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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心理看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
從社會心理看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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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完整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按照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構想,努力進行實踐,并取得了重大勝利。從民族主義來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從民權主義看,辛亥革命第一次把西方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引入中國的實踐,盡管袁世凱和以后的北洋軍閥對之頻頻破壞,但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形式始終保留焉;從民生主義看,辛亥革命推動了振興實業熱潮的出現,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內部條件。因此,辛亥革命是對中國近代化的一次推進,她的歷史功勛不可磨滅。但是,辛亥革命有著嚴重的歷史局限性。造成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當時的社會心理是導致這場革命存在嚴重局限性的原因之一。
  人的心理是人的各種活動的基礎,它作為一種內在的心理特質,影響、支配著人的語言、行為。社會心理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實踐交往過程中直接發展起來的一種普遍意識。按意識的主體,可分為個人心理和群體心理。作為社會的或團體的共同心理,是社會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綜合作用于群體的精神世界,所產生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積淀,即所謂國民心理。這種國民心理,是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們的社會活動和行為選擇。人類的許多社會行為主要是由內在的驅力和動機所決定的,社會行為主要取決于社會心理。
  任何一場社會變革,不僅受到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影響,而且與當時社會的心理狀態有關。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也是一場社會革命,它必然受社會心理的制約。
      一
  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宗法等級森嚴,社會地位極不平等,社會上層人物往往視下層人物愚笨、呆滯、不求上進,是天生的賤骨頭,并以此來維護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另一方面,分散的、落后的、以農業家庭手工業為主要形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各個小農彼此之間除去地域的聯系外,很難產生其他共同關系、全國性聯系以及社會政治組織。由于身單力薄,難以自主,造成了廣大民眾的主權意識嚴重缺乏和對政治參與的淡漠。他們不能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寄希望于“好皇帝”、“大救星”等之類的實權人物,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別人主宰。下級絕對服從上級,行政權力支配一切,已成為社會公認和民眾所習慣了的不可懷疑的政治信條,“尊奉權力”、“崇拜權威”成為中華民族社會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這一社會心理嚴重影響了中國近代以來改革和革命的進程,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都與這一社會心理有關。從本質上來說,“尊奉權力”這一社會心理與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應是不相容的。正因為如此,來自這方面的阻力就顯得更加巨大。還在武昌起義之前,這種社會心理就成為革命思想傳播的障礙,于是有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盡管革命派在這場論戰中取得了勝利,但并不意味著人們尊奉權力的社會心理已經改變,而是因為當時的清政府已到了非垮臺不可之地。就一般民眾的心理來說,是希望換一個“好皇帝”而已。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也由于本階級的軟弱性因而在心理上存在著最明顯的弱點,就是缺乏對自身價值的足夠自信和清楚的認識。他們雖然表現出參政的愿望,并通過自己的斗爭實現了變更政治的目的,但對自身的價值和能力又缺乏信心,而寄希望于有“聲望”的實力人物。