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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形而上學”、“神學”之思
“科學”、“形而上學”、“神學”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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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證主義大師孔德曾謂:人類認識的發展同時也是人類歷史的發展依次經歷三大階段,這三大階段分別是用神的意志說明世界的神學階段、追究萬物本源的形而上學階段、依據觀察實驗研究并解釋現象的實證階段。孔德所說的神學階段,歷史地看,當主要指神話時代,但作為認識形式,神學自然應當包括后來產生的宗教神學。形而上學階段則指舊哲學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在孔德看來,尚未實證化的哲學就是舊哲學或曰形而上學,因為它試圖把握超驗的終極的宇宙原因,從而獲得絕對知識。孔德認為哲學也應當實證化,實證的哲學不再是形而上學,而成為科學的延續與綜合。至于實證階段也可以稱之為科學階段,因為依據實證方法研究現象所得出的就是各門科學。他認為,按各門科學經歷三大階段的速度和達到實證階段的時間不同,可依次排列為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所以,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學”或社會科學。上述孔德的這種認識史觀和歷史觀應當說是有一定的事實根據和邏輯理由的,因而也不乏一定的預見性。如20世紀不僅是科學昌明的世紀,且一度風行“拒斥形而上學”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然而,孔德的這種“三段論”看法恐怕也失之武斷。撇開他把人類歷史歸結為人類思想認識史這一點不談,他以為科學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最高最后階段就頗成問題。全部人類思想文化領域都能夠實證化、科學化嗎?單靠科學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嗎?科學是萬能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在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的當今這個科學時代,人們何以仍在急切地尋找著人類歷史和人類思想文化的出路呢?
  事情大概遠不像孔德所說的那樣簡單、絕對。
  筆者注意到,在我們國內,就有相當一些人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已接近一種危險的臨界點:科學技術雖然給人們帶來了生產的效率和生活的舒適,但同時也把人類帶到了自我毀滅的邊緣;愈演愈烈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資源枯竭,就是科學技術為人類自身挖掘的墳墓。能夠拯救人類的不是似乎把一切都變得簡單明了的科學,也不是人的理性,而是我們必須敬畏的在冥冥之中存在著的巨大的神秘力量。這個神秘力量決不能被我們的理智所洞悉,它只能是我們信仰的對象。于是,在相當一些人那里,就有了與孔德所說的“三階段”反向而行的另一個“三階段”:先是歡呼“賽先生”——科學的光臨,然后則黜科學走向哲學形而上學,最后則又由哲學形而上學進入宗教神學。在一些學者看來,這一思想行程不僅是人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表現,而且是人向“精神家園”皈依的必然。作為這種看法的一個有力的“佐證”,就是人們對人文、哲學乃至宗教神學正在發生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上述現象,非常值得我們給予關注和思考。
  思想現象生發于人的心靈,反映著人的心路歷程。對人的心靈、心路歷程的認識是不能單靠外在的實證分析的,首先需要的是同情的了解,是將心比心的自我省察和覺解。
