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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性”與“互動性”  ——民族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勢
“自反性”與“互動性”  ——民族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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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反性”(reflexive)①是一個解放的過程,把個人從對權力的迷信與重負中解放出來重新展現反思與批判的思維能力,重新審視、理解個人與社會存在的復雜關系網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自身系統的反思和認識;一是對社會環境的理解與批判,即一種文化間的互動關系的發生和體現。在這種對內對外的雙向審視中獲得解放、自由與表達真實的權力和機會。從民族文學創作來講,主體意識日益增強,不光對自身的創作進行了反思,還對自身以外的環境產生了質疑和批判,在這種發展趨勢中,民族文學參與著民族、社會、文化、歷史的共同修葺、創造和再創造。故民族文學創作對現代社會亦產生一種巨大的反向影響,在這種互動過程中,民族文學創作不僅自身獲得了更為廣大的發展空間,而且提供了他者的思考角度和借鑒價值。本文力圖從語境占有、創作活動、精神旨歸三個方面來分析民族文學創作“自反性”趨勢和由此產生的“互動”現象,也是一種邊緣即主流的辯證發展趨勢。
  一、語境多層次占有的復雜性與和諧性
  對“全球化語境”的關注是研究民族文學一個新的切入點②,然而,民族文學創作的當下語境僅僅關注宏觀的“全球化”卻是掩蓋了其縱深的復雜性。從一些民族文學作家的創作脈絡來看,越到后來,其對民族文學的創作、思考越顯示出多層語境交融的文化背景。如烏熱爾圖的創作從《森林的驕子——鄂溫克族的故事》(1981年)、《琥珀色的篝火》(1984年)、《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年)到《聲音的替代》(《讀書》1996.05)、《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讀書》1997.02)、《發現者還是殖民者》(《讀書》1999.04)等可以清晰地發現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思考力度都在向廣度和深度擴展,表現出從一種單一的民族文化語境到高語境③、全球化語境的多層占有。
  首先是民族文化語境的差異性。民族文學創作是由不同民族身份的作者來完成的,而作者個體的成長、生活的文化氛圍給了他們一個本體意義上的寫作語境。民族文化語境奠定了民族文學創作基本的、主導因素,顯示了文本特有的民族個性和審美追求,這在早期的民族文學創作中有明顯的表現。
  其次是我國多民族大團結、大融合的情況,歷史的發展給了多民族一個傳統文化的語境,潛隱在人的內心深處,在傳播交流的過程中起著高語境的作用。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的交流講究含蓄精練、詩意的追求、美感的體悟,高語境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積淀所形成的美學追求,是在融合民族差異性的基礎上所顯示的同一和諧的指向。對高語境的占有預示著民族文學創作反思的深度趨勢,民族文學開始走出單一的民族語境向民族融合的大家庭進發,但這并沒有泯滅自己的身份感,而是站在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對話平臺上,一方面在一個高層次的領域里審視、批判自己;另一方面也在新的平臺上擁有更深邃的目光剖析世界范圍內的他者,將自己的優秀成果輸送出去,完成對話與交流,在一種互動的傳播途徑中、不斷地完成自身的解構與重構,獲得更大的發展。
  再次,“全球化”語境是由資本追求價值利潤所帶來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一體化趨勢,在此趨勢中,歐美希望保有他們原初的、牢固的中心地位,但事實的發展卻締造了諸多的新中心,而這些新的中心又反過來消解了歐美中心。在這種輪回、循環互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全球化”始作俑者所不期望的現象:一是多個中心的出現最終導致了中心的消失,“全球化”不再是一個集點的擴散型模式,而是一種無中心的網狀結構;其二是資本主義在成功的輝煌里培養了自己最為強大的“對手和掘墓人”。其三是批評領域的擴展和批判自由的盛行。就民族文學創作來看,“全球化語境”的到來引起了民族文學創作的三大反響:其一是思維上的革新;其二是創作領域的擴大,視角又由高語境向世界視野轉化;其三是對“全球化”的反作用,立足于本民族就是對全球“網狀割據”的支持,維持自身發展的主體性,以此反影響全球化。烏熱爾圖《聲音的替代》、《發現者還是殖民者》等就是在一種全球化語境中對非洲和一些殖民地文化情況的思考,并以此來反思民族的問題,以推動民族文學的發展。在這樣的語境下,反思具有跨時空的價值意義。