因此,當武昌義旗一舉,全城克復之時,照理應由一個有才干、孚眾望的革命中堅人物出來担任革命首領,而結果卻了一個不革命、非黨人的黎元洪來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其實,還在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曾討論過都督一席的人選,蔣翊武、孫武等人就提出推黎為都督,理由是“革命黨人均系士兵,下級軍官不多,中級無人,資望淺,不夠號召天下,難以得到各省的響應;黎是鄂籍名將,用他可以懾服清廷,增加革命軍的聲威”〔1〕。及至倉促起義,群龍無首,參加起義的各軍領袖全以資望淺,謙讓未遑。經過討論,一致認為黎元洪在湖北治軍多年,“地方資望為國內所推重”,“素具人心”,只要他做都督,軍隊一定擁護,各省必易響應。而當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傳到軍中,士兵有鼓掌歡呼的,并說“黎統領也出來了”〔2〕。盡管黎元洪被舉為都督后一度不吃不喝,也不說話,被人稱為“黎菩薩”。事實上,革命黨人的真意也只想用黎的空名來鎮定人心,而具體事情則由“謀略處”來做。這充分反映了人們“尊奉權力”的社會心理。憑心而論,黎元洪的被迫參加革命對各省聞風響應起義多少有一點推動作用,但把革命政權長期交給這樣一個素來不支持革命的“權威”,不能不是革命陣營內部的一個隱患。
  隨著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建立全國性新政權一事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在籌組臨時政府的過程中,為了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和選舉大總統,各省代表從上海到武漢,又從武漢到南京,一直爭論不休。實際上是要“虛大總統以待北方之英”,即把大總統一位留給北方的袁世凱。本來,作為革命派領袖的孫中山,以其對革命的長期貢獻,担任國家元首是當之無愧的,雖然他當時不在國內,也理應被舉為大總統。但奇怪的是,這一時期各派、各種勢力的議論和舉措,都未提及孫中山,泛濫的是促袁反正、舉袁為總統的輿論鼓噪,就是革命派本身,也最終形成了聯袁倒清的策略方針。究其原因,就在于孫中山雖是公認的革命領袖,但手中無一兵一卒,又得不到列強的支持,算不上“實力人物”,而袁世凱掌握著北方新軍,武昌起義后又迅速攫取了清廷的軍政大權,是人們心目中決定中國政局治亂的“實力人物”,稍一顛倒,根本就要動搖。因此,國內不少人立刻函電交馳,派人前往勸他不要再去捧拜“落日”,而要扶起“朝陽”。革命黨人所掌握的《民立報》與《神州日報》分別發表短評和社論,對袁世凱以“第一期之大政長”相勉,要袁世凱出任“中國共和國初開幕之第一任大總統”〔3〕。旅居歐、美的一些華僑和留學生也紛紛發回電報,鼓吹爭取袁世凱做總統。就是革命派領袖之一的黃興,也在1911年11月9日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寫信給袁世凱,希望他“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4〕。南京光復后,黃興又復電汪精衛轉呈“項城雄才英略”,“中華民國大總統一位,斷舉項城無疑”。〔5〕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開會時,更是以決議形式通過了袁世凱如反正即舉為總統這一方針。這充分反映了人們認同權力的心理支配著他們的政治選擇。由于袁世凱的出爾反爾,致使南北和議陷于僵局。正在這時,孫中山回國了,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打破了袁世凱的如意算盤,但卻不能改變在國內多數人、包括革命黨人中流行的促袁反正、擁袁當總統的心理狀態。鑒于黃興等之前與袁世凱達成的默契:“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孫中山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當天致電袁世凱,表示自己是“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6〕。就職后,又補發了一個準備“推功讓能”的電報,保證總統一席隨時可以讓給袁世凱。這就決定了:孫中山只是一個過渡人物,臨時政府只是一個短命的資產階級政權。
      二
  辛亥革命時期人們心理的另一弱點就是“排滿等于革命”。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特殊性,形成了一種以漢族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然而,滿族的人主中原,卻造成了異族統治壓迫漢民族的局面,人們所感受到的,除了階級壓迫,還有民族壓迫,而后者更甚。因此,在漢人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仇視滿人的心理,對封建王朝的痛恨,也更多地集中在滿州貴族身上。一般人都認為,嚴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是滿清政府的反動賣國所致,而清廷之所以賣國,是因為它不是漢人的政府,而是一個“異族”的朝廷,所以漢族祖先的財產就毫不吝惜地放手出賣。因此,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須推翻清政府,推翻滿人統治。