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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民同在    社會良知是文學創作的動力和生命
與農民同在    社會良知是文學創作的動力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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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給人們的啟示有許多,但對作家來說最大的啟示莫過于深刻的社會良知是文學創作的動力和生命。在我看來,深刻的社會良知,就在于與人民血肉相連。只有與人民血肉相連,才能對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不僅能直面和反映其真實的生存狀況,不僅有勇氣為其苦難而無私無畏地“鼓與呼”,而且能夠超越一般的同情,以理性的精神和不倦的思索來揭示其苦難的根源,探求其解放的道路,才能在影響社會的重心和合理走向上產生最大的作用。
    對于我國九億之多的農民的生存狀況,我以前也所知甚少,即使看到過其一些困苦狀況,也只是流于一般的同情,對于這種不合理沒有產生過進一步追問的欲望,并且時過境遷也就淡忘了。可是讀了《中國農民調查》,我就不僅震驚于中國農村的極度貧困、中國農民的深沉苦難,以及造成這種狀況的極度不合理,有了從感性到理論和具體數據的認識,而且為作者陳桂棣和春桃那種對于農民的苦難和命運的感同身受的強烈責任感而深深感動。他們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帶著對“三農”問題的無情追問,對安徽50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的“地毯式”的采訪,深深痛感到農民的苦難和渴望,并且從農民的實際處境來評判當時農村“稅費制”的不合理,從而使自己揭示的真實給讀者帶來巨大的沖擊。我想,假如有人認真讀過此書,對于我國農民的苦難和命運無動于衷、冷漠依舊,那么就有理由痛斥他缺少起碼的良知!作品不僅僅停留在揭示農民超負荷的重負和向魚肉他們的鄉官、村霸抗爭的一樁樁血案的觸目驚心,而且通過對有關這方面的大量資料的研究、通過對這些問題深有研究的專家的采訪,把筆觸探入到歷史和現實的隱秘的深層,揭示了農民從建國以來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作出的難以想像的犧牲和貢獻,和直至改革開放以后仍然承受的難以想像的掠奪。作者指出,農民的極度貧困是推行“城鄉公治,一國兩策”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發展的結構、與農村金融體制和糧食購銷政策等的體制和政策的結果。作者告訴我們:單單靠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政策,1953年1978年的25年間,中央政府就從農民那里拿走了六千億到八千億元,而截至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當時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九千多億。“因此可以認為,中國的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基本上源自中國的農業!”而改革開放以來,從1980年到1998年,短短的十八年時間,“剪刀差”價就增加了將近十二倍,1999年高達3951億元!再加上多如牛毛的稅和亂集資、亂收費,鄉官、村霸的敲骨吸髓的盤剝,中國農民確實被逼到了絕境!作者不能不發出深深的喟嘆:“目睹沉重的農民負担,走在一個又一個仍未從貧窮中突圍的村莊中間,我們的良知常受到煎熬”,而繞開農民負担制度上的原因來談減輕農民負担就等于沒有說!
    對那些冷漠無情、壓榨掠奪農民又極其殘酷,甚至盤剝勒索、敲骨吸髓,禽獸不如的“官員”、“執法者”和惡霸,作者的鄙視和憤怒是溢于言表的。作品文字質樸,但因為真實,所以有力,涌動在其中的感情也是真摯感人的,這是作品的生命之所在。“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觀刈麥》中的詩句。白居易作為封建官僚,在農民的疾苦面前,尚有如此良知,而我們一些號稱“共產黨員”的官吏和“執法者”,面對困苦至極的農民卻依舊橫征暴斂,巧取豪奪,甚至草菅人命,這種喪失天良的獸行,難道不值得人們深省嗎?
    
    
   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戴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深刻的社會良知,就在于與人民血肉相連。楊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據北岡教授發表在《野草》第71號(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2003.2.1)之該論文及發表在《野草》第72號(2003.8.1)之訂正與在這之后的親筆補正翻譯而成,譯文由北岡教授親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陳曉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級大學生,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高評委委員等職。2003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著有《表意的焦慮》等10多部著作,發表論文評論200多篇,200多萬字;并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主編編選叢書、文叢多種。曾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2年度評論家獎”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戴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在我看來,深刻的社會良知,就在于與人民血肉相連。楊昊成
2013-09-1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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