  反躬自省,筆者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也經歷了一個隨著閱歷的增長和思維的進展而趨復雜化和提升的過程。原來把人生和社會都看得太簡單了,以為憑借理性(在這里可以理解為理智)和科學就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和問題。但慢慢感到這是一個相當幼稚的看法。例如,人是由理性和非理性兩方面構成的,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問題就不是單憑理性可以完全把握和解決的。有些事情,理智上認為應當這樣辦,但情感上卻偏偏要那樣辦;情感往往不聽理智下達的命令,而事情的結局也未必因此鑄成錯誤,所以這才有理與情的矛盾。當然,理性對非理性的問題可以作出一定的分析并提出解決問題的一定的辦法,但那“分析”和“辦法”都未必確當。理智的運用和結晶是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科學可以以理服人,但難以以情動人、以善感人、以圣潔人。就是說科學能滿足人的理智的需要,卻不能滿足人的情感、意志和信仰的需要,所以這才有今天人們對于人文、哲學乃至宗教神學的重視。科學不能涵括人文。從廣義上講,人文可指包括科學在內的人的一切文化現象,但從狹義上講,當指不能被實證化的那部分思想文化。能夠被實證地加以研究的文化和社會現象形成的是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介于自然科學和人文之間,自然科學和人文都向它滲透并試圖獨霸它,所以社會科學往往“形象”模糊。科學的共同特點是對象性思維,是從外部來考察對象,但人認識自己及其文化社會現象的結構是自我相關的,它不能完全從“外面”來進行。因此,內省和體驗就是不可缺少的。而內省和體驗有很大的主觀性,內省和體驗出來的東西也不一定有多大客觀性,但未必因此就沒有深刻性和內在普遍性(科學所把握的是事物的外在普遍性),這正表明在科學之外,尚有狹義人文生存的必要性,人文與科學可以互補互濟。
  科學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它不能解決自身的前提問題。科學的前提是人的非科學假設。例如,現代經濟學這一被公認為“最硬”的社會科學,就建筑在關于“經濟人”或“理性人”的假設之上。但人只能被歸結為“經濟人”或“理性人”嗎?至少,中國的老莊孔孟不這樣看,現在有些人也不這樣看。而按照老莊孔孟對人的看法,就產生不出現代經濟學。現代經濟學把人視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動物,然后外在地研究人處理外部對象的行為如何達到最大效率。其實,說穿了,就是研究人怎樣才能多開發、多消耗資源。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經濟學不是也有很大責任嗎?所以一些人批判科學技術也包括著社會科學。
  由此可見,不僅人的偌大的精神世界光靠科學這根柱子支撐不起來,就是為人生、為人類社會定向單靠科學也不行。在這兩個方面,可以說人文、哲學不僅不可或缺甚至更為重要。因為人文、哲學更直接更根本地關涉著對人與世界和人與自身的關系的處理,關涉著為人的發展進行價值定向。如果說我們曾經過份地迷戀科學,“神”化了科學的作用,那么,人文、哲學乃至宗教神學都會起到一定的“解毒”作用,幫助我們從科學的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中突破出來,從具體的實證和有限的知識中超越出來,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確立起對人生宇宙的終極關懷。既然人的情感、想象、意志、信仰更多地凝聚在人文、哲學、宗教神學之中,我們就不能只顧科學,而不理睬人文、哲學、宗教神學。事實上,一個人是不能只知道科學的,“偏食”科學的人很可能成為“麻木不仁”的單面人,這決不是任何健全的社會共同體所需要的合格成員。在擁抱科學的同時盡可能地從人文、哲學乃至宗教神學中汲取人生智慧、體驗人生意義、提升人生境界,應當是很正常很必要的事情。如果著眼于許多人之關注哲學形而上學和宗教神學,是為了抗拒市場經濟所助長強化的人生的世俗化乃至庸俗化,超越實用理性和實用主義,在變動不居的生活中確立起絕對價值和終極關懷,重新樹立理想和信仰,那就更值得予以肯定了。
  但是,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當某些人批評科學,黜科學而走向哲學形而上學、走向人文乃至宗教神學時,他們很可能壓根未曾進入過真正的科學,科學精神在他們那里并未扎下根來,因而科學的負面作用才被夸大。這不是一兩個人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具有相當普遍性的認識問題,甚至可以說這個問題有著一定的民族性。
  難道我們過去不重視科學嗎?毋庸諱言,正如宗教在我們這個國度的歷史上并不盛行,我們同樣缺少科學的傳統。只是在近代以降,科學在我們國家才越來越受到重視,但這主要指自然科學。為什么重視自然科學?因為我們懂得了自然科學是技術之母,而技術可以轉化為生產力、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物質財富。但是對社會科學、基礎科學怎么樣呢?恐怕只能說剛剛引起了我們的重視,例如對經濟科學的重視。不能不承認,我們對待科學的態度是非常實用的,所以我們對科學的那種求知、求真、懷疑、批判的精神,那種自由探索和平等爭鳴的精神,就缺少真正的認識和重視,因而也就缺少真正的接受和掌握。因而,當我們感覺到有比發展生產力和建設物質文明更重要的政治任務時,就毫不猶豫地把科學扔到一邊,甚至還荒唐地從中找“資產階級的科學”實施“革命大批判”。