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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歷史:時代變遷與主體化的價值選擇
重寫歷史:時代變遷與主體化的價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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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402(2006)08-0066-04
  歷史,既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也是人類對自己過去活動的認識。歷史認識,始終伴隨著人類有系統認識活動以來的文明史的演進,自古而今,綿延不絕。如果我們姑且把歷史認識看作一種有別于個人、群體等其他主體認識的社會認識評價活動,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認識對象的歷史客體,往往在各個時代的認識主體視野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① 歷史,為什么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被重寫?這種重寫,是無謂的文字重復,是隨意的主觀發揮,還是有意識的認識創造?如果是有意識的,重寫歷史的客觀依據、原則和基礎又是什么?這些追問,實質上已經涉及歷史認識的目的與意義,即歷史認識活動之必要性的問題。歸根結底,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歷史學也終究是人類自己的創制。探究和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這些設問,就需要探究歷史認識者的主體動機選擇與其所處的變動著的客觀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
  一
  重寫歷史的目的與意義,首先要從“歷史”的含義說起。如前所述,一般公認的“歷史”概念包含著兩個基本要點:其一為人類過去所發生事件的總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其二為后人對這些事件的認識,即認識者對過去所發生的客觀事實的主觀反映。重寫的歷史,只能是后者意義上的歷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歷史學,其內容也可以相應地分成兩部分:一是歷史認識者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考證與重構,它要求歷史認識主體盡可能的接近并揭示認識對象的真相與本質;二是歷史認識者對這些事實的解釋和評價,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主體總是從個人的處境和需要出發去看待認識對象。從認識論的角度講,前者可看作在認識活動中以客體為中心的主體對客體的“求真”,后者則是以主體為中心的客體對主體的“致用”。主體與客體的雙向交互運動,“求真”與“致用”的二維對立統一,構成歷史認識過程的核心矛盾與本質特征。
  回答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正是以上述哲學認識論分析為認識起點。歷史不斷被重寫,首先是基于人們欲全面而清楚地了解自身往昔的真實經歷。獲得包括自身歷史知識在內的關于世界的知識和真理,是人類一種特有的需要,對于人類生存與發展具有特殊意義。隨著時代的更迭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這種需要會愈加強烈。眾所周知,歷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它的認識對象是過去發生的事實,這種事實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而消逝,盡管這種事實是一種客觀存在。因此,要想正確認識這些客觀事實,就只能依靠認識者發揮主體意識,通過過去存留下來的與這種事實有關的各種遺跡和線索來推測并“復原”當時的歷史場景。歷史學家不可能事無巨細地獲得關于過去事實的所有知識,同時,他們對于某些特定歷史事實之準確與全面的認識,也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總體趨向便是,認識者的主觀意識對于認識對象客體的無限接近。新的歷史文獻和考古遺跡等實物證據的發現,認識視野的不斷拓展和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考訂工作的深入,都將在不同程度上校正以往歷史事實認識的錯誤、填補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歷史事實空白。而這些局部的歷史事實認識的進展,往往會改變人們對于歷史全局的認識。隨著自身認識水平和條件的不斷提高和改善,人類會書寫出越來越清晰完整的、貼近客觀真實的歷史篇章。
