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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認知觀
“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認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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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論探究人類知識的起源、基礎、真理性和辯護(justification)。 認知科學是哲學認識論的當代延續和擴展,是“當代回答長期未解決的認識論問題所做的以經驗為基礎的努力”(Gardner,P.6)。這些努力不但關注知識,還關注智能——實現知識的能力;它不但關注心智是什么,還致力于人工地實現智能的不同方面。
  在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中,人們對認知和智能的觀念經歷了兩次革命性的轉變,形成了兩代認知科學。第一次是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這次革命促成了認知科學的誕生。“認知革命”帶來的重要的觀念突破在于超越了行為主義否認心智的狹隘觀點,承認復雜的行為和認知能力是經內在狀態(internal states)即心智的調節完成的。在隨后的發展中,認知科學,特別是它的中心學科心理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一個共同的研究范式,即將心智的內部狀態視為抽象表征水平的邏輯或計算過程。基于表征計算范式的認知研究被稱為“第一代認知科學”(Gardner)。然而, 這個范式遇到了兩方面的困難:(1)當人工智能依照這個范式力圖再現人類不同方面和水平的智能時,出現了一些根本的困境,以至于布魯克斯說,“沒有人再談論復制完整的人類智能了”(Brooks, pp.139—159)。(2)當從生物發展的角度,也就是說從種系演化和個體發育兩個尺度上追溯人類認知的發展時,人們發現存在不同于表征水平的廣泛的認知能力,以及實現這種能力的不同于計算機軟硬件系統的生物神經系統,是功能主義或表征的計算無法充分刻畫的。為了解決這兩個困難,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新的認知觀念開始逐漸凸顯和成熟起來,其基本點是:
  (1)具身的(embodied):人的心智不是無形質的思維形式, 心智本質上是具身的生物神經現象,是神經系統整體活動的顯現(appearance),機體的認知能力是在身體—腦活動的基礎上實現的。
  (2)情境的(situated):認知是情境的,因為具身心智嵌入在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約束中。認知不是具身心智對環境的單向投射(projection),而是必須相應于環境的狀況和變化。環境對于機體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
  (3)發展的(developmental):認知不是一開始就處于高級的認知水平。對人而言,認知不是一開始就處于言語思維的認知水平,而是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
  (4)動力系統的(dynamic system):認知不是一個孤立在頭腦中的事件,而是一個系統事件。具身心智的認知活動和環境是耦合的,動力系統研究這種耦合情況下的認知發展的動力機制。
  具身性、情境性、認知發展和動力系統四者一起構成了第二代認知科學的觀念基礎。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論述這些觀念的有機聯系。
  二、身體觀
  第二代認知科學以確定心智的身體基礎、身體在認知和社會活動中的首要作用為標志,哲學地和經驗地表明身體是我們接觸、 介入、 認識和擁有世界的樞軸(pivot),是心智表現的最初樣式。人們逐漸意識到, 將人的認知活動單純歸結到反思意識的符號思維水平是極為片面甚至有害的,人的認知活動需要從更基本的身體能力和身體經驗中找到它的起源,以及在這個起源上的演化和發展。
  笛卡爾的二元論奠定了近代基本的認識論的概念框架,同時造成了一個至今在意識研究中未能很好解決的身—心關系問題。在笛卡爾開啟的區分中,身體被歸為客體一側,被視為無生機的機器。第二代認知科學正是在系統地扭轉這種二元論的身體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進一步探究知覺、行為圖式、記憶、學習、情緒、情感、思維是如何基于、體現于和實現于身體的。
  1.身體—主體
