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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巖畫研究看交叉學科與學科交叉
從巖畫研究看交叉學科與學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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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140(2003)03-0080-04
  民族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巖畫,是繪畫或刻制在石頭上的圖畫,它是人類沒有文字以前文化的最大載體,在國外又稱“石頭藝術”。從遠古的狩獵時代,到現代的“原始部落”都存在著巖畫的創作。這些畫,生動而豐富地印記了人類生存活動的足跡,“堪稱想像宏麗、言情濃烈、造型生動簡樸、意境深邃的無聲史詩”。巖畫可以幫助我們確定某種特定文化樣式,當聚集在一起的巖畫能按時代順序明確起來時,每一種就代表一個文化序列中的不同時期,通過題材的綜合,巖畫就能揭示出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對于狩獵的動物種類和所采集的食物種類的描繪,告訴我們很多有關人類生存的制度。對武器工具和其他物件的描繪,揭示了當時的技術水平。神話和信仰的圖像又把我們帶回到遙遠的過去,它們反映出遠古人類思想意識的本質面貌,同時還揭示出人類與自然和“超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巖畫無疑成為具有世界性寬度和歷史性深度的研究課題,并為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原始宗教史、藝術史、經濟史、神話學、哲學、天文學、美術史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的形象化資料。“巖畫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研究在具體方法上有相互交叉的相通之處,可資相互借鑒,而且也在于它們在研究的對象或資料上具有相同或可以相互參證、比較的一面。”[1]正因為巖畫的研究涉及到多種學科,巖畫學也就被稱為邊緣交叉學科,對它的研究綜合了多學科的知識與技能,尤其受益于民族考古學,其成果也博濟彼此。
  中國的古史研究曾以其單一的研究模式呼吸了兩千多年,鑄就了中國式人文研究的固定模式——文字的訓詁與文獻的考據。直到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這種單一的模式才開始拓寬自己的領域,從考古文物、甲骨文等地下材料中汲取新鮮的空氣。從此以后,人文研究改頭換面,先后出現了歌謠、民俗一派,巖畫一派也隨之崛起于20世紀80年代。巖畫研究從誕生始就具有了學科交叉的吸引力,中國的研究者最初就未曾把巖畫作為簡單的考古文物對待,從最初的實地考察、發現、復制、匯編和整理到現在的解讀與理論闡釋,他們都把跨學科的眼光投諸于此,從而在巖畫研究不斷突破的同時也取得了多學科多領域的成就[2] 。
  巖畫的種類很多,對不同種類巖畫的研究都體現了學科交叉的魅力。在類人面像巖畫的研究中,經過考古的輔助研究證明了巖畫中的類人面像與各地出土的彩陶、陶塑和骨雕中的類人面像大都相互輝映,從而在時間上得以彼此印證。例如,在黑龍江沿岸舍卡奇一帶發現人面像巖刻以來,原蘇聯學者曾試圖去說明這些巖畫是何時何地被何人制作的,但未果。直到考古學家們對黑龍江兩岸的古代遺址作了系統的發掘后(包括對巖刻附近的地點做了發掘),這個問題才有了答案。在發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碎片上,發現圓形的人眼在凝視著我們,嘴巴的外輪廓在柔軟的陶土中刻出很深的輪廓線,總的看來,這些陶土器上的人面像與在舍卡奇發現的人面像同出一轍。對于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和考察,證明這些陶器是堆積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層位,可用碳-14測試的方法,明確地斷代為公元前第三千紀。舍卡奇巖畫的制作年代也當大致與此相同[3]。而內蒙古陰山巖畫中的類人面像,卻是體現了巖畫學對民族學的功勞,這些巖畫不但反映了祖先崇拜的含義,而且在人面像面部或額頭之上刻劃的直道,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嫠面”的習俗。此外,類人面像巖畫不是隨意敲鑿在任何適于作畫的石面上,而往往只分布于溝畔懸崖或溝口巖畔上,這就可能說明這種地貌環境,便于人們在這里舉行“生殖巫術”的儀式。經過比較發現類人面像的圖像制作非常認真,采用比較費事的磨刻技術,磨痕較深,手觸有光滑感。這就說明人們可能把此類圖像作為莊重、嚴肅和神圣的事業看待。而且這些類人面像的圖像一般不與其他內容的巖畫混刻在一處,而是單獨存在。這也說明了他們對“生殖巫術”的重視程度,其有專門的活動場地。
