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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位”理論的哲學思考
“字本位”理論的哲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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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本位”作為一種全新的漢語語言學理論,從徐通鏘先生最早提出,到現在已有了十多個年頭,同時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對內對外漢語教學界以至中國外語教學界的關注,贊揚聲和批評聲都不絕于耳。這些對于“字本位”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們認為,一種新的理論提出來,最根本的是要能回答四個方面的問題:必要性、合理性、現實性和獨特性。“必要性”是從學術發展的角度論證這種理論的歷史價值;“合理性”是從學理的角度論證這種理論的科學性;“現實性”是從現實的角度回答這種理論的應用性;“獨特性”是從實踐的角度回答這種理論與其他理論相比的優越性。換言之,這四個方面也就是一種理論的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和方法論,回答這四個問題,也就是對一種理論的深層的哲學思考。只有經過這樣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一種理論。本文即想就這四個方面對“字本位”理論作一個初步的探索。
  一 “字本位”的認識論意義
  為什么要提出“字本位”?這一理論對語言學科的建設到底有什么意義?我認為,“字本位”理論的最大意義,在于它是從《馬氏文通》引進西方語言學、語法學理論以來,第一個真正本土化的漢語語言學理論。我們充分尊重外來理論的價值,毫不懷疑“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道理,但是我們也堅信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的道理: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因在事物內部,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漢語語言學要發展,其根本動因必須而且只能從漢語內部去找;西方語言學理論由于在其建立過程中沒有認真考慮過漢語,沒有經過漢語事實的檢驗,因此對于漢語語言學來說只能是“外因”,要讓它真正起作用,必須首先認真發掘漢語的“內因”。所謂“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西方語言學理論與漢語事實相結合”。但正如呂叔湘先生說的,“結合”二字談何容易。我們經常看到的做法是拿一個西方理論過來,換上幾個漢語例子,理論體系、結構框架、描寫程序等等,全部是照搬西方的。一部20世紀的漢語語言學史,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么一部歷史,這有呂叔湘、張志公、朱德熙、徐通鏘、程雨民等許多先生的言論為證,限于篇幅,這里只引呂先生廣為人知的一段話:
  過去,中國沒有系統的語法論著,也就沒有系統的語法理論,所有理論都是外來的。外國的理論在那兒翻新,咱們也就跟著轉。這不是壞事,問題是不論什么理論都得結合漢語的實際,可是‘結合’二字談何容易,機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適履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呂叔湘1986)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從80年代下半葉起,一些有識之士紛紛致力于為漢語語言學另找出路,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新理論,如“中國文化語言學”、“漢語語義語法論”、“漢語韻律句法學”等等。“字本位”理論并不是這些理論中最早的,但卻是近幾年最受爭議、支持和反對也最集中的理論。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觸動了“結合”的根本。依我們看來,“結合”的根本在于實現立足點的轉移,變從西方語言和西方語言學理論出發為真正從漢語出發,這是百年來漢語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經驗和教訓。“立足漢語”這句話以前不是沒有人提出過,但真正從根本上實現了這一轉移的只有字本位理論。從習慣于百年漢語研究“傳統”的人看來,這一理論當然是大逆不道的;而從漢語研究發展的角度看,字本位理論的認識論價值卻正在于此。循著“西體中用”路子走的漢語語言學已經走了一百年,迄今未見走通;那么,嘗試一下“中體西用”(這里是借用一下,可能很多人不喜歡這個字眼)的路有何不可?要嘗試“中體西用”,先要找出漢語研究的“本體”在哪里,“字本位”就是一個尋找漢語研究“本體”的理論。所謂“立足點”的轉移,就是指研究本體的轉移。漢語研究歸根到底要解決漢語的問題,要有適合漢語自身的理論,而不僅僅是替別人的理論作注釋。
  強調立足點的轉移,建立以漢語為本位的語言學理論,肯定會涉及一個語言共性和個性的問題。有些人似乎怕提“從漢語出發”,怕強調“漢語特色”,似乎這樣一來,就會有違于“世界語言研究的大勢”,而只有“不斷引進”,才能使中國語言學趕上國際語言學研究的潮流。這是在認識上的又一個誤區。字本位在理論上的又一個價值,也正是希望打破這個誤區。對待共性和個性問題,字本位理論的倡導者和支持者有兩點認識。
