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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金融危機和韓國大企業集團
韓國金融危機和韓國大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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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場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中,韓國經濟遭受的困難和損失可以說是最嚴重的。1997年初,韓元的匯率為850韓元兌1美元,而一年之后的1998年1月5日,韓元匯價創下了1770韓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位, 以美元計算的韓國財富損失了近一半。民族自尊心一向很強的韓國只好向國際金融領域的救火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 后者答應負責提供57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救援),作為交換條件,韓國同時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攬子經濟改革方案。今年年初,韓國在其國民中發起了募捐黃金的運動,以幫助國家增加外匯儲備。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出盡風頭的國際金融投機家喬治·索羅斯,年初應金大中之邀訪問漢城,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這次韓國金融危機的癥結在于韓國大型企業集團“片面追求增長,忽略所得利潤”的做法。的確,輿論界一般認為,舉措失當的韓國大企業集團是這場危機的重要魁首。
  韓國的經濟成就曾被譽為“漢江奇跡”,經過35年的快車道增長,韓國已躋身為全球第11大經濟體,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楷模。中國與韓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背景,政府計劃和市場推動相結合的韓國發展模式對中國經濟改革有著一定的吸引力,中國一些人認為這種模式是中國進入世界經濟強國行列的好方式。特別是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戰略是“抓大放小”,推行“大企業、大集團戰略”。總結這次韓國金融危機,對于我們今后改革的走勢也許不無裨益。
       韓國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是外債償付危機
  據韓國《朝鮮日報》1998年1月8日一篇文章介紹:截至1997年11月底,韓國外債高達1569億美元,其中金融機構借貸1115億美元、企業借貸434億美元、政府借貸20億美元。金融機構的借貸大部分都再轉貸給本國企業,用于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和海外投資。韓國外債期限結構呈畸形特征,其中短期外債占58.8%,長期外債占41.2%,國內金融機構把籌集到的利息較低的短期外債用于利息較高的長期的設備投資。
  這些借貸給本國企業的外債的相當部分都成了金融機構的壞帳和呆帳,而龐大的短期外債是一年之內到期,可是韓國此時的外匯資金情況嚴重惡化,外匯儲備只有300億美元左右。此外, 韓國經常帳戶下的赤字1996年就高達230億美元,1997年仍然居高不下; 這樣韓國為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就需要提高利率來吸引外國投資,韓國償付外國貸款的費用就隨之增大了。因此,在上述償還外債的巨大壓力下,韓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信用急劇下降,韓國金融業已經難于借新外債來還舊外債,或者難于展延外債還期,人們對韓元的信心進一步受到嚴重打擊,韓元匯市、股市動蕩飄搖。1997年11月17日,韓國央行宣布放棄對韓元的保護,韓元當日下瀉至1008.60元兌1 美元, 跌破了韓國央行官員承諾的1000韓元兌1美元的心理承受大關。11月20日,日本多家銀行宣布, 它們將不再允許延期其借貸給韓國銀行業總共達240億美元的債務。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政府只好放棄部分經濟主權,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
      韓國大企業集團的投資饑渴癥
