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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學批評:1950—1975(上)
香港的文學批評:1950—197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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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文學批評與香港文學的批評
  如果依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見,香港的文學批評自然是不值一談。因為我們通常說的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習慣而延續的社會共同經驗。它是人類智慧的標幟。連這樣的東西都“沙漠”了,還談什么文學和文學批評?其實,“文化”這個詞,包括了“外顯”與“內隱”的行為模式,不僅包括意識形態中思想、意識,還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習俗等人類的生存行為。它們借助符號的使用而被學習或被傳授,從而顯示人類生活和人類歷史的出色成就。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觀點根本就不能成立,因為它至多只是關注到了文化“內隱”的方面,即人格——心靈的方面,而忽略了“外顯”的方面,即社會——功利的方面。當然,這個問題反過來看可能更為切實:論者和認同這種觀點的人,充分感受到香港社會的商業特征。的確,比起直刺青天的銀行大廈、珠光寶氣的購物廣場、以及股市的消息和皇家賽馬會的彩票,那些自生自滅的文學雜志,那些被商品廣告擠得瘦削不堪的文學版面,算得了什么?
  然而就在這商業巨人的巨大身影的籠罩中,香港的文化、文學和文學批評,不僅在一個雅俗并兼、商政交纏的特殊文化空間中頑強地發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邊緣性文化”特色。從五十年代的《人人文學》、《文藝新潮》、《中學生周報》,到七、八十年代的《八方》、《香港文學》發表的許多好作品,培養的許多出色作家,足以向人們表明:香港不是有沒有文化,文學的問題,而是怎樣理解、評價香港文化和文學的問題。譬如,無論地理上與政治上,香港都是一個邊緣之地,對不同體制和意識形態,既始終有一種潛意識的關注,卻又有拒絕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糾纏、迎迎拒拒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景觀。又如,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中西交匯的地區,官方文牘和大學教育通用的是英語,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卻通行粵語,而大部份的報刊則用中文出版,這種混雜的語言現象,對文學而言,顯然不全是一種消極的力量,相反,作為文學表達媒介的中文,往往從其它兩種語言中獲得了視野與活力。再如,香港社會的主角自然是商業經濟,不象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國家和地區那樣容易形成思想文化思潮,甚至可以說,香港幾十年是一個沒有文學“思潮”、文學“主流”的地區,但沒有思潮、沒有主流,沒有文壇的風氣,也就使作家不必担心時尚的壓力,能夠憑個人的愛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創作的理想,更好表現文學的個性。李歐梵認為,“從文化的層次而言,我認為香港雖地處邊緣,卻并非弱勢,它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文化關系恐怕也非后殖民論述可以全部概括。……恐怕無法完全用商業理論解釋……也許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雜’性,它可以處在幾種文化的邊緣——中國、美國、日本、印度——卻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從各種形式的拼湊中創出異彩。”[1]這種見解值得思考。
  香港社會地理與政治的邊緣性、語言的混雜性和經濟的商貿特點,不僅決定了香港文化和文學隊伍構成的復雜多元,精神、知識背景的復雜多元,也決定了文化和文學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復雜多元。僅文學批評而言,批評的對象既有本港的作家和文學現象,也有大陸、臺灣、甚至整個漢語世界的作家和文學現象;既批評高雅文學,也批評通俗文學。批評家既有作家、編輯,也有學院里的教授、專家。批評作品既有書評、隨感,也有最正規的學院派論文;文章和論著既在本港發表、出版,也遍布臺灣、大陸和其他華文世界的報刊與出版業。
