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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與公眾知識分子
人文學科與公眾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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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科在諸學科中最直接關涉到人類對其自身的反思。它包括諸如語言學、文學、古典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哲學以及宗教等領域,這些學科使得我們得以某種個體的或相互交融的樣式契入諸如表達、情感、傳統、記憶、象征、思想和終極關懷等屬于人類自身的方面。確然無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知識之于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同樣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文學科卻具有這樣一種直接性,它特別地關系到人類對自身境遇的理解與穎悟。這一點恰可說明為何在人文學科中,我們不易覺察到認知者與被認知對象之間的界限,而旁觀者與當事人之間的角色分別并不是那么顯然的。
  人文學者對價值與事實的雙重介入要求他們批評性地意識到他們契入問題的詮釋性視角,并且能夠自我意識到其中所蘊含著的倫理與宗教的信念。而且,在人文學者的探求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那樣一種由量化的客觀性所提供的避風港,但這對于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來說,仍然具有某種想像中的可能性。然而,人文學者卻被賦予一種牽涉、參與乃至投入的情感,從這層意義上而言,他們應被培養為公眾知識分子。但是,人文學與公眾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卻具有豐富的多義性。
  在現代西方,“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盡管誕生于十九世紀的沙皇俄國,但西歐與美國的知識分子卻在一種遠為廣闊的文化淵源中確定他們自身的涵義。從詞源上而言,“知識分子”這一語匯取自俄羅斯的知識階層。由于深受法國啟蒙運動的感召,這一階層中的某些成員致力于他們俄羅斯母親的西方化運動。因而就他們的知識分子概念來說,即使不是一個革命者,知識分子也必須是一個行動者:他必須關心政治,必須投入社會生活并且具有文化上的敏感性。于是,這樣一種人既非古希臘意義上的哲學家,也不是希伯來語義中的先知先覺,而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致力于社會內部的創造性變革的反思者。
  根據這樣一種定義,一個俄羅斯知識分子是一個現狀的批判者,因而常常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人;然而,知識分子概念同樣應該包括那些“斯拉夫主義者”,即主張回歸至俄羅斯的傳統精神價值之中的這樣一些人。就西歐或美國的情況而言,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地位則更為復雜。一旦知識分子無須與現存政治保持一致,他(或她)便也不必與政治運作所要求的權力結構保持距離。也就是說,西歐或美國的知識分子對于政治的態度常常有點暖昧。固然,抗議已成為知識分子精神中的一種典型品格,但它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獲得表達。譬如,在美國,它的實現在于增進市民社會;在英國,則體現為社會批評;在法國,則是文化上的反省;而在德國卻體現為民族一體化的進程。這任何一種方式都不同于俄羅斯,而在俄羅斯知識分子那里,抗議的精神首先直指政治的上層建筑。在這樣一種特殊的關聯中,東亞關于讀書人的理想則為討論公共領域內的知識分子理想提供了一種更為有價值的參考。
  在儒家傳統中,關心政治、參與社會及對文化的關注,是讀書人最鮮明的特征。中國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以及朝鮮的“兩班”(包括文官與武官),他們不僅僅致力于自身的修養,而且担負著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的重任。一句話,他們身處其位,就具有憑其權力與聲望維護社會秩序的責任。他們都具有這樣一個信念,即要改善人類的生活條件,并且更有效地實現太平與繁庶的大同理想。他們為從內部改造世界這樣一種強烈的道德意識所激發,力圖通過一種示范教育,以激勵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促使人類繁榮的教育進程中去。
