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字體    

人口的都市化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人口的都市化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07)03-0101-04
  在《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有兩個關鍵詞值得放在一起思考與研究:一個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建設”,一個是在“十一五”規劃中首次提出、作為國家綜合競爭力最高象征的“城市群”概念。在“十一五”規劃的文本中,它們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關切態度與未來發展方向,前者是“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通過農民辛勤勞動和國家政策扶持,明顯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而后者的主旨在于,“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并明確要求已形成一定規模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繼續發揮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區內城市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由于人力、資源、財力與發展空間的有限性,在“新農村”與“城市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與競爭。這是因為,建設新農村意味著要將政策與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業地區,這勢必要削減與壓縮中國城市的資源與發展空間,使城市群的進一步擴展與升級受到影響;而另一方面,發展城市群則意味著要進一步提升中國城市與城市密集區的發展水平,這在客觀上只有從鄉村、城鎮吸收更多的人力與資本,才能實現。而且可以相信,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深入進行與城市群規模的進一步擴張,這兩者對資源的需求以及對發展空間的爭奪會變得日趨激烈,使城鄉固有的矛盾與不平衡進一步升級。這是中國城鄉在都市化背景下面臨的新的挑戰與機遇。
  對于中國而言,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巨大、城市化水平低而升值迅猛,農業人口在短時期內向城市,特別是向大城市的迅速與高密度集中,正在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首要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新農村建設與城市群發展的第一種沖突是以人口遷移模式變遷為核心而全面展開的。按照社會學的一般觀點,城市化的基本內涵是農村人口向城市地區遷移。都市化進程作為城市化的升級版本與當代形態,其對農業地區與社會的一般性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城市化速度加快、程度加劇,使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在很短時間內迅速遷移到城市地區,這往往導致比傳統城市化進程更為嚴重的“城市化過度”問題;二是人口遷移集中于少數國際化大都市、國際首位城市與區域中心城市,使這些大城市的“首位率”迅速飆升,并由于無法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而直接影響到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此外,由于農業人口規模巨大、城市化水平起點低等中國國情,在異常迅猛的都市化進程中,無論是積重難返的傳統農村社會,還是在改革開放中率先發展的都市密集區,都已經顯示出不堪重負、疲于奔命的危險跡象。
  按照一般的看法,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特點是城市化起點低。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當時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歐美等發達國家已超過60%。加上長期以來限制城市發展的各種政策,直到1978年中國步入新時期,其城市化率仍低于18%,甚至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十幾年中,這個進程仍然步履蹣跚,199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上升為18.9%。與此同時,西方城市化最發達的國家與地區的城市化率已超過了90%。這是中國在步入都市化時代之前積累的主要家底。
  在某種意義上,如果僅是城市化水平低,并沒有太大的問題。只要能夠選擇一種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城市化之路,經歷100年或200年的持續發展,最終仍會使中國的農村與農業地區問題獲得比較圓滿的解決。也就是說,如果人口的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可以同步協調進行,就不會出現像目前我們遭遇的如此復雜、難以承受的壓力與困境。這也是傳統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特點,城市化當然要對農村與農業地區產生重要影響,但在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總量與流動規模有限、流動頻率低,人口空間分布相對均衡,城市規模的擴張比較緩慢等原因,所以它恰好在城鄉之間保持了一種相對適度的張力與平衡,這既是傳統社會發展比較緩慢的原因,同時也是其穩定有序的根源。但都市化進程使這一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一方面表現為城市數量增加與規模擴張的嚴重失控,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農業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別是數量有限的大城市的高度集聚,這兩種不利因素的共同影響,使自然資源與城市環境陷入了過度透支與全面危機中。如社會學家曾指出:“西歐和美國進行城市化時,本國人口是相當稀少的,工業化和對自然資源利用的速度達到了足以維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計的水平。而今天的發展中國家,由于醫療水平的提高,食物生產工藝發展,加上國際援助,人口增長速度太快,經濟增長的大頭被新增人口吃光了,而全世界農村地區仍有幾億人食不果腹,不得不遷居城市,這種過度的人口遷居更加劇了城市化過度和城市人口過度集中問題。”城市化過度“即一國城市居民相對于全國人口的比例大于該國經濟發展水平所允許的比例,一般說來,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孿生兄弟。城市發展速度太快,其服務行業、就業、公用設施均落在后面,結果,大量城市人口擁擠不堪,生活貧困、環境惡劣”。這是每一個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都會遭遇的困境。如19世紀末的英國,“城市人口增加到總人口的72%。在主要城市里,人民大眾生活極端貧困。在倫敦,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生活極其凄慘,屬于赤貧階層。很多人的住房沒有水,沒有光線,甚至沒有玻璃窗。發病率和死亡率高得驚人”。如印度的加爾各答,“成千上萬人白天踟躕于加爾各答街頭,從垃圾中尋食、乞討求生;晚間沿街而臥,因饑餓而喪生。早晨車載尸首,運出城去。……加爾各答都市區過剩人口八百萬,其中三萬云集城中。幾萬人住在街上,吃在街上,睡在街上,工作也在街上”。在都市化進程中,有限的大都市與城市群成為農業人口大規模流動與遷移的主要空間,其所產生與導致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問題也遠比普通的城市化進程嚴重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也可將之稱作“都市化過度”。也可以說,在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城市化過度”問題,已成為當今都市化進程的最直接的表征與最基本的特點。
