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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之我見
“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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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全面發展”是當今理論界普遍關注的話題之一。然而,遺憾的是,人們對這個話題談得很多,卻理解得很少。因此,完全有必要對這個問題的理論內涵和實質做一番先行的、深入的考察,然后才能對它做出合理的、有效的說明。
   “人的全面發展”和“個人全面發展”
  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寫下了一句名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die freie Entwicklung eines jeden die Bedingung fuer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在這里,jeden和aller分別以省略的方式表示“每個人”和“一切人”。不難看出,既然馬克思把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這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個人和一切人之間不但存在著重大的差別,而且比較起來,個人居于基礎性的層面上。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敘述其“三大社會形態”理論時進一步指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der universalen 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universeller Vermoegen)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die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freie Individualitaet),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必須注意,馬克思在這里提出的是“個人全面發展”的理論,而不是“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馬克思使用的德語名詞Individuum(復數為Individuums或Individuen),專指“個人”,而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人”。在德語中,一般意義上的“人”通常用另一個名詞Mensch(復數為Menschen)來表示。Individuum和Mensch這兩個詞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前者的著眼點是具體的個人,后者的著眼點則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或人類的整體。這就告訴我們,馬克思并不是泛泛地談論“人的全面發展”,他注重的是“個人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的確立。
  有趣的是,在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的傳統社會中,馬克思的“個人全面發展”的提法被不知不覺地轉換為“人的全面發展”的提法。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呢?因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東方社會內,個人,特別是與作為偉大人物的個人相對待的普通的個人是沒有任何地位的。正如馬克思在批判以亞當·斯密和盧梭為代表的錯誤見解,即認為遠古時代就已經存在著獨立的個人這種見解時所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Individuum),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表現為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獨立的個人在遠古時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乃是近代世界的產物。
  事實上,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的核心觀念也就是把個人從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無論是魯迅先生等學者關于“娜拉出走”問題的討論,還是巴金的小說《家》、《春》、《秋》,都是圍繞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來展開的。后來,誠如李澤厚先生所指出的,救亡的主題(集體至上)壓倒了啟蒙的主題(個體至上),于是,個人解放的問題被掩蔽起來了。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教材雖然也談論“偉大人物和人民群眾”,但普遍的個人只是作為一個片斷被歸入到人民群眾中,只有偉大人物的個體性存才成為反思的焦點。“文革”后出現的“新啟蒙”思潮所要繼續的正是“五四”前后才開始的普通個人解放的道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傳統社會的身份制度向當代社會的契約制度的轉化,個人本位和個性解放已經成為當代生活和文化的基礎。事實上,只有領悟當代生活的實際訴求,才能充分理解馬克思為什么會提出“個人全面發展”的理論。
   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和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
  馬克思強調的“個人全面發展”,實際上是指個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馬克思這樣寫道:“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于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Vermoegen)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Faehigkeiten)的普遍性和全面性。”這里的兩個德文詞Vermoegen和Faehigkeiten在中文里都可以譯為“能力”。在馬克思看來,全面發展的個人蘊含著其全面發展的能力,而全面發展的能力的造就又是以一定的歷史條件為前提的。馬克思之所以從能力的角度來談論個人的全面發展,因為他深受德國詩人席勒的《美育書簡》的影響。席勒敏銳地發現,在西方社會中,隨著分工變得越來越細,個人能力的發展顯得越來越片面。馬克思的上述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席勒的見解的一個回應。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個人的全面發展是不可能的,唯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內,這樣的理想才可能實現。
  那么,從當代人的角度來看,什么是“能力”呢?顯然,能力是指人的才能、才華。比如,一個人會開汽車,會講英語,會操作電腦,會彈鋼琴等等,這些都屬于能力的范圍。在生活中,我們說一個人是“多才多藝”的,實際上也就是承認他具有多方面的能力。顯然,一個人越是多才多藝,他的能力的發展也就越全面,而他的能力越發展,也就越印證他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個人。