  在韓國,大企業集團被稱為“財閥”(CHAEBOL), 這一漢語詞匯簡練地表達出了它們對韓國國民經濟的支配力。從1987年起,韓國政府將總資產超過4000億韓元(當時約合5.8億美元)的大企業, 定名為“大型企業集團”,每年公布一次名單。根據韓國公正交易委員會的數據,1994年前30位大企業集團的總銷售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2.2%。韓國大企業集團的龐大規模在國際上也出了名,美國《幸福》雜志(《FO-RTUNE》)1992年5月號評選的1991年全球50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 韓國的大企業集團竟入選13家之多,入選數量僅次于美、日、英、德、法、瑞典等六個老牌發達國家。現代、三星、LG、大宇等財閥更是在國際市場上各領風騷。
  韓國大企業集團是在韓國政府推行的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中迅速膨脹的,因此,韓國大企業集團具有大量投資、強勁出口的先天性沖動,被稱為“攻城掠地的軍團”。這一投資饑渴癥是有深刻歷史背景的。戰后韓國經濟發展起步時,面臨著內在缺陷的約束,例如天賦自然資源的有限、國內市場的狹小等。50年代韓國政府推行以進口替代為基礎的內向型戰略,結果是韓國經濟依然貧困。1961年初,樸正熙政府改而推行以出口導向為基礎的外向型戰略,將私營企業作為出口主力,制訂相應的產業政策,并為它們提供出口補貼、低息信貸等一攬子優惠鼓勵措施。韓國的一些企業及時抓住機會,迅速崛起為財閥。
  顯然,對于有政府扶植的韓國大企業來說,占領市場份額要比獲得近期利潤重要得多。韓國大企業遵循一種追求經濟規模的企業發展路線,韓國企業的夢想就是要成為世界性的跨國公司。因此,韓國大企業對于舉借銀行信貸非常大膽。它們這樣做至少有三個邏輯。
  邏輯一:銀行貸款增多——大企業收購更多資產——大企業抵押品增多——大企業可以從銀行得到下一步的貸款,而銀行債權人不敢中途斷絕再貸款,因為債權人如若這樣做就意味著收不回以前的貸款了;
  邏輯二:大企業規模增大——雇傭工人增多——出口能力增強——政府保護或担保本企業經濟行為的可能性增大;
  邏輯三:政府和大企業關系緊密——大企業的債務風險可通過政府措施(如稅收補貼)來減輕。
  缺乏獨立性的韓國金融體系使得大企業集團的上述過度借貸成為可能。以銀行為主導的韓國金融體系受到韓國政府的嚴格控制,所有銀行的行長都由政府任命。在這種金融體制下,銀行獨立審查貸款風險的能力很差,政府高級官員可以直接授意銀行發放貸款給某些大企業,那些得到好處的大企業再把這些好處的一部分賄賂給這些官員。韓寶鋼鐵公司破產案就引出了巨額非法貸款事件,金泳三次子被捕,韓國政壇為之震動。
  韓國大企業集團的投資饑渴癥,在不健全的金融體制下,造成了下述嚴重的經濟后果:
  1.韓國大量舉借外債。韓國長期處于資金短缺之中,其國內儲蓄率之高是有名的,但是投資需求率更高,據說1997年達38%,在這種儲蓄率—投資率存在缺口的情況下,韓國需要大量舉借外債,以滿足國內大企業的投資需求。1991年的韓國外債總額為397億美元,而到了1997 年11月底,外債總額飆升至1569億美元。由于外債期限結構的畸形,終于導致了韓國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2.韓國大企業容易形成高負債率。銀行信貸的容易獲得(即銀行貸款的軟約束)使得大企業的融資比率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多數大企業的債務與股本金的比率(即負債率)都在500%以上。可按照國際標準,企業負債率達到230%就已經足以值得警戒了。韓國30 家最大的企業集團的負債加在一起,占了全國財富的三分之一。如此之高的負債率使得企業經營面臨著極高的風險,市場上稍有風吹草動,便能引起企業危機。至1997年底,已有八個大財團宣告破產,其中排名第八位的起亞集團,負債率達519%;排名第十二位的漢拿集團,負債率達2056%, 排名第十四位的韓寶集團,負債率約達1900%;排名第十九位的真露集團,負債率高達3075%。大企業集團的紛紛破產,當然就造成了貸方銀行的呆帳和壞帳。
      韓國大企業集團的經營發展路線面臨挑戰
  實際上,韓國大企業追求經濟規模的企業發展路線是期望這樣行走的:為占據市場份額就需要大量借貸——為償還借貸就需要維持較高的增長率——為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更多的大量借貸來進行投資擴張。在韓國經濟起飛史上,韓國大企業集團的這一路線是有一部分功勞的。如果韓國大企業經營得當,回報豐厚,這種企業路線本是可以繼續走下去的。然而,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90年代中期的今天,它遇到了內外兩方面的嚴峻挑戰。