這時,即使我們宣稱掌握著某種“社會科學”,也因為將其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而忽視甚至無視其科學性。在“文革”中和“文革”前不是都發生過這樣的鬧劇嗎?而當我們“重視”科學“重視”到迷信的地步,認為科學萬能從而陷入科學拜物教時,不是恰恰背離了科學的精神嗎?前些年頗為熱鬧的“特異功能”、“測字”、“算命”一類的活動都打著“科學”的旗號,以偽科學冒充科學,其實所利用的不正是人們對待科學的實用主義態度嗎?我認為這不能怪罪科學本身。正如市場上有假冒偽劣商品,我們應當譴責的是一些人不擇手段的牟利心理和損人利己的價值觀,而不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商品一樣。借口只要有科學技術的“機事”,人們就會有“機心”,人性就會“純白不備”,因而將科學和偽科學一鍋煮,那就如同說只要有商品生產人們就會有投機取巧的心理,因而合法經營的商人和非法撈錢的奸商彼此彼此,都好不到哪里去一樣,至少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
  我們對待科學的實用主義態度來自何處?我認為,從歷史的文化的角度看,它恰恰來自于我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傳統的“人文”“精神”。我們傳統的人文精神的內容固然很豐富,但我認為其思想核心是一個,就是學者們常常提到的“實用理性”。實用理性以人們當下的人倫日用為取舍和評價標準,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講求實際、關注現實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弊端。它一是使人們滿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所以然”,從而使人生往往停留于現存狀態,導致被動和保守;再就是章太炎批評儒學的流弊時所說的“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諸子學略說》)。對科學的實用主義態度使我們很難認識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非實用價值,例如科學對于人的素質和能力的提高以及對于世道人心的某種匡正作用。我們今天所強調的效率、競爭、平等觀念,公民道德應當標舉的自主、自尊、公正意識,在我們中國傳統人文中難以尋找,而在科學和科學共同體中卻并不鮮見。故此,筆者感到有些人轉來轉去,卻始終是在以實用理性為思想核心的中國傳統人文圈子里轉,所以找不到多少有時代意義的東西。當然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人文和哲學對我們有一定的思想營養和啟示作用,值得我們認真地汲取和借鑒,但我們卻不應當把它作為當今社會的萬應靈藥。當今社會的人心、道德、信仰問題和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說到底還需現代科學、現代人文和現代哲學聯手加以解決。基于此,筆者完全贊同科學和人文的并重(筆者認為,哲學正是科學和人文雙重思維向度的互動和會通),卻不能同意貶抑科學而獨張人文。中國傳統文化本來就欠缺科學之維,基本上屬于狹義的人文,未得到科學的浸潤,它要獲得新生就必須經過科學精神的洗禮并與西方優秀的人文思想相融合。而科學本身也決未發展到盡頭,它和人文一樣是永遠向未來敝開的。
  筆者注意到,一些人離開了科學之后回到中國傳統人文中去,另有人則并不滿足于人文和哲學,而是在那里稍停片刻后又走入神秘主義、走入宗教神學。這種現象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它表明我們現有的科學和人文對人生社會問題的解決作用是有限的,人本身的能力和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二,它表明我們過去未能正確地區分理想和信仰,而是往往將其等同,結果既有害于理想,又有害于信仰。
  一般來說,科學在于消解神秘、說明事實;人文則在于昭示意義、表達希望。但就科學認知而言,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芝諾所說,人的知識好比一個圓圈,圓圈越大圓的面積越大,人的知識就越多,但圓圈所接觸到的外界的空白也越多,所以越會感到未知的東西很多。科學再發展,也不會窮盡世界的奧秘。而人的理性又總有一種康德所說的窮根究底、把握全部的欲望,希望對整個世界做出一勞永逸的終極解釋。而科學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在任何時候,科學所能說明的問題都是有限的。我們過去并未明確地指出這一點,相反,我們總是喜歡強調科學“徹底”地對世界認識的可能性。其實,徹底的認識只有在無限的探索中才能達到,而“無限的探索”正說明在任一具體時空中都是達不到徹底的認識的。