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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義的終結  ——對一個“啟蒙”與“反啟蒙”命題的破解
從“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義的終結  ——對一個“啟蒙”與“反啟蒙”命題的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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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071(2003)03-0106-05
  首先,筆者承認,這篇文章的寫作沖動來自對張光芒的那篇《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1]的欣賞和閱讀。但恕我直言,其中作者關于百年來的啟蒙與反啟蒙的概論不能令人滿意。建構于“道德形而上”與“道德形而下”比較基礎上的“啟蒙”與“反啟蒙”結論已經不是一個單單文學“審美精神”命題,尤其是作者“恰恰是‘反啟蒙’文學起到了‘啟蒙’作用,且啟蒙效果要大得多,而功利性極強的啟蒙文學反而尷尬地陷于啟蒙功能的無效缺失狀態”的描述,有點讓人心驚膽戰。盡管在長文結尾處,作者“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不妨畫蛇添足兩句——我不是封建道德形而上主義者,我只是純粹的道德形而上主義者。我不是紅色道德形而上主義者,我只是建構道德形而上主義的追求者”,但筆者認為,其論證過程已經將我們的“啟蒙”命題給徹底模糊并攪渾了。
    一、啟蒙:怎一個“道德”了得?
  在關于“道德形而上與形而下之辨”的板塊里,作者開篇便顯示出受康德道德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對他的推崇。借助“燦爛星光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名言,作者發揮到:
  人需要一種道德形而上精神就像肉體需要陽光和鈣一樣。這種精神訴求意味著:個人終其一生恪守某種源于情感意志與價值理性的道德律令,甚至為之獻身都是無條件的,其追求是永恒的,是比保持肉體生命更高一層的精神欲望,是更為本質的人之為人的靈魂的歸縮。它的最大價值在于能夠賦予人生以終極意義[1](P124)。
  為了加強自己的論證,作者舉出了大名鼎鼎的江姐作為例證,而且認為:江姐寧愿犧牲也不屈服,對她來說,這一行為更為本質的動力并非“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之美好愿望本身,而在于這種崇高的理想已內化為她一切幸福感、榮譽感、自尊自愛的源泉,隨著血液循環而在體內流淌、沸騰,提純、凝結為個體性的主動追求。從某種意義上說,為此而獻身便是其“個人主義”的自我實現,是她自我價值的最高意義的確認。作者從主體論的視角來肯定審美道德形而上主義并進一步批評“五四”說:“我認為緣于五四新舊道德之爭在邏輯上有了一個嚴重的失誤,那就是以道德實用主義(新)來反對道德形而上主義(舊),而前者作為道德形而下的層面來沖擊后者時,不但缺乏顛覆性力量,也是不得要領的。”[1](P124)
  這里,筆者頗為困惑:難道“五四”需要首先準備好一套完整、正確、光明、偉大的道德形而上主義才可以“安營扎寨”嗎?以舊的道德形而上主義而言,它那一套已經淪為僵化、固執的深層心理積淀的結構難道是一開始就是“上”而非“下”的嗎?所謂人生的“終極意義”難道只體現在道德的“自律”(而不是外化)上嗎?