  從歷史認識客體的角度考慮,歷史之所以不斷被重寫,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人們意識到歷史寫作對象的內容保持著實時更新,那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是現在時態的人類活動必然會轉化為過去時態的存在,從而也就進入了歷史和歷史認識的視野,以供來者去探索、考查和品評。在這個意義上講,人類在當下每一時段的經歷,都是“正在發生的歷史”,它們與已經成為歷史的、人類在此前更早的不同時段所先后從事的種種活動,共同構成了歷史認識的對象。只要人類歷史仍處在生生不息的運動變化之中,只要人類還認為對這種歷史運動的認識仍對現實具有意義,歷史認識的源泉便不會枯竭,歷史認識者便會自覺地以主觀意識反映客觀現實的方式來追蹤社會的動態發展,歷史在每一個時代的重新書寫也就成為必要和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通過以重建歷史事實認識的方式來重寫歷史的主張,某些相對主義者持明確否定態度。其基本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從理論分析上講,任何客觀的歷史事實都要經過認識者主觀化的處理。在缺少充分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史學家完全可能以主觀推測與想像來覆蓋認識視野中的盲點,以重構所謂完整的歷史畫面。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文學批評家,甚至把歷史編撰活動等同于文學創作中的虛構。② 二是以實踐結果來看,歷史事實的記載常常出現彼此矛盾之處,即使是同一時代的歷史認識者們,對相同歷史事實重建的結果也往往不能完全相互吻合,因此,所謂對曾經發生的具有唯一形態的歷史事實的再現,只能是“一個高貴的夢想”。③ 相對主義者直接懷疑以追求客觀真理為基本宗旨的歷史學的科學本質,但這兩條批評意見的邏輯問題則在于,它們是以歷史認識活動過程的特殊復雜性而否定了認識結果的科學性,以認識結果中真理表現形態的多元性否定了真理本質存在的一元性。相對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維恰恰不夠“相對”,他們實質上要求歷史認識者一勞永逸地獲得全部歷史事實知識,而當這個夢想無法實現時,他們便轉向了消極的不可知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主義者以只破不立的批評方式,指出了歷史認識活動中確實可能存在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歪曲反映。他們的批評只能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自己的認識活動,以更積極謹慎的態度對待歷史認識中的主客體關系問題,從而讓重新寫出的歷史能夠建立在更堅實的客觀事實基礎之上。
  二
  重建歷史事實對于豐富和深入歷史認識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以此種方式重寫歷史的限度。人類絕不是為了求知而求知,追求真理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真理為人所用。④ 作為馬克思主義體系元理論之重要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價值學說,給予歷史學科的一個有益啟示是:歷史研究者應自覺地反省自身認識活動的目的和意義,以便從一個更一般的層面上來把握其研究實踐的性質、準則與方向。如果只是一味地對歷史事實進行機械清理與簡單堆砌,重新書寫歷史的意義將大打折扣。
  歷史認識不單純是一種事實認識,也是一種價值認識。對于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價值認識與判斷的問題,包括新康德主義者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曾給以精彩論述。但總體上看,各派學說要么傾向于將價值視為認識客體的自身屬性而具有絕對的超驗的意義,要么就是將價值當作認識主體的主觀判斷和意識而賦予其以徹底的相對性。⑤ 而馬克思主義價值學說則是從認識和實踐主體與其客觀化的對象之間的關系中去揭示價值問題的秘密。在歷史認識活動中的一個事實就是:認識者在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去揭示歷史真相的同時,也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認識歷史的。在這里,“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實際上表明了歷史認識活動中存在于認識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對象化關系,而這種“關系”恰恰構成了“價值”問題的核心,即什么對誰來說是有用的。離開價值關系主體來談某物的價值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以此來分析歷史認識活動,則首先要問,重寫的歷史是為誰而重寫的歷史?答案很清楚,那就是:每一個時代的人們實際上都在為自己和自己的時代而重寫歷史。作為處在一個特定生存時空情境中的人類群體,他們有著區別于其他時代人類群體的價值觀念,從而構成了自身史學認識活動的價值主體。他們之所以那樣別具一格地書寫歷史,就是因為這樣的歷史以他們那個時代的方式回答了他們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從而對他們的那個時代和社會有益。
  這種“經世致用”的史學認識目的論,在諸多近代西方史學流派和史家個人的歷史編撰實踐中有鮮明體現。比如,法國年鑒學派所領導的“新史學”運動在二戰以后異軍突起,備受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新史學比任何其他的史學都能給人民帶來信息和回答”,“它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視從現實出發來探討歷史問題,以便能在一個‘動蕩不寧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⑥ 與恪守“不動聲色、埋頭考證、如實直書、讓史料自己說話”之治史理念的傳統史學相比,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理論與實踐在開發史學的認識功能和社會教化功能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再比如,1999年,L·S·斯塔夫里阿諾斯推出全新的第7版《全球通史》時感言:“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節奏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并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新世界需要新史學。”⑦ 看來,正是新的時代造就了新的史家,新一代史家又在思考新的時代。歷史之所以被不斷重寫,就是持有相異價值觀念的各認識主體,根據變動著的情勢而對歷史事實進行各自的主體化社會闡釋與評價的結果。