  這樣復雜多元的文學批評現象,自然要求不同模式、不同角度的觀察與理解。但無論在本港,還是在其他漢語文學界,對這個世界性都市的文學批評景觀,都還未找到比較理想的整合框架和敘述策略。其中的問題,既與香港文化所處的尷尬的邊緣地位相關,也與“香港文學”這一概念的吊詭含混相關。地區種種文化的形成與變化,最早當然是與地理環境相關聯的,譬如有人正確地提出現代以前的香港文學具有濃厚的嶺南色彩,在中國文學中“本土”的色彩并不明顯。但在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的搖蕩中,社會條件的隔離(包括社會體制結構、生產生活方式等)又往往是地區文化特質形成的主要動力,——正是因為這一點,產生了香港文學、臺灣文學和大陸文學的不同風貌。因此,基於文化觀察必須服從的三條觀察路線:自然條件(地域、語言、人種等)、社會條件(社會體制結構、生產生活方式等)、心理條件(原始概念、心態結構、民俗等)。面對香港作為國際性都市社會對於母體文化的復雜認同與差異的矛盾,面對邊緣地域人員的流動性,文化資源、知識背景的復雜性,以及作品發表、流通的多樣性,在香港,文學的香港性特質的問題,恐怕比那些是香港文學的表面歸類更為重要。因為主要是“香港性”而不是別的什么,決定了香港近代以來的文學具有寫“史”的意義。
  但是從“香港性”出發仍然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是生活在“父母”文化的陰影中,“人家對你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你所做的事視若無睹”[2];二是把“本土”的某些外在特點強調過分,以致于劃地自限。香港文學界自二、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六十年間,反復提出“香港新文壇是否存在”、“香港有沒有文學”[3]之類的問題,正反映了居港作家對外部漠視的反應和自我衛護心理;而外來作家的客居心理與本土的自卑和自傲,又往往限制了香港文學范疇與特質的展望。僅就五十年代以來的香港文學批評而言,無論港外港內,“香港沒有文學評論”的論調比“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言論更刺耳,其中原因,就是這種言論既排除了香港批評家對于港外文學的批評,也排除了這些批評家在臺灣或大陸發表的批評,眼里只有港島報紙上豆腐干大的“圈子”評論和新作薦介,怎么會對香港的文學批評產生好印象?
  其實香港的文學批評并不弱。本世紀前半葉的現象不在本章的敘述范疇,姑且不論,僅從五十年代開始,象林以亮1953年在《人人文學》與發表的,后來結集于《林以亮詩話》[4]出版的一系列新詩評論,代表了新詩理論批評中一種新的聲音,對20世紀現代漢詩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又如曹聚仁,是一位興趣廣泛的“雜家”,文學批評只是他寫作生涯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他的諸多作品,特別是《文壇五十年》、《我與我的世界》,及《魯迅評傳》、《魯迅年譜》[5]等著作,不僅是現代漢語文學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而且有香港文人特有的邊緣立場和觀察角度。再如由作家向學者轉變的司馬長風、李輝英的文學史研究,雖然條件所限,資料不全,存在著種種不足,但較少政治意識偏見,又是其長處。不用說,這些特點也鮮明體現在較后出版的劉以鬯的《端木蕻良論》、胡菊人的《文學視野》、黃繼持的《文學傳統與現代》等批評家的寫作與著作中。這樣的批評,是不是屬於香港文學批評的組成部分?如果拒絕了談論港外作家或談論本港文學卻在港外發表的批評,是否拒絕了自己非常優秀的一部分?
  香港作為一個復雜多元的世界性都市,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現象,還是我們所談的小范疇的文學批評,都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香港文學批評的界定與歸類,當然要看批評家是否具有香港身份這一基本前提,但出生的本地或外地,文學話題的港內或港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批評家的寫作,是否以漢語寫作體現了其對根源性文化傳統的認同,是否以其獨立的思想立場和文化品格體現了“香港性”,并參與了香港文化氛圍的創造。因此,香港的文學批評似不應自限于香港文學的批評這一狹窄范疇,把香港批評家的文化關懷局限於一個地區的視野,而是應當面對它在久遠漢文化傳統背景下因近代殖民地境遇而形成的具體文化個性,這樣才更有利于辨認現代以來,特別是五十年代以來,香港批評家的文化身與批評特質。因為,正如一些香港學者也意識到的那樣,真正與大陸或臺灣的“父母”主流文學產生岐義與沖突,并不始于傳統的“舊文學”時期,即使在“新文學”以來,五十年前,也主要是“中國新文學”背景下漢語文學的“新”“舊”漠視,而不是“屬”香港的文學的分立[6]。