  其實,全球化語境、高語境、民族文化語境這三者是日益融合的趨勢,如吉狄馬加的不少詩作被翻譯成了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羅馬尼亞文等,引起國際詩壇的關注。而吉狄馬加在追求民族情懷的同時從來沒有忘記作為一位詩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文情懷。葉梅的小說《五月飛蛾》(獲第八屆駿馬獎)就是在一種全球化語境中展示了土家女孩“二妹”對生活的思索與執著追求,也充分體現了語言的精練性、詩意性的高語境特點。故,民族文學創作趨勢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語境,倚靠傳統的高語境,面向全球化語境的深度寫作,這種創作趨勢是對中心創作、主流創作的逆向思維,打破邊緣主流的界限,實現了二者的辯證統一。
  二、民族文學創作的自主性
  民族文學創作出現了由一維向多維的轉化,這種豐富、多樣的文學內容涵蓋了多層語境下多種文化的交流融合、多角度探討人類生存境遇、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再創造,這其中隱含了創作主體身份的自我邊緣化和自我解放的辯證統一,是創作主體對創作行為方式的反思。
  (1)創作主體身份的相互越位。民族文學創作主體身份由較單一、固定的民族身份向游離的、多元的身份轉變。創作主體不再限制于自己本族的族群,而常常是從自己的族群意識中躍將出來對其進行反觀、反思式的超越,或是進入別的民族進行一種他者式的對照、相互映襯,從而雙向地凸顯各族文化、意識觀念、審美取向。“和平解放以后的西藏文學作家群的民族身份發生了變化,由原來單一的藏族作家群變成以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作家群。”④其實不單是藏族文學創作如此,張承志是一個回民的身份,卻涉獵了蒙古族題材《牧人筆記》。瑪拉沁夫是蒙古族人,其作品創作不光有描寫蒙古族題材的《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在茫茫的草原上》等,也有《相思豆》(非洲散記)等,這都證明了主體民族身份的相互越位創作是一種普遍的民族文學創作趨勢,顯示了其創作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2)創作視角的游離。從民族文學目前的創作情況來看,由于創作主體身份的多重性,語境的復雜性,導致了民族文學創作視角不再是單調的直接從本民族出發,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進行直線的展開,而是采取一種反中心、由邊緣層層逼近的展開方式,常常把對民族的刻畫置于一系列事件發生的關系網中,由各個側面來分解中心,從而達到更深入、細致、多方位的表達效果。如《塵埃落定》中設定了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麥其家的傻子二少爺,這體現了藏族作家阿來的匠心獨具:阿來所要表現的中心就是邊地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內涵。阿來為了最大限度地擺脫自身藏族性格對創作的限制,將敘述者進行了“反常化”的藝術處理,這樣就消解了自己性格中的民族崇拜心理,使得自己主體意識得以從一種民族中心論中解放出來,從而比較客觀、冷靜地闡釋、表現民族精粹;另一方面,阿來的敘述視角也在不停地游走,加入了諸多他民族(如漢族)的視角,這樣在對比烘托中將本民族的精神發掘推向深入,多角度地展現“阿來所屬邊地民族所特有的與天地鴻蒙、自然萬物息息相通的靈性”⑤。
  (3)創作活動的深度解放。民族文學創作主體由于身份的越位和創作視角的反中心化,表明了他們處于民族身份的邊緣,這種表面上的被動狀態掩蓋了其內在的、深刻的主體自主選擇性。《塵埃落定》中阿來精心設計了對自身藏族身份的消隱,而李俊國在談到《最后一個土司》時說:“我注意到,你在處理故土與外鄉沖突的時候并沒有狹隘地固守一個簡單的價值立場,這一點顯示出21世紀的抒寫姿態,即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下回看自我。”⑥他們都避免了以一種簡單、生硬的民族身份和價值立場去處理民族問題,而是在創作中將民族精神營造為文本意義的底蘊,在冷靜的事件展開中突顯文本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這樣不僅突出了民族特性的藝術化顯現,也增強了文本感受的親和力,昭示了創作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在此意義上講,邊緣就是深度的解放,也是創作主體對自身應處位置的深度反思。
