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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不可遺忘的發展維度
交往:不可遺忘的發展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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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774(2002)05-0027-04
  交往問題與發展問題都是當代學界廣泛關注的課題。令人遺憾的是,在經歷了20世紀世界大交往和大發展后的今天,學界仍存在著將兩者割裂開來,離開交往去研究發展或離開發展去研究交往的傾向。筆者以為,從世界歷史的視野看,交往與發展本是兩個共生性問題,作為社會歷史認知和社會發展實踐的必要環節,它們不僅具有歷史認識論地位,而且具有歷史本體論的地位,只有將兩者內在地結合起來實現更高層面的理論整合,才能真正揭示它們的真正內涵和完整意義,把握當代世界交往與發展的根本趨勢。基于此,本文旨在打通交往問題與發展問題。初步勾勒出一種以“交往”為總視角的社會發展哲學。
   一、交往與發展:被割裂的課題
  就學理淵源而言,交往與發展都是歷史哲學所提出的傳統課題。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湯因比、雅斯貝爾斯等都曾把它們視為具有歷史本體論地位的課題,并將其聯系起來置于歷史的宏觀視野中加以考察。尤其是馬克思,始終主張將交往與發展聯系起來考察世界歷史的整體進程,堅持“時間—空間—主客體關系—主體間關系”的社會歷史四維坐標,并通過實踐環節將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本體論在整體性世界歷史觀和總體性社會發展觀中有機統一起來。
  但是,隨著當代學科分化的加劇,交往與發展逐步相互分離并各自在不同學科中得到研究。交往問題是首先作為當代哲學的元問題提出來,并集大成于海德格爾的此在本體論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的,它發端于當代“哲學中的語言轉向”,后廣泛波及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傳播學等學科;而發展則作為一個現實課題首先由發展社會學、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發展戰略學等實證學科提出,然后才在哲學層面經批判性反思提升為發展哲學。
  作為當代哲學的元問題,交往問題肇始于當代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主體間性研究。“我思故我在”,以笛卡爾為起點的近代哲學一直堅持唯我論色彩濃厚的主體主義哲學路線,作為該路線在當代的最徹底貫徹者和最英勇落敗者,胡塞爾晚年從內在自明的意識轉向主體間性及生活世界研究,從而開啟了當代哲學從主體性(我思)本位向主體間性(交往)本位的轉向。而這一轉向的真正完成者,海德格爾始終以擊穿意識的內在自明性為己任,指出作為個人的此在并非“無他人的絕緣自我”或“無世界的單純主體”,相反,“此在本質上是共在”,其“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種獨立的不可還原的存在關聯”。[1](P135、140、145)無疑,在海德格爾那里主體間交往已被置于本體論的地位,這一走向在盧卡奇、薩特和哈貝馬斯那里得到了明晰化和強化。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盧卡奇晚年力圖在本體論層面溝通馬克思哲學與當代西方哲學,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之“社會存在本體論”主張。與此相呼應,薩特則認為歷史的辯證法根源于實踐的“整體化”進程,它無法在自然界而只能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加以探索”。而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者,哈貝馬斯則明確提出了以交往為基點“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張。
  以海德格爾和哈貝馬斯為代表,當代交往研究的特點在于:一是從存在論高度將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整個歷史的基礎從主客體關系轉移到主體間交往上,認為主體間交往是一切歷史現象的根源、前提和發展途徑,從而將“交往”確立為當代哲學的總體性視角;二是通過對交往與其他行為的比較分析,將建立在主客體關系基礎上、以“目的一工具理性”為核心的意識理性重建為以主體間關系為基礎的交互主體的、開放的、動態的交往理性;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交往問題以歷史本體論地位,把人類精神現象與人類行為、生活世界及生活語言聯系起來,試圖不僅解決認識論的基本問題,還力圖解決認識論之外更為普遍的社會問題,即對當代“無家可歸”狀態進行批判與“診治”。