  如果不這樣發難,那么,我們又如何面對歷史與現實交織而成的社會命題?張光芒把道德的命題列在了現代性的首位,從而“孤注一擲”,將道德說成了集大成的文學性情。他在對“道德革命”似乎成為五四啟蒙文學思潮最深層的動因和根本追求作出判斷后,毅然認為,“五四”的道德革命不得要領。這個不得要領的結論來自于道德形而下的訴求或說滌蕩戰勝不了道德形而上的超穩定建構。撇開作者的判斷準確與否不論,作者以為,這里不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拿兩類毫不相干的東西作比較,否則就會得出荒唐的結論。以本論為例,啟蒙和反啟蒙是不可擰在一起強加比較的。畢竟,“五四”以及作者所說的20世紀80年代都是思想解放、個性自由的“春天”,而它們所共同面對的卻都是沒有解凍的嚴寒“冬天”。“春天”的使命是化解“冬天”。將春天和冬天捏在一起問哪一個溫暖,不是無疑而問就是不著邊際。除非你自問自答地狡辯說:暖氣開得十足的房間比春寒料峭的“春天”當然溫暖。事實上,這不是一個真問題。舊的道德形而上主義是一種嚴加封閉、桎梏心靈、縲紲思想的“蠱惑”,與開放心靈、解放個性、自由思想的“啟蒙”針鋒相對。
  將“蠱惑”人心的手段說成極大程度地發揮了啟蒙作用,將“啟蒙”作用的微薄說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區”,這是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我們能因為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2]中“蒼蠅戰大象”的行為而否定其精神嗎?一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就是一部正義與邪惡斗爭并不斷戰勝邪惡的歷史。人類科學、理性、民主、自由的進步和取得是用沉重的代價作為砝碼的。我們能夠因此否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知難而進精神嗎?任何一種新型道德或價值觀念在對抗舊有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之初總是以萌芽、稚嫩、脆弱的形式出現。而且,它在強大的心理(形而上)定式包圍下隨時隨地都有夭折的可能。當作者對“五四”以及80年代的“道德實用主義”大加鞭撻之時,為什么不去追問傳統或說舊有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究竟在與權威政治結合后干了哪些陰險而見不得陽光的事情?對著正義的守成者,我們難道只是站在旁邊說三道四:“打不過就不要硬打”、“雞蛋碰石頭”、“好漢不吃眼前虧”。這類市儈的作風除卻讓社會和人格都變得庸俗,又能為社會文明的進步帶來什么呢?要知道,社會每一次進步無不是弱小(正義)對強大(非正義)的勝利。盡管這個進步的過程有時是非常緩慢的,但它畢竟是漸進、點滴、逐步的改良。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形而上主義(舊)”的形成和固化則是幾千年架構的結果。因此,“五四”啟蒙先驅們縱然有萬丈豪情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內營造出“春天”。畢竟,形成與之對壘的“內化”結構不會一蹴而就。從這一視角透視“五四”與80年代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不是更有力地證明了啟蒙意義的重大以及中國啟蒙的必要性嗎?筆者不是不理解作者那憤世嫉俗的性情,那知識分子使命感的沉重,但冷靜地想一想:當祥林嫂們死死不愿意改變“自我”的命運,而子君們要求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得,害得環小姐(茅盾《自殺》)在經歷了追求個性解放不成而用死來“宣布那一套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時,毋寧說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就是現在的“我們”又能援來立竿見影的“道德形而上”武器予以徹底解決嗎?在此,請原諒我的遲鈍,我真不知道“一頭撞在香案角上”的“幸福感、榮譽感、自尊自愛”感之解讀會給現代社會帶來怎樣的有益啟迪?歷史恰恰證明,“五四”啟蒙以及80年代對“五四”的繼續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持續解構那些“隨著血液循環而在體內流淌、沸騰,提純、凝結為個體性的主動追求”的形而上源泉乃是目下啟蒙學者最為“形而下”的担待。
  也許,作者已經說過“我不是什么而是什么”之類的話,但其論述過程,尤其是對“獨特的精神價值”的認同、對“道德革命”的盲點的批評以及以下對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價值判斷,都在言說著啟蒙低潮的“發人深思的價值”,而又在展示著啟蒙高潮的“紙上談兵”和“曇花一現”。推而言之,正如上面筆者已經涉及的:拋開“是否缺乏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精神之類的問題”,“僅僅有一個堪以獻身的目標和精神”的道德訴求標準,難道可以稱為至高無上、惟一不二的啟蒙法門?
  事實上,作者的文章已經告訴了我們,下文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辨”不但沒有“拋開”“道德革命”,反而緊緊將其與諸如“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等敏感的政治命題聯袂出籠了。
    二、啟蒙:道德又豈可脫離干系?
  就在作者讓“道德包辦”之后,文章的第二部分很快又包辦起道德來。當道德訴求成為不二法門后,作者便搖身一變,從“道德包辦”走向了“包辦道德”。從下面這段話我們可以清楚地找到作者的逶迤曲折:
  保守主義者的深層文化邏輯……實際上,他們也確實并不從根本上反對民主、共和、個性解放,只不過反對道德淪喪的“個性解放”;他們更不反對以新的道德主義取代傳統道德主義,只不過反對解構道德形而上的新的道德實用主義。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新的道德體系、新的道德形而上豈是靠一朝一夕能夠建立起來的,何況激進主義者所借以取代傳統的西方價值觀念、道德準則不但在西方業已沒落,到中國來更難見其本色[1](P127)。
  作者將道德的中心地位抹去,不自覺地讓道德走向了邊緣。這里筆者仍然疑問重重:文化保守主義的價值體系能從“道德”之外尋找嗎?保守主義難道真的如作者所說——比激進主義的價值取向更高明?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在文化與政治、倫理道德與政治模式、信仰與程序上都是不劃邊界的呢?