當人們對科學寄予了超出它能力的奢望時,所收獲的必定是失望。所以當科學難以解釋諸如生命、宇宙及其起源問題時,人們就會轉而求助非科學。哲學本來可以從更高更根本的層次上做出自己的解釋,但我們又宣稱真正的哲學是“科學的”哲學,讓哲學充當科學,人們得到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東西。在這時,用“神”來解釋業已變得神秘的東西就不失為一種方便法門。我不贊同將哲學歸結為科學、歸結為經驗之思,但我也不贊同有人所說的哲學就是“形而上學”(或形上學),就是超驗之思,雖然這是一種很古老的看法。完全的形上學和超驗之思只能是神學或實質上的神學。雖然在西方哲學史上,哲學曾經以“擬神學”的形式出現,但這并不符合哲學的本性,所以也不是哲學的常態。形上學只是哲學的一重規定性,哲學還有形下性,或者說,哲學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亦即“超驗之思”和“經驗之思”的中介和合取,所以它才能發揮從個別到一般、從有限到無限、從相對到絕對而又使后者“回”到前者的轉化功能,現代哲學的性質和功能已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再來看人文的問題。就人文來說,它所能昭示的意義和表達的希望也總是有限的,而人生則渴望終極的意義和無限的希望。如果人們不了解人文相對的歷史的性質,指望在屬于人文的文學、藝術、倫理中得到它,那失望也就很難避免。前些年,針對機械的唯物主義把人物化、被動化,針對傳統的社會體制對人的主體性的壓抑和人的能力的束縛,我們的哲學重點開掘、弘揚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將人優于物的自為性和目的性較充分地展示出來。但是,我們也忽視了人的被動的有限的一面,忽視了人與周圍世界相互制約、共損共榮的一體性關系。從可能性上講,沒有人解決不了的問題和辦不到的事情,但從現實性上講,人所能解決的問題和辦到的事情又是很有限的。并且,即便是人能做到的事,人亦決非都應該去做,這里有一個倫理和價值的問題。人必須給自己的行為設置界限、設置禁忌,對我們人類的生命賴以維系的大自然和生命本身保持應有的敬重。而對人的自覺性、主體性的認識,也應當既包括人的自我解放、自我超越,也包括人的自我規范、自我約束。對此,可以說我們過去均有所忽視或缺少認識,現在應當著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但是,筆者認為,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重新造出“上帝”并向他(她?它?)頂禮膜拜。科學、人文、人本身的有限性憑我們的實踐經驗和哲學思維即可確定,勿需借助上帝的無限性得到映現。中國大哲老子說“自知者明”,人和人的世界的澄明說到底是基于實踐和生活的自我澄明。有人以為只要樹立起上帝的偶像,人就不敢為所欲為了,那是他低估了人的“狡猾”,也忘了我們中國人拜神也是實用主義的。中國人過去信仰玉皇大帝,并認為灶王爺年三十要到天上向玉皇大帝“匯報”各家的功過善惡,我們的祖輩們不是要提前“請”灶王爺“吃”年糕來糊住他的嘴,讓他到天上后嘰哩咕嚕地說不清嗎?我們中國人是有辦法對付神的。像《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類人更是不怕什么鬼神報應的。至于說人信了神就會安份守己、有所忌憚,那人也就成了神的卑微的怯懦的奴仆,而馬克思早就嚴正指出過:對神靈的恐懼本身不是什么好事。“哲學意識”就是要人們“擺脫這種恐懼”,要人們通過提高自己理性的“自我意識”,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宰。有人不滿意工業化和科學技術對“神秘”東西的“祛魅”,要重新“附魅”、“還魅”,這是頗值得斟酌的。事實上,工業化和科技主要破除的是人對超自然的神靈的迷信、敬畏,而這既是必然的,又是完全正當的。雖然它也的確祛除了人的傳統生活和傳統人文的某些魅力,但它并未也不可能對世上一切“奇妙”、“奧妙”的東西“祛魅”,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并未隨著工業化和科技的發展而失去那“神秘的微笑”。如果說工業化和科技也損害了真善美的無窮意蘊和迷人的魅力,那么我們就只應當通過在包括科學技術研究在內的活動中發展自己的創造能力和感知、體驗真善美的能力,通過發展人文和科學來抵消工業化和科技的負面作用。宣傳神秘主義是不可取的。
