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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始工業化進程看宋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一)
從原始工業化進程看宋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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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究竟產生于何時?作者有兩條思路:一條思路是從定義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另一條思路是從資本主義萌芽賴以生成的歷史條件入手,看哪個時段正在出現這樣一些條件。
  這樣就從兩個方面論證了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于宋代的結論。
  作者:葛金芳,男,1946年生,湖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蓉,女,1944年生,湖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序言:討論歷程的簡略回顧
  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關于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先后有過三次熱潮。如果說本世紀30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激起人們對于這個問題的首次關注,[(1)a]那么50年代中葉因《紅樓夢》論爭而引發的明清社會性質的大討論則是第二次熱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探究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之原因的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再次成為熱門話題。[(2)a]海外有人對此問題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大陸學者套用馬克思主義附會中國歷史的“假問題”,其實問題并非如此簡單。我國封建社會究竟有無資本主義萌芽,如有,又產生于何時、有何表現,其后有無曲折、命運如何等等,關涉到我國現代化演進歷程的歷史考察,這是一個真問題,而且關系重大。
  數十年來,經過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我們今天對于資本主義萌芽在農業、手工業各部門中逐步生長的途徑、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歷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資本主義萌芽究竟產生于何時的問題上,諸家說法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多數同志力主明清說,鄧拓、呂振羽、尚鉞侯外廬、傅衣凌等史界前輩倡言在先,[(3)a]黎澍、李之勤、許大齡、洪煥春等先生證明在后。[(4)a]1985年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1)b]可以視為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說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見。主張元代出現說者有劉文娟女士,[(2)b]唐中葉出現說者有孔經緯先生,[(3)b]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戰國秦漢時期。[(4)b]還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現說,除上述孔先生外,50年代首倡宋代說者有束世chéng@②、柯昌基、華山等先生。[(5)b]柯先生則因發表了異于正統觀點的文章而屢經磨難,英年早逝,誠為學界的一大損失。與此同時,范文瀾先生也說過“宋朝生產力的順利進展,很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6)b]傅筑夫甚至認為,宋代的商品生產遠較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發達,因而“宋代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產生時期。”[(7)b]。
  筆者亦持宋代出現說,但論證方法與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馬克思主義者于本世紀70年代創立的原始工業化理論為切入視角,上篇臚列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啟動的種種表現,下篇分析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歷史條件,試圖由此達致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于宋代的結論。
    上篇: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的啟動
  顧名思義,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當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產生初期的原生形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個概念可以從兩個維度加以把握:從形態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化機器大生產;從內部結構上看,它又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有機結合。資本對于勞動的剝削關系當然集中體現在機器大生產中,但在初始階段,則是萌發于作坊、手工工場、乃至商品性農業的某些分支之中。經濟史家們發現,早在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分布在城市、鄉村地區小型、分散的工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集中表現為從資金、企業主、工人、技術乃至市場等方面,為其后的工業革命準備了條件。意大利學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為數最多的生產單位便是在那些不可勝數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鄉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帶著他的幾個助手或親戚,從事打鐵、操作織機、印刷機或絲帶織機這樣的工作。”[(8)b]美國學者門德爾斯(Frenklin F.Mendels)為此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們的視線導向傳統社會即前工業化社會內部的經濟變動。[(9)b]在門氏看來,工業化進程可以分為原始工業化和工廠(機器)工業化這樣兩個階段,所謂原始工業化進程就是“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10)b]為與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業相區別,門氏指出原始工業化由區域經濟內同時并存的三種要素構成,這就是鄉村工業、外部市場、以及與鄉村工業相輔相成的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同時由于城市是批發商人的基地,技術、資本密集,小商品生產者的產品向城市匯聚,再由商人發運各地出賣,城市甚至通過商人資本開始參與、支配鄉村地區的某些手工業生產,這樣城市就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第四個要素。其后不久,德國歷史學家P·克里特、H·梅迪克和J·施盧伯姆吸取了門德爾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業化稱為“工業化前的工業化”,并以此為書名,合著成又一本關于原始工業化的理論著作。[(1)c]他們把原始工業化定義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為區間市場或國際市場進行大批量的工業商品生產的農村地區的發展。”[(2)c]其意義在于把人口作為第五個要素引入了原始工業化理論,而且由此引發出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孕育的歷史過程及其內部機制。
