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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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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時代,“普遍彌漫著一種‘與過去決裂’的感覺”(阿爾布勞,2001:3),在關于一切人類的規劃工程、宏篇敘事,甚至歷史本身面臨終結的話語廣為傳布的情形下,對塵封已久的悠遠往事的追憶,似乎多少有點令人感到不合時宜。然而,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一個動態過程,這一過程構成了人類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的發展、變遷的核心內容。正是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轉變,更新了整個人類生活。因此,這種追憶能夠刻畫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動態過程,人類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的拓展與裂變,呈現出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現代性意涵。尤為重要的是,這種追憶促使我們進一步追問,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如何會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現代化的宏大過程鑄就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現代性意涵,也賦予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問題性”意義。正是通過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種種斷裂,個人與社會共歷巨變,各自的訴求得以充分展現——個人向往自由,社會需要秩序;個人要求權益自主,社會訴諸權利規范。如果說“個體的自主性使‘秩序’成為問題”(亞歷山大,2000),那么,在社會的秩序性面前,個人自由也難免不受質疑。個人和社會所表現出的一致與分歧、和諧與緊張、整合與沖突,成為現代社會的問題性、風險性和危機性的根源。因此,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濃縮和聚焦現代社會一切重大問題的符碼。
  這種從未有過的經驗材料造就和成就了社會學。可以說,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前現代性”意味著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前社會學性質和特征”,一旦走出這種“前”狀態,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也就步入了“社會學紀元”。而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繼續使我們感到困惑,成為我們不斷進行社會學追問、想象、解釋與再創造的源泉,從而使這門學科活力充盈、面目常新。
    一、前現代社會——由人、群“渾然一體”向等級制結構社會的過渡
  從社會學視野,可以將前現代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概括為兩個轉變和一次決裂。所謂兩個轉變,即由自然人與自然人群社會的“渾然一體”向血親社會的個人與社會的初始結構化關系的轉變,再由這種初始結構化關系向個人與社會的等級制結構性關系的轉變。所謂一次決裂,即指在兩次轉變的過程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同原始的自然非結構性狀態的決裂,進入到不可逆轉的結構性狀態的歷史過程。正是這一特定的語境,構成了我們所說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前現代性質,以及與這種關系性狀相聯系的社會現象的前現代特征。
  (一)從人與群的“渾然一體”到個人與社會的初始性結構關系 由元自然(meta-nature)(即前社會階段的純粹自然)分離出了自然人群社會,自然與社會的關系開始萌生。這種關系是自然人與自然人群社會的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前現代的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正是從原始的非結構狀態不斷脫出、向逐漸明晰的結構性狀態的持續推進。
  對處在前意識階段的幼年人類來說,原始自然是完全客觀而裸露、自在和自足的,不具有任何與意識主觀性相聯系的現象意涵、解釋框架、意義或情境定義——這些是人類后來才具有的應對自然和社會的基本支撐點。這一階段,出現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最初狀態——自然人與自然人群社會的“渾然一體”。這種狀態是幼年人類在與原始自然的特定關系中建立的生存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有關人類這一時期的大量研究,如原始公有制及自然人群社會的生活資料共同生產、分配和消費方式;原始亂婚反映的兩性關系尚未獲得婚姻和家庭結構;原始宗教以及圖騰崇拜所表現的自然人和自然人群的意識特征,都能夠說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前結構狀態。
  在與生存環境的奮力搏擊中,人類的生活經驗和人口數量的雙重積累,使生產分化和血緣分化過程成為不可逆轉,專業化生產群體及部門和氏族組織則是上述分化的重要結果。人類由此步入了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的初始結構化過程,即以血緣和親緣關系為紐帶、以氏族組織為主體結構的血親社會。血親紐帶、性別區分、資源自然配置、習慣調節,是個人與社會關系結構化的重要因素,也是血親社會的結構化初始性和過渡性特征的典型特征。
