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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主義”對中國現代化的危害
“反科學主義”對中國現代化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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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80(2003)04-0007-04
  近些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股批判科學主義的潮流。這些“反科學主義”者借用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中的一些概念來抽象設定中國的所謂“科學主義”,對那些重視和倡導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觀點,尤其是對推進中國社會現代化有著重要歷史意義的五四科學思潮進行了批判,并表達了自己特殊的學術旨趣。顯然,這種批判對于正在致力于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來說,有著明顯的消極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的“反科學主義”進行批判,從而來倡導與傳統儒家文化有著異質性的科學文化,并希望借此能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思想環境。
    一 西方反科學主義的基本特征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沒有留給我們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遺產,所以在中國并不具備形成科學主義思潮以及對科學主義進行批判的基礎。反科學主義首先產生于西方,有其自身的思想資源和理論根基,也與西方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連。中國的“反科學主義”思想根源于西方。因此在分析中國的“反科學主義”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搞清楚西方反科學主義的基本內涵。而西方的反科學主義又是對“科學主義”進行批判的產物,它將與之相對立的觀點稱之為“科學主義”,并進行批判,從而表明自己的觀點。所以要弄清反科學主義的基本內涵,最終必須到“科學主義”的詞匯中去尋找。
  “科學主義”(Scientism)一詞最早出現于1877年。它的原意是指“作為科學家特征的方法,精神態度等等”。[1]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意識”,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靈魂。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進入20世紀后,科學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科學文化霸權的確立,以及科學理性對人文關懷的疏遠,使得在西方社會興起了一股反科學主義的思潮。他們認為現代社會的種種“疾病”正是科學主義、技治主義和工業主義等流行和統治的結果。反科學主義者從自己的學術主張出發,界定了各種不同表現形式的科學主義。例如,著名的《韋伯斯特新國際英語詞典》曾定義為:科學主義是“認為自然科學方法應該用于一切研究領域(包括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主張”,“相信只有自然科學的方法方能有效地用來追求知識的信念。”[2]顯然這種界定已與科學主義的原義相去甚遠,含有明顯的貶義。當然,對當代“科學主義”概念的界定不僅限于此,它隨著反科學主義者所持的基本觀點和立場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但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出以下三點:其一,科學范圍無疆,即現象界不存在科學不能研究的對象;其二,科學方法萬能,即原則上,科學方法可用來解決人類在現象界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其三,科學知識獨尊,科學知識最精確、完備和可靠,在各種知識類型中地位最高,是一切知識的典范。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并非所有崇尚科學的主張都應界定為是科學主義,對科學主義的批判也要從歷史角度來具體分析。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的必然結果。科學通過技術所釋放出來的自然力,充分展示了它的外在價值。當牛頓力學用機械的、分析的、還原的原則成功地解釋了地上物體和天體的運行規律時,人們開始認識到:科學比上帝更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對科學寄予厚望,并開始用科學觀念(主要是經典力學的原則)來審視人自身及宇宙,從而逐漸創立了一種嶄新的機械世界圖景。實證主義的出現使這種對科學的崇拜和渴望變成了一種哲學形態,并認為:經過經驗證實的自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典范,也是人類認識的最高成就。應該承認,到此時,科學主義所倡導的仍是一種科學意識、科學精神,并非主張科學范圍無疆、科學方法萬能、科學知識獨尊。反科學主義批判的也不是這種“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批判的是:“將科學的有限原則轉換為無所不包的教條,從而使之超越了具體的知識領域,”[3]成為全知全能的“上帝”。這種“唯科學主義”的主張主要是通過西方科學哲學中主張“統一科學”的哲學思潮而表現出來的。他們的主旨在于通過科學方法的綜合來統一人類所有的知識。顯然這是一種“科學方法萬能”的主張,理所當然是要批判的。