  (4)民族文學作品的大眾化走向。由于民族文學創作對多層次語境的占有和創作活動的解放,實現了民族文學創作的多層表述,意味著其文本進一步走向讀者、走向大眾。對本民族讀者來說,多維的民族展現視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動在親近性的基礎上又實現了藝術表現的陌生化,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閱讀誘惑;對他民族讀者來說,異民族的文化、生活、風情也產生著巨大的魅力。這使得民族文學擁有了廣大的讀者市場,暗示著一、自反性的深入:民族文學創作的接收受眾進一步明確和擴大,其文化消費性特點趨向明顯;二、互動范圍的擴大和影響領域的拓展:民族文學擁有的廣泛市場和民族文化創造和再造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其對流行媚俗的拒絕和抵制。同時,都市文化的肆意背后是心靈的焦慮和空虛,圓融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其夢寐以求的靈魂給養,這也是對文化消費觀念的糾正和重新標榜。
  因此,民族文學創作的自主性意味著“自反性”的深入,民族文學跳出了“小我”走向了“大我”,積極地參與了社會性文化的生產和消費,其神圣的民族立場和使命感不是消費的背棄,而是一種深層次的呵護與體現,從互動這個角度來講,無疑具有引導和教化的價值意義。
  三、精神旨歸的反思與探索
  精神旨歸的問題就是我們去向何方的問題,而向母族精神皈依是剔除焦慮的理想途徑。而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正處于一個“同一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⑦時代,我們所經歷和感覺的世界更可能是一個點與點之間的互相聯結,或者是集團與集團之間在一個平面上的網絡性的勾連,我們的經歷和感覺也被社會化大生產在時空的維度上壓縮了,缺少了傳統意義上的經由時間演化和空間轉變上的文化積累和情感經驗。母族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卻了時間的豐厚性和空間的恒定性,從而導致了精神和靈魂的斷根和人性的扁平化,造成了主體認同在現實情境下的艱難。
  (1)母族意識的現實異化。從外部環境來看,社會大生產的加速度進行改變了地理和地貌,城市的擴張和民族居住環境的改變在所難免,民族氣息濃厚的木樓變成了鋼筋混凝土的結構物,鄉間小路變成了寬敞的柏油馬路,母族意識傳統意義上以環境為依存條件的狀況遭到改變,從而造成了母族認同的艱難;從內環境來說,首先是母族意識賴以存在的關鍵:民族主體的不停遷移和變動使得母族意識發生漂浮,母族意識在人類思維領域不斷被質疑又不斷被認同的情況下失去了傳統經典意義的凝重感;其次是民族意識的開放導致了多種文化、思想的交流,形成了對母族意識中心地位的沖擊;三是母族意識受到工具理性的壓抑、排擠和消解,人性扁平化的同時母族意識被冷遇。
  但是,人類是不可能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失去自己精神和靈魂的縱深度,后現代的“自反”就是在逐漸失去自我之后所產生的對自我和社會的反思,這種反思對民族文學創作提出了一個緊迫的要求,就是“如何在更深層次上回歸母族,最終,真正能成為本民族文明的代言人。”⑧從而實現人性的還原和精神的重構。
  (2)母族意識的藝術存儲。文學的媒介是語言,民族文學創作強調語言對民族特性的展現,強調語言是一個民族在歷史發展中逐步產生、積淀形成的,是民族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的主要途徑,顯示一個民族的精神、靈魂、意趣的總體風貌,占據著人性的詩性領域。如烏熱爾圖文中屢屢提到馴鹿。鄂溫克族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馴鹿與他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馴鹿的溫馴善良、刻苦耐勞、堅韌執著本身就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民族身份的標志。