  血緣和以血緣為基礎的親情成為自然人相互維系的紐帶。血緣的親疏衍生出個人組合與分布的機制,并分離出主要的原始社群形式——氏族、家族、家庭。其中,家庭逐漸成為血親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性別區分在血親社會初期主要是一種自然差別。性的生理差異事實最初只是劃分了男女兩性的社會角色,后來逐漸獲得了社會差別和不平等的涵義,成為身份、地位、權力等社會不平等現象的重要基礎。資源的自然配置方式是由當時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形式和對資源的獲取方式所決定的。一方面,對自然原生資源的獲取是人類生存的唯一選擇,這決定了資源產出的有限性;另一方面,集體行動是獲取資源的必需方式,又決定了集體成員對所獲資源的共同占有和分享。血親社會中、后期,生產的發展、奴隸的使用、權力的升華和溢出、資源占有差異的擴大等現象,導致了資源配置方式的自然特征的削弱和社會特征的增強。習慣是血親社會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主要調節機制。習慣最初來源于人與原始自然及自然人群社會的關系經驗,成為經驗圖式凝聚和沉淀在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之中,具有自發的而非人為設計的、內生的而非外部強制的特征。對于血親社會這樣的互識性、直接性的簡單互動社會結構,習慣足以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產生有效的調節作用。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初始結構化階段,自然個人習慣圖式和自然人群習慣圖式仍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后來,習慣調節也發生了的自然性衰減和社會性趨強的轉變過程。
  從社會學的眼界來看,血親社會是前現代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階段,是由人與群的非結構性“渾然一體”關系向個人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的過渡。一方面,血親社會的結構化趨向標志了人類對自身的原始自然性的超越趨勢,預示著人與社會的關系同原始自然非結構狀態形成最終決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血親社會時期的結構化趨向并未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必然邏輯(注:現今仍有原始民族散布世界各地,遠離現代文明,并與現代文明并存。在其生存和生產方式、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中,個人與社會之間原始自然的非結構化關系仍然是基本特征。由此可見,就人類全部歷史進程而言,個人與社會的結構關系與其說是一種必然邏輯,不如說是一種歷史邏輯。)。就個人而言,智識能力和工具理性還處于原始蟄伏狀態,行為方式受著自然本能情欲的支配,其情感的豐富性和理性的復雜性都與我們所說的“個人”相去甚遠——“個人”的產生還要經歷漫長的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過程。就社會而言,血親社會僅僅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的結構化開端,氏族組織的種姓等級分化、權力溢出、勞動分工和專業化、資源占有差別化等新的結構性現象尚有待進一步發展。尤其是一種普遍化和制度化的社會制導管理系統還未形成,而這是個人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和條件。總之,個人結構(注:“個人結構”是埃利亞斯所用的一個概念,但他對個人結構的討論主要局限在個人的內在領域。(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我們認為,如果對個人結構的理解僅限于個人的內部過程,那么,沿用“個性”或“人格”等更為傳統的術語也足以闡明問題,如此一來,個人結構這一范式也就成為多余了。)與社會結構還遠未具備。
  然而,自然人與自然人群社會的“渾然一體”狀態畢竟已被打破。人類后來的經歷證明,個人與社會的結構化關系最終成為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二)等級制社會——個人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的推進 在血親社會向等級制社會的變遷過程中,個人、社會及其關系得以結構化的因素和條件被不斷地分離出來。因此,前現代時期的重大社會分化現象具有關鍵性的解釋作用。
  1、資源的分化和生活世界的分化。資源分化趨向。人類謀生經驗的積累促使資源的獲取手段得到改進,資源再生產能力的形成和增強,使可支配性資源的數量逐漸超出了基本生存需要,導致了生存資源與剩余資源的分離。這種分離使資源的涵義超出了“生存”的局限,進入了意義的豐富化和多樣化過程。此時,資源的解釋結構開始形成,人將意義賦予、象征解釋引入了資源領域,其重要結果是資源的社會性涵義得以發生并不斷豐富化。反過來,資源意義的豐富化又拓展了資源本身的范疇。財富、權力、地位、身份甚至人的魅力、能力等個人特征也逐漸獲得了資源意義,被納入了資源范疇。由此,資源分化(resource differentiation)為自然性資源、產品性資源和社會性資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結構。資源結構化(resourcestructuration)使得自然性資源、產品性資源和社會性資源形成了不斷轉換和再生產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某種資源形態和意義可以轉換或再生產出其他的資源形態或意義。某些資源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對這類資源的擁有具有“戰略性”涵義(因為它可以轉換或生產出對其他資源的擁有),因而成為人們普遍追求的對象。因此,資源分化和資源結構化也意味著資源轉換(resource conversion)機制的出現。資源分化推進了社會分化和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等級制結構化。