  與上文不同的是,作者已經將“新的道德體系、新的道德形而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的認識提到重要日程。但他的這個“認識”顯然是建立在自我立論的需要上。事實上,這是在為保守主義辯護,是在數落激進主義的“不是”。言下之意,激進主義遠不如保守主義高明,放著道德形而上的穩定結構不用,偏偏去“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尋找“靠不住”的道德準則、價值觀念,豈不是舍本求末、不得要領?要是這樣立論,就沒有什么好討論的了。因為思想文化先驅都會一個主義、一個調子的“一邊倒”,哪還會有保守/激進、改良/革命、民主/專制之分呢?問題的關鍵其實還不在這里:在對新道德的悖論發難的時候,難道舊道德就給了燦爛的個人空間和光明的自由大道?
  作者用魯迅所說的娜拉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來詰難,“典型地透露出新道德革命的內在悖謬”。并幽默風趣地說,在這個問題上還應該有第三條道路:除卻涓生“不是還有張生、李生嗎”?如果說這兩條道路并不如意,那第三條、第四條道路以及第N條道路也正是新道德主義者所要繼續尋求的。要知道,在舊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圈子里,不允許出走是第一位的,你連“墮落”、“回來”的權利和機會都無從談起。固有的道德形而上情結(“父母之命”,“從一而終”)會把你“一”之外的道路斷送得干干凈凈!而魯迅所總結的娜拉現象也正反映了一位啟蒙主義者尋找個性自由、婚姻自主的執著和理性。
  筆者還注意到,作者一再批評“新道德庸俗主義化”。在他看來,凡是非形而上的、實用的道德訴求就是庸俗、低級、遜色的體系。按照這個邏輯,那種被蠱惑的人心、被愚昧封閉的智慧、被專制抹殺的個性都可以是高尚、偉大、光榮、閃光的理路。但是,若是按照這樣的邏輯推理,“形而上”的啟蒙主義心態很可能變成一種放之四海的“迷魂藥”。它會容易走向“蠱惑”,可以輕易背離啟蒙的宗旨。舊有的道德形而上已經使無數個青年男女成為婚姻悲劇的“木乃伊”。作者的用意是清楚的:在批判新道德架構者的啟蒙路徑時,盡量想讓舊道德脫離干系,降低其“不道德”因子。不然,有關費希特、黑格爾、康德的那些“形而上”經典性引證等于白搭了。在作者看來,舊的道德形而上不但不是個性自由的障礙,反而是“共和”、民主的價值輔佐支架。由此演繹下去,那“‘新左派’的某種紅色情結也不是沒有價值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作者在這個論證框架下很難自圓其說。他所著意批評的新“道德實用主義在思維方式上的典型特點是將道德與知識、信仰與功效、靈魂與人生不加分離,不劃‘邊界’”,其實這正點中了舊道德形而上主義的要害。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歷史真相:
  倫理思想,影響于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其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孔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代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一大分水嶺也[3]。
  應該說,這才是我們立論的共同基礎。從有意突出道德的“獨特精神審美價值”到彰顯道德形而上的非“實用性”(與新道德的實用性相對),作者走的是一條“剝離”的學術路徑,準確地說是“硬性剝離”。將個性解放的啟蒙意義與文化審美進行“硬性”剝離的同時,這會將你本來稍有清晰的啟蒙、反啟蒙邊界愈加模糊、混淆起來。就像模糊數學,模糊的目的是為了明確,但有時候完全可以反過來,明了的剝離卻會使得文學創作和理論更為混淆。即是說,這樣做不但不好遠離意識形態,反而更加意識形態化。對作家以及后來的研究者來說,結果很可能是莫衷一是。以作者文中的那位“用宗教發起信心,用國粹激動種性”的章太炎為例,他在文化道德上是一個十足的、徹底的保守主義者,而在政治上又是一個九死一生、永不改悔的激進主義者。如此說來,如果將其文化道德主義和政治功利主義硬性剝離,那么,我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是根本找不到章太炎這個人的!