  具身認知的發展吸收了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的思想。梅洛—龐蒂指出人類主體既不是無形質的純思維形式的主體,也不是將行為還原到物理解釋的軀體,而是身體—主體(body-subject, bodily subject)。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完成認知任務的“我”或“主體”都是一種曖昧的(ambiguous)存在, 一種思維特性和物質特性編織在一起的存在。梅洛—龐蒂區分了兩種身體:客觀的身體和現象的身體(phenomenal body)。(梅洛—龐蒂,2001年,第538—540頁)前者是一個能像物質一樣進行分解的生理實體,后者則是某個“我”所經驗和經歷的、承載著“我”的、介入自然和社會的有機體。如果“我”是一個主體,那么“我”既不是“在身體前面、在身體之中”的存在,也不是先驗地表征(representing)世界的、無形質的、與世界相對的思維存在;“我”就是我所經驗的身體,是身體地在世存在(bodily being-in-the-world)。身體—主體而非無形質的思維主體,是人類唯一經驗到的主體的樣式。主體始終是身體之經和在世之緯編織而成的:“……主體的本質聯系于身體的本質和世界的本質,是因為作為主體的我的存在就是作為身體的我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是因為被具體看待的作為我之所是的主體最終與這個身體和這個世界不可分離”。(同上,第511—512頁)這個樣式呈現兩個基本特性:
  (1)創造性的整體
  僅僅借助物理學的概念體系來刻畫身體肯定是不充分的,因為身體是活生生的、有生機的身體,我們必須從生命現象這一自主的系統整體來看待身體。(參見貝塔朗菲;戈爾茨坦)
  作為整體的身體不是它的各個部分的堆積,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它是一個物質系統,它滿足系統的組織性和統一性要求。身體的各個部分以一種獨特的神經系統相互聯系在一起,它們不是一些部分展現在另一些部分旁邊,而是一些部分包含在另一些部分之中,一些部分支撐另一些部分,一些部分可以觸摸、注視、傾聽、感受另一些部分。身體的各種反應不是某些基本運動的堆積,它們“是一些具有某種內在統一的姿勢”(梅洛—龐蒂,2005年,第198頁)的反應,并且服務于這個姿勢;身體每個部分對刺激做出的反應不是作為一個單純的物理部分所做的反應,“每一局部效應都依賴于它在整體中實現的功能,依賴于它相對系統所趨向于實現的結構而言的價值和意義”。(同上,第200頁)神經系統各個部分的功能取決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系統的實際狀態,取決于與外周器官(感官、肌肉)的關系,例如,脊髓孤立情況下的反射就不同于它在完整無損的神經系統中的行為;許多反射只能在孤立的脊髓狀況下清楚地表現出來,而在神經系統無損的動物中,比較高級的神經中樞和大腦的影響會明顯地改變這些反射。(參見貝塔朗菲,第16、121—126頁)作用于身體的一個刺激不是以一個簡單的線性方式映射出去的,刺激不可能單獨依賴自身被充分規定,它必須依賴有機體整體的反應而獲得意義,每一個局部的刺激都是經歷了身體整體的整合和“解釋”后作為行為反應出現的。沒有這個“解釋”,身體的響應性活動就沒有“為我”的意義。因此,身體不是一個行為主義所描述的簡單的應激系統,而是一個創造性和適應性的內在解釋系統。
  身體統一姿勢的創造性不僅表現在它對刺激的反應方面,而且反映在生命的適應活動和自主活動的表達方面。在人類獨有的語言表達能力之外,所有自然有機體的欲望、情緒和智力極大地依賴于身體的反應和表達。作為表達的身體,身體動作圖式的靈活性和多樣性幾乎是無盡的,人類的身體的技藝和藝術(各種體育運動、武藝、舞蹈、雜技……)無與倫比地展現了這一點。
  (2)身體意向性
  顯示“內在統一姿勢”的身體形態是辨別“我”的同一性或身份的最初的生物基礎。① “我”與世界最初的區分是通過“我”的身體完成的,但是身體不是像某個物體一樣安置在宇宙中運動,也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物理系統,它還本質地有一種面向世界的意向能力,一種尋求適應和生存的自發和自主的生命能力。生命不僅僅在世界中存在,它還在環境中求生存。在生物演化的進程中,我們首先看到的不是一種清晰的自我意識或反思意識的意向性,而是一種更原始的生存意向性或身體意象性。身體區分開“我”和世界,同時意向性又使身體內在地關聯到它所區分開的世界,意向關聯是生物體和環境的一種相應關系:世界有一個“為我”的意義,同時我也有一個“為世界”的意義,因為我不可能脫離世界而被規定。生命的整個活動乃至意識生活都有賴于與世界的意向關聯:“意識的生活——認知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覺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撐的,意向弧在我們的周圍透射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將來,我們的人文環境,我們的物質情境,我們的意識形態情境,我們的精神情境,更確切地說,它使我們置身于所有這些關系中。”(梅洛—龐蒂,2001年,第181頁)在這個意向關聯的過程中,世界成為“為我的世界”(world-for-me)和現象的世界。 身體意向性從來就不是單向的:它不僅僅是“我”的身體活動指向世界和“我”通過身體活動進入世界,而且也是身體應和、依賴和適應世界,世界向身體開放,世界給予“我”,進入“我”,顯現于“我”的知覺、記憶乃至言語思想中,成為“我”知覺、回憶乃至構想的世界。
  2.認知無意識
  如果我們接受智能的自然演化的根本假設,那么在無生命的物體運動和人類有意識的語言思維活動之間,生命的身體活動這個中間層次是如何實現的呢?笛卡爾的思維概念能充分描述這個中間層次的認知方式嗎?認知過程始終是通過“我知道……”完成的嗎?