  生活世界分化趨向。生活世界的分化是這一時期的另一重大現象。這一分化又有兩個主要趨向,一是生活世界自身的多樣化。由于社會的資源剩余生產能力增強,人類的精神世界得到開發,文明步伐逐漸加快,社會過程的人文特征顯露出超越自然特征的發展趨勢,生活世界顯示出豐富化的發展趨向。二是社會的管理和制導“系統”從生活世界中分離出來。隨著再生產過程的分化和擴展、資源占有沖突的形成和加劇,一套具有調節和控制功能的制度性設置和安排逐漸產生,促使社會管理設置和制導系統的形成。生活世界分化所導致的結果——生活世界的多樣化和社會管理制導系統的產生,成為個人與社會的結構化關系繼續推進的基本條件。
  2、社會、個人及其關系的結構化。與這一時期的資源分化和生活世界分化相聯系,社會、個人及其關系達到了新的結構化水平。在社會方面,是等級制社會結構的形成;就個人方面而言,是人的外部結構化和內部結構化的同時推進;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是“渾然一體”狀態的基本解體和等級制結構性關系的形成。
  (1)社會結構化過程進入等級制結構化的發展時期。其主要特點是:強勢氏族為核心的種姓統治形成。隨著資源占有沖突的不斷加深與擴展,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過程造就了強勢氏族及其對弱勢氏族與部落的征服和統治。具有常設集權機構及制度安排的國家的建立。以行政管理、財稅管理、暴力監管、文化整合為主體的制度化社會制導系統初步構成。以分封制為基礎的等級制的確立,使國家的行政鏈條在地域空間上得以延伸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鞏固。
  “公”、“私”領域的分離。等級制社會結構中的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是指由占統治地位的強勢氏族的所有權和權力構成的特殊領域,其次才是指為社會或群體成員所共有的所有權和權利。“公”、“私”兩域的這種劃分,表征了社會結構化過程中系統與生活世界的最初分化狀態。顯然,這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私范疇。
  城市共同體的出現。西歐中世紀時期曾出現的自治城市,它們用贖買的方式從封建領主手中得到了自治權,成為生產、經營、文化與交往的中心,這是一個多元身份構成的社會。“城市創造了一種新的文明形式——因階級斗爭而分裂,又因地區保護主義而團結一致,以及熱衷于計算,又習慣于賭博和冒險。布羅代爾將其描述為‘現代性的前哨’。”(丹尼斯·史密斯,2000:153)
  (2)個人的外部與內部的雙向結構化。從個人的外部結構看,市場的形成、日常生活世界的豐富化以及社會制導管理系統的出現和發展,個人間的謀生方式和生存狀態的差異性擴大,上層與下層、貴族與貧民、宮廷與民間的社會區隔日益明顯和固定化。這在個人的內部世界引起的深刻反響是:人的本能欲望的原始自然野性受到滌蕩,逐漸向深層結構退隱;理性謀劃對行為的制導不斷擴大,成為人類心理和意識的重要表層結構;情感體驗趨向豐富和細膩,既有本能欲望的激躍與佻脫,也有理性謀劃的調節與控制,成為連接兩端的中介;在社會空間形成了上層與下層、貴族與貧民、宮廷與民間的區隔的同時,等級制也在個人內部結構中劃下了印痕。
  (3)個人與社會的等級制結構性關系的形成。隨著社會的等級制結構化過程發展,個人被置于了等級式社會關系的層層束縛之下,在等級制及其所表現的社會不平等成為了人類社會難以滌除的性狀之時,它也構成了個人的另一種“天性”。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原始自然的、非結構性關系狀態已不復存在。
  (三)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前現代性”在這里,前現代(pre-modern)的語義不在于對歷史過程的界分,而在于所表征的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前現代性,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社會現象的前現代特征。我們可以從資源轉化、社會管理制導系統和生活世界,來理解這種前現代性(pre-modernity):
  在資源分化與資源結構化初始狀態下,資源生產和勞動分工的有限性決定了自然性資源的匱乏狀態,對自然性資源的獲取與滿足生存需要是人類當時的主要活動目標,這在極大程度上遮蔽了社會性資源的重要性和豐富性意涵。換言之,資源的意義賦予和象征解釋受到基本生存需要的限制,普遍性、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資源轉換系統尚未具備,對自然性資源的爭奪構成了這一時期個人與社會的緊張和沖突的軸心內容。
  “自然國家”從父權制和強勢種姓統治中脫胎而出,給社會管理制導系統打上了自然烙印:個人松散地分布于多級附屬的社會關系空間中,倫理習俗對于社會秩序的維系作用遠勝于法律規范;傳統社區、尤其是大范圍的鄉村社區,限制了國家的行政權威、財稅征集、文化動員和暴力運用的能力;個人與社會的松散關系得以長期延續,社會缺乏對個人的強制性和滲透性的整合方式,個人也不具有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和影響能力。
  生活世界與系統發生了初步分離,尚處于豐富化和多樣化的形成過程。人的需要和交往被固定在狹小的地域和社會關系空間,使個人間和群體間在生存方式上具有同質性,在生活閱歷上也極為有限。所以,前現代的生活世界具有高度的互識性特征:生活對于個人來說是固定的、重復的、熟悉的,在極大程度上可為個人的經驗圖式所囊括和復制,因而也是可預定的。與生活世界的質樸性相一致,“個人化”還未來臨。