  原始工業化進程的意義在于它為工廠工業化鋪路搭橋,推動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向以工業為主體的近代經濟轉變。因為正是在原始工業化進程中,資本逐步增殖,企業主開始成長,雇傭工人日漸增多,機械使用不斷推廣,市場賴以擴大,雇傭勞動、包買制等作為慣例隨之成長,預示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漸鮮明起來。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適當地轉換為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問題,當然還要謹慎從事,以免削足適履之譏。在我看來,門氏、克氏的原始工業化理論,在精神實質上與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說,“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3)c]“商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4)c]門氏特別強調市場,認為原始工業化與傳統家庭手工業的區別是,處在原始工業化進程中的手工業,是為市場、其中包括本經濟區域之內的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是海外市場提供產品的,而家庭手工業則主要滿足農戶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產品,才間或投入本地小市場出賣。所謂“為市場而生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商品生產。門氏特別強調“鄉村地區的工業發展”,馬克思亦曾指出,“在這些商業大城市以外,工場手工業起先不是以城市為基礎,而是以鄉村為基礎,在一些沒有行會之類的農村里邊的。”[(5)c]應該說從原始工業化進程這個角度來考察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原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就難怪西方學術界要把門氏、克氏等人歸入“新馬克思主義”學術流派了。
  如果說在18世紀開始的工廠工業化階段,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的確滯后于西方特別是西歐地區,那么這并不等于說為工廠工業化準備條件的原始工業化進程我國也無足稱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國封建社會歷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發達,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不僅在時間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國家和英倫三島,就是在規模和水平上也毫無遜色之處。在煤鐵革命推動下民營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就是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宋代啟動的主要標志。
    (一)煤鐵革命和民營鐵冶中的雇傭關系 
  北宋以鐵產量的激增和灌鋼法的推廣為標志,迎來了我國冶鐵鑄造業的第二個重大變革時期。這個變革是由煤的規模開采和工業利用所激發的。我國先民雖然早在漢代就認識到煤的燃燒功能并曾用于煉鐵,[(6)c]但正式進入規模開采和用作工業能源則在北宋,其時河東、河北、陜西等路的煤炭采掘業相當發達。[(7)c]考古發掘表明,今天河南鶴壁市中新煤礦至遲北宋中葉已進入規模開采階段,當時已有較大的巷道4條,總長500余米,通向8個采煤區,作為升降通道的圓形豎井深46米,排水井深5米,附近有木制轆轤和宋元瓷器。據此估計,這座煤礦當時擁有數百名礦工,其開采范圍和生產規模與現在的中新煤礦大致相當。[(8)c]在煤炭產區,不僅居民的生活用能開始向煤傾斜,而且冶鐵鑄錢、工具制造、陶瓷燒制等業亦大受其惠。神宗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徐州白土鎮發現豐富的煤炭蘊藏,開采后用來“冶鐵作兵,犀利勝常。”[(9)c]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鐵冶基地即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邢州棋村冶務和磁州固鎮冶務,除兗州一地無采煤紀錄(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處都在產煤區。[(1)d]煤、鐵產地在空間分布上的疊合,帶給我們一個重大信息,這就是煤已成為冶鐵業的新能源。我國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學分析方法,檢測過若干冶鐵遺址出土的鐵器,結果發現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鐵含硫量較高,認為這是用煤煉鐵所致。[(2)d]因為木炭不含硫,煤炭則含硫量較高。至于陶瓷業中以煤為燃料,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陜西銅川市黃堡鎮宋伐耀州瓷窯的窯體火膛內有煤塊遺存,[(3)d],河北定窯亦以煤炭為主要能源。[(4)d]
  北宋煤炭采掘業的興起和這種新型能源的工業利用,對當時的冶金生產意義有二,一是緩解了傳統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鐵的產量;二是因爐溫和冶煉效率的提高而推動了鑄造技術的變革和各類工具的進步。據《宋史·食貨志·坑冶》和《文獻通考·征榷(五)》所載數據,宋代鐵課在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達到最高點,為824萬余斤,相當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207萬斤的四倍。其實北宋鐵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間(1068-1085年),但元豐元年(1078)的鐵課只有550萬斤,原因在于此時宋廷把北宋中葉興起的“私人承買”制推廣到宋轄全境,官營鐵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營鐵冶只需交納20%的產量作為鐵課,[(5)d]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6)d]如按550萬斤鐵課的五倍計,則當年產量達2750萬宋斤,合今3300萬斤,即1.65萬噸。日本學者吉田光邦估計,宋代鐵的年產量當在3.5萬-4萬噸之間。[(7)d]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Hartwall)估計更為大膽,他說北宋中葉年產300萬緡鐵線,即需2.9萬噸鐵,僅此一項即相當于18世紀初法國全部產量的四分之三;到1078年,每年約生產7.5萬噸到15萬噸。這個數字是164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產量(3萬噸)的兩倍半到五倍,并且可與18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總產量14.5萬噸至18萬噸相比擬。[(8)d]漆俠和筆者亦曾從消費角度估計過宋代的鐵產量,結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9)d]與此同時有色金屬產量亦急劇增加,據筆者推算,神宗元豐年間(11世紀70、80年代)僅銅(3.33萬噸)、鉛(2.1萬噸)、錫(0.52萬噸)三項合計即近6萬噸,相當于鐵產量的三分之一強。[(10)d]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鋼鐵產量的激增,冶鐵技術的提高,特別是灌鋼法的推廣,[(11)d]以及作為這一切之必然結果的農具和各類工具之熟鐵鋼刃化等,這些就是宋代煤鐵革命的重要內容。