  下面再來看人的理想和信仰問題。由于上面所講的實用理性的傳統和其他社會歷史原因,我們過去對信仰和理想往往不加區分而習慣于把二者混為一談。理想直接被當成信仰,本屬信仰的東西也因而被理想化。這樣,如果理想能夠實現,人的信仰也隨之有了“著落”;如果理想老是實現不了,人們在改變或丟棄理想的同時,也就會把信仰改變或丟棄了。即使對“神”的信仰也有這個問題。求而“靈”的神總是不缺善男信女,四季香火;求而“不靈”的神則門前冷落,香客稀少。對某種未來理想的信仰就更是如此。前些年相當普遍的信仰失落問題,不能不說與此大有關聯。可見,我們要重新確立理想和信仰,首先需要把它們適當地加以區分。其實,顧名思義,理想在于“想”且是合“理”之想,這是對未來的某種可能(注意:不是“不可能”)的憧憬;“想”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它的實現。而既然是合理之想,那么原則上它是可以實現的。所以,理想盡管不是現實,卻有人們賦予它的“現實性”品格,因此我說理想是人的行動的向導。信仰則端在于“信”,而且是達到了“敬仰”程度的相信。人們相信的東西是人們認為可靠可依賴的東西。相信某物或某理,人們在充滿不確定性和變易性的世界上就感到有了依托,心里變得踏實。而成為人們信仰的東西更是某種人的整個身心都可以交付的絕對價值。人們信仰這種絕對價值,并不是要在現實中將其實現出來,而是要作為自己精神和生命的皈依、歸宿,所以我說信仰是人的精神的支柱。理想和信仰的內涵和作用顯然都有一定區別。當然,兩者也有相通之處,有緊密聯系。通常,人們的理想就是建筑在其信念或信仰之上的,我們也可以把某種理想作為自己的信仰。但這種承載著信仰的理想,既是某種值得人們終身為之奮斗的遠大目標,又是人們要在生活中謹守和堅持下去的原則。共產黨人把“共產主義”作為理想,固然是為了這種社會形態的實現,但就其發端而言,卻是因為共產主義寄寓著許多人的這樣一種信念或信仰:真善美一定能戰勝假惡丑,社會將變得愈來愈人道、合理、公正,愈來愈符合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正因為有此信念或信仰,在實現共產主義的極其漫長的過程中,共產黨人才會百折不撓地奮斗下去;而那些動搖乃至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的人,恰恰是缺少這種執著的信念或信仰的,所以這些人才會說一句“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之后,一變而為“結黨營私”的投機分子,在道德上變得不如一般民眾,甚至完全墮入假惡丑的一類。有鑒于此,我們在今天尤其應當注意對廣大黨員和各級干部的信念或信仰的培養,用正確的理論引導之,用高尚的精神激勵之,俾使其確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信仰。
  有人以為用對神的皈依和信仰可以解決理想和信仰不分的問題,解決信仰失落的問題以及人們缺少一以貫之的原則性和操守的問題,徹底告別實用理性和實用主義。筆者認為這也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在中國缺少很大的可行性,且會帶來前述新的危害;它并不能從根本上提高人的自律能力和自我負責的精神,相反還可能破壞這個目標的達致。我以為宗教信仰者盡管有其道理,但宗教信仰本身就其相信超人超自然的神靈而言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信仰要靠非宗教的科學、人文和哲學共同確立。
  從歷史上看,當一個民族或一個集團充滿了生命活力時,他們總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包括理性能力也包括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對未來持樂觀的積極的態度,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向困難和風險挑戰。盡管他們會顯得幼稚和簡單,但他們會逐漸磨煉成熟。而成熟意味著他們知道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所在,也了解自己的短處和弱點,因而思想更加自覺,計劃更為周密,行動更加穩健,而并不意味著變得疑慮重重、畏首畏尾、消極悲觀、裹足不前,更不意味著退到“神”的保護傘下。其實,“神”從來就未能保護過我們平安無事,不然,歷史上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血腥殺伐、朝代更替、豺狼當道、是非顛倒的現象了,科學和技術也就不會發展起來了。作為人,我們注定要在世界上承担起自己的命運,不管這是多么的艱難。我們人有弱點,對此應當予以“同情”的理解,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諒解,但我們更應當努力克服和戰勝自己的弱點,而不應當一味地順遂它、助長它。如果說人類在自己的征途中應當滿懷“神圣”,應當有一個“神”在心中,那么,這個“神”只應當是真、善、美的統一,是發現和創造著真、善、美的科學、人文和哲學的統一,憑借這個神圣而又世俗的“神”,我們是一定能為自己開辟出一條生路,一條到達光明境界和精神家園的道路的。
哲學研究京36~41B1哲學原理張曙光19981998作者單位:華中理工大學哲學系 作者:哲學研究京36~41B1哲學原理張曙光19981998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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