    三、吊詭:在啟蒙與反啟蒙之間
  就學術研究的一般情形而言,一旦基調或說“預設”確定,那它由此展開的論證就是不可回頭的。對“立論者”來說,“回頭是岸”的警告也無濟于事。在作者張光芒那里,這終于應驗了:我解讀他著意關心的啟蒙與反啟蒙問題時,似乎感覺到了他“剎不住車”的潛在危險。在回到文學啟蒙的本題時,作者如是說:
  反啟蒙文學思潮不僅不是對啟蒙文學的反動,在某種程度上它恰恰是后者自身發展的結果。四十——七十年代的主流文學既然被視為“反啟蒙”思潮,那么就應該有一個正題,也就是“正啟蒙”,后者的追求被前者反其道而行之。而實際上這個嚴格的“正題”是不存在的,所以“反題”一說亦是虛無縹緲的[1](P128)。
  這一切,仍源于他對道德形而上主義的充分認可。令筆者困惑的是:如果沒有這個正題和反題,那么,我們的討論是虛無縹緲還是真實存在呢?這涉及一個作者命題的真偽問題。如果是偽問題,為什么要拉出來?如果不是,為什么會有啟蒙與反啟蒙視角下的連篇累牘?問題似乎已遠遠不是那么簡單。既然作者開頭已經承認啟蒙與反啟蒙的歷史,而且也將“五四”、80年代的啟蒙與“20年代末以后”、“十七年”文學作了“相對”處理,那么何以又有后者是前者“自身發展的結果”的結論呢?換句話說,如果反啟蒙是啟蒙邏輯的必然,為何不可以將“五四”與80年代的啟蒙理解為:在實用道德主義表象的背后就有潛在的“形而上主義”的因子呢?反啟蒙是“五四”以來啟蒙邏輯的必然發展,而“五四”啟蒙是道德實用主義的和形而下的,那么,“十七年”文學至“文革”文學自然也應該是形而下的。可文章的中心觀點卻在于認定“十七年”文學至“文革”文學是道德形而上主義的。這樣不是自相矛盾嗎?反過來推論,如果認定“十七年”文學至“文革”文學是道德形而上主義的,那么,“五四”啟蒙豈不也潛在著道德形而上的因子?老實說,我一直這么認為著:“五四”的道德理想王國的“招牌”潛存著很大的“形而上”因子。這一點不幸在作者張光芒關于新/舊道德、“形而上”/“形而下”比較中消失殆盡。這也是筆者提筆與張光芒討論的主要原因。不料到了中間,忽然又半路殺出個意想不到的“刀客”。前者與后者、啟蒙與反啟蒙竟然存在起必然的邏輯關系。這是我希望的,也是我不希望的。這不但否定了正題和反題的對立以及論證的必要性,而且將道德形而上和道德實用主義的高下(這是作者的基本判斷)也給模糊了。歷史已經表明,“五四”以后的現實為其“形而上”潛在因子提供了足夠的證據。道德王國理想的覆滅也證明了新啟蒙和后啟蒙主義者的敏銳與智慧。我不是不同意這個“前因后果”的判斷,而是想借此說明將前后“形而上”和“形而下”作出“相形見絀”的判斷隱含著深刻的矛盾與困惑。
  也許,作者會這樣解釋:我說的從啟蒙自然過渡到反啟蒙指的是一個逐漸嬗變和異化的過程。開始時,由于“五四”啟蒙在實踐的層面上帶有實用主義的功利性,漸漸地功利性越來越強。等到道德實用主義與形而下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便搖身一變,變成目的,于是,實用主義為烏托邦所取代,形而下為形而上所取代,就像手段變成目的一樣。所以說,“十七年”文學的道德形而上主義并不是因為“五四”啟蒙潛藏著形而上的因子,而是因為后者的形而下實踐發展的結果。即使是這樣充滿理性邏輯的解釋,仍然不能令人滿意。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面對漸變并且一定會變成道德形而上(目的)的實用道德(工具),我們是一開始就把它扼殺在搖籃中呢,還是任其瘋長呢?要知道,一旦扼殺,啟蒙就會大傷元氣;一旦放縱,它隨時有可能與新權威主義聯袂演繹成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在作者那里,說不定會在“信其有還是信其無”中繼續兩難下去。二是作者一方面鄙視“手段”看重目的,另一方面又對手段演繹成目的憂心忡忡。按照他的推理,烏托邦取代實用主義是一件值得贊許的事情,可他對“五四”形而下的實踐結果卻牢騷滿腹。這樣,莫非讓兩者都不死不活才好!需要提醒作者注意的是,除卻手段會“上升”為目的一條道路之外,還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可以逆向而動,“目的”同樣可以“淪為”手段。我們看到,在古今中外的人類的歷史上都不乏可以互動、互換、“變臉”的例證。所謂舊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所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形而上”與政治功利結合不但在儒教和皇權那里如膠似漆,就是在近現代的社會中我們也充分領教了。至于作者的論述——“實際上,由于五四啟蒙主義對新道德自覺不自覺地采取了實用主義的理解和應用,個性解放與階級解放、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那種詞源學上的對立意義已被打亂,被重新整合為一種混沌的價值結構。在現代作家這里,前者與后者往往彼此闡釋、互為證明、循環引征,在某種程度上個性解放與集體解放、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趨于統一”,其實這乃是筆者立論的最好論據。