  自熙寧年間實行“二八抽分制后”,民營礦冶業得到極大發展,史稱“抽收拘買之數外,民得烹煉,于是諸縣爐戶籍于官者始眾云”。[(12)d]那么民營鐵冶又是如何經營的呢?神宗元豐年間蘇軾所言徐州附近利國監鐵冶的情況可資參照:[(13)d]
  “州之東北七十余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近者河北轉運使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奸滑破膽而不敢謀矣。”
  利國監遺址在今徐州市銅山縣東北約80公里的盤馬山下,今隴海鐵路利國驛東站附近。這一帶煤鐵資源十分豐富,北宋初年設官營鐵冶工場,稱“邱冶務”。[(1)e]北宋中葉,發展成利國監,下設8個冶務。[(2)e]到元豐時,已是“三十六冶”了,發展迅速。位于鄉村地區的36個民營鐵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說是手工工場亦無不可。這些爐主以鐵冶致富,“藏鏹巨萬”,可見資本雄厚。他們購置冶鐵設備和雇傭工人的投資,只有在賣出鐵制產品后才能收回并賺到利潤,所以政府關閉河北市場,即有“失業之憂”;反之,使“鐵得北行”,冶戶們“皆悅而聽命”,可見這是商品生產,且已擁有區間市場。“爐主”們雇工經營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為了增殖墊支在這上面的資本的價值。”[(3)e]也就是“以生產商品的目的來剝削勞動者。”[(4)e]可以說已經具備了產業資本的主要特征。而總數達三、四千名的冶鐵工人,多是“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他們不僅已經脫離土地,從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中掙脫出來(“饑寒亡命”),而且已經從封建的政治統轄關系中游離出來(“強力鷙忍”)。至少在受雇為工期間,無論對地主、對國家,均無人身依附關系之束縛,從而獲得了“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處分”[(5)e]的自由。蘇軾此奏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鐵冶工人按其所屬爐主重新編制起來,納入政府監控系統,以收維持地方冶安之效。因此封建痕跡也是有的,如市場的存在取決于政府的恩準,工人們又被編制在地方保安系統中等。但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其萌芽時期的正常狀態;如果一點封建痕跡沒有,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宋代民營手工業各部門呈現蓬勃發展態勢,其商品生產性質極為鮮明,鹽、茶、書籍等民生用品不僅在宋轄境內擁有區間市場(當然也有封建性限制),而且是宋、遼、夏、金間官方榷場貿易和民間走私貿易的主要商品;陶瓷、銅鏡、漆器、絲織品等甚至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更為重要的是,雇傭勞動、包買制度作為習俗、慣例也在成長之中。現按行業擇要分述如下。
    (二)川蜀地區民營卓筒井的崛起及其經營方式
  自晚唐以還,鹽、茶禁榷成為中央財政的重要支柱,宋初仍是“鹽利皆歸縣官”。但自仁宗慶歷八年(1048)推行范祥鹽法以來,政府逐步開放商旅貿易,食鹽通商成為穩步增長。[(6)e]大約就在慶歷年間,四川井鹽區發明了深井開掘技術,民營卓筒井因此而如雨后春筍,短短二、三十年間就遍布于陵州、嘉州、榮州一帶,“連溪接谷,灶居鱗次”,星羅棋布,數以千計。神宗熙寧年間,文同任陵州知州,據他調查所見,至少井研縣的百余家卓筒井作坊中也已存在帶有近代色彩的雇傭關系:[(7)e]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漏。在昔至為山中小邑,于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歷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煉鹽色。后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憑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值,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奸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業。況復更與嘉州并樟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即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灶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工匠移人合為幾千、萬人矣。
  這百余家筒井作坊,大者擁有10-20個井,中等也有7-8個井,據此全縣當有千余筒井。作為作坊主的“豪者”,或由商人、地主轉化而成,或由小商品生產者上升而來,身上不免烙有封建印記,但他們與受雇工人、販鹽商人已是赤裸裸的貨幣關系。數萬工匠,絕大多數來自“他州別縣”,已與土地脫離關系,其謀生方式是“傭身賃力”,即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受雇期間如有意見,就互相串聯,集體抗議,所謂“遞相扇誘,群黨嘩噪”,或者即與主人算帳,索取工錢,退雇之后另謀高就,顯然來去自由。這些情況說明,他們既無生產資料,又無人身依附關系,是雙重意義上的自由勞動者。郭正忠先生認為,這些“豪者”,即是資本家的前身,“豪者”和“工匠”之間的關系,在其基本性質上可以看作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出賣者之間的貨幣交換關系,筒井業中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大約是第一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1)f]
    (三)陶瓷業的商品生產性質及其日趨擴大的海內外市場
  陶瓷生產在宋代進入成熟期,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當時瓷窯遺址,遍布全國17個省份和130余縣。中原地區形成定、耀、磁、鈞四大窯系,各窯精品迭出,各具特色。江南地區后來居上,其中以龍泉窯、景德鎮窯最為著名。南宋蔣祈《陶記》稱,“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饒玉之稱。”[(2)f]“交易之際,牙儈主之,……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以侔商算。”[(3)f]顯系民窯性質。浙江龍泉窯以青瓷聞名于世,在甌江兩岸和松溪上游,現已發現窯址200余座,遍布今龍泉、麗水、遂昌、永嘉等縣,形成長達五六百華里的瓷業地帶,規模極為可觀。除了章氏兄弟主持的哥窯、弟窯系官窯性質外,其余亦是民窯性質。[(4)f]前述河南鈞窯雖系官窯性質,但是“在禹縣的神hòu@③鎮、方山、花石等處及河南的臨汝、郟縣、安陽、鶴壁、新安、魯山,河北的磁縣和山西省的一些地區,都陸續發現了燒制鈞窯瓷器的窯址,數量達幾百處,皆為生產民間日用品的民窯。”[(5)f]而福建的德化窯和晉江、廈門等地瓷窯,以及泉州磁窯,安溪、南安、同安等窯,則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銷瓷器的生產基地,產品以軍持、執壺、盒子、瓶、罐、碟等日用品為主,主要運銷海外,[(6)f]深受各國人民喜愛。在有羅盤針導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7)f]這是當時陶瓷外銷情景的真實記錄。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廣西桂林地區陸續發現的十多處瓷窯遺址,產品以青白瓷為主,胎質潔白,釉色滋潤,現已確定為宋代瓷窯。[(8)f]這批瓷窯目前尚無統一名稱,筆者暫仿宋代以地名器之成例,稱之為“桂窯”,其產品稱“桂瓷”。桂窯主要集中在桂東南的北流河流域,多系斜坡式龍窯,容積大,產量高,以適應外銷量大的需求。