  當然,當代交往研究的缺陷也很明顯。一方面,海德格爾雖然在相當程度上確立了交往問題的歷史本體論地位,但并沒有改變將當代交往研究局囿于認識論框架尤其是語言哲學框架內、滿足于對現實之意識形態批判的總現狀,胡塞爾、維特根斯坦、哈貝馬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它未能將交往研究與更為根本普遍的生產性交往結合起來,嚴重忽視交往及其進步所需的經濟基礎和科技支撐,從而導致交往研究與發展研究的嚴重脫節。如,海德格爾之“共在”理論的重心仍是作為個體的此在,他對存在意義的探索更多地沿著個體而非共在的思路,對共在的探討流于抽象空洞而缺乏對共在之社會結構和物質基礎的深入反思。此外,哈貝馬斯將“交往行動”限定為與勞動狹隘對立的語言性交往,即所謂“使參與者能毫無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行動計劃合作化的一切內在活動。”[2](P286)因此,他的交往行動理論仍停留在語言哲學層面,無法揭示世界歷史的內在機制和走向。
  與交往問題不同,當代發展問題研究起步于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等實證學科的社會發展研究。正如M·A·西納縈所言,以弗朗索瓦·佩魯為經典的當代發展研究雖然試圖將發展問題提升到哲學反思的層面,但其基本方法仍是“一種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3](P9)主要著眼于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實用色彩十分濃重。當代發展問題研究的貢獻在于其鮮明地把各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世界范圍的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浪潮相聯系,提出了豐富多樣、操作性較強的發展理論和發展戰略。但是,由于“拒斥一切形而上學”的極端立場,由于缺乏哲學與實證學科間的必要聯盟,尤其是缺乏哲學與經濟學的緊密聯姻,當代發展研究未能通過對世界歷史作形而上層面的反思來確定其研究的總體性視角和整體性立場,未能從元哲學層面對發展理論的前提預設、價值關懷和理論邏輯給予辯證批判并劃定其有效邊界,從而不能不陷入就發展論發展的應急性、操作性研究的層面。
  總之,當代交往研究和發展研究是兩個具有內在相關性的共生性課題,惟有打破現有的學科壁壘,突破現有的狹隘理論框架,實現兩者的當代結合,才能為當代社會發展實踐提供更具解釋力和前瞻力的理論支持。
   二、交往視角下的社會發展哲學
  交往研究與發展研究的當代結合,首要的是重新確認“交往”這一被嚴重遮蔽、遺忘了的發展維度。事實上,也只有從“交往”這一總體視角來透析發展問題,并將交往研究與最為普遍根本的生產性交往聯系起來,才能凸顯社會發展的空間維度,凸顯交往問題的歷史本體論地位,從而使初步勾勒社會發展哲學的基本框架成為可能。
  從存在論立場看,社會發展哲學首先要回答的是傳統哲學未能解決的人之為人的本質存在方式問題。顯然,正如盧卡奇所揭示的,馬克思哲學是一種“社會存在本體論”哲學,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存在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最根本存在方式,只有人才能在不斷拓展的交往中結成日益廣泛發達的分工合作關系,從而不斷克服自身的孤立無助、狹隘封閉狀態,真正地實現以“類”的意義而非“物種”意義上的人類力量去消解人與自然、社會的緊張關系。即,個體為了消解其與大自然間因生存資料匱乏而造成的主客體間緊張關系,必須通過持續的物質生產來滿足自身生存發展需要,而為了避免無謂的腦力、體力上的重復勞動,個體只有通過交往結成廣泛的分工合作關系,才能有效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自身全面發展。
  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P60)無疑,只有通過交往,社會關系才能得到實現,社會關系的動態化就是交往,而交往的凝固化就是社會關系。因此引申開來,在發展性上,“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5](P615)人的本質是其在交往中日益拓展的動態交往關系的總和。顯然,只有通過日益拓展的交往活動,才能使主體消解包括地域終身制、單位終身制、分工終身制、知識終身制在內的社會關系終身制,成為超越于動物物種而結成社會交往和分工合作意義的“人類”,個人之成為康德意義上的“世界公民”和馬克思意義上的“世界歷史性個人”。
  從歷史認識論角度看,社會發展哲學還要回答社會歷史的認知與定位問題。長期以來,傳統的線性歷史觀偏重從時間和主客體關系維度認識社會歷史的縱向進程,而忽視從空間和主體間關系維度來把握其橫向進程,將社會發展狹隘地理解為人類通過科技進步不斷戰勝自然的線性的縱向時間進程。但若把發展問題置于“交往”視角下,將有助于我們確立社會歷史認識的“時間—空間—主客體關系—主體間關系”的四維坐標,不僅將社會發展視為時間維度上的縱向進步過程,而且將其視為空間維度上主體通過交往不斷拓展分工合作關系的橫向擴展進程;不僅將社會發展視為主客體關系維度上人與自然間緊張關系的消解過程,而且將其視為主體間關系維度上通過主體間交往消解主體間緊張關系的過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對個體、民族、國家的發展進行準確的全球定位和歷史導向。