  此外,是社會現象的前現代特征:互識性社會的封閉性和停滯性,意味著社會的“非問題性”狀態,個人經驗圖式足以適應資源生產和勞動分工的低水平,這造成了前現代時期的知識簡單生產和均衡分布狀態,因而也就沒有知識的社會性再生產、積累和劇烈競爭,以及常人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區分;溝通與交往并不具有“困境”意義,人也就避免了解釋學的“致命打擊”;社會共識和社會信任尚未成為一種問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多元文化的沖突還屬于未來社會,等等。
  總之,相對于現代社會而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前現代性,意味著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個人權益自主與社會權利規范的尖銳沖突,以及與之相關的重大社會問題的“前”狀態。一旦它們走出這種“前”狀態,也就為社會學理論和知識體系提供了基礎。所以,“個人、社會及其關系的前現代性”,也就是個人、社會及其關系的“前社會學性質和特征”。這一點成為我們理解現代性的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個起點。
    二、現代社會——個人和社會的諧變、沖突與互構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在西方社會思想史中由來已久。然而,唯有隨著現代性擴散的宏大過程,這一問題才凸顯出以往任何社會時代都不曾有過的獨特內涵與意義。吉登斯認為:“我確實主張,與人類歷史的任何其他階段相比,在現代西方誕生了一系列氣勢恢宏的變遷,但同時這些變遷也越來越波及全球。生活于現代世界的人們與生活于先前各種社會和歷史時代的人們之間的差異,同使他們與久遠的過去得以聯結起來的那些聯系相比,意義更為深遠。”“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能弄明白過去的連續性如何得以在現代產生如此劇烈而又無法挽回的斷裂。”(吉登斯,1998:37、89)因而,盡管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早已根置于以往的歷史過程,但今天,當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時,其涵義已在根本上發生了變化。
  歷史是既連續又斷裂的過程,這種連續和斷裂鑄就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現代性意義。在這里,三個重要的歷史過程——現代資源轉換系統、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社會生活世界,對于現代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歷史連續與斷裂,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一)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三大歷史過程 1、現代資源轉換系統的形成。分封等級制社會末期,生產的增長和分工的發展使資源繼續分化,資源結構(特別是社會資源結構)不斷細化,資源的意義象征系統愈趨發達,而社會交換的需要使資源轉換系統的出現成為可能。然而,自然商品經濟、集市貿易等形式特性又限制其迅速成長。所以,新經濟機制的形成和經濟空間的拓展成為迫切的需要。約11世紀起,歐洲獨立的自由城邦的出現創造了自由的經濟空間,自由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機制開始形成。12世紀起出現的地區交易會成為聯結南北商業重鎮的貿易網點,歐洲由自由城邦經濟邁向了地域經濟。15世紀上半葉遠程貿易的興起,標示著歐洲貿易走出地緣限制和“歐洲經濟世界的出現”,實現了由地域經濟向民族經濟的擴展,現代資源轉換系統也隨之跨越了地緣限制。與此相互推進的另一過程是資本的國際化,原始資本積累越出了國界,實現了民族資本向國際資本(后來是全球資本)轉化。此間發生了市場經濟的技術轉型,即由貨幣經濟衍生出金融技術體系。12世紀歐洲出現了最早的匯票,取代了資金的有形轉移,使異地票據結算成為可能;隨著匯票從支付手段變為信用工具,債券投機和交易業發展起來,交易所、銀行等金融體系出現,滿足了國際貿易匯兌的需要(雅克·阿達,2000:19-26)。至此,跨國界的現代資源轉換系統的基本形成。
  現代資源轉換系統表現了歷史連續中的“斷裂”:首先,現代資源轉換系統使貨幣與權力、地位、身份、名譽、才能、成就等等自然或社會、有形或無形的資源相互置換,將個人、類群、國家編織進一個高度互賴的轉換網絡。其次,貨幣經濟、金融技術與核算程序集中表現了理性化邏輯,這種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被應用于現代個人、社會組織、國家的計算和行動、管理和決策之中,構成了現代性特征。其三,這一系統的運作固化了一種獨特而普遍的現代性文化心態,對貨幣化資源的獲取成為了社會性行動的動力,并具有了至上性意義。這些社會現象是前現代社會所不具有的。
  2、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民族國家是“系統”的典型現象和重要部分。所謂系統可以理解為“制度化模式”(帕森斯),是“一個由多重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的結構”(注:將“制度化”模式視為系統的特征或標志,實際上預設了系統是人為規劃和設置的結果,從而將其自然性排除了,這對整個社會生活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關于這一點我們將在后續研究中作進一步的分析。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62頁。)。系統是形式化、組織化、理性化的,與其母體——人類生活共同體相比,也可以說是社會的表層性結構。民族國家作為現代社會生活的組織模式,對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有著重要的意義。