  反科學主義者認為:從近代自然科學中所提煉出來的機械的、還原的、分析的世界圖景及其方法,一旦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就必然會造成科學理性和技術理性對人類社會的全面統治,從而造成現代社會對人文關懷的疏遠,使人產生異化。胡塞爾曾指出,“科學危機的直接后果是整個自然科學迷失了方向,從事于科學技術活動并享受其成果的現代歐洲人迷失了方向,不再清楚科學對于人生已經意味著什么,并能意味著什么。……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并迷惑于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于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4]胡塞爾的批評為歐陸人文主義對科學主義的批判定下了基調。他的學生海德格爾、馬爾庫塞都循著這條道路從不同的側面對科學主義所造成的人文失落展開猛烈的批判。海德格爾從對技術的本質中揭示了技術對人的統治。他指出:處于技術威脅中的現代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質,離開了存在的樂園,遠離了真理的境域,處于“無限的”無家可歸的狀態。現代技術為人提供了陽光充足、方便舒適的住房,而人仍然可能無家可歸。馬爾庫塞則指出:通過工具理性在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語言等領域的統治,使現代工業社會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這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從對西方反科學主義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并不是要反對在現代社會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也不是要反對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的應用。他們的主旨在于反對以科學技術理性為核心的文化模式、思想模式和社會模式在現代社會的統治。他們的注意力并不在于阻止核試驗或生物工程的研究,而在于科學與技術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地位、活動方式或作用方式,在于科學技術理性與所謂“人文精神”的關系。他們大多數表現出對社會進步和人類命運的憂慮,常常是站在弘揚人文精神的立場上來反對科學主義的。因此,反科學主義的實質就是主張有一種獨立于并高于科學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并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是人生的指導。這種異于科學的更高的存在方式被稱為“人文的”。科學技術現代狀況的種種不良后果,都在于背離了“人文的”追求,或者說科學技術壓制了“人文”。正如圖爾敏所說:“反科學主義其實是文藝復興時人文主義的復興。”[5]
    二 中國反科學主義的實質
  中國的“反科學主義”并非土生土長的,其基本理論來源于西方的反科學主義。但是它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因此,它不僅具有西方反科學主義的一般特征,而且還因這種結合體現出它的特殊性。這主要表現為:他們用從西方引進的抽象概念對中國的所謂“科學主義”作非歷史性的分析,從而對早已有了公論的歷史事件作出否定性的評價,以表達自己特殊的學術旨趣。
  中國的反科學主義者多通過批判中國歷史上所謂的“科學主義”來表明自己的學術主張。首先,他們用西方科學主義的抽象概念來界定中國歷史上所謂的“科學主義”思潮。最為典型的是他們將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五四科學思潮界定為“唯科學主義”。他們論證道:“唯科學主義”的真正產生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新青年》雜志是鼓吹“唯科學主義”的力作,而它的始作俑者當屬《科學》雜志。那么《科學》雜志到底說了些什么呢?《科學》雜志在其發刊詞中說:“科學之有造于物質”,“科學之有造于人生”,“科學之有造于知識”,“科學有助于提高人類的道德水平”。顯然這是在強調科學的社會價值。中國長期落后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學的落后。在民族危亡的時刻申明科學的社會價值無疑有助于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但就是這一舉動卻被“反科學主義”者定性為“唯科學主義”。因為在他們看來“肯定科學具有正面的價值,這是科學主義的基本信念”。并且“對科學的價值的強調,往往邏輯地引向對自然的征服”和“具體化為技治主義的要求”。[6]他們繼續論證道:在《新青年》中,“唯科學主義”得到進一步高揚。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非常敏銳地看到了中國落后的真正原因所在。他寫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方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7]但在“反科學主義”者眼中,這又是“唯科學主義”的主張。于是他們說:“科學成為新文化的權威,成為值得為之獻身的信仰,成為拯救中國的武器。雖然當時中國的科學研究幾無學術成就可言,但科學的權威卻聲名遠揚。”[8]顯然,中國“反科學主義”在不顧中國具體國情的情況下,用西方科學主義的抽象概念把中國為了拯救民族危亡而提倡科學的舉動定性為“唯科學主義”,無非是想為他們進一步批判以反傳統儒家思想為主題的五四科學思潮作下鋪墊。