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曾多年沿“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實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第二章《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瓷器》中,分地區詳述其考察結果。[(9)f]據他介紹,現在陳列在新加坡、印尼雅加達、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等博物館的瓷器中,有不少產品在今廣西容縣、永福、桂平等地均有出土,顯系桂窯產品。此外在印度邁索爾邦、馬德拉斯邦,巴基斯址首都東部的班布爾遺址,西亞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北的薩馬臘遺址,北非埃及首都開羅近郊的福斯坦特等地,出土物中“有南宋寧宗慶元通寶,理宗紹定通寶等錢幣,同時出土大批青瓷類,包括越州余姚青瓷和龍泉窯青瓷,以及景德鎮白瓷、廣東仙山(今佛山,窯青瓷。”[(10)f]南韓學者崔淳西也說過,“朝鮮發現的中國瓷器,以宋瓷、特別是北宋產品數量最多,并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的中南部沿海地區。就品種而言,輸入高麗的宋瓷,有越窯、汝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和定窯、景德鎮窯的青瓷、白瓷和黑瓷,幾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窯的制品。”[(1)g]史實表明,宋代陶瓷業就其主體部分而言完全具備商品生產性質,并擁有廣闊的國際市場。
    (四)機戶和包買商:紡織業中資本主義經營慣例的初現 
  從生產形態上看,紡織業在宋代之重大進步,就是“機戶”的大批涌現。所謂機戶是指由家庭成員組成的、專以紡織為生的家庭作坊,屬小商品生產者范疇。如浙東金華縣“城中民以織作為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2)g]更多的機戶是在城郊以至鄉村地區,如南宋洪邁說,他家鄉饒州附近的“白石村民為人織紗于十里外,負機軸夜歸。”[(3)g]可見也有少數機戶實行雇工生產的。北宋仁宗時(11世紀中葉)四川梓州有“機織戶數千家”,[(4)g]漆俠先生據此估計北宋各路約有10萬機戶,[(5)g]但其中應有部分尚未成為專業紡織戶。如果脫離土地的專業機戶占50%以上,則亦有五、六萬之眾,數目可觀。北宋哲宗元箬元年(1086),政府歲入絹帛2445萬匹,[(6)g]相當于盛唐最高額740萬匹[(7)g]的三倍多,機戶應有功焉。因為作為獨立手工業者,機戶的生產效率當更高。問題是這些機戶分布在城郊乃至農村地區,他們的產品需要由中間人將之集中起來,才能運銷到市場上去,真正成為商品——這就是包買商。列寧說,包買商將自己的商業資本投入生產領域,“把小批的、偶然的和不正規的銷售,變成大宗的、正規的銷售。”[(8)g]這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又一條產生途徑。馬克思也說過,“從封建生產方式開始的過渡有兩條途徑。生產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支配生產。”[(9)g]我國學術界常把明清時期紡織業中的“帳房”,以及商人對茶農實行的“先價后茶”,對糖民先放“糖本”,對煙民“給值定山”,對紙坊“以值壓槽”等慣例,視為“商人支配生產”類型的資本主義萌芽,其實這些現象在宋代同樣存在。洪邁《夷堅志》卷五所載《陳泰冤夢》,即是反映江西紡織業中存在包買商慣例的典型事例。這段材料亦保存在《永樂大典》中,語言更為清晰,移錄如下:[(10)g]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貨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于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獨遲遲而來,盡十月不返。妻頗以為念,夜夢其披發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樂安曾家,為所戕殺,盍(蓋)丞為我雪此冤!”……遂訴于郡太守。……
  后五日,里正報“嚴duò@④村道側有臥尸”,牒尉檢視。曾(小陸)坐以甲首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殺陳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屋停貨,今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妄起不義之義。醉以酒隨行只一仆。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其妻云:‘掊索未就,尚須小淹。’仆去少時,追斃之于山下……”。
  這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間事,時在12世紀70年代。冤主陳泰原是撫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樂安、金溪、還有吉州屬縣的織戶發放生產性貸款,作為其織布本錢;到夏秋之間去這些地方討索麻布,以供販賣。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陸等“駔主”、“甲首”作為代理人,為陳泰放錢斂布。僅樂安一地就積布數千匹,為建倉庫就化去陳泰500貫錢,有一定規模。再從“如是久矣”看,這種經營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續相當時日了,并非偶發事件。這就是說,布商陳泰的商業資本,通過給織戶發放帶有定金性質的生產性貸款而進入生產領域,而分散在城鎮鄉村的細小織戶的產品,則先由曾小陸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來,再由布商陳泰販賣到外地而成商品。事實說明,陳泰所為,在其本質特征上已與明清“帳房”無異,均屬包買商性質。郭正忠先生曾經指出,在兩浙絲織業、四川綾錦業中,也有“收絲放貸”、“機戶賒帳”以及“預biào@⑤絲花錢物”等慣例,[(11)g]包買商正是從這些慣例中生長出來的。其實,宋代紡織品亦如陶瓷業然,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史稱北宋初年的出口商品就有“金、銀、緡線、鉛、錫、雜色帛、精粗瓷器”[(12)g]等數十種。宋代不時重申禁止銅錢出口的敕令,至南宋絲織業與瓷器同為大宗出口商品,寧宗(1195-1225年在位)時規定出口商品“止以絹帛、綿綺、瓷器、漆器之屬博易”,[(1)h]此后精妙絕倫的絲織品外銷量更大,深受域外各國喜愛,所以有學者將宋元時代的海上貿易航道干脆稱作“海上絲綢之路。”[(2)h]由此看來,宋代絲織業中包買商慣例的存在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五)原始工業化進程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的啟動
  在制茶、造紙、印刷等行業中,到北宋時期同樣是民營作坊(有些已成為手工工場)占據主導地位,從事商品性生產,擁有可觀的市場,在其內部并可見到雇傭勞動的存在。
  例如制茶業,據北宋丁謂所言,僅福建建安一地,“官私之培千三百三十有六,而官培三十有二。”[(3)h]民營制茶作坊占總數的99%以上,其他各地大率如此。茶葉生產季節性強,每年三、四月份采茶培制大忙季節一到,制茶作坊必得雇傭大批工匠。建安茶坊“夜間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4)h]建溪茶坊“采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文足。”[(5)h]
  我國古代造紙業到兩宋時期迎來了它的極盛期,紙張產地幾乎遍及宋境各路,兩浙、四川和福建是當時的三大造紙中心。成都西南郊浣花溪一帶有上百家專以造紙為生的“槽戶”,所造“布頭箋”,據蘇軾說“此紙冠天下”。[(6)h]陜西鳳翔府méi@⑥縣一帶,“今人以紙為業,號紙戶。”[(7)h]閩北地區“山青多竹林,水秀紙透明”,每年農歷谷雨前后,竹農、紙工便上山“殺青”。春夏之交,山村“槽戶”進入造紙繁忙季節,“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8)h]場面壯觀。浙東剡縣所產剡紙以藤皮為原料,剡溪兩岸“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辟剝肌膚,以供其業”,致使當地古藤“方春且有死色”。[(9)h]此紙行銷全國,享有盛譽,所謂“異日過數十百郡,東雒西雍,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10)h]可見市場廣闊。那些“以紙為業”的“槽戶”、“紙戶”當屬獨立手工業者(即小商品生產者)無疑。
