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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
“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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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的實踐活動,管理亦是人類的一種基本的存在方式。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的出現,標志著人類對其自身的管理活動的深刻的自覺與反思,是對傳統的宗教、強權及經驗管理的質的超越。但自“管理”與“科學”在此相遇以來,整個20世紀人類管理的命運似已成定局,即在一定的人性預設的前提下,尋求管理活動中的共性與規律,使其日趨規范化與科學化就成了人類不變的追求。縱觀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科學管理理論以及二戰后出現的一些現代管理理論,無不包含著這種對管理活動中客觀的、規律性的尋求,“人的理性”以及由此而通達的“管理規律”無疑在管理學中占據了核心與主宰的地位,而“人的存在”則處于從屬與被動的地位。進入20世紀80-90年代以后,管理學領域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管理革命”,這些“管理革命”的實質正是對這種“理性至上”的管理思維的沖擊與挑戰,是“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凸現,是管理向人的真正的回歸。因此,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既是對傳統管理理論的反思,同時也是正確理解當代管理理論的精神實質并進而使管理走向未來的關鍵。
    一、“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迷失
  管理活動是同人類社會相伴而生、同步發展的。一部人類史,既是一部生產史,也是一部管理史。因為在人類社會初期,由于人類在面對自然、面對自身的生存發展等許多難題時,單個個體幾乎無法應付,于是人們不得不形成一個個群體來對付大自然的威脅,來謀求個人無法獲得或無法實現的生存機會、條件和目標。時至今日,盡管人類已掌握了強大的科學技術,人類在自然、社會文化等方面已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知識,但由于人的個人能力的有限性、人的社會屬性及社會分工的存在等原因,人仍離不開群體、離不開管理。離開了管理,人類的實踐便無法進行。所以,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看,管理都是人的一種基本的存在方式。人既是管理的出發點也是管理的目的所在,管理與“人的存在”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即“人的存在”在管理活動及管理理論中具有本體的地位。
  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的出現,是人類管理與人類文明進步的里程碑。但科學管理的出現也由此顛覆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關于科學管理的實質,正如泰羅在國會聽證會上所言,科學管理“不是在談到科學管理時一般人所想到的任何方法”。“科學管理在實質上包含著要求在任何一個具體機構或工業中工作的工人進行一場全面心理革命——要求他們在對待工作、同伴和雇主的義務上進行一種全面的心理革命。此外,科學管理也要求管理部門的人——工長、監工、企業所有人、董事會——進行一場全面的心理革命,要求他們在對管理部門的同事、對他們的工人和所有日常問題的責任上進行一場全面的心理革命。沒有雙方的這種全面的心理革命,科學管理就不能存在”。(注:丹尼爾·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154頁。)可見,泰羅的科學管理從根本上說是對“人”或“人的存在方式”的一場變革,其根本目的是要改變人們在農業時代及工業化初期所慣用的經驗的或常識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使之向著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科學的、規范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模式轉變。從積極的意義上說,沒有這樣的一場人性變革,就不會使人們由傳統的小農意識、小生產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就不會有現代化的工業文明與人類文明。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科學管理所倡導的“理性精神”及其所帶來的巨大物質文明面前,“人的現實存在”已處于從屬和被動的地位,這不僅割裂了管理與人內在同一的關系,同時也導致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迷失。
  “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迷失,并不意味著對人的漠視與物化。從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現代管理理論,無不包含著對人的關心與重視,而且這種關心與重視的程度可謂在無限度地擴大。“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迷失,一方面是指人的現實存在不再對管理具有基礎性的決定意義,而那些由人的理性所通達的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則、管理規律卻成了管理活動中的主宰。這樣就使原本內在于人的需求的管理變成了外在于人的異己的存在,從而使管理變成了約束人、支配人的“強勢力量”和“強勢語言”;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迷失,是對人的存在的片面理解,是對人的價值的貶值。自科學管理理論產生以來,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人類對管理的研究基本是遵循著“人性既定”的傳統模式來進行的。如古典管理理論的“經濟人假設”、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的“社會人假設”、現代管理理論的“主體人假設”或“文化人假設”等,雖然管理理論中對于人性的假定一直在發生著進化,但其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人性的既定性。在這種把人看成“既定存在”的管理思維與管理模式下,無論把人看得多高,其實質都是對人的貶值,因為“人之為人”的秘密恰恰在于其本性的“開放性”。