  對于中國而言,規模巨大的農業人口與相對低下的城市化水平,使其在都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過度化問題更加嚴重。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是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這一年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6.09%,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800美元,兩項指標表明中國城市化開始駛上快車道——踏入了自己的都市化征程。這給中國城市帶來超常規發展的同時,也使城市化過度的問題更加嚴重地暴露出來。具體說來,在城市化率上,中國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是36.09%,到2005年底達到42.99%,平均增長值接近1.4個百分點,意味著2000年以來,中國每年有1400多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但這個數字,相對于龐大的中國農業人口仍是杯水車薪,目前農村絕對過剩的勞動力至少有1.5億。同時,由于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居高不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已有大量的農業人口成為城鎮居民,但農業生產單位依然從2.2億農產上升為2.5億。從城市化進程的未來發展看,形勢更不容樂觀。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中國城市發展問題觀察》,在未來20年內,中國仍將有三億左右農民要進入城市,如此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在人類歷史上既史無前例,也很可能是空前絕后的。
  以“城市群”為中心的中國都市化進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到來的。由于都市化進程直接影響或改變了農業人口的流動方向,必然使已超負荷運轉的中國大城市進入更加艱難的時期。從人口遷移上看,改革開放27年來,中國城市人口已累計增長了2.27倍,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正在接近1∶1。但未來的任務卻并不因此而有較大的好轉,據《經濟觀察報》經濟觀察研究院宏觀經濟課題組的《中國城市人口增長周期研究報告》,中國正在迎來第四個城市人口快速增長階段。該報告還預測,到2025年中國城市人口將接近10億。這是中國城市在數量上急劇增長、在規模上超常發展,甚至有失控之虞的根源。但這并不是最可怕的。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文明水準、就業機會、社會服務等相對發達,大城市與城市群迅速成為“人人向往的地方”,這意味著都市化過度的種種問題將變得更為嚴重。這些問題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化進程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有人口超級大國之稱的中國更是如此。據建設部2005年發布的城建數據,從1978年至2003年,中國1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從13個增加到49個,50萬至100萬人口的大城市從27個增加到78個。以浙江省為例,其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在“十五”期間由2個上升到6個。在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也是如此,像東莞、深圳等城市人口都已迅速接近特大城市的標準。而最值得關注與憂慮的是,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據2006年《中國城市發展問題觀察》的預測,到2010年,中國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將達到125個左右,其中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將達到50個左右。這完全符合都市化進程中人口遷移的規律與特征。
  大城市與特大城市在都市化進程中的異軍突起,對于提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強國家綜合實力與競爭力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另一方面,作為農業、城鎮、中小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的結果,它也迅速抬升了少數國際化大都市、國家首位城市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首位率。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首位率過高,意味著將更大的負担壓在大城市與城市群上,使本就處于超負荷運轉的大城市與城市群遭遇更加嚴重的發展危機。在中國每個大城市或城市密集區,都普遍存在著交通擁擠、居住密度增大、就業競爭激烈,以及在城市建設上“計劃趕不上變化”等“城市病”。這些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到大城市自身的增長與發展,也間接影響到大城市對周邊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發展的帶動與輻射作用。其次,與城市化進程不同,都市化的一個主要對象是低層次的城市化地區,具體說來是對聚集于城鎮、中小城市的人口與資源的進一步集中。而由于總體資源的有限性,大城市與城市群在規模與發展程度上的提高,勢必在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源上進一步壓縮城鎮、中小城市的發展空間,使兩種城市化地區固有的競爭與矛盾關系繼續升級。以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小城鎮發展為例,自1978年至2000年,全國小城鎮的數量從2176座增加到20312座,現有小城鎮有近90%是在1978年之后增設的,年平均增設820多座,它們吸納了大量農業人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但在都市化進程中,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的發展機遇與空間受到極大的壓縮,而它們發展的放慢或停滯,則直接影響到與之關系密切的廣大農村地區,使固有的區域不平衡、城鄉差距變得更加嚴重。這也是一些中國學者反對大城市戰略的根本原因。再次,則是城市化的遺留問題與都市化帶來的新問題。如農村貧困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與城市相對貧困人口數量的加大。以前者為例,截至2005年底,按照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的聯合國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將不少于2億,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如果說,農村貧困人口屬于城市化的遺留問題,那么,城市貧困人口則是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問題。城市化加速是都市化進程的重要特征,中國城市化率在1990年是18.9%,至2002年迅速上升為39.1%,這是可喜的進步。但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城市與城市以及城市內部在許多方面嚴重的兩極分化,據2003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提供的數據,與這個城市化率同步出現的是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從13000萬上升到19300萬人。這兩方面既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中國城市群發展面臨的新現實問題。