  萊考夫和約翰遜把認知無意識(cognitive unconscious),即“思維大都是無意識的”,歸入認知科學的三個重要發現之一(Lakoff & Johnson, p.1)。不但人的身體的活動大多數是在清晰意識的層面之下進行的,而且,“我們的思想是在認知覺知(cognitive awareness)的水平下活動,難以通達(inaccessible)意識,并且活動太快而不被注視”。(同上,p.10)
  無意識的身體活動和無意識的心理活動是我們普遍經驗的現象。(Kihlstrom,pp.123—143)例如身體的協調大都是自動完成的。以球類的運動現象為例, 運動中我們有意識的活動不是分配給如何協調視覺、聽覺、身體感覺與身體的運動(我們自動地卻又是如此精確地、恰當地接球、擊球、傳球或停球),而是分配給構思競技策略,甚至偶爾想些別的;我們的身體自動地完成種種不可思議的協調。即便是知覺,也并非總是有意識的,存在著廣泛的無覺知的知覺。阿姆斯特朗談論了這樣一個經典現象:“在驅車很長一段時間后,特別是在晚上,你可能‘醒過來’并意識到,在過去的時間中你一直開著車卻沒有覺知到你在做什么。”(Armstrong,p.59)在這個驅車過程中,我們以知覺—行動(perception-action)耦合完成了許多認知工作,但卻是在有意識的水平之下進行的。在被笛卡爾如此看重的思維領域,完成“我思”活動的神經過程也是我們清晰的意識沒有通達的,盡管思維的內容是我們意識到的。我們每天都在輕松地、流利自如地講話,但規范的語法表達卻不是我們有意識完成的:我們只要張開嘴說,一切似乎“渾然天成”。(Lakoff & Johnson, p.10)看來,所有反思意識都有前反思(pre-reflexive)或非反思(non-reflexive)的基礎,即無意識的神經生物基礎。(Crick & Koch, pp.103—110)
  三、情境具身性
  心智是身體之經和在世之緯編織起來的:認知依賴于經驗的種類,這些經驗源于具有各種感覺運動和語言能力的身體,而“主體與世界、與主體投射的世界是不可分離的”(梅洛—龐蒂,2001年, 第 538 頁)。 但是, 心智的情境具身性(situated embodiment)是如何生物地實現的?這是第二代認知科學一直在探索的中心主題。
  1.具身性
  具身性,簡言之是指我們是具有肉身(flesh)的生物體,我們的意識和智能、我們的情緒和價值、我們維持生命的生理活動都是在這個生物基礎上實現的。當然,廣義的具身性還必須涉及主體間性。(Varela、Thompson & Rosch)
  心智的情境具身性在現象經驗和神經科學的證據中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當一個人遭受身體損傷特別是腦損傷后,他和世界原先完整的意向關聯就會遭到損害,并在現象經驗的層面上表現出來。(參見梅洛—龐蒂,2001年)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即物理實現層面、身體經驗層面和意識經驗層面來研究心智和認知是如何具身的。(參見Lakoff & Johnson, pp.102—104)
  與哲學揭示具身心智和具身認知的觀念任務不同,認知科學不僅一般地描述心智和認知的具身方式,它還希望在觀念的基礎上找到建造智能體的明確方法和技術。認知神經科學和腦科學研究具身性的神經生物實現。然而,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計算和計算機網絡無所不在的社會里,我們有能力用計算的方式模擬自然生物智能的某些方面,甚至建造智能超過這些方面的人造智能。因此,在演化選擇的具身性之外,我們還有基于邏輯設計的具身性的物理實現,即傳統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廣義地看,任何智能設計都有賴某種物理實現。即便是第一代認知科學中的功能主義也要有某個實現心智功能的物理硬件,例如,紐維爾和西蒙的“物理符號系統假設”(Physical Symbol System Hypothesis)(Newell & Simon, pp.113—126)也明確承認認知系統需要一種廣義的物理實現。在實際的研究中,智能體的具身實現是沿著物理具身性(physical embodiment)、類有機體具身性(organismoid embodiment)到有機體具身性(organismal embodiment)的漸次方式逐漸深入的。(Ziemke)