  比較明顯體現出“香港性”文化身份和批評特質,是在五十年代[7]。因此,對于香港的文學批評的敘述,就從這個年代開始。不用說,我們使用“香港的文學批評”這個范疇性的概念,并以“香港性”文化特質作內核,既是一個包容性,開放性的概念(譬如,它自然包容了“香港文學的批評”,同時又將包容香港批評家站在自己獨立的文化立場批評港外的漢文學作品,對批評作品的發表與出版,也不以本港為限);又是一個有內在限定性的概念;它意味著我們更關心香港批評家思想立場、文學觀念的“香港性”,并將排除那些專業的中國傳統文學或歐美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因為它們應當在別的系統和框架中得到關注,而我們所敘述的,是“香港的文學批評”。
   林以亮的詩歌批評
  林以亮(1919—— ),原名宋淇,“林以亮”是宋淇常用的筆名之一,此外,還使用過宋奇、宋悌芬、歐陽竟、唐文冰、余懷等筆名發表作品。原籍浙江吳興,著名戲劇家宋春舫之子。北平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獲學士學位并留校任助教。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法租界領導話劇運動,曾編寫舞臺劇《皆大歡喜》。1948年到香港,先后任美國新聞處書刊編輯部主任、電影懋業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編審委員會主任。編有《南和北》等電影劇本。1968年后,專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特別助理,并兼高級翻譯文憑課程講師及翻譯中心主任,主持學校《譯叢》的編輯出版。
  林以亮是一個詩人,翻譯家和文學批評家。他于大學時代開始寫詩,有幾十首詩作收在《林以亮詩話》和《昨日今日》兩書中。主要翻譯作品有《美國詩選》(編先,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國文學批評選》(編選,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國七大小說家》(林以亮等譯,香港:今日世界,1967);《自由與文化》《林以亮等譯,香港:1954)。主要評論著作(包括翻譯評論)有:《林以亮論翻譯》(臺北:志文,1974);《林以亮詩話》(臺北:洪范,1976);《詩與情感》(臺北:六林,1980);《更上一層樓》(臺北:九歌,1987)等。
  林以亮的批評涉及文學翻譯,電影與各種文類。翻譯批評方面,一冊討論西譯中問題的《林以亮論翻譯》,一冊商榷中譯西問題的《紅樓夢西游記》,既是翻譯中“信、達、雅”問題討論,又是東西方文化差異和文化矛盾的揭示,體現出很深修養和抽絲剝繭的功力。而電影批評方面的論文《中國電影的前途》,小說評論《私語張愛玲》等,也是極有見解、極其中肯的批評文字。當然,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他對五四以來中國詩歌的批評。它不僅典型體現了一個邊緣詩歌批評家對主流文學的觀察與分析,所提出的問題,也最發人深思。
  林以亮對五四以來的“新詩”,早有自己的看法,從他四十年代開始創作的那些非常理性且形式感極強的詩作,以及他對燕京同學吳興華新古典主義詩歌毫無保留的推崇,人們不難感到他與五四以來的濫情主義和感傷主義詩歌主流,有著深刻的分岐。這種分岐最早呈現于理論批評,是他1953年在《人人文學》上發表的詩歌《詩與情感》。當時,第7期的《人人文學》發表了夏侯無忌的文章《詩與情感》,把情感看作是詩最重要的因素,林以亮覺得“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馬上寫了此文進行商榷。
  林以亮《詩與情感》一文中提出的,主要是兩點:一、情感只是詩的要素之一,不是唯一的要素,片面強調感情,將排斥許多別類詩歌的居留,大大縮小詩的范圍;二、情感不過是詩的原料,要經過詩人的精細提煉才會變成詩;取消了從情感到藝術品之間語言形式的艱苦轉化工作,簡單把美感經驗的傳達看成是情感的交遞,將導致詩歌自足性的虛缺。他比喻說:“感情是電流,要使它成為光,非要有精致的機器和變壓器不可。”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論,甚至可以說是一般的詩歌常識問題,但五四以來的中國“新詩”,恰恰在這基本問題上出現了混亂;寫新詩和讀新詩的人,只是一味地要抒發感情,表現自我,認為只要把強烈的感情無遮無攔地傾瀉出來,便是藝術的大成功。林以亮的獨特之處,是透過這種只講感情,不要語言、形式和技巧考慮的現象,進一步順藤摸瓜,找出了它“根本忽略了中國文學的特殊性質、構造和音樂性”的要害,指出其最大的病根是受十九世紀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他提出:“五四以來,中國的新詩走的可以說是一條沒有前途的狹路,所受的影響也脫不了西洋浪漫主義詩歌的壞習氣,把原來極為寬闊的領土限制在(一)抒情性的(二)高度嚴肅性這兩條界限中間。……現代詩早已揚棄和推翻了十九世紀詩的傳統而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8]