  至于雕版印刷業在宋代的興起和發展,則為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壯了行色,其于經濟、社會、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巨大影響,更為中外學者所公認。北宋中葉,從京畿到嶺南,從浙東到四川,官、私刻書作坊遍地林立。中央的國子監、秘書監和地方各路轉運司、茶鹽司均設刻書作坊,主要承印官頒歷書和歷代經史,時稱“官刻”。然而數量更多的是私家刻書作坊,時稱“坊肆”,即“書坊”和“書肆”的合稱,各地又有“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房”、“經鋪”、“經坊”、“經書鋪”、“書籍鋪”、“文字鋪”、“經籍鋪”等不同名稱。[(11)h]它們多半是集雕版、印刷和售書于一身的民營作坊型店鋪。宋人吳澄摹畫當時盛況,說“鋟板成市,板本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12)h]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論。
  通過以上的簡要勾勒,我們看到,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全方位的。在煤鐵革命的推動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造紙、印刷等業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一度呈現出全面繁榮態勢;民營手工業普遍崛起,除軍工、鑄錢等少數行業外,其主導地位已確立無疑;并程度不等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其間帶有近代色彩的雇傭關系、包買制慣例亦在逐步生長,緩慢地但是頑強地擴大著自己的地盤。這一切使我們相信,宋代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一個為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條件的時期,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提供歷史前提的時期,我們稱之為前近代化時期。這個勢頭如果不被宋金、宋元之際的戰亂所打斷,如果沒有金元時期被周邊部族帶入中原的前封建制乃至奴隸制因素(例如“驅口”、“驅丁”、“人市”、“投下戶”、“投下軍州”和“匠局制度”等)的干擾,亦即這個勢頭如能保持二、三個世紀的持續發展的話,那么它必將為其后的工廠工業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下篇: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經濟基礎、科技條件及其社會環境
  現在我們要問,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諸般條件,宋代社會是否具備呢?
  毫無疑問,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是封建社會后期的事情。門德爾斯、克里特等人著力考察的,正是工業革命之前即15-17世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馬克思也強調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后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i]戰國、秦漢、隋唐,正處在我國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各種形式的封建隸屬關系仍是一種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場合還十分強烈),官營手工業還是多數手工業部門中的主要成分,在這樣的歷史時段既談不上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啟動,也談不上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主張戰國秦漢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同志,認為資本主義萌芽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始形態,只是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前提條件,這種定義取消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本質規定,有擴大概念內涵、泛化討論對象的傾向,不一定恰當。一定要到封建后期,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高度,各種超經濟強制持續弱化,農民階級取得日益增多的遷徙和退佃自由,可以流移他鄉(包括城市)、自主擇業時,商品經濟的成長,包括民營手工業的興盛、城市的繁榮、區域市場的形成、乃至海外市場的開拓等,才會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辟道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既然資本主義萌芽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始形態,那么帶有某些封建痕跡乃是不可避色的正常現象。
  如果上述認識還算客觀公允的話,那么已經進入封建后期的宋代社會應該說基本上具備了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諸般條件: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之下,耕制革命的發生、糧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農業的成長,為原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和工藝革命的急速推進,導致機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為手工業各部門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人身依附關系的松馳、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導致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性質的嬗變和市民階層的初興,這一切則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社會條件。
    (一)在人口壓力下農業革命的發生和商品性農業的成長
  我國古代人口增長,出現過三個高峰。第一個高峰在戰國秦漢時期,《漢書·地理志》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有5900余萬。南北朝時人口下降約三分之一,估計在4000萬上下。到隋唐時又恢復到5900余萬。[(2)i]宋遼夏金是第二個高峰期。五代以降,人口再次大量南移,長江流域得到加速開發,人口增長率明顯提高。筆者曾推算過當時的人口,結果如下:[(3)i]北宋開國時在籍人口有97萬戶,485萬人,這是趙宋從后周繼承的人口遺產。在此后進行的20年統一戰爭中,太祖削平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和南唐,得到160萬戶。太宗時陳洪進獻章、泉二州,錢chù@⑦獻吳越,又得70萬戶。以上合計230萬戶,1150萬人,這可看作是五代南方九國的在籍人口。可見五代時南方人口已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分布格局由漢唐時期的北重南輕,一變而為南重北輕了。到1029年,趙宋轄區已恢復到1016萬戶,5080萬人。此時遼區人口已達288萬,西夏權按遼區人口的一半計亦有144萬口,宋遼夏三方合計共1102.6萬戶,5502萬人,恢復到漢唐水平。再過80年,到1109年,宋區人口達到1.04億,加上遼夏,超過1.1億,相當于漢唐的二倍。這是一個新的臺階。從十世紀中葉即北宋初年到十二世紀初,人口增長率為14‰。
