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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魯迅     阅读简体中文版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后,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后,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么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經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并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么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系。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飯之后,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門之后,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么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大量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后,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當葬于何處何處,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于后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于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于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于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乾,阮〔王禹〕,應□(“湯”換王旁),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后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于亂者特多,于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么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后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后來給黃祖殺掉了。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于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后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后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后,全身發燒,發燒之后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后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后,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象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里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形,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象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后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于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么,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后,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個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后,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系,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后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之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里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于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后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于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么鉆進我的褲子中來?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危頁〕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后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尚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代所謂崇尚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栗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后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愿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愿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愿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鐘會。鐘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長官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象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愿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象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兒子象他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多了很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事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種數十盆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象。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 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發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號。

* 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1927年7月18日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魯迅這篇演講是在7月23日、26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魯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陳浚信:“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

2011-02-2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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