  如果知識分子不是從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來規定,而是著眼于它的自我認知及其社會功能的一面,那么,學院化的人文學者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知識分子理想的繼承者,不論是俄羅斯的、西歐的、美國的抑或東亞的都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形態。
  如同馬克斯·韋伯通過他特有的概念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生活的職業化使得這個問題更為復雜。由于人們才從(中世紀的)“神秘園”中蘇醒過來,便置身于現代性的“鐵籠”之中,我們的日常生活便被一系列平行的領域規定著:科學、技術、經濟、政治、社會、審美、宗教。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職業化生活占據了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于是,在我們那支離破碎的(如果還不是相互隔絕的)生活世界中,要想圍繞著某種統一的生活目標而組織協調各人的利益與愿望將會顯得何其艱難。無論如何,盡管完全的整合統一既非可能亦非必要,但由日常之生活及生命之意義對于和諧性的要求卻常常是緊迫的。韋伯關于知識分子個人的存在選擇——是“科學之為召喚”還是“政治之為召喚”——卻暗示著現代知識分子范疇的雙重涵義。
  “科學之為召喚”可被視為知識分子范疇中的一種傾向于自持與內斂的回應:通過把自身托付給純粹的學術研究,現代知識分子能在非功利性的(這其中實際上暗含著某種目的感)學院化追求中尋找到慰藉。具有良好防范功能的“象牙塔”,卻也并非異于為中世紀的僧侶們所建的隱居地,它為學者們進行基礎研究及構思文化轉型,提供了一處安全的圣殿。與此相應的“政治之為召喚”則是這一范疇中的一種介入社會的回應,它使現代知識分子參與到公眾事物之中,并且以一種超乎哲人或祭司之想像的方式對社會施加深遠的影響。在韋伯看來,有關責任感的倫理規范,正因其不同于終級目標所設定的要求,而需要某種政治性的參與。知識分子正由于具備了職業性的專長以及正確的自身知識,所以能夠有效地為政治服務。然而,這兩種不同的召喚是如此截然相反,彼此之間難以相互協調。事實上,也許韋伯并沒有試圖為現代知識分子調和這兩種不同的回應(內斂的和介入的),而且他本人也遭受著它們之間的相互對立。正由于這兩種態度之間的緊張與沖突無可調和,學者型的政治家概念作為一種術語都顯得自相矛盾,而人文學者則的確常常困擾于這樣一種兩難抉擇。
  準確地說,“人文學者”這一詞可以指涉兩種完全不同的意義:它或是指一個人文學科的學者(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古典學者、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宗教家等等),或是指一個深具人文關懷和信念的人。前者是指某種學院化的職業,而后者從原則上而言,則應該超越職業化。嚴格地說來,職業化的人文學者,如同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首先是學院人士。無論就其定義或教育功能,研究者或教師(抑或兩者兼是),他們的職業本身并沒有迫使他們成為知識分子。研究轉換生成語法、莎士比亞文學、古希臘語言學、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德國唯心主義、非洲親屬關系、或宗教儀式學的教授并不必然地比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或數學家更關心政治,投入社會或敏感于文化。實際上,一個社會學家或生物學家可能會選擇担負起公眾知識分子的角色,而這一角色卻常常為絕大多數的人文學者所忽視。
  一些提倡公眾神學或公眾哲學的人文學者指出,某些學院人士感到一種超越他們的職業性限制而使自己的專長運用于公眾事業的必要,而且學術運用于社會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貢獻。這樣一種人文學者與具有人文關懷與信念的社會公民之間的卓有成效的相互作用與彼此協作,正體現了正統觀念的延續以及某些最典型的“人文科學”觀念的正當性(諸如詹巴蒂斯塔·維科、卡爾·雅斯貝爾斯與漢娜·阿倫特所倡導的)。
  如今,人文學科作為一種學術領域,最直接地關系到人類對自身反思,因而重新担當起啟示那些具有人文關懷的人的任務。值得告誡的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文學學者傾向于成為公眾知識分子,其余的由于致力于人文學科自身的探求,則根本沒有為韋伯吁求的“政治之為感召”所激勵。無論他們是否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聽從于“科學之為召喚”,這一感召卻引導著他們的精神生活成為某種職業。這種對學院化工作的認同與那些在社會與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同事們的態度并無不同。他們也許并未感到有必要為其存在與學術興趣向公眾辯護,他們沒有也從沒有想過要成為公眾知識分子。然而,相當重要的一點在于,必須注意到他們的研究與教學對于高等教育機制的健康發展所具有的批評性價值,并由此而產生的對于整個社會的助益。很明顯,討論有關人文學科之于一種活躍的民主制的關涉性與重要性可從它處入手,因為人文學者本人其實并沒有從其職業化的要求中感受到有責任要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