  身體經驗大都是認知無意識的。大量的身體活動、情緒表達和實現語言能力的機制是自動地和非反思地(unreflectively)運行著的;我們的心理意象、意象圖式、隱喻、概念和推理模式都直接和間接地與我們的身體構成、身體組織、感覺運動圖式相關聯。這些高度結構化的心理活動無意識地發揮著作用;認知無意識是位于可通達的意識之尖下面的、由所有那些無意識地發揮著作用的心理活動構成的巨大的冰山部分,它們支撐了有意識的心理活動。身體經驗和認知無意識構成了第二代認知科學的一個巨大的研究領域,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的研究主要以這個方面為中心。
  意識經驗是有意識的或者是意識可接近的,是由我們能夠覺知到的一切構成的。現象學反思的意識或內省就發生在這個層面上。然而,即使這個最具個體主觀特性的層面,也是通過腦神經系統的活動實現的。因此,意識之謎的探索不可能局限于“第一人稱”(first-person)的內省或反思的方法的范圍,它必須結合“第三人稱”(third-person)的神經科學的研究。
  顯然,這三個層面不是彼此獨立的。無論是認知無意識的身體經驗還是主觀的意識經驗,都出自特定的生物體的神經結構和過程。但是單獨的神經描述不足以刻畫心智所有方面,因為對于意識經驗而言,其主觀性始終是一個本質的方面。
  2.情境認知
  每一個人的認知和行為總是發生在某個環境中,并且需要相應于環境的約束①,這就是認知和行為的情境性。智能體的認知和行為是如何與環境相應的呢?這些自然的適應機制是如何實現的呢?
  (1)協調(coordination)
  當代的情境認知理論認為,當符號主義者把世界視為一個描述的對象,把知識等同于一組描述,諸如專家系統的一組事實和規則時,他們是在抽象地描述特定情境中的程序如何行為,而沒有捕捉到大腦中知覺、行動和記憶如何相關的充分的靈活性。與此不同,情境認知理論認為行為與環境的相應是通過一種廣泛的協調機制實現的。
  以視覺為例。視覺的表征觀將視覺視為“純粹視覺”(pure vision):視覺很大程度上是產生一個足夠豐富的世界圖像,以便我們可以脫開世界,僅僅將思想集中于世界的內部圖像,而行動在視覺的表征觀中只是去實現純粹認知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然而,自然生物體的視覺任務不是建構環境三維實在的豐富的表征模型,而是精簡和有效地利用環境中的視覺信息服務于實時的(real-time)行動, 視覺和身體動作是在交互的過程中協調一致的。這種交互策略包括:(1.1)精簡地利用環境中易于檢測的信息,如柯達膠卷的黃色標識。(1.2)知覺—行動交互的協調,如依賴粗略知覺指導的行動搜尋產生更好知覺數據的進一步輸入,移動頭和眼睛以便有更佳的深度知覺。(1.3)不斷地探尋外部世界,取代表征觀中對詳細、充足的內部圖像的要求。(Clark, pp.345—351)
  這種協調不僅體現為知覺—動作的協調,而且在人類的文化社會活動中體現為一種擴展的理論—實踐的協調;協調是在知覺—行動、理論—實踐耦合的時間的延展中實現的。克蘭西認為,從協調的觀點看,“思維是一個像騎車一樣的身體技能。在騎車的過程中,方向輪的每個扭動和轉向以及姿勢的每個變換不是由學校中學過的物理方程控制的,而是依賴于先前的姿勢、看的方式和運動序列的不斷協調。同樣,在推理過程中,當我們為事物命名,在段落中調整句子的位置,以及解釋我們陳述的意思時,每個步驟不是通過生硬地應用語法描述和先前存儲的計劃來控制的,而是通過不斷地協調先前的看、講話和運動的方式。所有的人類活動通過感知、構思和運動的直接耦合至少部分是當下的(immediate),這種協調機制是未經聯想、規律或程序的中介的。這個機制補充了慎思和計劃的推理過程,這些過程是基于描述操作的認知理論的支柱。知覺過程、概念過程和運動過程在大腦中的直接耦合涉及一種‘帶有記憶的自組織’,這是我們在計算機程序,或者的確在任何機器中都無法復制的。”(Clancey, p.2)
  (2)給予性
  環境在認知和行為活動中首先不是作為認知和行為的對象,而是作為認知和行為的支撐出現的,因此,智能體的生存的適應性策略不是拋開而是借助和依賴環境本身給予認知和行為以支撐的某些特有結構和持久特征。在生態心理學中,吉布森用給予性(affordance)概念來表述認知、行為與環境的這種關系(Gibson)。
  知覺是為了有利于行為,我們總是知覺有利于行為的那些可能的環境信息和特征。吉布森把有利于行為的那些可知覺和可憑依的環境的可能性和機會稱為給予性。給予性不是指一個自在環境(environment-in-itself)的信息和特征,而是指與智能體的知覺—行動協調直接相關的環境的可能性。“給予性是由智能體的身體結構、能力、技能與環境本身的相關于行為的特性之間的‘匹配’決定的。 ”(Clark, pp.345—351)同樣的環境,例如樹叢上, 對猴子而言是棲身的家園和游戲的樂土,但對于人類而言卻并非如此。