  第一,什么是共性?共性不是先驗地推斷出來的,而是從個性中抽繹出來的;“一般”是從“特殊”中概括提煉出來的。被概括的特殊事物越多,提煉出來的共性就越可靠。普通語言學是從人類全部語言中概括出來的理論,被概括的語言越多,這個理論就越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現在的普通語言學理論基本上是在印歐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就印歐語言而言,這個理論有相當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這個理論沒有能夠概括進漢語以及世界上其他許多語言的特點,因而又是有限的、不夠“普遍”的。我們不要光看到現在的普通語言學教科書后面都列了一長串世界語言的名稱和分類,列出名稱不等于進行過深入研究。事實上,印歐語之外的絕大多數語言都未經或缺少系統深入的研究、特別是本族語言學家參與的研究。我們只有看到現行普通語言學的這一兩重性,即它既有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意義,而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才能看到普通語言學本身的發展之路。可以這么說,經過兩個世紀的發展,在印歐語基礎上建立的普通語言學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了,進一步發展的余地已經不多,真正的、全人類的普通語言學發展的前景在于加強對非印歐語語言的研究。而這一研究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現有的以印歐語為基礎的普通語言學“理論”出發,去“解釋”各種非印歐語的語言事實;一種是從各種非印歐語的語言事實特別是有別于印歐語的“特點”出發,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通語言學意義的東西來,豐富、充實普通語言學的內容。我們認為后一條才是普通語言學發展的根本之路。能夠包容進漢語以及世界其他許多語言的普通語言學理論肯定是會比現今的普通語言學更全面、更先進的理論。中國語言學者要有這方面的雄心壯志和氣概,要有魄力和能力來完善、改寫現在的那種并不“普通”的普通語言學。
  第二,“字本位”研究也不僅僅是漢語個性的問題。“字本位”研究要花大力氣解決漢語自身的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的最終目標,還要透過“字本位”所體現的漢語個性去觀察人類語言的共性。字本位研究要有全局觀、整體觀,要跳出僅僅為漢語服務、僅僅“解釋”漢語現象的范圍,力求對整個人類的語言現象提出新的理解,從而豐富全人類的普通語言學的內容。要有這樣的雄心:字本位理論不僅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漢語是人類語言的一部分,研究漢語的理論自然也應屬于人類語言學理論的一部分。因此在字本位理論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既要立足漢語,又要胸懷世界;不僅要強調漢語漢字的特色,更要著重發掘這一特色的普通語言學意義。字本位理論的根本定位應該是:漢語特色的普通語言學研究,普通語言學背景下的漢語研究。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宗旨和目標。
  二 “字本位”的本體論意義
  “字本位”理論提出以后,受到的最大挑戰,來自于現行語言學關于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論斷。人們振振有詞地責問: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是“符號的符號”;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不是研究文字的;主張“字本位”,那么在沒有文字以前的語言怎么研究?對于這些責難,“字本位”者不能回避,而必須作出正面、明確的回答。實際上,也只有解答了這些問題,才能為字本位理論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基礎。
  “字本位”是語言學理論,不是文字學理論。
  有人說,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不是研究文字的,言下之意,是“字本位”者連文字與語言的關系都搞不清,硬要把文字問題塞進語言學。對此,我們必須非常鮮明地強調:“字本位”理論是一種語言學理論,而不是文字學理論。如果是文字學理論,就沒有必要花這么大的氣力。漢語的文字學早已存在,誰也撼動不了,用不著我們再去搖旗吶喊。正因為把“字本位”看作是語言學理論,要引進“字”的概念,還要把以前認為屬于文字研究的一部分內容作出語言學的解釋,這才引起了軒然大波。“字本位”的語言學性在于它是與“詞本位”針鋒相對的,也是對近一個世紀以來漢語研究種種本位理論的挑戰和反駁,它希望解決的不是就“字”論“字”問題,而是漢語研究的基礎問題、全局問題,包括整個漢語的組織規律和漢語研究方法論的大問題。引進“字”,從本質上說,并不是引進“文字學”,而只是在語言的口頭表達基礎上,引進了語言的書面表達形式。我們認為,完整的語言研究應該是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對于漢語尤其如此。說到底,這個觀點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而是“現代語言學”的創始人索緒爾提出來的。對于前者,他說:
  我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Saussure 1916:49)
  對于后者,他則說:
  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Saussure 1916:51)
  由于這兩句話、特別是后一句話,并不適用于印歐語,因此長期以來被人忽視。我們只是把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話重新提出來加以強調,并希望在此基礎上建立漢語自身的語言研究理論,這有什么過錯呢?如果我們成功地演繹了索緒爾的“假說”,并將它發展成一種完備的理論,它為什么不能成為現行普通語言學的有力補充呢?