  這是五十年代初來自邊緣的對二十世紀中國主流詩歌最直率、也最激烈的批評。雖然早在二十年代,聞一多就提出過新詩中的濫情主義問題,梁實秋也對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弊端,進行過尖銳的指責,但他們的論述,并未在后來的大陸批評界得到回應,只在香港的林以亮詩歌批評中得到了深入。林以亮對浪漫主義影響的批評,既有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的闊大背景,又有本世紀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重要參照。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它是曾經在浪漫主義詩歌中沉溺過的詩人自我覺醒的聲音。林以亮自己曾說過,對十九世紀文學他曾死心塌地的擁護,后來才深感其弊端,變成懷疑、批判和排斥的[9]。
  古典詩歌的深厚修養,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深入了解,以及作為詩人的自我反思,使林以亮的詩歌批評,既有寬闊的視野和歷史感,又有洞察抉微和透視,因而貼近創作現實的實際。譬如他批評自由詩,說從艾略特觀點看,藝術中根本就沒有自由這回事,“在取消了這些限制之后,詩人的困難反而有增無減。形式仿佛是詩人與讀者之間一架共同的橋梁,拆去之后,一切傳達的責任都落在作者身上。究其實際,自由詩并沒有替詩人爭得自由,反而加重了詩人的負担,使他在用字的次序上,句法結構上,語言的運用上,更直接、更明顯地對讀者有所交代。”因此,他指出,“非得有了規律,我們才能欣賞作者克服規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們才能了解在拘束之內可能的各種巧妙變化。”[10]
  林以亮對新詩浪漫主義弊端的清算,主要集中在感情的狹隘性和表現的簡單化兩個方面,而他批評的出發點,則是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國的文字是象形的方塊字,在排列起來和印出來后,每個字所占的空間是相同的”,由于這是各自獨立而非粘連的文字,因此它的語法非常靈活,“我們要看了某一個字的位置和上下文后,才能判定它是名詞或動詞,是形容詞或狀詞。”所以它決定了中國詩的特色:“從容不迫,含蓄不盡,信手拈來;情感既不致奔放,意境也容易開闊。”[11]這事實上是對漢語詩歌包容的文化特性的表現策略的指認,反對主體的強行干預和扭曲,反對單線因果關系的追尋,注意空間表現的多重性和意象性,以及語言內部的張力,等等。詩歌的研究與批評,只有落實到語言這個人類智力活動的根基問題時,才算找到了可靠的批判與建設的據點。正是在這一點上,林以亮的新詩批評顯示了其有力的鋒芒和詩學價值。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在文化融合與文化失真的矛盾中,加強母語的地位,他說:“我們必須加強母語的地位。所謂母語,就是子女向慈母使用的語言。我們一定要把母語鍛煉成為最富于表現力、字匯豐富、活潑生動的語言;使我們身為子女的人都覺得驕傲。”[12]他認為這里最重要之點就是領會漢語的神髓,具備熟練的操縱力,在漢語特有的空間感和音韻規律的調和中,創造新詩的形式與節奏。
  正因為林以亮深入到了一個民族與他的母語無可選擇的關系范疇,意識到漢語在歷史中積淀下來的文化精華,感同身受地知道新詩拋開漢語的語言習慣和文化內涵,無異于自我貧乏,所以他才把五四以來浪漫主義主流詩歌,歸結為對偉大中國詩歌傳統的背離,認為“五四以新文學最主要的成就恐怕就是徹底的否定和破壞舊的文學傳統,以至這些年來我們的創作和批評不像是一個有二千年優良傳統的產品”[13]。這樣,作為一個身體力行的詩歌批評家,他不僅在五十年代不遺余力地推崇吳興華的新古典主義詩歌,熱心探討古典詩歌形式的現代轉化和西洋詩歌形式與中國文字特色的融合問題,而且分別從語言、修養、寫詩態度、詩與傳統的關系這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設主張。林以亮的《詩的創作道路》是一篇既反映了他的寫詩心得,又表現了他基本詩學見解的論文。
  林以亮的新詩批評,最有特色的部分在五十年代中、前期,其中還包括極有見解的《論散文詩》一文,以及記錄自己《噴泉》一詩創作經過的文章《一首詩的成長》,這篇文章被夏志清譽為“是中國新詩史料里一篇重要的文獻,可說與梵樂希、泰特、史班德同類的詩人自述媲美”。[14]。六十年代,林以亮還發表《詩與胡說》、《譯詩散論》、《論讀詩之難》、《再論讀詩之難》等論文,以及《文思錄》等詩學隨筆,也很有見解,但這時林以亮的興趣已轉向古代的詩歌經典,形式上也趨近于傳統詩人的“詩話”。
  林以亮的詩歌批評,反映了一個長期中被中外一流詩歌作品浸染,趣味很高,造詣很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詩學理想。它本質上是一種古典主義的詩學理論,其要義是對五四之后被迫邊緣化了的中國詩歌傳統的召魂。而在精神上,則體現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在邊緣處境中自覺認同自己的邊緣身份,以邊緣者的距離感和理性的目光,對主流文化提出質疑、分析和反思的精神。