  托維(M. T. Turvey)和肖(R. E. Shaw)舉了一個動物的例子闡述給予性的含意。這個動物站在溪邊,溪面太寬它跳不過去。但是當它跑動起來,接近小溪時,步速的變化或位置的變化意味著地面的邊緣現在提供了跳躍的可能。托維和肖認為:“為有機體的環境(environment-for-the-organism)是動態的和行動導向的(action-oriented),然而自在的環境(這一直是這個世紀近來幾十年中大多數建模的目標)對有機體和其行為來說是固定的和中立的。”(Clancey, p.253)
  給予性概念與我們上面對身體意向性的分析是一致的,它們都表述了一種“我”和世界的相關性關系。“這個關系既不內在于小溪也不內在于有機體,而是與有機體正在進行的活動(如正面跑向小溪)相關的小溪的特性。給予性概念強調這是一個相關于行動的特性。也就是說,它的存在是真實的,但僅僅是相關于這個動態的參考框架時是真實的。”(同上,p.255)
  概括地說,要探究認知的情境機制,我們需要關注兩個方面:(1)智能體自身活動的協調;(2)相關于智能體行為的環境的給予性。
  四、認知發展的動力機制
  認知是在復雜的環境中起源和發展的。情境認知理論表明,個體不是認知分析的充分單元;認知是一個系統事件,它涉及腦、身體和世界的復雜相互作用的動力涌現。認知的動力系統理論(Dynamical Systems Theory)力圖進一步明確認知和知識的情境性和歷史性(“……這是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至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試圖解釋的觀念”[同上,p.1]),并揭示認知發展的動力機制。
  1.認知發展
  當代的認知發展理論力圖解釋一個長久以來困擾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問題,即“具有人類一切力量和想象力的心智是如何出自人類的嬰幼兒、一個發展得如此不充分和無助的生命的?”(Smith & Thelen, pp.343—348)預成的觀點將這個顯著的轉變歸于嬰兒具有遺傳設定的、預先存在的心智結構,其潛在的語言的、數的以及身體和社會的推理能力會隨著嬰兒的成熟而顯露出來。但是,一個直觀的事實是,人類的認知能力不可能完全被遺傳地決定。那么,在嬰兒已有的遺傳基礎上的認知能力是如何在后天的經驗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呢?
  皮亞杰在其發生認識論中提供了認知發展機制的一個粗略的概念框架,即認知發展是由一個同化—順應(assimilation-accommodation)的動力模式推動的。(參見皮亞杰)所謂同化,就是已有的認知結構對外來刺激或輸入信息的加工改造過程;所謂順應,就是認知結構為了適應輸入而積極改造自身的過程。因為選擇的壓力,通過對新異的起初無法加以同化的環境因素不斷進行順應和同化的嘗試,系統自身的內在認知結構逐漸發生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變化。皮亞杰提供的只是一個概念的、質的解釋,它還缺少解釋實際過程的研究方法。認知的動力系統理論正是為完成這個任務發展起來的,動力學研究的一個根本優勢就是它能描述系統的時間過程和狀態的演變。
  2.認知發展的動力系統取向
  動力系統取向(approach)將環境中的有機體視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將認知發展視為復雜動力系統中的變化,是諸多分散的(decentralized)和局部的相互作用的涌現的結果。例如,多年來,許多研究者將嬰兒夠取(reaching)物體和行走的能力僅僅歸結為負責這些活動的腦神經發育的成熟,但是西倫及其合作者通過近20年的細致的研究表明,嬰兒夠取物體和行走能力取決于發育的神經系統、生物力學和局部環境參數之間的多因素的復雜相互作用。(Thelen & Smith)
  像許多復雜的動力系統一樣,有機體同樣展現一致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它們是自組織地涌現出的穩定結構。這些穩定結構可以由系統狀態的相對穩定性或不穩定性來描述,發展可以被看成動力穩定性模式的演變或消失。我們以穩定的演變來概念性地展示認知的發展過程。