  “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把這句話用在學術討論上似乎未必合適,但是,對于指責字本位理論無法研究沒有文字以前的語言的言論,也許只有用這句話反駁比較恰當。
  我們認為討論問題要有一定的基礎,不能信口開河,把自己也解決不了的問題作為論據去批駁對方。從信奉“文字是符號的符號”聯想到語言、文字屬于兩個時期,從而担憂沒有文字以前的語言怎么研究,這當然是人們的自由。但這種莫名的担憂卻不能作為批駁對方的論據,仿佛提出一種新理論,必須先能解釋史前人類的語言研究,然后才有資格拿到今天來應用。這是難以服人的。字本位者關心的是如何更現實地解決漢語研究面臨的迫切問題,目前還沒有到達關心史前人類語言研究的地步。這就是這里說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意思。事實上,“字本位”者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不用“字本位”也未必能做到。有哪種現行理論對沒有文字以前的“語言”作出過令人信服的解釋?什么時候有人告訴過我們原始人的發音系統、詞匯系統、語法系統、語義系統、語用系統了?或者不說“系統”也罷,什么人提出過史前人類的發音機制、用語特點、語法格式、語用表現了?說到底,關于史前人類的語言研究目前只能停留在假設階段,也許今后很多年內還只能如此。與其說這些“假設”是在說明史前人類語言的實際狀況,不如說是主張者在為其今天的理論張本。指責字本位理論無法解釋史前語言,無非是說字本位不合他目前的語言理論而已。
  也許人們會以語言學家成功研究了現代世界上那些沒有文字的語言(如美洲印第安語、澳洲土著語等)為例,證明現代語言學可以研究那些沒有文字的語言,相應地,似乎也間接證明了可以研究史前人類的語言。殊不知,這些事實正好證明了前引索緒爾的話,證明了文字對語言研究的重要性。印第安語等等是怎么研究的?怎么能對它們進行定性、定量的描寫?用什么對它進行定性、定量的描寫?還不是用拉丁字母先把這些語言的音記錄下來,然后再用英語(一種在書面上成熟的現代語言)作為描寫語言(或者語言學家愛說的“元語言”),用基本上是建立在印歐語基礎上的語言分析模式,對之進行研究。沒有拉丁字母、沒有英語、沒有語言分析模式,我們就什么都做不成。
  文字和語言的關系現在還不是鐵板釘釘的時候。
  人們會反駁說,那不正好證明文字不過是語音的記錄、是符號的符號嗎?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文字究竟是不是只是“符號的符號”?
  實際上前引索緒爾的第二句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即,至少對于漢人來說,文字不是“符號的符號”,而是同語音一樣是觀念的符號,兩者的地位不說是平等的,起碼沒有先后之分。如果有人不服氣,我們倒要請教:你有什么證據證明“日、月、山、水”等不是觀念的符號,而是“rì yuè、shān、shuǐ”等讀音的記錄(我們這里不用古文字字形和各家構擬的上古漢語“讀音”,因為這并不改變問題的性質)?證明中國古人也是先用“rì、yuè等讀音記下“太陽、月亮”的概念,再用“日、月”這兩個字形去記下其讀音?不承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兩大體系(索緒爾的分類)的根本區別,就會對采用表意文字體系語言的理解產生根本性的誤解。
  從更深的層面看,語言與文字的關系恐怕遠沒到不容置疑的地步。20世紀下半葉語言理論與語言哲學理論的最大進展之一就是對文字和書面語地位的重新認識。解構主義哲學家德里達顛覆了西方從柏拉圖以來的“語音中心主義”,鮮明地提出,“在文字產生之前,根本就沒有什么語言的符號”(Derrida 1967:14)。英國語言學家Harris(2000)也旗幟鮮明地主張文字與語言是兩種并行的符號系統,文字并不只是為了記錄語言。當代最新的語言理論的發展表明,語言并不僅僅意味著“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人類語言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復雜得多。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知道語音并不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唯一手段:學過外語的人都有過這種經歷,如果聽一段電影錄音可聽懂60%,那么看同樣的一段錄像可能就能聽懂70%甚至更多;而如果與外國人面對面交談,聽懂對方的概率更可達90%以上。可見對語言的理解很多是利用語音外的因素,語音并不是語言交際的唯一手段。正是在這些新認識發展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語言的新定義:“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及進行表述的方式和過程。”(潘文國2001:106)“字本位”理論正是在這種新語言觀下對漢語研究提出的新范式。