  1.經濟全球化要求企業有很強的市場效率和創新精神,以前工業化時代的企業規模很可能在信息化時代就顯得過大了。從理論上講,企業經濟規模龐大并不等于具有效率的規模經濟,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1)生產能力的限度。當投入增加超過一個定點時,邊際產出就會減少,亦即出現了規模不經濟。(2)交易成本的限度。 企業之所以替代市場而存在,是因為企業可以將一些經濟活動內部化,從而能夠節約市場上的交易成本。所以,企業的規模應該具有時代的內涵限度,否則就會像身體同腦子相比變得越來越大的恐龍一樣,反應遲鈍,步履蹣跚。韓國一些大企業集團“章魚腕足式”地擴張企業規模,終于導致企業虧損,折斷了它們企業發展路線的較高增長率這一環節。例如宣布破產的起亞集團,它原是生產汽車的專業集團,但卻先后建立了28個系列企業,經營攤子鋪開到與汽車生產毫不相關的特殊鋼、建筑甚至公寓清掃等領域。香港《亞洲華爾街日報》1997年12月18日的一篇文章稱:1996年韓國最大的49家財團的銷售額盡管占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7%,但是它們凈利潤總和卻只有6500萬美元。
  2.面臨著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韓國經濟正在逐漸失去它的比較優勢。國際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動成本競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高技術競爭。當韓國大企業向海外咄咄逼人地擴張投資時,時常陷入上述兩個方面造成的窘境,因而韓國通過海外投資實現產業轉移的渠道并不通暢。韓國一方面沒有足夠規模的升級產業轉入,另一方面也難以轉出原有產業,來發展新的競爭性產業。基于以上限制,韓國大企業的產業投資效益是有限的。例如,盡管世界汽車工業生產能力過剩,韓國國內汽車消費市場狹小,但是韓國政府還是不惜血本地扶植了三家大的汽車制造商,顯然,韓國支柱產業——汽車業的國際競爭力不能與美、日、德的高技術和中國、東盟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匹敵,結果,其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起亞集團就破產了。魚大了,水卻不一定深。
      正確評價韓國大企業集團的作用
  韓國金融危機是否表明韓國大企業集團已經過時了?中國臺灣成功地規避了這次亞洲金融危機,是否就表明中小企業一定比大企業集團更有國際競爭優勢呢?
  我們認為,關鍵的問題不是大企業集團這種企業組織形式是否錯誤,而是如何根據市場形勢來確定這種企業組織形式的邊界。在實現經濟起飛之后,韓國經濟的前途仍然要依賴于國際化和世界化,因為它的先天性缺陷依然存在:天賦自然資源有限、國內市場狹小。要進軍國際市場,使得韓國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來同老牌發達國家競爭,一個方便的方式就是建立大企業集團。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市場份額和效率增長是同等的重要。在金融危機席卷亞洲、西方社會呼吁韓國財閥“減肥”增效之時,西方社會本身卻掀起了一股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的企業兼并熱潮。1997年11月,美國世界通信公司以370 億美元的天價兼并了美國第二大微波通信公司,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企業兼并案,矛頭所指就是國際電訊市場的市場份額。可見,在信息化時代來臨之際,國際性的市場壟斷已成為一種強勁的勢頭,西方國家政府對此的態度是鼓勵和歡迎的。韓國大企業集團的規模究竟應該有多大?問題的癥結在于它應該由市場力量來確定,政府可進行適當干預,但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應該是“親市場”的,并建立健全的監督機制(包括健全的金融體制)。
  作為后起的發達國家,韓國大企業集團畢竟對于韓國經濟的起飛做出了重大貢獻,其驕人成績是不爭的事實。但正因為是后起的發達國家,韓國大企業集團在新的國際競爭中面臨一系列約束條件,力有未逮,在市場份額和效率增長這兩個目標中優先選擇了市場份額目標,而忽視了效率增長目標;韓國金融體制的缺陷使得它們的錯誤選擇成為現實。韓國的教訓是深刻的,企業發展應該做到這兩個目標的均衡。
  大企業集團在韓國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小企業在韓國經濟結構中的地位一直是弱小的。韓國如果仿效臺灣模式、拋棄財閥而一味扶植中小企業,是不現實的政策選擇,機會成本相當高昂。而且大企業在研究與發展投資和品牌戰略方面,比中小企業更具優勢。今后韓國經濟要度過難關,還取決于韓國大企業集團本身的改革。
  
  
  
國際經濟評論京14~16F8國際經濟丁斗19981998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在職博士生 作者:國際經濟評論京14~16F8國際經濟丁斗19981998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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