就如《塵埃落定》中對“馬”的青睞,《鷹之杯》對“鷹”的鐘愛,具象和民族精神形成了一種對應的象征恒定性和原始指稱性,具象的不同形象地顯示了迥異的民族特性。這里面有兩層意思:一是語言的民族特性結構了人的主體性深度內涵,熟悉的民族語境制約著人的思維方式,起到文化氛圍的烘托作用;一是人類向民族語言不自覺的靠拢以獲得闡釋自己和闡發社會的能力,是主體精神的棲息地。因此,民族文學創作一方面注重語言的民族特性,使得文本不僅意味綿長,而且詩味雋永;另一方面,民族文學創作行使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肩負起民族文化傳承、再創造的義務,就在一個虛擬的藝術空間和一個較為永恒的時間維度為母族意識的存在提供了一方凈土,為社會影響的產生提供了現實性的藝術資源。
  (3)民族意識對社會的反作用。民族文學創作亦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和消費,它與社會是魚和水的關系。社會現狀的經濟主導地位對民族文學乃至整個文學創作提出了大眾化的扁平要求,然而又要求文學為社會提供心靈平靜的一方良港,為繁忙、緊張、疲憊、暈眩的社會進程提供暫停的瞬間。因此,民族文學創作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回應社會的需要,為民族文化代言,但在客觀上對社會產生了反影響,與社會形成了互動關系。如南永前的詩集《圓融》獲得了第八屆駿馬獎,《圓融》是一些圖騰詩組成的詩集,以民族的圖騰崇拜入詩,并將它系列化,南永前是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第一人。南永前的圖騰詩不光富有文化意蘊和藝術功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就是史詩,是史前民族的理想之詩。如《鹿》:“或為溫柔之天使慘慘劬勞/為傳虔誠之祈求/為尋覓豐饒之嫩綠/或為角逐之戰神獵獵而奔騰/為驅逐邪瘴之惡煞/為建壘幽靜之樂居……”南永前的詩歌大體包括五個價值方面:一是對正義的追求,對邪惡的驅逐;二是對和諧的向往,對爭亂的反感;三是生活的價值在于奉獻,而非索取;四是靈魂的存在應在歷史積淀深厚的民族精神,而非淺層的物質享受;五是對小我的超越,對大我的憧憬。這其實是對社會流行的講究物質享受、超級個性化、單層平面化的人性生活的極妙諷刺。
  這些詩文的最基本的落腳點就是對民族精神的贊頌,對民族文化的心理旨歸,它對社會的反作用就包含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時間和空間的還原,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時代,客觀的空間和時間的物質基礎,已經成為人類事務中快速移動而“非固定的資料點”⑨。這些資料點主要是由貨物、運輸、人群、資訊、傳媒等組成,在一種急速的運轉中,時間變成了平面的網絡結構中的散狀點,空間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距離感,而民族文學對民族精神的追溯重新回到了傳統時空觀念,把時間還原成了歷史,空間還原成了距離;二是對人性扁平化的抵制,由于時空的異化狀況,人類的身體、靈魂為社會所結構,精神失去縱深維度而被焦慮纏繞,民族文學創作能夠提供民族精神作為人類靈魂安憩的理想之維,從而破除社會工具理性對人性的壓抑,使得“人之為人”不但是藝術的真實,還是現實的真實;三是對傳媒的反影響,由于傳媒主要依靠的是色彩、圖片,它對民族生活的展示只是此在的斷片表達,不能揭示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蘊和歷史傳承,也不能明了人類文明是人類經驗的個體性和集體性的融合體,民族文學對此的宏觀把握和微觀描寫的結合為傳媒的發展提供了借鑒思路,傳媒演變成了色彩、圖片、聲音、音樂的藝術合體;四是現代語言的發展是日益符碼化,演變成社會關系的指稱,民族文學創作的語言精美,是對詩性的本真保留、重現、再創造,語言重新還原為人類的詩性存在之維。在此意義上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故,母族意識的追溯和尋求在現實生活中的難以實現卻在民族文學中找到了存在之根,對母族意識的維護就是透析社會、人生、文化的一種反思性的身份認同、精神皈依的探索,這種探索是在生活的邊緣開始的,卻牢牢占據了人類主體的中心意志和文學表現的主流位置,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交響和共鳴。