  現代民族國家發端于歐洲,支離破碎的地緣條件孕育了政權的分散性和經濟的多樣性(保羅·肯尼迪,1989),霸權的爭奪使戰爭成為重大的歷史劇目,促成了政治、軍事、經濟的集中化趨勢。國家收入的賦稅化、舉債、貨幣操縱、殖民掠奪,作為戰爭動員的必要手段,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構架奠定了基礎。此外,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摧毀了基督教神權專制,為現代國民意識創建了文化氛圍。宗教改革和農民戰爭匯入了資產階級革命,推動了前現代國家向現代政治結構與制度模式的轉型。19世紀初,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于歐洲。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有著根本的區別:
  民主與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專制統治,國家權力與王室權利徹底分離,成為公共人格的化身,是代表普遍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公共權力領域。這使羅馬法中界定的“公”、“私”范疇獲得了現代涵義;行政科層等級制取代了分封等級制,等級制地方社會轉變為行政官僚制政府社會。這一過程的重要結果是城鄉區隔的消解與傳統社區的衰亡;現代稅務制度取代了實物賦稅制度,國家擁有了稅收的壟斷權。以核算程序為基礎的現代財務系統,實現了公共財政與私有產權的分離,和作為必然結果的國民經濟的誕生(注:哈貝馬斯認為:“現代國家就其本質而言是稅收國家,金融管理說到底是其整個管理的核心”。(哈貝馬斯,1999:16)多曼的分析是:韋伯認為,工具理性應用于管理和核算是資本主義市場發育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不僅促進了資本家的活動,而且促進了現代國家的經濟功能。“但是,現代國家的重要性還在于:它可在一個普遍性的、國家范圍的基礎上,通過征收和管理稅務而建立起一個合理的財務系統,從而避免專制體制中那種大量免稅和低效率現象。”(尼格爾·多德,2002:34));軍事暴力壟斷為后盾的強制統治,改變了前現代國家的有限行政管轄和松散監控,實現了行政權與領土權的重合,成為所謂領土型國家(注:如吉登斯所說的“民族國家成了具有領土邊界的行政實體,盡管其內部是高度域化的。”(吉登斯,1998:14));國籍身份作為新的自然身份取代了血緣身份,現代國家用公民權使一切個人作為法律主體,被納入了契約和法制的規范體系,實現了所謂全民型國家;多元文化的共存取代了封建文化專制,以民族文化意識塑造了國民認同,構成了民族的生存和文化共同體。
  可見,現代國家展現了的獨特質性,無論就其自身的特點還是就其對個人和社會的型塑能力,都是前現代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3、現代社會生活世界的展現。非制度化的(自然形成的)社會生活世界的過程與結構是人類共同體的另一重大內容,現代市民社會與現代日常生活世界是兩個重要方面。
  (1)現代市民社會。關于市民社會,學者們各有見地,在這里我們采用一個較為簡單的界定:市民社會是“在個體與國家的社會之間出現的,由政治群體和自愿組織網絡構成的實體。”(羅賓·科恩、保羅·肯尼迪,2001:66)與國家公共權力和公共領域的形成相對應,也出現了私人權益與私人領域。具有自由人身和平等權利的個人在這一領域中進行的籌劃和實現自我利益的各種活動,構成并維續了社會生活世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作為這種現象和過程的表征,完全是與現代性語境相聯系的(注:市民社會一詞可追述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如亞里士多德使用了“城市共同體”,西塞羅將之譯為拉丁文Societas Civilis。經過中世紀歐洲形成了Civil Society。但Civil Society與國家的界分及其與市場經濟的密切聯系,則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工業主義等現代性擴散的結果。)。
  市場對于市民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是個人生活與存在的依托,也是欲望和利益聚匯、沖突的戰場,表現了個人與社會的自然性根源。市民社會因而被視為私人需要的體系、個人的自然必然性與任性的聯結(黑格爾,1961)、人與他人互為工具的“塵世生活”(馬克思,1960)。但現代市民社會是經濟、宗教、文化、知識、政治活動及自愿性結社的多元領域(愛德華·希爾斯,1998),表現了社會的自然性和人文性的雙重特征。經濟生活上的自由競爭市場,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民主制原則,文化生活上自律高雅的市民風范,表達了市民社會對自然秩序為調節的社會生活的憧憬。現代市民社會是一個理想與現實、浪漫與實際的悖論:既渴望自由,又必須接受約束;出于利益考慮而對國家和政府提出詳盡的要求,為了理想又企望擺脫其對自身的束縛(注:盧梭說過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參見《社會契約論》)正如盧梭說出了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市民社會的悖論也是根本性的,具有“形而上”的意義。)。
  (2)現代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是個人及日常事務構成的私有領域,是無名的“常人”及人群的活動天地。這是個人所直接經驗到的、熟悉而親切的“我的世界”,是被重復的習慣和平凡瑣事擁繞的“塵世”。個人與這個世界難離須臾,它是人的“故鄉”,并以一種不被察覺和追問的“當然”,一再展現個人和社會的自然自在本質。不過,現代個人以自主與自決、能動與創新,為這一領域注入了對制度化、例行化以及“平庸人生”進行抗爭的內容,使其具有了形質多樣、異彩紛呈的性狀。反過來,這一領域又“成為豐富而自由的內心世界的歷史源頭”(哈貝馬斯,1999:33)。現代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構成部分是:家庭、文化藝術和娛樂、社會交往和結群等。