  以行為科學管理為例,從表面上看,該理論首開了“以人為本”的先河,是對管理活動中人的認識的深化與豐富(認為人是一種除了經濟需求外,還有交往、尊重、成就等多種社會需求與心理需求的存在),但從本質上看,這種理論仍然是把人作為可認知、可控制的現成存在,其目的仍在于對包括人的心理與行為在內的管理原則與管理規律的追求;再以人力資源管理為例,該理論雖把人提升到企業最為重要的資源而加以研究,但人在這里仍只是“外延和內涵擴大了的”既定的存在,人仍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見,無論是行為科學管理還是人力資源管理,其核心仍在于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探尋管理的原則與規律,并進而達到對管理效率的尋求,其中雖不乏對人的研究與尊重,但外在于人的管理原則與管理規律仍處于主導或決定的地位,而“人的存在”則處于被動和從屬的地位,這既導致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喪失,也使“人的存在”失去了其真實的意義。
    二、當代管理理論中“人的存在”及其本體地位的重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管理理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以學習型組織理論、企業再造理論、企業文化理論等為代表的當代管理理論。這些理論傳入我國后,引起了我國管理學界的陣陣研究熱浪,并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研究亮點。但是被熱浪沖擊后的我國學界及企業似又被拋入了一個深深的漩渦,因為無論我國學界怎樣詮釋這些新的理論,但它所帶給我們的無疑是管理的“確定性的喪失”,這對已接受了西方管理理論中“理性至上”的思維模式并習慣于把管理理論當成知識與體系的國內學界與企業來說,無疑是最大的困惑。
  西方當代管理理論的出現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恰恰是對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地位的深刻反思,是管理與人在更廣的范圍、更高的層面上重新走向同一,是管理向“人”的真正的回歸,是人的本體地位的重現。因此,要真正理解當代管理理論所蘊含的“革命性”變革,必須從根本上擺脫“理性至上”及“知識論立場”的桎梏,從管理與人的“內在同一”角度重新審視管理之存在的原由及意義,使管理永遠根植于人的真實存在。
  關于人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訴諸于哲學。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就是理論形態的人類關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識。哲學中關于人的認識在最深刻的層次上決定了管理理論中關于人的認識。
  在傳統哲學觀念的支配下,以往的哲學家們總是追求人和自我的單一的、絕對的和永恒的本性,人們在“人是動物”這一論斷中運用各種詞語來表達“人”所具有的特質,如“思想動物”、“理性動物”、“社會動物”、“工具動物”、“語言動物”等,以此來顯示人的高貴性和優越性。以往的管理理論也正是淵源于這樣的人類自我認識。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現代哲學,揭開了人的存在的“秘密”。在馬克思看來,確定人與動物的區別的關鍵不在于找到某種動物不具備的如“理性”這樣現成的特殊性質,而在于領會到人是一種具有“生存實踐”本性的特殊存在者。馬克思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4頁。)德國哲學家卡西爾亦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與眾不同的標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作(work)”(注: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頁。)。
  “自己生產自己需要的生活資料”意味著人的生命的本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人擺脫了完全依賴自然環境的“自在”的生存方式,從而使生命中更多地融入了人的“自我規定”、“自我創生”的“自為”生命特征。在實踐活動中人不斷地自我籌劃、自我創生,不斷實現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沒有任何先驗的原則和理性的教條來規定人的存在,人永遠既“是其所是”又“非其所是”,并在此歷史過程中面向未來“成其所是”。人始終處于創生和發展之中,永遠不會有終結之日,人的本質是開放的、未完成的,而非既定的。
  “管理是行動的哲學”,哲學中關于人的認識在最深刻的層次上決定了管理理論中關于人的認識。但由于“哲學是時代的先知”,而且管理領域又處于哲學思想傳遞的邊緣與末端,加之從事這種傳遞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長期以來在管理理論中對于人的理解一直處于“滯后”狀態。但當代管理理論的出現恰是對現代哲學中關于人的認識的一種“滯后反應”,是對管理理論中“人性既定”的理論前提的揚棄與顛覆。