   曹聚仁的文學批評
  1950年前后南來香港的許多作家、批評家雖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不可一概而論,但在批評家中,相當一部分希望在香港這樣的邊緣環境,保持自己獨立的個人立場,卻也是普遍的現象。林以亮是這樣,1950年從上海來的曹聚仁,也是這樣。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杭州第一師范畢業。1922年到上海,先做了三年的家庭教師,一邊教課一邊自學各種文史知識,“等于進了自修大學”[15]。也在這個時候,章太炎應上海江蘇省教育會之請,在上海西門職業教育社大禮堂講演國學,曹聚仁作筆錄。這個講演的筆錄后來成了章氏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國學概論》。曹聚仁1925年被聘為暨南大學商學院國文教授,此后曾分別在復旦大學、持志大學、上海法學院、中國公學、大夏大學等担任教職。
  曹聚仁的知識面非常廣泛,兼作家、教授、記者為一身。抗戰前是作家兼教授,抗戰開始又投筆從戎做了中央通訊社的戰地記者,后來還在蔣經國的“新贛南”主持過《正氣日報》。1950年以前,就曾出版《國故學大綱》(1925年,上海梁溪版)、《中國史學ABC》(1930年,上海世界版)、《筆端》(1935年,上海天馬版)、《文筆散策》(1936年,上海商務版)、《文思》(1937年,上海北新版)、《魯迅手冊》(1937年,上海群眾版)、《中國抗戰畫史》(與舒宗僑合著,1948,上海聯合畫報版)、《蔣經國論》(1948年,上海版),等等。
  曹聚仁是1950年到香港的。作為“一個看革命的旁觀者”[16],他是懷著十分復雜的矛盾心情離開大陸的,他曾說:“我對于中共政權,一半是留戀,一半是旁觀;因為我一向對政治沒有興趣,卻又對政治內幕有相當了解,作為去國到海外去的‘馬爾塞爾’(《四騎士》中主角之一),心頭別有滋味的。‘南來’,對于我,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可解消的矛盾!”[17]從根本上看,他最終下了“乘桴浮于海”的決心,是要做一個不在“此山中”的旁觀者,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既保留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立場,又“不必改變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18]。
  曹聚仁到香港的第四天,就開始為《星島日報》特欄寫關于大陸內地(主要是上海)形勢的報道“南來篇”,以不偏大倚的“中立派”自居,以史家之筆自命,敘論大陸時局的變化。這些后來收進《采訪新記》(1956年,香港創墾版)的報道,最初發表時曾得到熱烈的反響,可說是左右不討好,既受到國民黨“忠貞之士”譏嘲攻擊”,又受到共產黨左派人士的諷刺。但他堅信自己的工作“不帶政治色彩”,“乃是站在人民立場、記者的客觀地位的一本正經工作。”[19]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多次回大陸采訪,繼續寫了大量大陸的報道和時評作品在香港報刊發表,并結集成《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在香港出版。
  作為記者,出于國家民族的立場,曹聚仁在香港報道了大陸五十年代的變化,也有過提早幾小時報道1958年炮轟金門的獨家新聞。而作為一個資深的文化人,他向北京苦雨齋的主人周作人催生了《知堂回想錄》,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活動留下了頗有價值的資料。周作人是1960年底在曹聚仁的鼓動下開始寫《知堂回想錄》的,到1962年11月底寫完。它1964年8、9月在大陸《新晚報》副刊發表了一些,被迫“廢棄”后,又在曹聚仁的努力下,從頭到尾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連載,由香港三育圖書公司出版,全書38萬字。
  曹聚仁作為一個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識分子,他不僅寫通訊、報道和時評,也寫小說。他在香港發表的小說《酒店》(1953年,香港創墾出版社)集中描繪了大陸南來的中上階層在五十年代流落香港的生活,表現了在繁華、歌舞升平的背后,人們逃離家園的無奈、失落,以至放縱,還有難言的辛酸與脆弱,從一個逃難來港者聚居的“酒店”,描寫了當時香港社會的現實。但曹聚仁的重要貢獻,還有文學批評。在此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文壇三憶》(1954年,香港創墾出版社)、《書林新話》(1954年,香港遠東版)、《文壇五十年》(正續集,1955年,香港新文化版)、《魯迅評傳》(1956年,香港世界版)、《魯迅年譜》(1967年,香港三育版)、《人事新語》(1963年,香港益群版)、《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197年,香港海天版)、《我與我的世界》(1972年,香港三育版)等。