  “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之別是字本位理論的基石。
  談到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之別就必然會涉及到文字的另一個重要分類:自源文字與他源文字。依我們看,文字發生學上的這個區別是十分重大的、具有根本意義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說它是字本位理論的一塊基石。在《字本位與漢語研究》一書里,我們曾指出:
  把文字的這兩種分類綜合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表意文字與自源文字、表音文字與他源文字,實際上是重合的。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不論是形意文字、意音文字、表詞文字),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在上述兩種分類里,漢語既是表意體系文字在當今的唯一代表,又是自源文字在當今的唯一代表。(潘文國2002:91-92)
  “功能性”的分類與“發生學”的分類在漢語與世界多數語言的對比上重合了,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種區別對漢語研究的重大意義嗎?難道一定要非“表音文字”、非“他源文字”的漢語在研究中也采取為“表音文字”、“他源文字”的語言而設立的一整套理論才能叫作“科學”的研究嗎?
  從語言發展史來看,盡管有許多人認為原始漢語是形態豐富的語言,有人還構想了原始漢語的種種屈折變化。但由于材料缺乏,因而至今還是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假說。不過有一點是誰也無法否定的,主張原始漢語是形態語言的對之還更加堅決,那就是漢字產生以后,漢語與世界上大多數語言走上了大相徑庭的發展道路。《詩經》上說,“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如果我們同意漢語與其他語言的分道揚鑣是從漢字誕生以后開始的,我們就更有必要認真研究漢字形式產生以后究竟給漢語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怎么會使漢語演變成了今天這種模樣。“字本位”研究想完成的正是這樣的任務。這是切切實實的“事人”的任務。從這一點看,任何想回避漢字或漢語書面語來研究漢語的理論,都是自欺欺人的理論。
  三 “字本位”的價值論意義
  如果說上面兩個部分主要還是從普通語言學理論方面闡述字本位的意義的話,這一部分將更多地討論這一理論對漢語與漢語研究的意義,或者說,它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檢驗一種理論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最終標準只能是實踐。當然我們允許也鼓勵在一定階段、一定情況下理論研究可以脫離實際來進行,我們稱之為理論與實踐“應當而且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潘文國1998:58)。但我們不能允許一種理論長時期、甚至永遠不受實踐的檢驗而自稱其具有“科學性”。從西方引進而建立起來的漢語語言學已經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我們現在以實踐來對它進行檢驗可以說并不是過分的要求。結果我們發現了兩個最大的問題。第一是與歷史脫鉤,第二是與現實脫鉤。至于在漢語“信息化”上少有作為那還是其次的事情。
  對于每個研究漢語的人來說,語言研究傳統的繼承性和連續性是不容回避的。從《馬氏文通》開始起步的漢語語言學,撇開功過成敗等有爭議的問題不談,至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即它割斷了漢語研究的傳統,“傳統”的漢語研究與“現代”的漢語研究成了互不相干的兩大塊。在中國語言學界,搞古代漢語的不管現代漢語,搞現代漢語的不管古代漢語,這已成了不爭的事實。這就帶來了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第二,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是一種語言還是兩種語言?如果說是一種語言,那么它在研究方法上應該不應該有連續性?即使是一種語言的兩種形態(姑且說是書面語和口語吧,其實“現代漢語”同樣有書面語和口語的問題),那是不是必須采用兩種互不相干的研究方法,比方說,一個以“文字學”為中心,一個以“語法學”為中心?如果說是兩種語言(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持這種觀點),那么是不是意味著語言不同,研究方法就應不同?“普通語言學”是人類普遍的語言學,理應涵蓋人類歷史上有過的和現存的各種語言,為什么在解釋古代漢語上就不靈了?不是沒有人作過用“語法中心”的觀點去嘗試研究過古代漢語,但很少真正引起傳統古漢語學者的興趣,這是什么原因?
