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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民同在    保持基本的人類良知
與農民同在    保持基本的人類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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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名為《中國農民調查》,但在材料上卻并非完全是第一手調查而獲得,比如引來了中央聯合調查組的丁作明、上了《中央電視臺》和《南方周末》的小張莊慘案、驚動了公安部有關人員的王營村上訪村民等,這些都是有記載的,或者是有了正式處理結論的。該書的重頭戲——推進稅費改革的過程,雖歷經波折,但最終還是得到了中央的認可,由中央作出相應的決策,形成文件,從而迎來了“中國農民的福音”(作者語)。這多少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即作者涉及的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上的一角,而整個冰山仍然隱藏在深深的水域之中。
    而且作者都是寫過報告文學的,對這種體裁筆者了解得十分有限。但通過這幾年接觸紀錄片的經驗,對那種文學的、有時候是戲劇性的筆法來描述一個客觀而殘酷的事件,時不時插上一段主觀議論,來告訴讀者應該得出什么結論的做法,感到有些不習慣。
    盡管這樣,筆者還是要說,因為這本書的出現,對于仍然抱著一種逍遙狀態、整體上“作壁上觀”的文學界,可以說是挽回了一份尊嚴——面對這四處激蕩不安的社會和時代,適時地交上了一份自己的答卷。臺灣作家龍應臺曾向友人發問:為什么在蘇聯和前東歐地區,關心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們是一些作家和藝術家,而當前中國這一角色卻由身為學者的人們來承担?那么現在終于可以松一口氣——在我們的作家隊伍中,仍然有人保持著基本的人類良知、基本的現實感、基本的看待世界的善惡是非的尺度。
    被這本書吸引是因為書中表現出來的專注和耐心。應該說,對書中所涉及的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我們程度不同地有所了解,對其惡劣和殘酷大體有一個估計,但常常因為無可奈何而采取回避的態度。而兩位作者的可貴正在于,在這種幾乎喪失言說的可能性的地方,他們的目光緊追不舍,把那些混沌得像泥點一樣的細節打撈出來,將雜亂無章的現象納入可以理解的范圍,對這種可以說掉到人性水準之下的生活,賦予一種人性的和正義的尺度,從而也賦予了它們以尊嚴。讀這本書,你會感到作者像提了一壺沸水,他們所講的那些事情不是捉襟見肘的一樁兩樁,而是咕咚咕咚往外冒,遍地的泉眼一般。我得承認,某些令我不習慣的地方,同時也是讓我感到嘆服的原因。作者不是冷眼地從旁描述,而是像局中人一樣積極地分析、籌劃、出主意、想辦法,從中你可以感到他們滾燙的心腸,用老話說即“古道熱腸”、“肝膽相照”。
    也許這樣的稀缺元素在另外一些作家眼里,正好是“小兒科”一類。這些人的“成熟”是有理由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文學是被主導意識形態強奸最慘烈的一個領域,其中最大的隱痛還在于為數不少的一些人是自己“迎”上去,自愿充當奴婢而自身閹割。這就導致了在其后的一段時間之內,文學界談“政治”、談“社會”色變,仿佛那是不能近身的“梅毒”,又要遭致曾經發生過的慘禍。在這種“創傷記憶”的支配下,又分出表面上截然相反的兩支:一支是重新打扮成“純潔少女”,以“語言”和“敘事”為界,唯恐再次上當受騙、遇到不測;另一支是打扮成“混世魔王”的模樣,其邏輯是——既然我曾經被玷污過,那么其他所有的人都別裝蒜,統統是一路貨色。我好不了你也別想好。而無論這兩種人中的哪一種,迄今還在為當年的“失身”繼續付出代價。
    很難說這符合中國古話里說的“吃一虧長一智”。如果說要吸收什么教訓,恐怕不能說是文學界自身招蜂引蝶,于是需要改作尼姑或充作流氓,寫“純詩”或在污水里翻滾。在某種程度上,今天的文學界所擁有的空間,并不是自己通過奮斗而爭取來的,當年的被施暴者主要是由文學之外的力量所解救的;那么在中國新一輪的社會分化和組合當中,文學界是否能夠和其他領域一道,為促進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改變某種外部環境同時也是確立文學自身的尊嚴,還是一個未知數,僅僅擁有極少量的跡象。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中國農民調查》是一個富有意義的生長點。
    
    
   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崔衛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中國新一輪的社會分化和組合當中,文學界是否能夠和其他領域一道,為促進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楊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據北岡教授發表在《野草》第71號(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2003.2.1)之該論文及發表在《野草》第72號(2003.8.1)之訂正與在這之后的親筆補正翻譯而成,譯文由北岡教授親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陳曉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級大學生,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高評委委員等職。2003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著有《表意的焦慮》等10多部著作,發表論文評論200多篇,200多萬字;并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主編編選叢書、文叢多種。曾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2年度評論家獎”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崔衛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中國新一輪的社會分化和組合當中,文學界是否能夠和其他領域一道,為促進民族朝向民主、公正的道路做些什么。楊昊成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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