  曹聚仁在文學批評方面的貢獻,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他的魯迅研究。曹聚仁于二十年代末就與魯迅相識,魯迅的日記證明,他們的交往還不是一般相識泛泛之交。同時,曹聚仁于魯迅生前就萌生了為魯迅寫傳的愿望,《我與我的世界》中有這么一段記載,有一次,魯迅在曹聚仁家中吃晚飯。
  魯迅先生看見我書架上的一角,堆積了他的種種作品以及一大堆資料片,知道我準備替他寫傳記,我筆著對他說:“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不姓許。”他聽了我的話,也笑了,說:“這憑這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就憑這一句話,我就大家沒動手的空缺中,真的寫起來了。[20]
  不過,那次交談的第二年,魯迅就去世了,盡管曹聚仁加緊收集了不少資料,正準備動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卻驅使曹聚仁帶筆從軍,當了戰地隨軍記者,把寫傳記的事擱了下來,只在1937年由上海群眾書局出了本《魯迅手冊》,而為魯迅寫傳和編定年譜的心愿,是曹聚仁在香港實現的。
  不過,曹聚仁系統地講述魯迅,動筆之初,就有自己明確的想去。他在《魯迅研究述評》一章中說:“(A)魯迅并不是圣人,他的思想本來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無礙于其在文學史上的偉大的。一定要把這些矛盾之點掩蓋起來;或是加以曲解,讓矛盾解消去,那是魯迅所不同意的。魯迅贊許劉半農送他的對聯:‘魏晉文章’,‘托尼學說’,那就一切歪解都沒有用了。(B)我們得承認魯迅自始至終是‘同路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共產黨員,否則我們就無從解釋魯迅回復徐懋庸的公開信以及他寫給胡風的幾封信了。作為一個‘同路人’,魯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貢獻也是同樣偉大的。(C)若干文化運動,如大眾語運動,手頭字運動,都不是魯迅所領導的,一定要把這些文化工作寫在魯迅史中,對于他,也只能算是一種莫明其妙的諷刺。(D)我再三說到魯迅所攻擊的人士,有時他批評的非常尖刻;那一類人,也只是《儒林外史》中的腐迂書生,卻不一定是‘壞蛋’。即如他所攻擊最利害的顧頡剛氏,也是。”[21]其《魯迅評傳》、《魯迅年譜》的突出特點,是以史家重實的精神,面對魯迅生活和創作的復雜性,“把魯迅當作有血有肉的活人來描畫,絕少歪曲事實之處。”[22]這顯然得益于曹聚仁既與魯迅相識又能“站在熱鬧的斗爭的邊緣上”看事物這雙重優勢,因而與當代中國大陸諸多關于魯迅的描繪,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周作人生前讀完《魯迅評傳》,曾給曹聚仁去過一信,可以參照:
  魯迅評傳,現在重讀一遍。覺得很有興味,與一般的單調書不同,其中特見尤為不少,以談文藝觀及政治觀為尤佳,云其意見根本是“虛無主義”的,正是十分正確。因為尊著不當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夠如此。尊書引法朗士一節話,正是十分沉痛。常見藝術家所畫的許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沒有寫出他平時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見過魯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戲劇性的一面。故所見到只是這一邊也。魯迅平常行動亦有做作,(人人都有原也難怪。)如伏園所記那紅匕首的一幕,在我卻并未聽見他說起這事過。據我所知,他不曾有什么仇人,他小時候雖有族人輕視,卻并無什么樣的仇,所以那無疑是急就的即興,用以娛賓者。那把刀有八九寸長,而且頗厚,也不能用以裁紙,那些都是紹興人所謂“焰頭”。(舊戲中出虎時放“焰頭”,講話時多加藻飾形容話。)伏園乃新聞記者,故此等材料是其拿手,但也不是他所假造的……。[23]
  曹聚仁既以史家自居,強調史德和史實,他的文學批評就不免以歷史事件和文人活動為主要對象。事實上這正是曹聚仁文學批評的一大特點。對魯迅的描述是如此,他的主要文學批評著作《文壇五十年》、《我與我的世界》也是如此。《文壇五十年》于1955年初版,可以說是最早在香港編寫出的中國新文學史。它是“一部回憶錄性質的書,……以四圍師友生活為中心。”[24]通過親身經歷“掌故式”地記述了中國文壇的大事。他指出,今天的現代文學史中出現的作家,十有八九他都認識,又曾在報界和出版界工作,具有新文學發展的見證人的身份。這種身份,配合他“史人的地位,在文壇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25]的立場,使他對新文學的敘述保持了獨立的個人立場和客觀性,“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另一方面,它討論了一些長久以來因政治因素而被忽視或否定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對在五十年代受到猛烈批判的胡適,曹聚仁便高度贊揚,另外如周作人、錢鐘書、吳稚暉、李勛人等都是長久以來被人忽略了的作家,曹聚仁對他們卻加以肯定,這是《文壇五十年》的一個重要貢獻。”[26]