  第二,世人公認世界語言研究有三大傳統:印度傳統、希臘傳統和中國傳統。注重語音分析和構詞分析的印度傳統,與注重形態學、后來又加上句法學的希臘—拉丁傳統合流成印歐語研究傳統,共同形成現代的“普通語言學”的基礎,唯獨以“小學”為中心的漢語研究傳統始終被排除在“普通語言學”主流之外。普通語言學置人類三大語言研究傳統之一而不顧,這還是全人類的“普通”語言學嗎?中國語言學割斷中國語言研究的傳統,這還能稱是“中國”的語言學嗎?
  認真回顧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史,有不少事情是令人感到沉痛的。為了“現代化”,中國付出了過多的代價,其中之一就是對傳統的遺棄和犧牲。環顧世界,可以說還沒有一個國家、特別是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有影響的國家,其現代化的過程是以拋棄傳統為代價的。不論是有千年歷史的歐洲,還是只有區區二百年歷史的美國,他們對傳統的維護、對民族性的珍惜,都是有目共睹的。只有在中國,才會產生越罵祖宗越“革命”、越毀棄傳統越“現代”的事情,這難道是正常的嗎?進入新時期以后,整個學術界都在對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進行認真的反思,大概只有語言學界是個例外。這個問題說來話長,這里暫且不談,我們只想提請人們注意一點:在語言研究中,究竟該是以理論服務事實,還是以事實遷就理論,甚至以理論來改造事實?“詞本位”就是這樣一種與漢語研究傳統、漢語事實格格不入的怪胎,只要奉行詞本位一天,古今漢語的研究傳統就永遠不會有對接起來的一天。
  “字本位”研究的目標之一,除了在橫向上希望建立與世界普通語言學新的對話機制,讓中國語言學以其獨特的身姿,進入普通語言學的殿堂,還希望在縱向上接上中國語言研究的悠久傳統,以一種理論來縱貫自古至今的漢語研究,讓世界三大語言研究傳統之一的漢語傳統放出現代化的光彩。
  至于第二個方面“與現實脫鉤”,我們指的主要是語言研究的應用層面,首先是語言教育問題。如果說現代漢語的研究與古代漢語的研究事實上成了互不相干的兩大塊,那么中小學的語言知識教育與學生的語文實踐也越來越成為互不相干的“兩張皮”,而且“現代語言學”研究越深入,這一游離情況就越嚴重。早在上世紀初《馬氏文通》問世后不久,許多有識之士甚至包括孫中山先生,都紛紛撰文指出,《文通》的實際作用與其宗旨背道而馳,所謂的語法知識無助于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陳寅恪先生(1933)更激烈地指出《文通》之類文法教育的方法還不如傳統的“對對子”,這一主張60年后竟得到了兩次主持制定漢語語法“共同綱領”的張志公先生(1992)的支持。然而從事“現代語言學”研究的人仍然樂此不疲,甚至以從事的是“科學研究”可以不必聯系實踐而自得。前面我們說過,我們同意理論研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可以脫離實際來進行,但像語言學這種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學問不可能永遠脫離實際而留在象牙塔里,一年可以,十年可以,一百年了,還對提高全民族的語文水平無補,這樣的理論還不該從根本上進行反思嗎?退一步說,即使這種研究真有必要脫離實際來進行,那也是“專家”們的事,何必要浪費莘莘學子的青春和生命去學習這種“雞肋”般的知識呢?語言研究最終必須解決應用問題,首先是語文教育問題,包括母語教學和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字本位”理論牢牢立足漢語本位,從一開始就希望解決的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有實踐問題,希望找出一條更有效的漢語教學路子,提高全民族的語文水平,同時更有效地向全世界推廣漢語,并以之作為自己的又一個目標。
  四 “字本位”的方法論意義
  怎樣衡量一種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的價值?從正面看,這一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的提出,必須要有與前人不同的特點,必須要說出前人未說過或未說清的東西,必須要能解決前人未解決或解決得不好的問題;從反面看,必須要證明哪些問題是在新理論提出之前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好的,由于新理論的提出,使人們對之有了新的視角或解決的方法。學術研究的全部價值就在于此。否則的話,翻來覆去地重復別人說過的話,或者只是引用別人的理論、增加一兩個例子,那對于學術進步可說毫無意義。“字本位”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它提出了哪些新東西、解決了哪些前人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呢?哪些是在字本位理論產生之前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呢?字本位學者的論著已經從各個方面對此作了解答。這里我們只想從最宏觀的方面去概括“字本位”理論在方法論上的三個最主要的特色和貢獻。