  從歷史本體論角度看,社會發展哲學所要解答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發展何以可能的問題,而這離不開對交往問題的深入理解,因為正是交往最充分地體現了人類介入社會發展進程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既體現在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能力即科學的發展上,也體現在對世界的改造能力即技術的發展上,還體現在主體間協調能力即制度的發展上,在這三者中交往都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首先,只有通過主體間的交往分工,人類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復性腦力勞動、實現知識總量最大化和知識結構最優化,從而更好地認識世界。其次,只有通過交往分工,人類才能避免低效的重復性體力勞動,實現物質產品總量的最大化,最大程度地滿足物質生活需要。最后,只有通過交往交換,人類才能實現包括物資、資本、知識、勞動力在內的社會資源最佳配置,實現社會效用總量最大化。顯然,交往是解決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緊張關系的根本途徑;歷史在空間維度上的交往分工的拓展,是歷史在時間維度上取得進步的前提。封閉的交往空間、狹小的交往規模和僵化的交往制度,必然導致落后的社會分工、閉鎖的發展觀念和緩慢的發展速度。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說交往不僅具有歷史認識論的地位,而且具有歷史本體論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能夠著手初步勾勒社會發展哲學的框架,即將社會歷史認識和社會歷史發展置于“交往”這一總視角之下,將交往發展視為人類知識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關系發展的根本途徑,從而揭示出“社會存在之外沒有存在”的存在論本質、“一切實踐都是以交往分工為前提的交往實踐”的實踐論本質。基于此,本文將社會發展歸結為一個通過主體間交往不斷發展社會分工合作關系、拓展社會發展空間,從而逐漸消解主客體間和主體間緊張關系、廢除社會關系終身制的自然歷史過程,一個外在自然規律與主體內在需求相統一的交往實踐進程,一個人類逐步實現產品總量、知識總量、自由時空最大化的進程,一個個人從“狹隘地域性個人”發展為具有自由個性的“世界歷史性個人”、歷史從狹隘的血親性部落歷史、民族歷史走向廣闊的世界歷史的總體進程。
   三、交往視角下的社會發展機制
  交往理論與發展理論的當代結合,不僅凸顯了“交往”的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本體論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交往是促動社會發展的必要張力和根本動力,交往進步導致社會發展空間的拓展、社會的規模化發展、歷史的增容與加速、社會跨越、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因此,只有將社會發展置于“交往”視角下,才能真正揭示社會發展的本質及其內在機制。
  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社會發展的內在驅動力是人的生存發展需要,而外在驅動力則一方面來自于大自然對人的壓迫,即“自然惡”的力量,另一方面來自于“社會惡”的力量,即康德所謂的“人類在社會中的對抗性”、“人類非社會的社會性”,它使得社會競爭與合作并存。這三者可能既定不變,也可能是動態變化的,關鍵在于三者能否通過主體間交往,使其相互交織成一個良性的“需要—挑戰—應戰”三位一體的社會發展機制。當主體的交往范圍、交往能力既定不變時,主體的需要層次、所面臨的自然挑戰和社會挑戰及與此相應的應戰機制、文明模式也既定不變,社會便處于靜態僵化或重復循環或極其緩慢進步的膠著狀態。只有交往的持續擴展才能打破這種膠著化狀態,使社會歷史始終動態保持主客體間與主體間的必要張力。為此,湯因比指出:“人類所以可能創造文明,并不是由于超越的生物天賦,也不是由于地理環境,而是由于人類對于一種特別困難的挑戰進行了應戰,因此人類才奮起表現了空前的努力。”[6](P311)
  從發展學的意義上看,發展問題不僅要回答歷史的進步性問題,而且要回答不同交往方式、不同社會結構的交往績效問題,以及交往方式、交往制度的優化創新問題,從而使社會歷史不僅處于動態張力之中,而且處于正向積累、總量增長、進步發展的良性動力之中。為此,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指出,歷史的辯證性質在于它是“一種整體化的活動”,是“由整體化的個體的一種多元復合性操縱的各種具體整體化之總體整體化”。[7](P589)換言之,歷史辯證法的根源在于交往,正是它將分散的個人力量整合成改造世界的整體化的人類合力,形成促動社會發展的良性機制。具體而言:
  從表層看,交往的最直接后果是導致社會發展空間在量上的擴展。當人們被限制在狹隘的交往范圍時,其所能利用的資源、能接受的信息、能合作的對象、能運作的資本、能選擇的制度、能接觸的文化都很有限,而交往的拓展則直接導致資源空間、知識空間、自然空間、信息空間、資本空間、制度空間、文化空間的擴展。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當代世界各國普遍采納市場經濟體制及市場日益一體化的背景下,包括資源、信息、人才、資本、產權、文化、商品、知識、制度在內的廣義社會資源,都被納入世界市場中進行配置,交往擴展的直接后果綜合性地表現為市場空間的擴展和社會發展空間爭奪的加劇。