  如果說,《文壇五十年》是一部獨具個人色彩的新文學史,那么,《我與我的世界》則是一部獨具邊緣立場的文人心靈史。《我與我的世界》是曹聚仁未完成的自傳,1970年開始動筆,邊寫邊在香港《晶報》連載。原計劃寫三卷,一百萬字,但到他逝世時只寫了一半,敘述到四十年代。它于作者逝世后在香港出版,后來又經由曹聚仁的妻子兒女根據他的遺稿整理、校訂,在大陸列為“新文學史料叢書”,1983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我與我的世界》涉筆“大半個世紀,世變的劇烈,比以前三四個世紀還要多”,而當年與作者交游的朋友,又都和“天下興亡”有密切關系,其史料價值,與作者的《文壇五十年》同樣重要。但與《文壇五十年》以邊緣者的立場寫文壇不同,《我與我的世界》的側重點是“世界”中的“我”,目的只是要把他與他的世界不加掩飾地揭示出來。曹聚仁十分推崇法國新傳記作者莫羅亞(Andre maurois,1885——1968)關于現代傳記特質的論述:“學者的理智打進了心理學和倫理學的園地,……不論對于任何問題,都要自己去探討,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結果。”并說這番話也正是他寫自傳要說的話[27]。而事實上,這本傳記不僅僅是個人生活記憶的鉤沉、文人交往的敘述,而是充滿時代、歷史和自我的分析與議論。開篇《我的自剖》便宣稱自己是虛無主義者,是羅亭式的人物,與時代社會充滿著矛盾,他說自己,“雖不算十分天真,卻也不是世故老人,說到寫文章,實在是爬格子,象是貧血的奶媽拼命地擠一點奶汁出來,卻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許多年前,我曾經以但丁自比,并非我會那么狂妄,會以但丁的天才乃其偉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處境自況。但丁的心中,對于社會革命,與國家的統一這兩種工作的先后輕重,常是彷徨苦悶,不知應當把那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來,他終于為謀國家統一而努力了。這是我走的路子,抗戰給我一個新的信念,那時,我相信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還相信抗戰的血多流一點,或許社會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點了。因此,當時我對中國的前途一變而頗為樂觀了。可奈在泥濘長途走了一陣子,那份樂觀了的念頭,又漸漸地褪了色,到了后來,在抗戰勝利后那幾年中,依舊回到但丁當年徘徊岐途的心境。”[28]這段話可以說是《我與我的世界》的一個小小縮影。
  這本書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展示了一個現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矛盾與掙扎的心靈歷程。曹聚仁曾認為魯迅的《孔乙己》“象征知識分子的沒落;從這面鏡子中照見了自己的靈魂”[29],他的《我與我的世界》,也是一本能照見作者自己靈魂,能象征“站在熱鬧的斗爭的邊緣上”觀察、思考的自由知識分子艱難求索,終而走向孤獨與落寞的書。在這個意義上,《我與我的世界》是研究中國現代自由知識分子思想與生活的重要史料。
  因為在三十年代與朋友創辦《濤聲周刊》,提倡“烏鴉主義”(即理性主義批判),曹聚仁被人譏為“烏鴉”。他認為講別人不中聽的話沒什么不好,也就承認了下來。疏離中心,立足潮流之外的人是孤獨的,然而承受得住這種孤獨的人又終將得到補償。曹聚仁一生著述甚豐。文學批評值得一提的還有《人事新語》和《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主要是現代中國傳統戲曲經典作品和表演大師的批評,也包括一些現代話劇經典作品的評論。特別是《現代中國劇曲影藝集成》一書,收有兩千多幅圖片、劇照,二十多萬字的介紹和評論,可說是圖文并茂,蔚為大觀。它在1971年出版,可視為作者對“文革”文化專制主義的自覺抗爭。此外,作為學者和年輕時就為章太炎記錄、整理過《國學概論》的人,中國古代和近代學術思想的研究也有他獨特的貢獻。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在香港《晶報》上連載(1970年1月2日——1970年9月15日)的“聽濤室隨筆”,它在曹聚仁逝世后更名為《國學十二講——中國學術思想》出版。這是一部以隨筆形式敘述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著作;作者自稱“是有所見的書,不僅是有所知的書,竊愿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知者”[30]的書,可謂自視甚高,但也稱之無愧。它博彩眾家之說,綜合各人之長,文筆清新灑脫,論說平實易懂,并在運用歷史唯物論解釋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作了可喜的嘗試。