  家庭現代生產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使個人生活方式趨向社會化、大眾化,日常生活世界也變得區隔化,家庭日益成為個人獨有的日常空間和生活核心。現代家庭不僅僅是人性的搖籃(注:哈貝馬斯:“最初恰恰是在‘人性’經驗發端伊始,人之為人相互之間的親密關系所具有的‘人性’特征受到了家庭的保護。”(哈貝馬斯,1999:52)),也是個人體驗人生、坦露自我和塑造獨特品味的自由天地。
  文化、藝術、娛樂現代主義推動的新一輪世俗化浪潮進一步蕩滌了文化藝術的神圣性,產業化和商品化造就了規模壯觀的消費大眾,文化藝術也融進了個人日常生活世界。在此,文化和藝術担負起雙重功能——平常生活的旨趣化與平凡人生的意義化。文化藝術生產和再生產即使個人的休閑娛樂和標示個性的需求得到滿足,又使這些需求變得不可滿足。
  社會交往、結群生活世界是個人經驗的世界,也是個人間的共有世界,構成了個人間交往、溝通和理解的共同前提。交往增進了個人經驗圖式的可比性,產生了共識與認同、協調與合作機制,這又造成了個人的雙重社會歸屬——人的“必然的社會”與“自愿的社會”歸屬,個人必然歸屬于一個國家,也自愿歸屬于某些社群(注:小約翰·B·科布:“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必然要屬于一個國家,與此同時,他也有權力自愿地與其他志趣相同的人結社。”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
  從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世界的現代時期與前現代時期所具有的明顯區別。
  (二)現代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特征與實質以上述三大歷史過程為基本線索,我們可以對現代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般特征與實質進行理論上的刻畫:
  1、同向諧變。在現代資源轉換系統、民族國家、日常生活社會形成的同時,個人結構、社會結構及其關系也呈現出同向諧變關系。現代資源轉換系統的形成擴展了資源解釋框架,也提供了獲取資源的更多機會,這又拓寬了人的資源需求,進一步激活了個人的攫取欲、占有欲和消費欲。欲念的豐富和活躍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沉淀在個人的內部結構中,造就了現代個人的“欲念人”特征:愛欲是激情和活力的源泉,快意人生是生活不可缺少的意涵。對欲念的新的解釋和肯定構成了現代人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深層根源。
  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標示著理性化系統成為了無所不在的社會現象,工具理性、技術理性、操作理性不僅被應用于市場、企業和國家的核算程序、政府的行政科層管理,以及社會制度化和法治化運作,而且使整個社會生活日趨符碼化和計量化(注:阿爾布勞如此評論道:“日常生活的全部領域都受到了一種理性觀念的改變——個人身份證號碼、通訊地址編碼、國際電話區號,或者更基本一些的事情如鈔票、米制、標準時間、十進位數。”(阿爾布勞,2001:58))——理性全面制導了現代社會的成長和擴展。與這一過程相應的,是個人的理性化。現代個人是“理性人”:崇尚名利、追求成功和卓越,渴望擁有一切有價值的事物,現代個人因此也是煩神、操持和掛牽的人(科西克,1989)。個人的推理、計算、籌劃能力的發展為現代社會運行提供了微觀前提。總之,理性構成了現代社會和現代個人的共同行為邏輯。
  現代社會生活世界的異彩紛呈,在成為新奇與熟悉、個性化與社會化、個人差異與人群協作的交匯空間的同時,也推進了個人內在結構中對欲念與理性的雙向調節機制——情性機制的發展。現代個人不僅是“欲念人”、“理性人”,也是“情性人”。所謂情性是指個人內在結構中,處于欲念與理性兩極之間的結構部分,是現代個人的一種重要內在機制。在具體情景下,個人情性機制能夠產生特定的體驗方式、制定意義,并用不同的情感形式進行表達。情性具有雙向特性,即欲念的情感制導與理性的情感調節。一方面,可以通過情感形式對欲念進行疏導,對情緒化沖動進行控制,節制了個人要求直接、即刻回報的本能,形成滿足的延宕。另一方面,通過情感形式對理性產生調節,抑制和弱化理性邏輯、理性行為的極化現象,并為智識活動注入才情和旨趣,使之具有表現力、感染力和創造力(注:在通常所說的負罪感、羞恥感、尷尬感,以及靈感、審美感、自豪感等情感形式,可以推導出這些情感形式所包含的不同情性機制及作用。)。
  2、逆向沖突。前述三大歷史過程也導致了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逆向沖突。隨著前現代社會的解體,傳統的家庭、社區、鄉土社會、宗教、行會等社會關系也趨于瓦解,個人獲得了解放,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分野也凸現了出來。尤其是18世紀的社會巨變,工業化摧毀了人們世代生息的家園,大批農業人群投向了陌生的城市和動蕩難測的勞動力市場。在資本積累的無情運轉中,社會的一端形成了資產階級新貴和富裕階層——他們擁有絕大部分社會資源,另一端是貧困化和邊緣化個人聚集成的無產大眾和底層社會——他們處于絕對弱勢,背負了社會進步的整個代價。早期現代社會在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對工業制度的抗拒中劇烈搖撼。可以說,當時的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實質上是個人與社會沖突關系的最為尖銳的表達。資本積累過程也日益發展起市民社會與民族國家的沖突。資本的集中使寡頭壟斷壓倒了自由市場機制,也破滅了市民階層實現自我利益的希望。