  學院中的公眾知識分子可以來自所有的領域。對人文學科之重要性的陳述并不都必然來自歷史學家或哲學家,他們很可能是物理學家、化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事實上,有良知的行政官員、深思熟慮的新聞記者與見多識廣的政治家能夠比人文學者遠具有影響力。他們可以向普通公眾傳達人文學科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文科教育的主要科目,并且,恰恰是這樣的教育構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的根基。然而,人文學科對于積聚社會資本,提高文化競爭力,以及培養公民的精神價值觀等方面作用卻不是自明的,它需要不斷地進行強調和推動。盡管人文學者并無必要向普通的公眾實現其學術的“兌現價值”,他們卻能夠使其所學之專長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成為某種長見識、可接近又具有啟發性的切實幫助。
  學院中的人文學科研究機構實際上可以提供一大批潛在的公眾知識分子,但是,職業性的壓力卻使得他們難以使研究的問題面向家庭、國家與世界。在人文學科的學院人士之中,朱迪斯·西克萊爾所說的“職業化的知識分子”微乎其微。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倫理學、韋伯的“政治之為感召”的觀念,或讓·保羅·薩特的生存參與,這一切都并非實際可行,因而并未取得學院人文學者的廣泛響應與認同。相反,社會科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于法律、公共政策、商業管理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卻為他們的專業領域所驅使而介入公眾事業,但他們是作為參謀者或建議者,他們的專長是其職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結果是,他們可能由于缺乏充分的政治關懷、社會投入以及文化敏感,而難以担當得起公眾知識分子的角色。“自然科學家們”特別是那些在環保與醫療領域內的科學家,卻能夠很好地為社會承担起公眾知識分子的職能。當然,一旦他們選擇如此行事,他們將不僅僅是職業的科學家,而更是廣見博識且有良知的公民。
  由于公眾知識分子仍然聚集在學院之內,因而印刷以及電子傳媒提供了最具活力與影響力的傳播方式。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社會批評家及政治評論家,無論是否從屬于任何高等教育機構,他們倡導了公眾討論的特殊議題與對話方式。社會活動,特別是由環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消費者權益維護者、人權保護者以及宗教多元主義者所組織倡導的,亦吸引了普通公眾的關注,并且,它們為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創造了各種樣態的公共空間。此外,市民團體,包括各種基金會、非營利的機構以及各種為少數人種、貧困階層、下層社會所設立的慈善舉措,它們體現了美國市民社會的活力,這正如阿利克斯·德·托克維爾所明智地關注到的那樣,它們常常成為美國民主之良知的表達。正是這些公共組織與機構培育了公眾知識分子的靈智并為他們的聲音提供了論壇。
  事實上,商業團體為家庭、民族乃至世界性的熱點問題提供了愈益顯著有效的公眾討論機遇。為回應市場的全球化而導致的合作型文化轉型激勵著那些商業的領導層適宜地投入到政治的、社會的以及文化的事業之中。在最近由全國商業學校為領導人士開設的課程中,包含有品格培養的教育,且特別強調倫理學科的重要性。這些說明了公眾知識分子的觀念,不僅同商業教育相關,而且特別有助于商業領導層的培養。
  在我們這一信息時代,商業領導人士必須既能為公司贏得利潤也能為社會積聚資本,既具有技術上的專長也能培養文化上的競爭力,既為雇員謀求物質福利亦能啟迪他們的精神價值觀念。因而人文學的教育對于培養未來商業管理人員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商業、貿易、金融行業的領導人士,一旦他們關心政治,投入社會生活,并且敏感于文化便能對人文學學者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既然在美國高等學府文科教育中最受珍視的依然是人文學傳統,   那么人文學者將向“新人類”(Newhumankind)(借用日本人的一個時髦用語, 指在節奏感及多媒體虛擬現實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提供什么樣的文化信息以使人們能更有效、更實用、更方便、更迅捷地進行思考?