  前面說過,在克里特等人看來,促進原始工業化出現的首要因素是農村人口的增長給經濟運動造成的巨大壓力。由于人口增長速率超過耕地面積的增長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斷下降,產生了大批無地或少地農民。他們處在失業和半失業狀態,為了謀生被迫進入工商業領域。南方,特別是兩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農業人口離開土地,流入城市,成為日傭販夫,加入城市雇傭勞動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現了專門的勞動力雇傭市場,如東京開封“即早辰,橋、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謂之雜貨工匠,以至雜作人夫……羅立會聚,候人請喚,謂之‘羅齋’。竹木作料,亦有鋪席;磚瓦泥匠,隨手即就。”[(4)i]其他州縣城鎮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傭作。這種雇傭關系必然會波及到鄉村、礦區,如我們前面在鐵冶、井鹽等業中所看到的那樣。
  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則為不斷增長中的非農業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糧食供應。兩宋時期鋼刃熟鐵農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韌性鑄鐵農具,[(1)j]特別是適應江南水田耕種的農具進展極大,犁刀[(2)j]秧馬、[(3)j]耘蕩[(4)j]等新式農具即誕生在開發江南沼澤地的艱苦勞作之中,我國傳統農具的配套與定型化過程隨之在兩宋完成,這是我國古代農具演進史上意義最為重大的一次變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捍海石塘的連點成線[(5)j]和塘浦圩田系統的建成,[(6)j]則標志著水利建設史上新時期的到來,促進了長江流域的大面積開發。圩田、壩田、涂田、梯田的興起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改善了耕地結構,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麥成為“五谷之首”。更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麥豆南移為標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規模交流,導致作物品種穩態結構的形成,不僅增強了抗災能力,而且推動了稻麥連作和雙季稻的逐步推廣,這就促成了我國耕作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戰國以來延續上千年之久的單作制向一年兩熟的復種制過渡。大約在兩宋之交,即12世紀上半葉,長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蘇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農業區,一年兩熟制成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來。[(7)j]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水利專家趙霖指出,昆山縣有不少農戶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8)j]稍后,浙籍農學家陳fú@⑧也有“早田刈獲才畢,隨即耕治曬曝,加糞雍培,而種豆、麥、蔬茹”[(9)j]的話頭。季長文《吳郡圖經續記》稱,蘇州地區“其稼則割麥種禾,一歲再熟、,出現了“春花(麥)熟,半年是”,“以小熟(麥)種大熟(稻)”的局面。[(10)j]宋人蘇籀也說“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歲稻兩熟。”[(11)j]
  進入南宋以后,雙熟制不斷擴大自己的地盤。楊萬里詩“卻破稻田秧晚稻”,[(12)j]虞儔詩“腰鐮割晚稻,荷鋤種新麥”,[(13)j],許淳仁詩“負廓潮田插兩秋”[(14)j]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雙熟制。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年)淮西知廬州吳逵說當地種植制度是“稻田又種麥”,“歲收谷麥兩熟”。[(15)j]《宋史·地理志》載,川西成都平原“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礦,歲三四收。”估計是稻麥連作后還種一、二薦蔬菜。在現代農業出現之前,復種多熟制是傳統農業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賜予的光熱資源,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復種指數,宋代的農業生產率因此而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根據我的推算,宋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食在7000斤上下,[(1)k]較唐代增產50%,較之1984年的最好年成每勞產糧4779斤,[(2)k]還要高出62%。前文述及的井鹽業、陶瓷業、紡織業等所在的四川、江西、兩浙等地,正是農業生產最為發達的幾個地區。因此從糧食剩余率這一點看,原始工業化賴以啟動的條件顯然已經具備。
  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剩余率的提高,不僅保證了城鎮和工商業人口的糧食供應,而且可以騰出更多的耕地來種植zhù@⑨麻、桑梓、茶葉、甘蔗、果樹、蔬菜、甚至藥材、花卉等經濟作物;而江南地區特別是兩浙、江東、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區地狹人眾的情況也逼迫著當地農戶尋求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當這些產品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同時產地周圍存在著相應的市場時,生產者的著眼點會從產品的使用價值轉向它的交換價值。這就是說生產者不再是為自家的消費而生產,而是通過把產品投入市場,轉換成貨幣,來補償其生產成本和活勞動的消耗了。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并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商品性農業由是而發展起來。
  例如蠶桑業。大約在北宋中晚期,兩浙地區發明了桑樹嫁接技術,這是桑樹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3)k]極大地推動了兩浙蠶桑業的發展,因此蠶桑業的商品化在這一帶表現得最為突出。兩宋之交,農學家陳fú@⑧說,湖州安吉縣農戶“唯籍蠶辦生事”[(4)k]《嘉泰吳興志》說,(湖州)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室有蠶至數百箔,兼工機織。[(5)k]莊季裕說,蘇州太湖洞庭山方圓數十里,“多種柑桔、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6)k]既然這些農戶專以蠶桑為業,自家口糧尚需買進而食,可見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產者。而種桑業的生產率確實高于種糧業。陳fú@⑧算過一帳:“彼中人唯籍蠶辦生事,十口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蠶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斛四斗,絹與米價常相侔也。”[(7)k]據此,五口之家只需養蠶五箔即可維持一年生計。按一畝桑葉可飼三箔計,只需一畝七分桑地,即可織絹15.6匹,合米21.84石。按當時江南每畝產米二石(合谷四石)計,則21.84石米至少需田11畝。可見植桑生產率較之種糧要高出5倍!