  注:
  [1]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第28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春季號,頁79-80。
  [2]梁秉鈞:《引言》,《今天》,牛津出版社(香港)1995年第1期“香港文化專輯”,頁73。
  [3]例如在1936年8月18日的《工商日報》副刊“文藝周刊”貝茜的《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就曾提出這個問題,而八十年代初的香港報刊,則有許多作家卷入這一問題的討論。
  [4]《林以亮詩話》,臺北:洪范書店,1976年。
  [5]《文壇五十年》,香港:新文化,1995年;《我與我的世界》,香港:三育,1972年;《魯迅評傳》,香港:世界,1956年;《魯迅年譜》,香港:三育,1967年。
  [6]這當然不是認為五十年代之前的香港文學批評不具有“香港性”。但自香港變為英殖民地以來,它在早期,是漢文化與殖民文化矛盾爭戰;二戰開始之后的情形,則類似上海的“孤島”文化現象,還不象五十年代開始具有單個的特殊性。
  [7]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灣:聯合文學,1995年,頁411-442。
  [8]林以亮:《詩與情感》,臺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頁71-72。
  [9]參見林以亮:《詩的創作與道路》,《林以亮詩話》,臺北:洪范,1976年,頁53-64。
  [10]林以亮:《論新詩的形式》,《人人文學》第15期,署名“余懷”,香港,1953年。
  [11]林以亮:《再論新詩的形式》,《人人文學》第18期,署名“余懷”,香港1953年。
  [12]《林以亮論翻譯》,臺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頁126。
  [13]林以亮:《詩與情感》,臺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頁64。
  [14]夏志清:《序》,《林以亮詩話》,臺北,洪范,1976年,頁7。
  [15]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97。
  [16]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頁583。
  [17]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頁585。
  [18]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頁586、590。
  [19]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頁586、590。
  [20]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頁394。
  [21][22]曹聚仁:《魯迅年譜》頁171、頁2。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0年10月版。
  [23]轉引自曹聚仁《魯迅年譜》,頁348-349。
  [24][25]曹聚仁:《文壇五十年·前詞》,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年。
  [26]五宏志、曹聚仁:《文壇五十年》正、續集,《香港文學書目》頁23。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版。
  [27]曹聚仁:《代序:談傳記文學》《我與我的世界》,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2年。
  [28]曹聚仁:《我的自剖》,《我與我的世界》。
  [29]曹聚仁:《魯迅年譜·小引》。
  [30]轉引自《校訂說明》,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86版。
  
  
  
小說評論西安19-26J1文藝理論王光明19971997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19-26J1文藝理論王光明19971997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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