  三
  既然科學的歷史學并不否認主體在歷史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每一個時代的歷史作品都會滲透有它那個時代的價值意識,那么,歷史豈不是成了任人擺布的玩偶?重寫歷史也豈不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天馬行空、信口開河而不必遵循任何原則并負有任何責任?有一些唯心主義者,正是由強調歷史認識中所不可避免地含有的主觀性因素,而走向了否認歷史本身的客觀真實性、否認歷史認識的科學性。20世紀上半葉活躍于西方思想界的新黑格爾學派和美國相對主義史家即持這種看法。對于其思想中的合理性與局限性,應該給以清醒的認識。
  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是新黑格爾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反對實證主義者把歷史寫成只是“記錄抽象字句”的編年史。在他看來,“真歷史”是“精神”的歷史,其重要特征便是這種歷史是指向現在的,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樣,克羅齊就意識到了歷史認識活動中的事實認識與價值認識之間的一種關系,正如他所說,“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的。”⑧ 由于主張內含于歷史作品中的“興趣”或“精神”應該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克羅齊就合乎邏輯地得出“歷史總要被重寫”的認識,而且相信“歷史是愈來愈豐富、愈來愈深刻的”⑨。克羅齊所倡導的歷史認識活動中的價值意識,即其“精神”,具有十分復雜的哲學內涵,但是在克羅齊的理論世界中,至少還有一樣東西,恰恰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樣東西,與這種“精神”缺少任何關聯,那便是客觀的歷史事實。克羅齊稱:“精神無需那些被稱為敘述和憑證的外在事物而重溫它自己的歷史。”所以,他便強調“歷史……永遠應當力求主觀”。⑩ 而如果沒有客觀事實作為歷史認識的根據,包括理解和評價在內的任何主體認識活動,都將陷入在形而上學的玄念或主觀隨想的虛幻之中,“價值”、“意義”問題也都無從談起。克羅齊的理論提示我們,以時代的價值觀念為指針來重新調整歷史認識本來無可厚非,但重寫歷史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本身。價值認識活動必須以承認認識對象的客觀存在屬性為一個基本原則。以漠視甚至主觀篡改認識對象的客觀真實為代價而換取的主體自我滿足,是一種虛假的自我欺騙,依此而重新寫成的歷史,雖說不上是無謂的文字重復,卻絕對可稱為背離歷史科學認識本質的隨意主觀發揮。“虛構”的歷史不但無用,甚至有害,因為它有可能將人類的實踐活動導向歧途。
  另一種較有影響的言論出自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他在一篇題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的文章中寫道:“歷史是一種想像的產物,是屬于個人所有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從他個人的經驗里塑成,以適應他實際的或情緒上的需要,并且把它盡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飾來適合他審美的口味。”(11) 作為一種典型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這段話經常遭到各種批判。但仔細分析起來,貝克爾的觀點實際并非全無道理,起碼他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歷史認識與認識主體的主觀能動需求有著密切的關聯,歷史認識過程和結果中不可避免地滲透有認識者的主觀“審美口味”,正是這些千差萬別的“審美口味”,使歷史寫作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貝克爾上述言論對我們的有益啟發就在于,歷史之所以被不斷重寫,在一定程度上便源于表現為“審美口味”的歷史認識者的主觀價值觀念的相應變動。
  既然“審美口味”對于知道歷史寫作是如此重要,需要繼續追問下去的就是,諸如道德尺度、情感傾向以及審美口味等歷史認識者所主觀持有的價值評價標準,究竟又源自哪里呢?貝克爾的“歷史相對論”的探究就此止步了。而另一位身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則給出了見解深刻的回答,他認為,“我們一生下來,這個世界就開始在我們身上起作用,把我們從純粹的生物單位轉變成社會單位”,所以,“在研究歷史之前,應該先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個歷史學家之前,應該先研究他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歷史學家是單獨的個人,同時又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12)