  在對狩獵巖畫的研究中,例如我國北方陰山烏拉特中旗的“獵鹿”巖畫,整幅畫面突出野鹿的地位,它雖身中數箭,卻依然屹立不動,充分顯露出創作者的心理動機,體現出遠古先民對野鹿存有的巫術情結。再比如在中國北方草原發現的巖畫中有回紇文、西夏文、蒙古文、突厥文,內容包括狩獵、畜牧、爭戰、自然崇拜及神靈崇拜、舞蹈等。由此可窺出從遠古時代開始,這里曾經出現過葷粥、鬼方、戎、狄、羌族、東胡、匈奴、烏桓、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可見,運用考古學、民俗學、原始宗教等方面的知識,能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隱匿在巖畫背后的原始文化及其歷史的奧秘。
  在對巖畫中日顯突出的一種——生殖巖畫的研究中發現,交叉學科及學科交叉的魅力更是不容忽視。由新疆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巖畫的畫面情節,我們可以斷定其為“生殖巖畫”,這一大型的雕刻巖畫,非當時擁有生殖巫術與生殖崇拜思想的原始先民不能創造出來。對其解讀必須以跨文化的視野來審視其意義,從而使其成為上古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證據。王炳華先生指出:“從我們接觸到的資料看,這一主題的如此大型雕刻畫面,在國內,是目前僅見的一幅;從世界范圍看,也未曾見到如此宏大規模、明白清晰的有關原始社會生殖崇拜的畫面報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在新疆地區已見的巖畫資料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需要特別保護的一處遺跡,其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它清楚表露的十分豐富的思想內涵,在研究原始社會史、原始思維特征、原始巫術與宗教、原始舞蹈、原始雕刻藝術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許多領域,都具有不可輕估的意義。形象一點說,它是當之無愧地雕鑿在天山巖壁上的、原始社會后期的一頁思想文化史!因為沒有后人的潤色、增刪,還保留著原始社會晚期當年人們的樸實、純凈,顯示著他們的追求、祈禱,記錄著他們野性的呼喊與歡樂,表現著他們的美學追求與藝術實踐,有如攝、錄像一樣保留著他們當年的生動形象……這就較之任何古樸的文字,都更為明白、清楚地顯露了它的思想內涵。”[4]
  如同巖畫可以為許多學科的研究提供豐富形象的資料一樣,對巖畫生殖圖像的研究也需要借助于很多領域,比如古文字、神話傳說等。同樣是新疆地區,塔城裕民縣巴爾達湖的巖刻也有生殖方面的圖像,研究者對其構圖的方式作了詳盡的分析,發現越南的神話傳說和云南納西族的《祭天古歌》可以作為這些生殖圖像的文字注解,而且從甲骨文和金文中也能探尋到其蹤跡。
  族屬及年代問題是巖畫研究的難題。巖畫記載著原始的狩獵部族與游牧民族發展演變的歷史,它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眾多民族共同創作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其特征又各異。游牧民族本身流動性大這一特點就決定了其族屬問題不能單一地強調某個民族創作了某地巖畫。比如,內蒙古大草原上就生活過匈奴、鮮卑、烏桓、蒙古等民族,甘肅境內生活過匈奴、羌、月氏、烏孫人,因此,各地巖畫應是由各個民族在不同時期共同創造的原始藝術。關于巖畫的斷代問題就需要參考多學科的資料進行類比,探索性地推論其年代。比如,從其作畫方式及雕鑿工具上就能找出斷代的線索,從自然環境的變遷、動物種類的演變等內容的研究上也可以從側面為巖畫斷代提供一定的線索。如今關于中國巖畫的斷代方法,已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總結并加以介紹。如采用考古學放射性碳素(碳-14)和孢子粉化驗斷代;以辨認巖畫動物種屬的興滅來推斷巖畫年代;巖畫與出土文物相對照來推測巖畫年代;通過古文獻史料分析巖畫制作手法、內容題材、藝術風格以及民俗、民族學等有關材料來判斷其相對年代。目前我國學者大都采用以上各種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手段。