  從深層看,交往擴展不僅導致社會發展空間在量上的增長,而且可能導致社會發展在質上的提高,即社會的規模化、集約化發展。交往擴展消解了包括地域終身制、單位終身制、分工終身制、知識終身制在內的主體社會關系終身制。交往擴張與交往效率的提高使實現更大規模、更為精細、更為社會化的分工合作成為可能,并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節約人類必要勞動時間,同時也最大程度上節約包括資源、資本、人力、知識、制度、文化在內的廣義社會資源。
  從最深層看,交往擴展還將導致社會創新與社會跨越,導致發展機遇的創生和發展道路的創新。隨著主體間交往的拓展與深化,主體的生存方式、社會環境、思想觀念和發展道路也隨之發生變化,社會創新和社會跨越也因此發生。社會創新在這里指通過主體間交往而生成新的科技、制度和文化,而社會跨越指主體通過交往直接引進吸納其他主體已發明的先進技術、制度、文化,從而節約重新發明的時間和資源,直接超越發展階段。它們可以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發生,在微觀層面上,主要以三種形式出現:一是個人、企業等微觀主體通過積極發展交往合作發明或引進新的科學技術,即科技創新或科技跨越;二是個人、企業等微觀主體通過發展交往合作創造出或直接借鑒新的管理體制或制度安排,即制度創新或制度跨越;三是個人、企業等微觀主體通過交往生成或直接吸納新觀念,即觀念創新或觀念跨越。在宏觀層面,社會創新和社會跨越主要指一個社會從整體上由一種低級社會形態進入另一種高級社會形態,從而實現社會發展道路的創新和社會發展階段上的超越,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峽谷”就屬于宏觀層面的社會創新和跨越。當然,這無法突然完成,一方面正如馬克思所言,它必須以積極廣泛的世界交往為前提,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它必須以微觀層面社會創新和社會跨越的長期、大量的積淀和集結為前提。
  總之,以交往為總視角透視社會發展,本文所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交往規模的世界化與交往能力的現代化,必將最終導致分工的世界化、資源配置的世界化、個人的世界化和歷史的世界化,從而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復性勞動、節約社會資源、提高生產力,真正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時空最大化,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高度和諧。當然,本文勾勒出的“交往”視角下的社會發展觀仍是相當粗糙簡約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交往”本身并不構成目的和意義,交往發展也并非是無代價、無成本、無前提的。這些問題關涉到“發展”視角下的交往觀念,需另文闡述。
  收稿日期:2002-05-30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7~30B1哲學原理王善平20022002由于學科的分化與壁壘,交往問題與發展問題這兩個共生性課題長期被割裂著,這導致了社會發展研究中交往維度的遺忘,也導致了發展實踐中的封閉主義和教條主義。將“交往”確立為社會發展研究的總體性視角,不僅凸顯了“交往”的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本體論地位,而且可以勾勒出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交往是歷史辯證法的根源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正是交往進步推動社會發展空間的拓展和社會的規模化發展,為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人與自然及社會的高度和諧提供了可能。交往/發展/社會發展哲學/社會發展機制/社會跨越復旦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433  王善平(1970-),男,浙江松陽人,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哲學教研室講師。 作者: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7~30B1哲學原理王善平20022002由于學科的分化與壁壘,交往問題與發展問題這兩個共生性課題長期被割裂著,這導致了社會發展研究中交往維度的遺忘,也導致了發展實踐中的封閉主義和教條主義。將“交往”確立為社會發展研究的總體性視角,不僅凸顯了“交往”的歷史認識論與歷史本體論地位,而且可以勾勒出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交往是歷史辯證法的根源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正是交往進步推動社會發展空間的拓展和社會的規模化發展,為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人與自然及社會的高度和諧提供了可能。交往/發展/社會發展哲學/社會發展機制/社會跨越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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