市場失敗導致了國家干預,市民社會似乎有了自己的“守夜人”,然而,結果卻是政府官僚體制的膨脹。最后,福利國家幾乎包攬了個人從搖籃到墓地的生活過程,社會與國家的分離被“社會的國家化和國家的社會化”所取代(注:吉登斯認為“民族—國家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吉登斯,1998:213),也并非全無道理。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性》,[北京]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頁。)。由此一來也結下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緊張和沖突,實質上仍然是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另一形式的表達。
  早在啟蒙時代,盧梭就認為,當時歐洲的環境根本不可能建立個人與社會的圓滿關系(沃特金斯,2001:58)。其實,整個現代過程都一再說明了沖突對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持久意義。
  3、相互構建。現代社會就其本質而言是個人與社會的相互構建的時代。個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個人的消費嗜好、時尚追求、文化傾向不僅是個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偏好,也牽動著國民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活力;個人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熱情并非只是個人的政治權益問題,它反映了政治體制的基礎與合法性;個人的社會流動和流向并不僅僅是個人的出路問題,它標示出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發展水平;個人的生活目標也不只是個人的生活選擇和意義賦予問題,它反映的是一個社會所能提供的機會與前途。反過來,現代社會規范和秩序體系對個人的整合力也是以往任何歷史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從公民權與個人的國民意識;公民道德與個人的社會責任感;公共選擇與個人的行為習性;國家目標和民族大業與個人的奮斗和激情,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和社會對個人所產生的巨大型塑力量。
  綜上所述,我們用同向諧變、逆向沖突和相互構建來描述和概括現代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的一般特征,其中,個人與社會的相互構建是最為本質的關系。在諧變與沖突雙向過程中,個人與社會都希望按照自己的理念規定來改變對方,然而結果是由對方型塑和構建了自己。
  (三)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現代性” 現代性的擴展是個人解放和社會開放的過程,這兩者的相互推涌又使現代性不斷脫出已經擁有的時空域限。我們終于認識到,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擁抱全球的時代。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個人和社會共歷巨變,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也因之獲得了現代性意涵。
  現代資源轉換系統構成的以貨幣鏈接的人員、物質、權力、符號的置換和流變,是一種高度抽象化的形式系統,其轉換過程的具體場景、內容、載體等是手段性的,轉換所要實現的貨幣化價值才是實質性的。這一系統也是高度理性化的,資源轉換價值是可量化、可操作和實用性的。現代資源轉換系統的貨幣化、抽象化和理性化特征,幾乎覆蓋了現代社會的一切重大方面,使個人和社會兩者都經歷了徹底再造,因而是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現代性標志。
  在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同時,社會的傳統依附關系和身份鎖套也不斷銷蝕,個人直接面向現代公民社會和全民國家。所以,現代社會向個人敞開了自由和創造的生活機會,同時也設下了從未有過的限制和束縛。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像現代這樣,個人對他的社會有如此的建樹和偉業,帶來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和劇烈的沖突;社會向它的個人提供選擇和開放機會,激起了個人創造卓越的豪情,也喚起了個人喪失自由的深切感受。正因如此,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個人權益自主和社會權利規范的和諧或沖突,構成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現代性的另一意涵。
  現代日常生活世界展現了社會結構和個人結構的復雜化和多樣化趨勢:在社會生活世界與系統的分化的同時,個人也經歷了“常人”與“角色人”的分離過程,個人的生平境遇、生活樣式進入了多樣化和豐富化過程,個人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也不斷復雜化。在這個共有的世界中,人們的內心體驗、經驗圖式、意義框架卻不再相仿且難以重復和復制,個人間和群體間的交往和溝通遭遇了隔閡。這種復雜性和多元性成為個人、社會及其關系的現代性的又一重要涵義。