  “字本位”理論首次提出了語言研究的基本單位問題,并認為這是普通語言學的一個共性。
  語言研究史、特別是漢語研究史上提出本位問題,“字本位”并不是第一個。從黎錦熙先生的“句本位”開始,“詞組本位”、“小句本位”等先后有人提出。但這些“本位”無一例外只是作為語法研究出發點的單位,因而與語言研究的全局并無關系,與不同語言的特色也沒有關系。語法理論在變化,這些“本位”也在移動。因此這些本位觀并不具有本體性的意義。而“字本位”認為每一種語言都存在一種基本單位或基本“粒子”,是該語言各個“平面”研究的出發點,并不局限于語法。這一基本單位,在印歐語中是“詞”,在漢語中是“字”。在印歐語中,“詞”是語音、語匯、語法、語義、語用等研究的交匯點。在漢語中,“字”也是語音、語匯、語法、語義、語用等研究的交匯點;在古漢語中,“字”則是音韻、文字、訓詁、章句等研究的交匯點。牽一發而動全身,抓住了這個“本位”,就抓住了這種語言研究的“綱”,綱舉而目張,各項研究就得以建立自身獨特的體系。
  從這一立場出發,“字本位”研究既溝通了古今,又打通了中外,成了一種真正的包含古今中外的理論,特別是成功解決了古今漢語研究傳統的銜接問題,這是《馬氏文通》以來任何漢語理論所未能解決的。
  這一理論其實還同時回答了“文字產生之前的語言有沒有基本單位”的責難。如果文字產生之前確實存在過成熟的語言(這在目前只是個“假設”,因為誰也沒有說清過這些“語言”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樣子的),那當然有。但是“各種語言都有基本單位”是共性,而這個共性在各種語言中的表現未必相同,在印歐語中它表現為“詞”,在文字產生以后的漢語中它表現為“字”。在文字產生以前的語言中表現為什么?那誰也不知道,當然不可能是“字”,但也不見得非是“詞”不可。君不見在“復式綜合語”的某些印第安語里,許多形態成分、甚至別的語言里的主、謂語等都可以濃縮在一個單位里,你說這個單位非得叫做“詞”?就是在古代印歐語里也還有類似的情況,如古希臘語阿基米德說的“Eureka!”、古拉丁語凱撒大帝說的“Veni, Vedi, Vici”,我們能說這些都是一個個“詞”么?
  “字本位”理論第一次真正提出了語言的“生成”問題。
  語言怎么生成?或者說,人是怎么說話或作文的?這應該是語言研究的最核心問題。但令人驚訝的是,迄今為止的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在其影響下的漢語現代語言學理論,沒有一個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并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對西方語言學史作一個分析。西方“科學”的語言學史是從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開始的(在此之前的“語文學”屬于“前科學”),但“科學”是什么?各個學派卻有不同的回答。早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如施萊馬赫等人認為科學就是“比較”;后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如新語法學派的保羅等人認為科學就是“歷史”;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等認為科學就是“系統”;歐洲語法革新論者斯維特、葉斯柏森等人認為科學就是“描寫”;美國結構主義者布龍菲爾德等人認為科學就是“分類”;生成語言學的喬姆斯基等認為科學就是“解釋”。喬姆斯基語言學雖然以“生成”為標榜,但他的“生成”并不是指“人怎么說話”的問題,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出發點是句子,這就先驗地排除了研究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在早期,他關心的是研究怎樣從句子生成該語言所有合語法的句子而不生成不合語法的句子,其方法是“轉換”,即從深層結構“轉換”為表層結構。在后期,他拋棄了“轉換”,似乎真的關心起“生成”問題來了,但實際上又把“人怎么說話”的問題變成了“人怎么學會說話”的問題,即語言的起源這個老問題,并把“兒童學會說話”與“人類學會語言”的過程相類比(具體內容比較復雜,這里不作討論),最終歸結為天賦或人類天生的語言機制。由于這一結論既無法證實又無法證偽,因而只具有哲學上的意義。從天生語言能力出發,喬姆斯基又把“生成”解釋為從人類共同的一些“原則”出發,經過某些“參數”的調整,“生成”各種具體語言的過程。顯然,這一“生成”也與“人怎么說話”無關。當代西方真正關心到“人怎么說話”的可能是萊柯夫等人的認知語言學,這是我們比較看好這一學派的重要原因。