  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民族文學創作對語境、創作方式、母族認同的探索都有了積極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從自身到整個社會的批判和重新整合。這種從邊緣啟動的自覺的文學創作反省,一方面在文化邊界的交接處、交融處找到了新的增長點,以一種亞文化的身份迅速成長,并以一種勃勃生機宣示著文學創作的新中心;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人類的心靈生存家園的重新叩問,民族文學創作所提供的以民族精神為主體的母族意識不僅抵制了社會化大生產對時空的壓縮、人性的異化,而且提供了心靈棲居另一個維度,它還原了歷史和人性的本真,重建了人類存在的詩意家園,把生存的價值重新指向審美之維,它處于邊緣的位置,卻是現代性“自反性”發生之后不可回避的文化、社會、人類精神去向何方的主流中心議題,顯示恒久性價值。
  注釋:
  ①斯科特·拉什在《自反性及其化身:結構、美學、社群》中談到:“現代性的第二階段——即自反性階段——中的進一步個性化還把個人從諸如階級、民族、核心家庭的正確性的無條件信任等集體的和抽象的結構中解放出來。”周憲、許鈞主編《自反性現代性——現代社會秩序中政治、傳統和美學》,趙文書譯,第145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②羅義華:《文化的乖離與重構——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學創作主體性批判》,《民族文學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16頁。該文以宏觀的視野對民族文學研究有獨特深入的研究,卻對當下語境復雜性有所忽略。
  ③愛德華·T·霍爾在《語境與意義》中說:“高語境傳播或訊息是:絕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質語境中,或內化在個人身上,極少存在于編碼清晰的被傳遞的信息中。”而威廉·B·古迪孔斯特認為:“大部分亞洲文化(如中國、朝鮮、日本)都位于高語境一端”,還可以說“高語境文化的人比來自低語境文化的人在陌生交談時更為謹慎。”見史蒂夫·莫騰森編選《跨文化傳播學——東方的視角》,關世杰等譯,第36頁,第320-3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④次多:《藏文創作的當代藏族文學評述》,《西藏文學》2005年第5期,第141-149頁。
  ⑤張勐:《穿透“塵埃”見靈境——為〈塵埃落定〉一辯》,《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第2期,第18-20頁。
  ⑥李俊國、葉梅:《詩性,在生命與文化的碰撞中綻放——葉梅訪談錄》,《民族文學》2005年第4期,第36-40頁。
  ⑦米歇爾·福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載包亞明主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第1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⑧王延輝:《回歸與認知之路——散雜居地區回族作家的創作個性與本民族特性之關系》,《民族文學》2005年第6期,第115-118頁。
  ⑨大衛·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載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第38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民族文學研究京97~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志艷20062006
自反性/互動/語境/創作活動/精神旨歸
“自反性”是后現代社會的一個發展趨勢,在其思潮的影響下,民族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自身反思、文化互動的過程。從自身來講,是一個從語境到創作方式、精神旨歸的全面反思;從社會大環境來講,是對整個世界社會、文化、人生的深度批判。民族文學創作促進了文化間的互動關系和互動影響,是一個邊緣與主流互相滲透、互相越位、矛盾統一的辯證發展趨勢。
作者:民族文學研究京97~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志艷20062006
自反性/互動/語境/創作活動/精神旨歸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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