  學習型組織理論是對傳統的“操作控制”組織理論的超越,是由對建構合理的、最優的組織的尋求轉向對組織內部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創生力量的關注,把組織看成是人類自我實現的媒介與平臺,充分體現了組織與管理、與人的內在同一,凸現了“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企業再造理論從表面上看是企業的業務流程再造,但其實質亦是使企業及其管理向人的回歸,是使流程更適合于“人的存在”而不是“人的理性”;企業文化理論則進一步把管理提升到人類文化的領地,充分體現了管理與人類文明的共創、共生、共榮的特征;情境管理理論則是對傳統管理理論中的“理性人假定”的直接否定,認為在現實的管理活動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普遍適用的原則、過程和一個“最好的方法”,相反,只有當管理行為和現行情境相一致時,才能實行有效的管理。
  總之,當代的管理理論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的實質就是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使人的開放性與管理的開放性融合為一。
    三、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本體地位的現實意義
  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否定由人的理性所通達的管理規律與管理原則,而是要使這些管理規律與管理原則從外在于人并主宰人的彼岸世界回到以人的存在為起點及歸宿的現實管理世界,凸現“人的存在”在管理理論中的基礎與核心的地位,并以人的“不斷超越”與“不斷創生”的開放性特征為切入點,改變人們對管理理論所一貫秉持的“客觀化”、“實體化”的態度,樹立起管理與人內在同一的、雙向互動的、面向未來永遠開放的管理理論發展的新理念。
  首先,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可以凸現管理的意義與真諦,為管理理論的發展尋求安身立命之根本。按照奎因的“本體論承諾”的觀點,在任何一個語言系統中,都包含著關于“何物存在”的本體論承諾。這種“本體論承諾”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使該語言系統得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據。這對于管理理論也不例外。揭示并澄明管理理論中所承諾的本體,正是為管理理論尋求安身立命之根本。管理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什么?是人及人的存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存?如何創造更適合于人的生存狀態及生活方式的管理模式?如何使管理的意義與人的生命意義內在同一?這正是管理理論的本體論追求。正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一書中所言,管理的真諦及意義就在于“讓大家在組織內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義”。
  其次,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可以使我們徹底擺脫管理理論“實體化”的束縛,建立起“開放的人與開放的管理”雙向互動的動態管理理念。明確人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并使人由“既定的存在”轉向“開放的存在”,其實質是實現了管理理論中理論前提的根本轉變。這種前提的轉變對管理理論所帶來的沖擊絕不僅僅是體系或內容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管理觀(管理的自我理解)的變化。管理理論將不再被視為外在于人、與己相對的理論實體,而是產生于人、服務于人、內在于人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外現。人與管理不僅雙向互動、相互生成,而且在這個互動生成的過程中,人具有更前提性的、更基礎性的決定作用。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創生的開放本性正是管理理論自我超越、自我創新的內在動力之源。
  最后,揭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可以使管理理論永遠保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理論品格,從而推動管理理論不斷開啟各種新的可能性。由于明確了“人的存在”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這就要求管理理論要隨著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狀態的變化而不斷地自我追問:對于今天和未來人們的生活而言管理理論的解釋力是否依舊充分?如何使管理理論與人們的生活旨趣保持必要的和諧?通過這種自我追問使管理理論永遠保持自我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使管理理論永遠面向人的存在、面向未來敞開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的空間。
  目前我國正處在現代化建設的關鍵階段,黨的十六大報告已明確提出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并且指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管理理論如何創新?管理創新的源泉何在?管理創新的意義及終極關懷何在?提示并澄明“人的存在”及其在管理中的本體地位,其現實意義正是在于喚起人們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與反思,為管理理論尋求安身立命之本、發展創新之源。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27~229C3管理科學侯桂凡20032003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27~229C3管理科學侯桂凡20032003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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