  卡爾所言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包括價值評價標準在內的歷史認識者的主觀認識傾向,其根本來源與存在基礎皆與認識者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表述便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蘊涵于歷史寫作之中的“審美口味”盡管花樣翻新,卻并非空穴來風。歷史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個性化的價值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時代的價值傾向與利益需要在歷史認識者的主觀認識視野中的直接或間接的映射。從根本上講,正是長時段的歷史運動本身和復雜的社會變遷,才促成了歷史認識者主觀認識觀念的與時俱進,進而促成了歷史認識活動及其結果的不斷飛躍。在歷史認識活動中,對歷史認識者的主體立場的關注和理解,實際上也就是對決定這種立場的客觀時代背景的關注和理解,因為人的價值立場畢竟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社會意識終歸是社會存在的具體反映。
  從另外一個側面來講,作為時代變遷的記錄者和評判者,歷史學家也應該深切地關注時世動態并以之為參照來自覺地冷靜調置、反思自己的主體價值立場。對于一個肩負著“重寫歷史”之嚴肅使命的歷史認識者而言,要想創作出(而不是虛構出)真正無愧于時代、有益于讀者的有價值的歷史作品,不僅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來更為逼真完整地勾畫出歷史運動的原貌,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必須以高度負責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和敏銳的洞察力去捕捉和回答時代性的現實問題。惟有如此,才能寫出越來越真實可信又對人有用的歷史。
  注釋:
  ①歷史學是一門高度主體化的闡釋性學科,每一個歷史認識者都會依照自己的價值立場、知識背景和審美情趣等主觀因素而得出不同的歷史認識。但相對而言,受特定的宏觀社會背景的影響,處在同一個歷史時段的同一社會歷史空間中的歷史認識者,往往會形成比較一致的價值取向和大體趨同的歷史認識習慣。為了能夠說明時代性價值觀念變遷對歷史書寫的總體影響,本文在理論上將處在同一時空情境中的史家群體簡化抽象為一個持有相對趨同而穩定的價值立場的認識主體。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的歷史認識者的學術個性是十分鮮明的,重寫歷史不僅是時代性的集體文化生產行為,而且也是地方性的、個性化的認識創造。但是,無論史家的個性如何張揚,史學的社會性與公益性,都要求他們以高度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和道德自律去嚴肅地對待“歷史書寫”。關于史學的闡釋性,參見韓震、孟鳴歧:《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關于歷史認識的主體性,參見于沛:《歷史認識:主體意識和主體的創造性》,《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關于史學的公益性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參見張耕華:《論歷史學的用途及其濫用和誤用——讀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有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②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歷史的詩學》,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③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李德順:《價值論——一種主體性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11頁。
  ⑤韓震:《西方歷史哲學導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440頁。
  ⑥雅克·勒高夫等主編,姚蒙編譯:《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4、13頁。
  ⑦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第7版)》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頁。
  ⑧⑨⑩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31,13、65頁。
  (11)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73頁。
  (12)愛德華·卡爾:《歷史是什么?》,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44頁。

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福州66~69K1歷史學王邵勵20062006
歷史認識/價值學/主體性/求真/致用
歷史篇章之所以被不斷重寫,歷史認識之所以會與時俱進,不僅在于人們始終追求著在最大限度上重構相對細致與完整的歷史事實圖景,更是由于不同時代的歷史認識者會基于時代性的主體價值尺度而對客觀史實提出個性化的理解和評價。重寫歷史不等于濫寫歷史,科學而有意義的歷史認識不僅要承認和尊重作為認識客體的歷史事實的客觀實在性,也應當敏銳地捕捉時代變遷所提出的重大社會問題并給之以科學的回答。
作者: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福州66~69K1歷史學王邵勵20062006
歷史認識/價值學/主體性/求真/致用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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