  馬克思關于個人能力全面發展的理論,在中國理論界獲得了新的詮釋。從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出發,不少中國學者提出了個人素質全面發展的問題。這里的“素質”(Qualitaet)既具有能力的含義,又是一個在總體精神境界上比能力更高的概念。要言之,素質也就是一個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品質。一個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懷,是否擁有崇高的道德觀念、高度的政治自覺和強烈的法律意識,都涉及到他的素質的高低。所以,一方面,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蘊含著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在立足點上又要高于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我們認為,個人素質全面發展的最核心的內容,也就是強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個人身上的統一。科學精神的基本內容是尊重事實、尊重真理、尊重客觀規律、為真理而獻身等等;人文主義精神的基本內容則是尊重人格、尊重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強調平等、自由、民主和社會公正等等。
  由此可見,個人素質的全面發展和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并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對立的。事實上,個人素質全面發展的提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的個人能力全面發展理論的積極推進。
   理想狀態中的全面發展和現實狀態中的片面發展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馬克思說的個人能力的全面發展和中國學者提出的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都是理想狀態中的目標。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文精神內涵的發展,“全面發展”的含義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每一個時代對“全面發展”的內涵的理解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恩格斯在談到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一系列偉大人物的時候,曾經這樣寫道:“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出自己的光芒。……那時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后繼者那里我們是常常看到的。但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因此就有了使他們成為完人(ganzen Maennern)的那種性格上的完整和堅強。”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恩格斯所說的“完人”理解為那個時代的全面發展的個人。而在當代,人們對全面發展的個人必定會提出更高的要求。換言之,個人的全面發展是永 無止境的,是人們在理想狀態中追求的目標。無疑地,這個理想中的目標會對每個人的 發展產生巨大的激勵作用。
  然而,對于現實生活中的每個個人來說,卻應該辯證地理解全面發展和片面發展之間的關系。人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當今時代是知識和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人要知道和掌握所有的知識是絕對不可能的。試圖無所不知,結果只能一無所知。因此,我們如果從現實生活的視角出發來探索個人的全面發展的話,我們僅僅把它理解為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統一就已經足夠了。事實上,當今世界的任何個人,要在素質上達到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全面發展已屬不易,遑論把更高的理想境界作為現實的目標來追求。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至多只能把個人的全面發展理解為其人文素質和科學素質的全面發展。
  只要一個人不陷入幻覺之中,他應該懂得的另一個生活的真理,即他永遠只能片面地發展自己。也就是說,他必須有自知之明,必須對自己的天賦、能力和現狀進行認真的反思,并片面地發展自己身上最見長的、最有可能獲得成功的那些因素。莎士比亞之于戲劇、莫扎特之于作曲、帕格尼尼之于小提琴、畢加索之于繪畫,正是片面發展的結果。如果一個人試圖全面地發展自己的專長,這個人必將一事無成。
  歌德說過:“有人說得很對,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發展,不過這不是人生來就可以辦到的。每個人都要把自己培養成某一種人,然后才設法去理解人類各種才能的總和。”歌德不但自己努力做到不旁馳博騖,而且經常告誡他的秘書愛克曼也這樣做,以致愛克曼寫道:“從我和歌德接近以來,他一直要我提防一切分心的事,經常力求把精力集中在一門專業上。如果我表現出一點研究自然科學的興趣,他總是勸我莫管那些閑事,目前且專心致志地在詩方面下功夫。如果我想讀一部對我的專業沒有幫助的書,他也總是勸我不要讀,說它對我毫無實用。”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歌德在治學上對愛克曼的嚴格要求。
  無獨有偶,片面地發展自己的專長、嚴格地限制自己的研究范圍,也是黑格爾最重要的治學經驗。在《小邏輯》一書中,黑格爾指出:“一個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須,如歌德所說,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實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終歸于失敗。世界上有趣味的東西異常之多:西班牙詩、化學、政治、音樂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對這些東西感覺興趣,我們決不能說他不對。但一個人在特定的環境內,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須專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他幾乎以同樣的口吻寫道:“歌德說,立志成大事者,必須善于限制自己。人惟有通過決斷,才投入現實,不論作出決定對他來說是怎樣的艱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對那些老是停留在全面發展的志向中,而不肯做任何決斷的人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單純志向的桂冠就等于從不發綠的枯葉。”這就深刻地啟示我們,一個人要有所造就,決不能同時發展自己各方面的興趣,也不能停留在單純的志向中,而應該訴諸行動,發展自己最有特長的方面。
  綜上所述,探討人的全面發展問題,不僅要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基本概念所涉及到的實質性的含義,而且要注意到這一探討所面對的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理想的視角,另一個是現實的視角。我們必須把這兩個不同的視角綜合起來,從而既不失理想的高度,又不失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
  
  
  
探索與爭鳴滬6~8B1哲學原理俞吾金20022002復旦大學教授 作者:探索與爭鳴滬6~8B1哲學原理俞吾金20022002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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