預的程度較深。
  亞當·斯密以后直到馬歇爾的古典、新古典經濟理論時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已經奠定,英國的工商業實力雄厚,競爭力強勁,此時政府的干預不但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反而會束縛經濟擴張的能力。為此,亞當·斯密及其以后的古典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反對政府干預,倡導"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一時期,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不僅在流通領域,而且發展到分配領域,比如馬歇爾提出的規定最低工資政策等,但政府干預的深度明顯降低。
  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大蕭條打破了市場力量可以使一切盡善盡美的"斯密神話"。市場的種種缺陷所引發的矛盾日積月累,由量到質終于全方位迸發,使人們意識到市場不是萬能的。為了挽救危機,"羅斯福新政"開創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又一輪高潮。對應此時的"凱恩斯革命"亦從理論上提出新古典理論不過是其所依存的三個假定之下的邏輯推演,而其假設卻是不真實的,從而通過放松假設,提出自己的"通論",并論證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由此,資本主義世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紛至沓來,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通過政府收支而延伸至生產投資和消費領域,干預的深度也再次加強。
  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一個新的重疾--"滯脹"。"滯脹"的出現,使凱恩斯經濟學及其之后的新古典綜合派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斷言高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不可能并存的菲利普斯曲線成了反對派嘲笑的話柄,凱恩斯主義失去主流經濟學的寶座。與此同時,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等自由主義學派卻于亂世無主之際脫穎而出。他們主張把政府干預限制在實行"單一的"控制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或降低所得稅的財政政策上,同時大力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這一時期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收縮,但由于經濟的復雜度及涉及面的加深拓廣,在某些方面又依舊自動延展,因此,總的來看,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依舊呈擴張態勢,不過其干預的深度又一次下降。
  80年代以后,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弊端漸次顯現,各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資產收入分配差距呈拉大趨勢。在這種情形下,新凱恩斯主義修正了原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假設,并吸納了其對立學派尤其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和觀點,重建了自己的理論大廈,并重新高舉起國家干預主義的大旗,從而在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再度發揮重要的作用。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隨著這一理論的受寵而再度延擴,干預的深度也再次加強。
  簡略回顧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條基本規律,那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熟和完善,西方國家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在不斷擴大,呈漸擴式態勢。
      二、社會主義國家的漸縮式演變律
  由于歷史的原因,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所應采取的經濟管理方式的理論模型與社會主義實踐家所建立的現實模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差距的存在必然導致一系列創新的探索,而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演變便成了這種探索的一個明證。
  針對資本主義存在的諸多弊端,尤其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思想,從而產生了計劃體制的理想模式。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計劃體制有三大基本要素:徹底的公有制、完全集中的計劃和按勞分配。但是,若要使這樣一個體制能夠合理運作就必須具備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中央政府掌握著完備的信息資料。完備的信息資料以徹底的公有制為前提,同時又是完全集中的計劃和按勞分配得以實現的保證,因此它是計劃體制的一個核心假設。它成立,計劃體制就成立;它不成立,計劃體制就難以實行。可幾十年的實踐卻恰恰證明,這一假設是不成立的。政府既不可能完全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也無法完全了解生產資料的供求狀況。因此,現實的計劃體制中,瓦爾拉均衡與帕累托效率無法實現,而非瓦爾拉均衡與短缺卻成了經濟的常態。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政府包攬一切經濟事務,不僅管理宏觀經濟,而且插手直接管理微觀經濟,但這種"集所有經濟職能于一身"的狀況卻受到了現實經濟的嚴重挑戰。企圖以管理一個大工廠的方式來管理一個國家經濟的思想,企圖使"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的思想在現實的沖撞下,引發人們不得不進行反思。于是,理論探索逐漸展開,改革措施漸次出臺。
  在我國,自建國以來,改革與理論創新并肩前行,步步深入。從50年代初確立了以高度集中為基本特征的計劃體制,到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整走過了40多年的探索和改革歷程。綜觀全過程,80年代以前所進行的探索,主要是在傳統體制的框架內尋求能克服高度集中計劃體制弊端的各種途徑和方法。80年代以后的探索,主要是在改革傳統體制的前提下,探求和構建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新模式。在探索的過程中,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亦由"全方位萬能"逐漸轉入了保留宏觀放開微觀。具體說來,我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逐步由以直接管理為主轉向了以間接管理為主;由短期管理為主轉向了以中長期管理為主;由行政手段管理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管理為主;由微觀個量管理為主轉向了以宏觀總量管理為主。總之,是漸次擴大了市場的作用,逐步縮小了計劃的范圍,從而整個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呈漸縮式態勢。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決定因素