  人口問題的背后是政治。對于中國社會而言,農民問題一直最大的政治問題。農業人口在都市化進程中向大城市與城市群的大規模遷移,不僅激化或加重了中國社會固有的各種現實問題與矛盾,同時也產生了只有在都市化進程中才會出現的許多新矛盾與新問題。以農業人口遷移模式為核心的都市化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和諧社會建設與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我們必須予以嚴重關切與認真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
  都市化進程對中國農村的負面影響既直接又重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僅僅停留于此則未免過于悲觀,因為這同時也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跨越式發展的現實契機。由于正是都市化進程使人類社會的高端結構與其下層基礎發生了從未有過的緊密聯系,所以兩者之間除了直接的矛盾與利害沖突,也有更深的相互依賴與共同發展的關系。都市化進程在加劇農村與城市在人口遷移等固有矛盾的同時,也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平面上綜合解決城鄉之間的緊張與危機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與先進的實踐框架。
  具體到中國農業人口遷移問題,在都市化進程中大城市與城市群的迅速發展,本身就為促進中國人口的結構性轉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按照《牛津地理學詞典》對都市群下的定義:“任何超過1000萬居民的眾多中心、多城市、城市區域,通常由低密度的定居和復雜的經濟專門化網絡所支配。”即都市群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可以匯聚大量的人口,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首位城市表現得十分明顯,如紐約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為7%、東京占日本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巴黎占法國總人口的比例更是高達23%。盡管中國的大城市與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如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占中國總人口的比例尚不足1.3%,但它們本身已成為吸收龐大中國農業人口的主要空間。從實際發展看,我國城市人口規模呈現各級城市均快速增長的勢頭。
  不僅是數量上有很大增長,在農民與大城市聯系日益密切的過程中,他們自身的素質與發展質量也得到極大的提升。如果說都市化進程的負面影響是大城市吸引了更多的農村生產力,如調查顯示,農民工的流向以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為主,那么其積極影響則可相應描述為,正是在大城市這個更加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來自偏遠鄉村的農民獲得了更好的鍛煉與實踐機會,并為自身的進一步發展找到了真正面向未來的參照系。如農村青年進城打工,不僅學到了技術,積累了生存與發展的第一筆資金,同時也學會了經商與管理等現代競爭技術,并在更深的意義上改變了生活觀念,提高了應對文明社會的能力,使其鄉土型的生命本質力量獲得更為全面的發展。在國務院研究室《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提出的三大轉變——“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由城鄉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由謀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轉變”,就是農民在都市社會中要求升級換代的目標與愿望的直接流露。在經歷了都市化風雨的洗禮后,他們即使回到鄉村,也仍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與中堅力量。盡管他們在“昨日入城市”的過程中,有痛苦、屈辱與壓迫,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與犧牲,但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經驗、發育出的現代生命機能,也是無法否認的。在都市化背景下,農村不可能脫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去謀求獨立與發展,作為城市更高空間形態的城市群的發展規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未來大規模的中國農民現代化提供了真實的空間與現實的可能。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101~104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劉士林20072007
都市化/農業/影響
以“城市群”為中心的中國都市化進程,直接影響或改變了農業人口的流動方向,使已超負荷運轉的中國大城市進入更加艱難的時期。農業人口在都市化進程中向大城市與城市群的大規模遷移,不僅激化或加重了中國社會固有的各種現實問題與矛盾,同時也產生了只有在都市化進程中才會出現的許多新矛盾與新問題。以農業人口遷移模式為核心的都市化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和諧社會建設與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我們必須予以嚴重關切與認真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都市化進程在加劇農村與城市在人口遷移等固有矛盾的同時,也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平面上綜合解決城鄉之間的緊張與危機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與先進的實踐框架。
作者: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101~104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劉士林20072007
都市化/農業/影響
2013-09-10 21:33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