  值得慶幸的是,作者并不是沒有意識到對道德形而上一味推崇所造成的后果,所以他才說:“道德形而上只有在被政治實用主義利用的情況之下才是‘不道德’的,正所謂‘啟蒙,啟蒙,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但在與政治保持相對獨立的前提下,它則是必不可少的。”但似乎作者并沒有給出一個怎樣“保持相對獨立”的思想譜系和明確答案。相反,我們在文章中解讀到的話語時時散發著“道德形而上”必須和政治實用主義結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氣息。事實上也是如此,“道德形而上”和政治實用主義結合是“當事人”兩相情愿的事情,從古到今,“道德形而上”的持有者周游列國不就是為了讓其“沾親帶故”嗎?而“政治實用主義”者招賢納士也不就是為了“愿者上鉤”嗎?看來,結合是必然——只要有就會誘人,就會有人想方設法去“撮合”。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它們兩者“并立而競進”、“井水不犯河水”[4]。
    四、啟蒙:文學生命的底線
  張光芒對啟蒙的“正題”作了一番考察后,毅然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1949~1976年文學的倫理審美遺產也被新時期的作家們十分情感化地斷然拒絕。結果,從‘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文學再度染上道德實用主義的軟骨癥。”這還是其“剝離”的結果。但是,這個頗有新意的“剝離”結果卻陷入了致命的困境。難道我們能永遠活在“樣板戲”的審美“情趣”中?如果說審美情趣和精神帶有強烈的個人化感悟成分,那么,當我們帶著歷史和民族的創傷去“欣賞”樣板戲時,審美情趣能和非理性的瘋狂“剝離”嗎?在專制橫行、草菅人命、人人自危的亂世,還有什么心情去欣賞那獨特的審美精神呢?如果不能,在理性的“實用主義的軟骨癥”和具有“靈魂支撐的超越性的意象”之間,哪一個更可靠呢?
  不錯,我得承認,作者指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時期文學思潮與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運動取同一步調,沒有從政治上的防‘左’反‘左’、撥亂反正中獨立出來,就像當年五四先驅將古典文學一律斥為‘死文學’一樣。”當然,這個“過于‘腳踏實地’”是有著與“五四”相似的思維邏輯的。但必須看到:“五四”是“自下而上”的思想解放運動,而80年代則是“自上而下”的啟蒙運動。“五四”無依無靠,只有思想界、文化界的輿論,而80年代的輿論氣候則是上下連成了一氣。筆者進一步指出這個區別的目的在于:前者更容易走向道德形而上主義,后者則會在一步又一步的“解構”中走向“現代”。如果說“五四”的實用主義是對傳統的“解構”,那么,時至80年代的思想啟蒙就是對“五四”的延伸與深入。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是對“五四”以來“日臻成熟”、逐漸增長的意識形態(“形而上”)的解構。解構是一元中心主義的解構,是對重新“整合”后的“主義”的解構,是對鉗制人心意識的松綁和解放。從“形而上”走向“形而下”,這還是從一元到多元的、從一個中心到注重“邊緣”的啟蒙。在筆者看來,這就是道德實用主義“軟骨癥”的意義。
  與作者張光芒不同,筆者欣賞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為,而不欣賞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訴求。筆者可以認同“形而下”與“形而上”之間“水到渠成”的自然轉換或說互換,但卻難以忍受故作姿態的“高調”、“染色”的精神撒嬌。要知道,在看似“純潔”、“高尚”、“偉大”的動機背后掩藏著很深的非理性“意志”、“沖動”、“莽撞”甚至是“愚昧”。在他們對“形而下”作出“實用”、“庸俗”、“瑣碎”、“渺小”判斷的同時,他們也在暴露著自我“道德說教”的本質(這種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作為啟蒙的反面出現,本身就是亟待被“啟蒙”的對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斷然否認張光芒的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色道德主義應屬于新古典主義范疇,稱其為‘反啟蒙’主義思潮在這一層面上是合理的。”更不敢茍同他石破天驚的推論:“這樣,‘反啟蒙’文學思潮的優長是建構起了道德形而上主義。”
  張光芒一定會說,其實我已經指出了“其非理性主義的惡性循環機制也是極大的缺陷”。有時候,問題的本質并不在于有沒有指出和得出辯證的結論。在筆者看來,思維方式和邏輯過程比什么都重要。試想:當一種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不自覺、無意識的手段被運用時,難道我們不是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啟蒙”的艱巨與使命的沉重嗎?在作者立論的最后一個部分,“道德主義的理性與非理性之辨”顯得是那樣蒼白無力,其根本原因還在于“非理性的理性化”與“理性的非理性化”辯證中模糊了“神性”與“人性”(“此岸”與“彼岸”)的界限。你可以為“純潔的意義”與“拒絕寬容”的精神找到一千個不合時宜的“辯護理由”,但無論如何你不能斷然拒絕“詩意的棲居”。不必舉更多的例子,試問:有誰會對舒婷《神女峰》詩中“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之“腳踏實地”的人文關懷“外化”予以拒絕呢?“在愛人肩頭痛哭”是一種被呵護、被安慰的人文關懷,是現實的心靈需要,是符合人性的“因地制宜”。張光芒對這個“外化”不以為然時,筆者不禁要問:如果文學失去了這個而大談特談“靈魂支撐的超越性”之類“死不見尸,活不見人”的“意象”,那要不被人稱為“活見鬼”才怪呢?如此這般,文學啟蒙的方向不走歪才怪呢?