  而在中國,馬建忠做的實際是“比較”,其后除王力、呂叔湘等少數人外,絕大多數語言研究者在做的只是“分類”加“貼標箋”,同樣幾乎沒有涉及“人怎么說話”的問題。實際上,西方式的語法本來就只是在作靜態的分析,在其基礎上不可能討論生成問題。這一點嚴復早在100年前就指出了:“故文譜者,講其所已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嚴復1904:152)語法學習之不敷實用,尤其是本族人認為學了無用,是由于這一本質特點決定的。語法研究方法再改變,只要這一基本語法觀不變,就永遠跳不出這一“語法無用”的怪圈。
  而“字本位”的立論基礎之一是梁代劉勰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周振甫1986:306)。這才是一個完整的“立言”的生成過程。有人可能會覺得,“因字而生句”有什么了不起,這誰不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愿不愿、能不能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論是另一回事。從上面的簡單回顧中可以知道,迄今為止的語言學理論都沒有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字本位”理論在這方面的探索就顯得格外可貴了。因為只有真正解決生成問題,才能最終解決語言的學習和使用問題,亦即語言學的最終功用問題。
  “字本位”理論旗幟鮮明地強調語言的動態研究。
  語言不是“產品”,而是“活動”,這個觀點最早是洪堡特提出來的。但近二百年來并沒有得到過真正的重視。如上所說,到結構主義為止的西方語言學,做的都是靜態的分析;生成語言學的“生成”,是一種哲學的探索,與語言的實際應用可說無關;當代語用學講的“語用”,討論的只是語言的使用場合,像如何說話才更加“得體”等,基本上不涉及語言自身的組織。“字本位”理論繼承了語法修辭相結合的漢語研究傳統,研究漢語在使用中的組織過程,這就把語言的動態研究放在了首要地位。
  有好幾位朋友問起,為什么一定要講“字”本位?講“詞”或“語素”為什么不行?有什么事不能在“詞”的范圍內解決,非要離開人們熟知的術語去另搞一套?我們認為至少就漢語而言,“詞本位”與“字本位”的最大區別之一就在于一個是靜態的研究,一個是動態的研究。研究漢語構詞法的學者告訴我們,漢語的“詞”不是現成的東西,而是“從句子中摘出來的”(陸志韋等1957),因此,主張“詞本位”的人無不致力于詞的定型化,使漢語的詞成為西方的詞那樣真正的實體。但定型化的結果就與漢語在使用過程中的靈活性相矛盾。譬如我們給“桌子”定了型,就無法解釋為什么說“書桌”而不說“書桌子”;如果給“書桌”也定型為一個詞,又會碰到“方桌”、“方桌子”兩者都能說的情況。我們總不能把“方桌”、“方桌子”或者“方”、“桌”都定型為不同的“詞”,這樣就會使詞的數量極其龐大而且不敷實用。這樣的例子可說舉不勝舉。人們現在把這一現象概括為漢語單雙音節在使用中的靈活性,但單雙音節的靈活性用“詞本位”是無法解釋的,用“字本位”就可以。為什么?因為“字”是音形義的統一體,它可以以“含義單音節”的身份參加造句過程中單雙音節的種種變化。為什么不叫“語素”?簡單的一個理由是:語素也是分析出來的,不是天然的;而且語素不一定是單音節。
  如果把漢語的基本組織單位確定為一形一音一義的“字”,我們就能自如地解釋漢語動態的組織過程。我們把這個組織過程簡稱為“音義互動律”,它包含兩個內容,一個是由小到大的“生成論”,即劉勰說的“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一個是由大觀小的“調控論”,即劉勰說的“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我們認為,只有這樣一種動態的過程,才能真正解釋千百年來漢族人使用漢語的過程。
語言教學與研究京36~45H1語言文字學潘文國20062006
字本位/哲學意義/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
本文從哲學角度對新興的“字本位”漢語研究理論進行了思考。認識論角度,討論了“字本位”理論的必要性,即這一理論在學術發展史上的意義;本體論角度,論證了這一理論的科學性及學理基礎;價值論角度,從現實的角度討論了這一理論的實際應用價值;方法論角度,討論了這一理論的創新意義和獨特價值。
作者:語言教學與研究京36~45H1語言文字學潘文國20062006
字本位/哲學意義/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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