  其次,他們對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思潮,特別是五四科學思潮進行否定性的評價。由于反科學主義者否認科學具有價值性,所以他們對科學被引入中國后所起的作用持否定的態度。理所當然,他們對不斷認識到科學各方面的價值、并大聲呼喊和強調科學價值的五四科學思潮的意義也是一種否定性的評價。當時的中國社會正經歷著重大的社會變革:政局動蕩、民族危在旦夕、文化沖擊劇烈。一批飽受歐風美雨洗禮的知識分子勇敢地為科學吶喊,欲在大眾的精神領域內注入生機與活力。為捍衛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他們沖破傳統文化的重重阻力,希望以新的精神和觀念來拯救民族危亡。然而,這卻被反科學主義者看作是“科學救國論”,是“唯科學主義”。從而“對中國科學事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因為:“與西歐不同,中國科學共同體從未與‘唯科學主義’運動相分離,這就使得中國的科學始終未能培育出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因而難以抵御來自社會的干擾”。[9]他們對五四運動反對傳統儒家思想,高舉科學民主大旗尤為痛恨。認為高舉科學民主大旗就是“唯科學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賽先生”變成了“賽菩薩”。致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所營造的科學文化從此不容置疑地走進了思想的歧途和歷史的困境。這也許正是五四科學啟蒙最終歸于失敗乃至中國近代文化現代化運動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10]
  最近,通過對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思潮的批判,中國的反科學主義者表達了自己特殊的學術主張。20世紀50年代后,玄學派中的許多人物如張君勱等移居海外,他們在對“科玄論戰”進行反思時,還念念不忘當年科學派的“錯誤”,仍在不遺余力地論證東方文明優于西方文明,人文文化優于科學文化,并將當年科學派大力倡導科學之舉說成是他們“過于強調科學主義”,而科學主義又是“一種淺薄的哲學”。為了使儒家思想獲的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生存價值,海外新儒家對張君勱這一輩人的觀點又作了一些反省和批評。主張實現對儒家傳統文化的“批判的繼承和創造的轉化”,目的仍然是為了恢復儒家文化在中國的思想統治地位。當他們這些思想被引入國內時,引起了國內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共鳴。華裔歷史學家郭穎頤先生在其著作中開明宗義地表明:“中國的唯科學論世界觀的辯護者是一些熱衷于用科學及其引發的價值觀和假設來詰難直至最終取代傳統價值主體的知識分子”,這種“唯科學主義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向,但并不有益于科學的進步”。[11]楊國榮也認為:“在肯定科學具有‘無上尊嚴’的背后往往蘊含著對現代性的維護。正是在這里,呈現出科學派提升并泛化科學的另一重要意義。”[12]“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深受中國傳統式教育的熏陶,他們也許能自西方得一些科學技術知識,但是他們又難以把握西方科學的真正精神。而只能成為‘唯科學主義’的狂熱鼓吹者。”[13]在他們看來,要真正把握科學的精神,要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就只能到傳統儒家中去尋找答案。“中國近代對科學的禮贊和認同并非僅僅是近代西學東進的產物,它同樣有其傳統的根源。”[14]“唯科學主義同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觀有某種思想的契合之處”[15]等等。同時他們也試圖借戰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來論證儒家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
  眾所周知,整個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抗爭史,同時更是一部尋求民族振興的探索史。新文化運動以及隨后五四科學思潮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它第一次使國人認識到了中國落后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缺少科學和民主。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反科學主義”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來貶斥五四科學思潮呢?原因有二:其一,五四科學思潮認為儒家取向的遺產是中國進步的主要障礙,這與企圖復興儒家文化的主張相沖突。其二,沒有真正認清五四科學思潮推崇科學的真正主旨在于在國民中培養科學精神和科學意識。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特殊的學術主張,并不是真正憂慮科學的應用在中國所造成的種種疾病(其實中國的現實是科學技術遠沒有全面應用于社會),也不是想用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來彌補科學文化的不足,而是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某種依戀,并希望通過對反傳統儒家文化的五四科學思潮進行批判,來恢復傳統儒家文化在中國的思想統治地位。
    三 反科學主義對中國現代化的危害性
  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凸現出來的種種“疾病”,對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來說無疑具有警示作用,這引起國人對科學主義的反思也是很正常的。中國“反科學主義”的特殊學術主張,倒是向國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究竟該如何看待傳統儒家文化與科學文化的關系?是應該恢復傳統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還是要大力倡導科學精神呢?