  現代個人和社會的關系導致了種種特有的社會現象:社會與自然的對立和社會與個人的沖突,已形成了必然關聯;資源困境成為社會的問題、風險和危機的源頭;社會傳統習俗和個人經驗圖式不再能有效應對生活,因而常人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知識的均衡配置也不復存在;同時,知識再生產與知識匱乏齊頭并進,構成了奇特的社會現象;社會流動使陌生情境和人生偶遇成為尋常的生活內容,個人的生活閱歷和經驗日益鮮活和豐富,社會交往和溝通也被推向了“解釋學絕境”;社會共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遙不可及,社會信任則是現代人所遭遇的共同打擊,而社會對于共識和信任的需要卻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凡此種種,都是以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現代性為其底蘊的。
  總之,現代性賦予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現代意涵。個人一再理解到,他不可能獨獲解放、獨享自由,他只能在自己的社會中找到或創建能夠擁有的自由度;社會也發現,在它刻意型塑個人的過程中,卻由個人型塑了自己。正是這種從未有過的經驗材料,造就和成就了一門從未有過的學科——社會學,可以說,現代的個人和社會展開了個人和社會關系的“社會學紀元”。
    三、小結——個人和社會的關系與社會學
  個人和社會關系的前現代到現代的社會學考察,使我們面臨比原來更多、更復雜的問題,但也使我們獲得了以下方面的理解和領悟:1.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生活變遷的根本內容和重大現象的本質;2.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具有時空具體性,其延展與斷裂意味著人類生活組織模式的形成和更替;3.前現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理解現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一個基礎,但是,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現代意涵的理解,只能從現代社會事實和社會現象的研究中獲得,這正是社會學的基本內容所在;4.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和社會科學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聯,但社會學的獨特之處在于:以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直接研究,構建起本學科的一整套基礎理論和方法論體系;以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的時空具體內容為立足點,延伸出自己的全部分支學科和應用學科。
  總之,我們確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社會學中的特殊的、基本的、核心的地位。“考察”僅僅使我們獲得了一個繼續對此進行探討和研究的開端。
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9C4社會學鄭杭生/楊敏20032003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經歷了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演變,現代化的宏大過程鑄就了其現代性意涵也凸顯了其“問題性”意義。從社會學的視野看這一演變過程,能夠使我們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如何會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對于社會學的獨特意義、它在社會學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從而使我們對于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中的重大問題的探討獲得一個新的起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前現代性/現代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鄭杭生,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楊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郵編 100872 作者: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9C4社會學鄭杭生/楊敏20032003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經歷了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演變,現代化的宏大過程鑄就了其現代性意涵也凸顯了其“問題性”意義。從社會學的視野看這一演變過程,能夠使我們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如何會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對于社會學的獨特意義、它在社會學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從而使我們對于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中的重大問題的探討獲得一個新的起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前現代性/現代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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