  如果一國的經濟處于市場經濟條件下,那么無論它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市場都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否則,它就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制約,那么決定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因素有哪些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
  1.國家的經濟約束。經濟約束,嚴格地說即是財政約束。資本主義國家所受到的財政約束即是來自它的國家預算財政制度的約束。在漫長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西方國家基本上都建立起了規范的財政預算制度,而這一制度的立法性質決定了其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不過,隨著赤字財政政策的實行,這一約束日趨弱化。社會主義國家亦面臨著財政約束,不過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一約束取決于整個國民經濟所能取得的財政收入。因此,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這一約束要小一些,因此其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要寬松得多。
  2.市場失靈的領域范圍。市場機制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但市場機制本身亦非萬能,它也有功能性缺陷和不足。具體表現為:(1)市場機制難以解決外部效應問題;(2)市場機制無法防止壟斷;(3)市場機制不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4)市場機制不適應于公共物品的有效生產;(5)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總量的平衡問題;(6)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問題,等等。市場失靈的存在,說明政府干預的必要,至于政府干預的范圍自然不能超出市場失靈的領域。因此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將以市場失靈的范圍為最大限。
  3.政府集團的目標函數。一國的存在有其目的,而作為一國權力行使機構的政府應該完全以國家的目的為自身的目的。但現實中,政府集團的目標函數常常與國家的目標函數不一致。它在實現國家目的過程中,經常會偏離這一目的而去尋求自身集團的利益,此亦即為西方公共選擇學派所系統探討的政府失敗問題。這一問題的存在告訴我們,政府集團目標函數與國家目標函數的一致與否對于決定政府經濟職能的限度問題非常重要。而完全以國家利益為自身利益的政府將只以提高整個經濟的效率為衡量自身經濟職能限度的標準。
  4.國家所處的特定歷史階段。一國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它所面對的主要任務就不同,因此,政府干預經濟的限度與深度也就不一樣。如我國目前處在轉軌時期,由于健全的市場制度尚未建立,因此較之成熟的市場經濟,政府便具有更多的職能。這些職能主要集中在消除對市場取向改革的阻力及設定并執行市場活動的"競技規則"方面。一旦成熟的市場制度確立,政府這兩方面的經濟職能便會大大改變。第一方面的職能會失去存在的價值,第二方面的經濟職能將會走上正轉,趨于規范化。
      四、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合理閾值
  撇開意識形態異同不論,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政府的經濟職能在以下三個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無法替代的。
  1.制定"市場規則"。要想使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就必須進行市場設計,也就是建立市場規則來約束企業的行為,當然也包括政府的行為。我們要為企業家制定規則,包括企業家可以做什么,不允許做什么;我們要為政府制定規則,包括各級政府有什么權利,沒什么權利,等等。總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承担起這樣一種經濟職能,一方面要承担責任,為企業家、市場、社會制定規則,約束它們的行為;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制定規則,約束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限制。
  2.協調宏觀經濟平衡。市場經濟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經濟,而市場機制的核心機制是競爭機制。正是競爭機制的威力,使得企業千方百計降低成本,追求質量,注重信譽,從而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使生產效率得以不斷提高。但市場機制畢竟只是一個微觀有效率的機制,而這種微觀效率有時是以犧牲宏觀效率為代價的。若任由市場機制自發作用而不加以限制,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資本主義世界的一次又一次危機早已向世人昭示了這一點。因此,保持一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政府就必須承担起協調宏觀經濟平衡的責任。宏觀經濟平衡了,一國經濟的發展才會穩定,其國內的微觀經濟也會有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3.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于能夠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但是,市場經濟的效率優勢卻無法自動實現人類社會追求的公平目標。只有政府通過財政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經濟政策緩解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才能實現公平目標。
  總之,共同存在的市場經濟使得無論什么性質的政府,其經濟職能限度都達到了這樣一個閾值區間,其上限為市場失靈的區域范圍,其下限為建立市場規則、協調宏觀平衡、調節收入差距3個領域。至于各國政府經濟職能限度的準確區域則取決于各國各自的具體國情,而這是不可能整齊劃一的。
理論學刊濟南39~41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張艷紅19981998張艷紅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管系博士生 作者:理論學刊濟南39~41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張艷紅19981998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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