  現代化一般而言是指社會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帶動下,經濟基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逐步脫離傳統社會的發展過程。[16]雖然就歷史和現實來看,各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可以不同的。但有一些基本內容卻是大家共有的,即:現代化應該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器物層的現代化、制度層的現代化、觀念層的現代化。在器物層中,經濟上的工業化是其核心的內容,而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應用。在制度層上,核心的內容是在政治上實現民主化。而在觀念層上,就是要用科學精神來指導人類的行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化實質上就是在科學精神的指導下、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的工業化和民主化過程。就這三個層次而言,我們認為,觀念層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核心。僅有器物層的現代化,不足以支撐一個社會的現代文明。
  對于我國而言,不僅借以推動社會發展的科學技術本身還比較落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的科學意識、科學精神離現代化還差之甚遠。據調查,我國公眾科學素養達到標準的僅有0.3%,而歐共體1989年就達4.4%,美國1990年就達6.9%。無怪乎各種封建迷信、偽科學,直至法輪功這樣的邪教在中國至今還屢禁不絕。即使有人注意到科學的作用,但也往往只注意到科學對社會的“形而下”(或曰“器物層次”)的作用,把其看作是“財神爺”,而低估乃至忽視它的“形而上”(或曰“觀念層次”)的作用。所有的這些都說明,在當今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科學主義”不是多了,而是還很缺乏。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所以,高揚科學的精神,倡導科學的方法,申明科學的價值,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項緊迫的任務。
  中國的“反科學主義”者認為:中國的儒家文化中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自然可以矯正因科學主義的泛化而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且把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歸功于儒家文化的勝利。由此他們主張:中國的現代化應當從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吸取更多的思想資源,努力實現傳統的現代化轉換。不錯,中國傳統文化中確有其精華,這也是我們在現代化中應努力吸取的。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我國科學技術還很落后,國民的科學意識、科學精神尚未普及的條件下,大談儒家文化的復興,顯然有悖于歷史的進步。因為畢竟儒家文化與由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近代科學的精神本質有著質的區別。況且,中國的儒家文化能否幫助克服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這要從西方近百年的歷史過程中來分析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而不應根據個別西方學者的某些極端言論來斷定;儒家文化在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有多大,也要根據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歷史事實作具體分析,而不能憑主觀想象加以夸大;儒家文化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利與弊,也必須根據它近百年來對中國的科技、經濟、政治和人生的實際影響來評價,不能抽象地討論儒學的某些原則和信條的利與弊,也不能事先主觀地假定儒學對西方和東亞有積極作用,再以此反觀儒學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積極作用,更不能對傳統儒學的個別范疇和原理加以任意地闡釋,賦予其現代意義,以此來證明傳統儒學對中國現代化的積極意義。就算儒學能夠實現某些轉換,但其重心仍然在于“返本”。現代新儒家并未解決從儒家的心性之學到現代科技和民主政治過渡的必然性問題。他們認為儒家文化有利于矯正科學文化的偏差,且不說儒家的價值觀與科學的價值觀分屬不同的價值系統,即使就現代科技的應用而言,新儒家脫離社會制度的變革,來談儒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能把科技的應用引入有益于人生的軌道,這也是不現實的。因此,確定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不能僅局限于觀念領域,而主要應看它能否在現代社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因為,說到底,文化的生命力取決于歷史對它的需要和選擇。
    四 結語
  長期在儒家文化統治下的中國,科學以及科學主義(如果把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稱之為科學主義的話)從來沒有取得無上尊嚴的地位。反倒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內省體驗的神秘主義文化仍在根深蒂固地左右著人們的言行。所以在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在現代化尚未實現的中國,“反科學主義”倡導儒家文化的復興顯然不利于中國科技的發展。中國現代化更多的是需要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申明科學的價值。一句話:更多的是需要“科學主義”的吶喊。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7~10B2科學技術哲學陳俊20032003本文通過對中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的對比分析,批判了中國反科學主義者企圖借用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中的抽象概念對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科學主義”思潮進行非歷史性的評價,從而復興傳統儒家文化的特殊學術主張。指出,這種特殊的學術主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消極影響,并強調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在全民中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申明科學價值。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儒家文化/現代化陳俊(1976-),男,湖北孝感人,華中師范大學科技哲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與社會。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作者: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7~10B2科學技術哲學陳俊20032003本文通過對中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的對比分析,批判了中國反科學主義者企圖借用西方反科學主義思潮中的抽象概念對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科學主義”思潮進行非歷史性的評價,從而復興傳統儒家文化的特殊學術主張。指出,這種特殊的學術主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消極影響,并強調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在全民中弘揚科學精神、倡導科學方法、申明科學價值。科學主義/反科學主義/儒家文化/現代化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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