  在動力學中,狀態的穩定性可以用勢阱(potential well)形象地表示(見圖1)(Thelen, p.77),勢阱的深淺顯示穩定性的程度。認知的動力學將思想和行為的穩定模式看成是行為空間的吸引子,發展由個體發育的地形(ontogenetic landscape)來顯示(見圖2)(同上,p.79)。西倫認為,當組織行為模式的個體因素和環境條件的變化改變了個體當前偏好的模式時,發展的變化就會出現。根據一般的動力學原則,如果原有模式的吸引子過強,也就是說系統過于穩定,行為的發展是很難出現的。然而隨著系統的參數的變化,參與因素的原有協調可能消失,這導致個體探索新的穩定模式。通過現有的穩定形式的失穩,動力系統會轉移或分岔進入新的吸引子。發展就是一系列吸引子的演變或消失。(參見 Thelen)
  B2Q908.JPG
  圖1 動力系統中的狀態相對穩定性的勢阱描述。
  B2Q909.JPG
  (A)吸引子 (B)多穩態的淺吸引子 (C)排斥子
  圖2 個體發育的地形。發展被視為一系列演化和消失的吸引子。時間從后到前。每個水平線描述任一時間點系統(由集合變量指示)將處在不同的吸引子狀態。深的和陡的吸引子是非常穩定的。在一個新的地形溝發展之前,吸引子狀態必然展平——系統必然失去穩定性。隨著時間的進展,地形發展為多重穩定的行為吸引子。
  五、結語
  第一代認知科學的符號計算范式展示了人類有意識的符號思維活動的重要特點,即一種遵循規則的邏輯能力。但是這個范式不能充分地描述常常是無意識的身體水平的認知和行為方式,這種方式不是描述的、序列的、離線的(off-line),而是協調的、并行的、在線的(on-line)(Clancey,p.1)。具身的、 情境的和動力學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揭示這種協調的、無意識的認知和行為方式而發展起來的,但它們也同樣適用于理解完成高級認知的神經系統的動力過程。
  人類認知的不同方面和不同水平不是彼此獨立、相互排斥和截然分開的,在適應性的生存演化中,它們是相互協調、彼此促進并共同形成一個“統一的姿勢”。這個“統一的姿勢”最初是通過身體活動的協調來完成與世界的意向關聯;在進一步的發展中,語言的表達也融合到這個被擴展的統一體中,語言所引起的文化世界極大地豐富了身體的天生的和基本的身體技能的適應能力和表達能力:例如在藝術表演和體育運動中,人類思維創造的種種人造工具或人造物從自然的身體活動擴展到文化的身體活動,從自然行動擴展到實踐活動,從自然表達擴展到藝術表達,從適應性的身體能力擴展到具有邏輯特點的理論思維。
  既然不同的認知水平共同形成了人的“統一姿勢”,那么我們就不能在兩代認知科學之間做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 而是應該采取克蘭西深入分析的“既—又”(both-and)的綜合方法。(Clancey, pp.225—242)因為如果不是第一代認知科學家嚴格地忠于計算思想,那么我們就不會如此深刻地發現:人類的認知方式確實不同于支配了第一代認知科學家思維的馮·諾伊曼(Von Neumann)型的序列數字計算機。(Gardner, p.385)我們贊同克蘭西的觀點:“最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描述的模型是錯誤的而情境認知是正確的。相反,我的宗旨是揭示不同的觀點如何可能調和。我發現這樣的觀點常常是有益的……”(Clancey, p.3)
  注釋:
  ① 人類至今仍然依賴身體形態進行身份鑒別。從種系演化和個體發育來看,自我首先是身體自我。我們在嬰幼兒期間形成的自我區分是基于與其它物體不同的我們的身體的感覺運動經驗。
  ② 邁特羅納(H. Maturana)和瓦雷拉(F. J. Varela)把有機體和環境的這種相應關系稱為“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它有兩個含意:協調和共同演化。(參見Varela、Thompson & Rosch)
哲學研究京92~99B2科學技術哲學李恒威/黃華新20062006
李恒威/黃華新,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
作者:哲學研究京92~99B2科學技術哲學李恒威/黃華新20062006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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