  我們人文學者愛談“人文精神”,筆者以為,人文精神應該是具體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意象的、觀念的、僵死的、教條的。不然的話,這個本來文學就失落的時代還會繼續失落下去。
  [收稿日期]2003-01-26
河北學刊石家莊106~110J1文藝理論張寶明20032003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一文,將“蠱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說成極大程度地發揮了“啟蒙作用”,將真正意義上的啟蒙文學的作用的微薄則說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區”,無疑是放棄了啟蒙學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該清晰的啟蒙與反啟蒙的邊界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時時散發著“道德形而上”必須和政治實用主義結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氣息。與此相反,筆者欣賞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為,而不欣賞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訴求。人文精神應該是具體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觀念的、僵死的和教條的,這才是文學生命的底線。道德形而上/啟蒙/20世紀中國文學  moral metaphysics/enlightenment/Chinese literature in 20thcenturyFrom"May 4th"to"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Terminating ofMoral Metaphysics  ZHANG Bao-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Moral Metaphys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20th"writtenby Zhang Guangmang has blurred our proposition onenlightenment.It gives up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cholar,andtakes out the verge of enlightenment and anti-enlightenment.In my opinion,humanism spirit is specific,visual,and vivid,not abstract,ideal,and dogmatic.That is the bottom ofliterary vitallity.張寶明(1963-),男,安徽省蒙城縣人,武漢大學博士后,洛陽師范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化研究。 武漢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106~110J1文藝理論張寶明20032003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一文,將“蠱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說成極大程度地發揮了“啟蒙作用”,將真正意義上的啟蒙文學的作用的微薄則說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區”,無疑是放棄了啟蒙學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該清晰的啟蒙與反啟蒙的邊界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時時散發著“道德形而上”必須和政治實用主義結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氣息。與此相反,筆者欣賞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為,而不欣賞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訴求。人文精神應該是具體的、看得見的、摸得著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觀念的、僵死的和教條的,這才是文學生命的底線。道德形而上/啟蒙/20世紀中國文學  moral metaphysics/enlightenment/Chinese literature in 20thcentury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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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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