  再如種茶業,北宋神宗時呂陶報告說:“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稅賦一律科折,役錢一律均出。自來采茶貨賣,以充衣食。”[(8)k]亦與糧食種植相分離了。甘蔗種植業,福建與廣東、四川等地同是著名產區,宋人方大琮說:“(今)仙游縣田,耗于蔗糖,歲運入淮浙者,不知其幾千、萬壇。”[(9)k]顯然也是商品生產。果蔬業,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發達。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皆以樹桑梔甘柚為常產。”[(10)k]簡直可以視為水果生產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商品性農業部門中,北宋時也可見到包買商人的蹤影活動于其間。例如神宗熙寧七年(1074),以前,四川彭州茶園與茶商、茶鋪間就有這樣的交易習慣:“茶園人戶……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續采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累時相承,恃以為業。其鋪戶以貯變易,卻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11)k]客,即茶商,茶園戶在頭一年就接受茶商預付定金(“客放定錢),茶商即取得包購包銷該茶園產品的權利(“指當茶苗”)。福建水果種植業也很發達,其中尤以荔枝為盛。“(福州)一家之有,至于萬株。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后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之,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飲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此例表明,通過簽定購銷合同(“立券”)、實行“計林斷之”的荔枝包買商,不僅擁有國內市場(“京師”、北戎、西夏),而且開辟了國際市場,遠銷東亞(朝鮮、日本)、西亞(“大食”即阿拉伯半島)各地。而且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促進了荔枝種植業的擴大,所謂販易益廣而種植益多。然而當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見包買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帶有明顯的壟斷性。
  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雖仍處于初興階段,但其意義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農業的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應,不斷誘使著更多的農戶從自給性糧食生產向以獲取利潤為目的商品性生產轉化,以至紹興二年(1132)洞庭山上的數千果農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1)l]方大琮亦因“仙游縣田,耗于蔗糖”而驚呼“蔗之妨田固矣”[(2)l]二是zhù@⑨麻、甘蔗等經濟作物的增加,為紡織、制糖等行業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農、蔗農的較高收益顯然也有助于擴大手工業品市場。三是各種經濟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業品一道,推動著流通中的商品構成發生實質性變化,原先主要為上層社會服務的販運性奢侈品商業因此而朝為黎民百姓服務的規模性日用品商業轉進。農業小商品生產者隊伍的擴大,手工業各部門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構成和流通性的轉折,均是原始工業化進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鐵革命的推動和海內外市場的擴大,導致手工業內部技術革新和工藝革命的興起 
  宋代原始工業化進程當然是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煤鐵革命的推動下啟動的。然而若就手工業本身而言,則日趨擴大的區域市場、區間市場和海外市場構成了原始工業化進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業中普遍發生的科技進步和工藝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無疑是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內在動力。兩宋時期,手工業領域中重大的技術革命層出不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我國古代史上成果最豐,成就最大的一個技術進步時期。就其總體成果和推進速度而言,不僅超過漢唐,而且為明清所不及。現略述數例,以明大勢。
  1.煉鋼工藝——灌鋼法的推廣和生產效率的提高
  在近代坩鍋制鋼法發明之前,利用熟鐵煉鋼主要有“百煉鋼”和“灌鋼法”這兩種辦法。百煉鋼是通過把熟鐵反復加熱錘擊,讓碳分逐步滲入,費時費工,效率極低,雖在漢代出現,但一直應用不廣。北宋大科學家在磁州鍛坊見此工藝,十分驚訝。竟認為這才是“真鋼”,[(3)l],正說明這種工藝至宋已被基本淘汰。南朝煉丹家陶宏景把“雜煉生róu@⑩作刀鐮者”稱為鋼鐵,[(4)l],此即灌鋼法,但要到唐宋之際才推廣開來,沈括說“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封泥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5)l]灌鋼之名,即因生產過程中生鐵汁灌入熟鐵塊而得,在熔液煉鋼法發明之前,這種半流體煉鋼法最為快捷簡便,較之百煉鋼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這是晚唐以降熟鐵鋼刃農具、工具迅速普及的主要動力。
  2.冶銅工藝——膽銅法的發明和推廣
  膽銅法又稱膽水浸銅術,膽水即天然硫酸銅,把鐵片浸在膽水中,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換出銅來,這種水法冶金技術漢代已知,但大規模用于生產領域,從而真正形成為生產力,是在宋代實現的。史稱北宋初年信州(今江西上饒市)“又有膽水,出觀音石,可浸鐵為銅。”[(6)l]北宋中葉以后,試驗性生產的紀錄漸漸多了起來。不久,膽水浸銅法在冶銅業中迅速推廣。紹圣年間(1094-1097),信州鉛山場最早采用膽銅法進行工業生產,所謂“鉛山興利首鳩chán@①①功”。[(7)l]宋人游經說,他在任提舉江淮等地銅事官時(11世紀90年代)發現有11個地方產膽水,其中韶州嶺水場、信州鉛山場和饒州這三處已經用膽銅法來生產銅。[(8)l]其工藝流程據《宋史·食貨志·坑冶》和《文獻通考·征榷五》的記載:“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時,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法冶金技術,由于原料簡便易取,無須開挖礦井,成本低廉,興辦容易,為利厚博,所以在北宋晚期得到迅速推廣,銅的產量也急劇上升。
  3.金屬加工工藝——“旋作”的出現與簡易車床的使用
  有色金屬產量的提高為金銀和銅器制造業的繁盛提供了物資基礎。在宋廷文思院中,除專門制造金屬器皿的鍍金作、銀泥作等外,還專設“旋作”。[(1)m]朱瑞熙先生指出:“旋作”中裝備的簡易車床,專事金屬切削和加工。[(2)m]本世紀70年代初,河北定縣博物館在該縣兩座宋代塔基中發現一批金屬器皿,其中一些銅盆和銀盆的表面十分光潔,從加工紋跡上看同心度很強,紋理細密,子母扣接觸非常嚴密,據此他們認為,北宋初年機床使用已經比較普遍[(3)m]機床的使用是機械加工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的重大進步。
  4.掘井工藝--卓筒井和小口深井技術的推廣