  “目前所知,從世界古代巖畫遺跡中,能辨認出反映最多、最清晰的畫面,是人類生活(狩獵)和繁衍(生殖)之類的圖像。”[5]但是,時間、空間的因素以及種族、文化的差異致使這些相同內容的巖畫具有不同的歷史意義,因此如果想得出科學的解釋就需要各國巖畫的專業人員和相關學科的研究人員對其做具體、綜合的分析。可喜的是現在的巖畫研究者業已學會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進行研究,例如戶曉輝在《巖畫與生殖巫術》一書中就指出:“人類學方法有助于‘復原’或‘重構’初民的文化環境;考古學要求對巖畫進行描述、分類和分析;文字學研究使巖畫具有前文字資料的意義;而神話學則可通過巖畫與神話的相互比較、相互參證,發現二者‘異形同構’。”[6]再如另一位巖畫研究者胡邦鑄對賀蘭山巖畫《圍獵猛虎圖》的分析,他不但從民俗學角度借鑒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有關薩滿的觀點,而且從巖畫制作上的垂直投影法(美術史家們又稱之為“埃及畫法”)的角度透視其藝術特色,指出巖畫制作者采納這種繪畫法的獨巨匠心,從而使原始巖畫主題突出,其稚拙美和飛楊的神采令人玩味不已。有一位巖畫研究者說:“巖畫有別于物質生產和純粹藝術生產,它借助自然而超越自然,屬于藝術與自然中介的原始藝術生產,與神話相類。作為原始形態的巖畫,無法擺脫人類童年的稚拙與粗糙,但是其中卻有實現藝術美的深在創造根源。”
  巖畫研究者的視野已不局限于一門一科,其他門類的研究者更是對巖畫興趣盎然,從《陰山巖畫的詩性本質》到《巖畫中的服飾藝術形象》,從《從原始巖畫到現代美術書法作品》到《巖畫舞蹈圖與蒙古舞蹈》,從《巖畫的環境學闡釋》到《巖畫中的動物世界》與《新疆古代巖畫中的駱駝》,各門各類的研究者都涉足于這一領域。據悉從1986年始,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的學士論文中就曾出現過以巖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畢業論文。
  從以上的巖畫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交叉學科的生命力所在,近幾十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快,科學趨向整體化,交叉學科如雨后春筍,跨學科的交叉運用更是普遍流行。所謂跨學科研究又稱科際研究或綜合研究,就是從多種學科的不同角度同時考察一個對象,處處著眼于事物的“全面”和“整體”,重視比較綜合,避免瞎子摸象的片面理解,共同協作解決一個不是單一學科所能解決的問題[7]。
  實踐表明,交叉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是大勢所趨。以民族考古學為例,從最初王國維先生提出的考古證民族史開始,民族學與考古學就開始了相互印證以至磨合的過程。蔡元培先生在《美術的起源》一文中指出:“考求人類最早的美術,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古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古物學的材料。二是現代未開化民族所造的,是人類學的材料。”這里,蔡先生提出了借助民族學材料說明古代文物的觀點。而后,林惠祥、羅香林、向達、夏鼐、馮漢驥等人將這一觀點發揚光大,在實際研究中將考古學與民族學緊密結合。從西南地區的懸棺葬遺物到北京猿人的頭骨以及穿孔的石器與骨物都印證了民族學的內容。從考古學和民族學發展的歷史也可以看出,我國在這兩門學科形成之始就已開始了交叉民族考古活動。當然,處于交叉時期的民族考古活動并不能稱之為民族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形成必須具備構成學科的主要因素:理論、方法、研究領域、專業期刊。一位美國人類學家說過,“民族志資料與考古學實物結合起來,就會創造一個結合的整體,從而形成了稱之為民族考古學的研究領域”。在不斷地整合中,民族考古學誕生了。作為一門具有強大發展潛力的交叉學科,在今后的研究以及探索階段仍然需要采取跨學科的方法,充分發揮學科交叉的魅力。民族考古學家們在探究古代文化的物質遺存之時,就不忘觀察與分析當代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居民的物質文化,并在類比分析的基礎上,應用人類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力求全面地解釋一個地區的史前文化面貌與特定文化遺物的背景和意義。
  如同民族考古學一樣,形式多種多樣的交叉學科不斷誕生和發展于現在的科研領域,有相鄰學科之間的交叉,也有邊緣學科之間的交叉;有兩門學科之間的交叉,也有多門學科之間的交叉;有傳統學科之間的交叉,也有傳統與新興學科之間的交叉;有自然科學之間的交叉,也有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還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有內部交叉,也有外部交叉等等。學科交叉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沖破了傳統學科的整體格局,促進了學科建設,交叉學科研究也已成為產生科學新前沿的一個主要來源。