  政府部門或更恰當地說是政治進程,對于公眾知識分子的有意義的活動同樣是一方重要的舞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概念使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對現存狀況的批判者,必然地會疏遠于當政的政府官員。這一觀念可能啟迪了那些關注社會活動的法國當代知識分子,如從存在主義的讓·保羅·薩特至后現代主義者米歇爾·福柯。但實際上,抗議的精神作為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顯著特征,卻很可以通過為政府的服務而獲得實現。德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以及美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是政府官員的咨詢者和建議人士。而在東亞的傳統社會里,無論是中國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階層,抑或是朝鮮的“兩班”,其作用相當于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在法國,一個政治權威人士如雷蒙·阿隆,可能比一個“薩特”或一個“福柯”更顯明地體現出公眾知識分子與所承担的倫理義務。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公眾知識分子并不使其自身局限于學院之內,他們服務于大眾傳媒、市民團體、社會運動、商業或政府部門等各個職業領域。新近出現的各種觀念,諸如關于公共出版業、慈善機構、授權以及富有責任感的商業與政府活動啟示了公眾知識分子如何進行嶄新的倫理對話。人文學科由于其直接地同公眾知識分子相互間批評性自我意識的培育相關涉,則其應該成為文科教育的核心課程。
  公眾知識分子受惠于文科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無功利的學術精神的培養。公眾倡議往往具有爭論性,而那些激起普通公眾之注意力的論題則常常不同程度地充滿著彼此間的紛爭與張力。公眾知識分子并非僅僅是為利益所驅使的說客,他們必須具備某種超越性的目光以使他們的倡議服從于長遠的周密考慮和道德的清醒意識。這樣,他們所倡導的才能夠最終有益于公眾,乃至為整個人類共同體提供福祉。盡管忽視某些方面會使他們的見解有失公允,但他們所具備的職業性忠誠則能彌合這種偏頗。公眾知識分子因而為文科教育的最優秀成果所指引,那就是一種根植于非功利性精神的普遍意識。事實上,正是非功利性精神使從屬于各個領域的公眾知識分子:學院的、大眾傳媒的、市民團體的、社會活動的、商業的以及政府部門的,能以一種超越職業化界限的方式相溝通,協商彼此的特殊利益并且參與一種不間斷的對話,從而在整個社會展開批評性的公共討論。
  人文學者作為富有責任感的公民(包括那些無心成為公眾知識分子的人士),必須認識到他們作為教育者的使命,從而使自己的知識視野擴展到象牙塔之外。固然,一個英國詩學教授或一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員,無須公開維護人文學術的追求。而在美國,學術自由之可能、學院任期制度或者私立高等學府之活力的一個方面就在于它們為那些希望規避公共爭議的學者提供了藏身之處。而學術團體亦保護那些傾向于深居象牙塔之內的學者,因為事實上,這樣一種規避的特權卻依賴于公眾知識分子為其利益的聲張。這樣,即使最具私人性的學者實際上也受惠于公眾知識分子的吁求。另一方面,非學院化的知識分子與學院化的知識分子共同担負著使人文學科繁榮昌盛的使命,這同樣包括那些從表面上看來同我們時代的熱點問題毫不相干的純學術研究。唯有這樣,那使得公眾靈魂得以純化與豐富的知識分子精神生活才能獲得持久和興盛。
  這一初步的討論是為了表明,人文學科研究在引導公共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方面所具有的顯著社會意義,而公眾知識分子則反過來說明了人文學科研究對于現代社會至關重要的作用。公眾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深具個人性,然而我們不能說這是純屬私人的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因為他們的研究觸及了我們共同生活世界的深層蘊義,因而這樣的問題必須能相互融通而成為普受公眾注目與關切的焦點。由于公眾知識所給予的啟示必定最終同市民社會的理想息息相關,而后者卻又正是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念與志向抱負之所在,因而公眾知識分子將體現出這樣一種品格,即熱心投入社會生活而不喪失其非功利性精神的遠見卓識。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世界第20屆哲學大會上的發言)
自然辯證研究京59~62C1社會科學總論19991999陳怡/曾亦Tu Weim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杜維明,現任哈佛大學中國歷史與哲學教授,哈佛-燕京學院院長,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其研究側重于儒學之為一種生活方式及儒家人文主義的現代轉型。主要著作有《儒家思想:自我的創造性轉換》,另編有《常青樹-現今中國人涵義之變遷》、《東亞現代化中的儒學傳統—日本與四小龍的道德教育及經濟文化研究》。 作者:自然辯證研究京59~62C1社會科學總論19991999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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