  鹽井的開掘,早在秦漢即已開始,但直至北宋初年,一直處在探索階段。其特征是釬鍬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鹵,屬大口井范疇,固井困難,深度更受限制。北宋慶歷、皇yòu@①②年間,即11世紀中葉,首先出現在四川井研縣的卓筒井,標志著鉆井技術從大口淺井向小口深井的過渡,這在掘井工藝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蘇軾記述說:“自慶歷、皇yòu@①②以來,蜀始創筒井。用環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堿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竊,其中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4)m]30年后,知陵州文同奏稱,“自慶歷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堿泉,鬻煉鹽色。后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眾。”[(5)m]
  較之以往的大口淺井,卓筒井在技術上有四大進步。一是鉆井工藝上,用碗口大的“環刃”作沖擊式掘進,成倍提高工效,開近代各類鑿口鉆井之先河;二是取屑工藝上,使用活門式扇泥洞,解決了小口深井取屑出土的技術難題;三是固井工藝上,用巨竹去節,“牝牡相接”,作井膛導管,既防巖土塌陷,又能阻隔淡水滲透;四是汲鹵工藝上,用“無底而竊”的唧筒取代皮囊,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活塞啟閉技術。正因具有上述優勢,所以無論是生產效率、安全系數還是成本投資都優于大口淺井。卓筒井所產食鹽亦因之質優價廉,遠勝價高質劣的官井之鹽,所以一經出現就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迅速傳播開來。到南宋初年,川蜀地區已有4900余井,年產井鹽6000萬斤,[(6)m]井數較北宋中葉的640井增長7倍,產量增加2.7倍,政府鹽稅亦從80萬緡增加到400萬緡,高出4倍。
  5.紡織工藝--進入第二技術高峰期
  紡織技術繼秦漢之后,到唐宋之際進入第二高峰期,其標志有三。一是紡織機具有重大改進。手搖繅車至唐代仍是主要的繅絲工具,更為先進的腳踏紡車最早可能出現在唐代,但要到宋代才得到普遍運用。其重大改進是用腳踏轉動繩輪,不僅把右手解放出來與左手一道紡紗合線,而且牽引力大為提高,可以同時帶動三人以上的莩dào@①③,提高了生產效率。[(7)m]還有一種水轉大紡車,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水為動力的紡織機械,[(8)m]工作時“弦隨輪傳,眾機皆動,上下相應,緩急相宜,遂使績條成緊,纏于輪上。”[(9)m]應是一種水力驅動的麻紡合線機。范文瀾先生認為,這有可能是宋代發明的,[(10)m]此說甚是。二是絲織技藝有重大進展,宋代普遍采用的軸架整經法,較之唐代耙式整經法效率更高,并導致織物結構從平紋向斜紋、從經顯花向緯顯花的過渡。[(11)m]三是染印法又有創新,受雕板印刷業的影響,臘染法得到推廣,大量用于絲帛染印,均是至今被人稱羨的重大革新。
  6.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車船、水密艙的發明和航海羅盤的使用
  所謂車船,是在船舷兩側對稱地裝上數對車輪,輪上裝有激水葉片,人在船內用腳踏動輪軸,帶動舷外葉輪旋轉,將原先槳楫的前后間歇運動改進為葉輪的回轉連續推進,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推進效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明輪船,晚唐雖出現,但到南宋初年才見推廣,并首先用于戰艦制造。高宗紹興二年(1132)知無為軍王彥造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1)n]稍后南宋將領李綱等亦造車船,最大的一種上下三層,高7.5丈,船長36丈,兩舷裝有30-40輪,速度快,攻擊力強。[(2)n]12世紀30年代活躍于洞庭湖一帶的鐘相、楊么起義軍曾用車船大敗官軍,[(3)n]可見車船之制已較普及。
  水密艙技術是宋代“海舶”制造業處在領先地位的重要標志。用于這樣貿易的海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4)n]據此測算,其載重量當在五六百噸以上。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帶動了東南沿海造船業的繁榮,所謂“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5)n]這是因為當時最大的外貿港口刺桐港是在泉州的緣故。1974年8月,福建泉州灣出土一艘宋代沉船。據《發掘報告》,[(6)n]該船底部呈尖型,此即文獻所謂“上平如衡,下側如刃”,[(7)n]吃水深,穩度高,便于在大洋中破浪航行。船體和底部采用多重外殼板構成,此即“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8)n]堅固異常,經得起風浪沖擊。船艙用12道隔板分成13個艙室,每一艙室都是密封的,一艙受損漏水,它艙并不進水,抗沉性能好,大大提高了遠洋航行的保險系數。這種技術較之西方要早好幾百年,難怪至南宋泉州港取代廣州港一躍而為當時世界上最大和最繁榮的港口城市了。
  導向儀器航海羅盤的發明,更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技術突破。沈括《夢溪筆談》載有“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絲懸法”等四種磁針裝置方法,其中水浮法是用磁化鋼針橫貫燈芯,讓其浮于水面,裝在刻有24個方向的羅盤上,這種“浮針”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羅盤。北宋朱yù@①④《萍州可談》卷二說:“舟師識地理,……陰晦則觀指南針……便知所至。”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說:“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進。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這是世界上航海用“浮針”指南的最早記載。“浮針”的出現,奠定了現代磁變儀、磁力儀和航空、航海羅盤的結構原理,其于海外貿易、地理大發現之巨大使用,已為眾所周知。
  7.印刷工藝——雕版、銅版和活字版的相繼發明
  雕版印刷發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并未得到普及,所以“唐末年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9)n]文豪蘇軾稱其早年求學之時,“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書。”[(10)n]然至北宋中葉,雕版印刷術即風靡全國,“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11)n]這無疑是兩宋時期知識傳播和技術推廣速度明顯加快的重要原因。
  至于北宋仁宗慶歷年間杭州工匠畢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更是眾所周知的技術躍進。近有臺灣學者黃寬重根據南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198《程元成給事》一文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首恩臺覽。”以確鑿史據說明活字印刷術在南宋淳熙、紹熙年間(1174-1194)確實得到了實際運用。[(12)n]
  僅從以上七個方面來看,兩宋工藝革命成果之豐,進展之快,涉及面廣,及其對社會經濟(如手工業發展、海外貿易興盛等)、文化(如書籍流轉、文化普及、知識傳播等)的影響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無古人,又后無來者,確是空前絕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進步和工藝革新,顯然是原始工業化進程賴以啟動的最為直接的內在動力。筆者曾有專文論及宋代工藝革命碩果累累的諸般原因,[(13)n]此處不再贅述。
  
  
  
社會學研究3京091-108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葛金芳/顧蓉19951995 作者:社會學研究3京091-108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葛金芳/顧蓉19951995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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