據悉,中科院今后將把支持交叉學科研究作為孕育原始性創新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中科院副院長白春禮就曾在中科院基礎研究工作會議上指出:不同學科間的交叉、滲透、融合的趨勢日益增強。世界科學前沿領域的研究發展態勢也表明,在學科的交叉點上往往會產生新的前沿和方向,許多前沿問題需要多學科的科學家共同探索。在學科交叉的推動下,一批新的學科前沿和方向正在迅猛發展,基礎研究的工作方式在發生變化,有組織地開展綜合性研究日顯重要。2002年4月,在北大的研究生工作會議上,100多位與會的專家學者達成共識:21世紀最有希望突破的學科集中在交叉學科。生玉海說,北大研究生招生名額的增量部分重點考慮了交叉學科。他著重介紹了3個交叉學科:生物信息學、生物醫學工程和納米科技。前兩個學科在北醫與北大合并后有明顯的發展潛力;而納米科技的實力也不容忽視。北大于1997年成立了納米科學與技術中心,目前教師隊伍已日漸成熟。據介紹,北大2002年碩士研究生招生專業共177個,其中有環境工程、控制理論與控制工程、攝影測量與遙感、電磁場與微波技術、電路與系統、應用化學、教育技術學、新聞學、電影學、中外政治制度、專門史等11個新增專業。這些新增的專業都是交叉學科與學科交叉的產物。同樣,清華大學校學術委員會新近受理的2002年度清華大學基礎研究基金申請中,就著重支持校內跨院系的交叉學科研究和新的科學思想的創立[8]。
  交叉學科如雨后春筍般地興起與發展,代表了當今科學研究的深入化、具體化,“未來交叉科學的發展將朝著遠距離、大跨度交叉方向發展,如在宏觀與微觀、生命與非生命、存在與意識、大腦與智力之間的大跨度交叉;在各門類科學,如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之間的大跨度交叉。多層次和時空大跨度的交叉往往將導致科學發展的重大突破,以致引起科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9]與此同時,原來已成獨立領域的學科也把視野投諸于跨學科的交叉研究與應用上。正像前面所說的美學領域、語言領域、生態領域的專家都曾把巖畫作為研究對象,巖畫的研究專家也把相關領域的知識充分加以利用,如在新興的巖畫生態學研究中,專家們通過整理綜合,已查明148個巖畫的主要地區,絕大部分位于目前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帶。從地球中部阿拉伯的達沙米·韋爾斯,到北冰洋挪威的特羅姆瑟;從利比亞撒哈拉的阿卡庫斯,到南澳大利亞的帕納拉米提山;從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到墨西哥的巴雅·加利福尼亞的圣伊納澤奧;從意大利阿爾卑斯山的梵爾卡莫尼卡,到西伯利亞的中葉尼塞河;從阿根廷巴塔哥尼亞高原的丘布特河,到以色列內蓋夫沙漠的哈韋科姆。另一方面,可靠的資料還表明,在今天的熱帶森林地帶則沒有巖畫的稠密區。在巴西的亞馬遜平原,在剛果,在其他中西非的國家,在南亞,我們都很少發現巖畫[10]。這種從生態學角度進行的查證是對巖畫研究的突破,也給巖畫學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市場。在研究者的眼中,業已把與本學科相關的領域當作親密的研究伙伴。
  [收稿日期]2003-01-24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蘭州80~83J7造型藝術王焯20032003巖畫作為一種原始的藝術形式,是人類沒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載體。它不僅生動而豐富地印記了人類生存活動的足跡,也為許多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形象的資料。對巖畫的研究涉及多種學科,從巖畫研究與其他交叉學科的形成及發展趨勢中,可以看出學科交叉的重大意義。巖畫/交叉學科/民族考古學王焯(1979-),女,遼寧沈陽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2001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社會人類學研究。中山大學 人類學系,廣東 廣州 510275 作者: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蘭州80~83J7造型藝術王焯20032003巖畫作為一種原始的藝術形式,是人類沒有文字之前文化的最大載體。它不僅生動而豐富地印記了人類生存活動的足跡,也為許多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形象的資料。對巖畫的研究涉及多種學科,從巖畫研究與其他交叉學科的形成及發展趨勢中,可以看出學科交叉的重大意義。巖畫/交叉學科/民族考古學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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