雖然,為了反清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派從西方搬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方案和“天賦人權”的思想武器,革命領袖孫中山也創立了三民主義理論,但當時加入革命組織的大多數人,所覺悟到的主要是“反滿”的“種族革命”,而對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的所知極淺,遠未達到對其內容的真正理解。因此,他們在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也只強調“排滿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民眾都以為“排滿”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排滿”。只要把滿人趕下臺,掛上一塊共和的招牌,讓漢人當上大總統,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著做去”〔7〕。在這種心理支配上,先是把湖北軍政府都督硬塞給有“地方資望”的漢人舊官僚黎元洪,之后又把中華民國大總統一席留給“中外所重”的漢族大吏袁世凱。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袁世凱不僅是漢人,還是一個開明的頗有作為的漢族封疆大吏,與清廷有各種矛盾,只要他能站到反滿行列中來,就可以“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為兄弟”。因此,不僅立憲派提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策略,革命黨人的報刊也紛紛響應,發社論,寫評論,提示袁世凱勿忘罷黜之恥,牢記兔死狗烹的教訓,爭取做中國的華盛頓。這種狹隘的民族意識,嚴重淡化了人們的階級意識,只看到了表面的敵人——清政府,而放過了它的根本─—封建勢力。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徹底的反封建任務。
      三
  辛亥革命還受制于另一心理弱點,那就是人們強烈的茍安心理。自古以來,人們劃地而居,分群而治,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這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并規定滿足人需要的條件。處于農業文明的中國人,以自給自足為最高經濟原則,他們世世代代棲息在小塊土地上,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落后保守,茍安馴服。他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要求的是風調雨順,相安無事,能使現存生活維持并繼續下去。為此,他們情愿匍匐于當朝君主之下,心安理得地接受專制主義國家的宰割,也不愿社會發生變革而引起動蕩。一旦周圍環境破壞了人們心目中事物的自然秩序,他們便會驚恐不安,痛恨“暴民政治”,“亂民政治”,渴望足資控制秩序的“鐵腕”人物來建立政治秩序,以享受“太平生活”。因此,還在武昌起義不久,面對空前猛烈的革命風暴,社會上許多人,尤其是中上層,迫切希望革命來個急剎車,以便盡快穩定正在急劇震蕩中的固有秩序。上海《申報》連續發表評論,一再呼號:“夫今日最可怖者,土匪之乘機起掠耳。”一些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也極力宣傳:“今日幾百大事皆不必慮,所最可慮者……使戰禍延長,則不逞者鋌而走險,伏莽乘之,因而竊發。當此時也,所謂‘文明’、‘秩序’者,安能長保?而涂炭之禍,必有不堪言者。”〔8〕資產階級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軟弱性,也害怕革命會“越軌”,因此一再強調維護“安寧之秩序”的迫切性,要求“文明革命”、“秩序革命”。各省革命黨人在反正后發布的文告中,不是號召工農群眾向帝國主義、地主豪紳展開斗爭,而是要求“各人照舊做事:讀書的還是讀書,種田的還是種田,做工的還是做工”,“各人要守本分”。一句話,就是要維持原有舊秩序。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中能浮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廣泛地進下去,不能引起社會深層的變動。尤其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帝國主義不僅拒絕承認,而且對臨時政府進行軍事上的恫嚇,輿論上的攻擊和財政上的封鎖。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趁機搗亂和騷擾,蘇浙各處盛傳“北方將派大兵渡江”。革命派內部也迅速分化,加上臨時政府的一些措施不當,更加劇了人們心理上的混亂與不安。于是,人們耽于“安定”的潛在心理迅速轉變為現實的政治要求。既然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府不能滿足這一要求,人們便著力尋找一位能夠替代的人物。而這時掌握著軍隊并在對革命軍的戰斗中表現出一定實力的袁世凱,便成了人們注目的對象。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和,出任總統,可“速滿族之滅亡,免生靈之涂炭”,使“全國大勢早定,外人早日承認”。這種心理,即使革命派領袖也存在,黃興就認為:“袁世凱是一個奸黠、敢做敢為的人,如能滿足其欲望,他對清室是無所顧惜的;否則,他也可以象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搞垮太平天國一樣來搞垮革命。”〔9〕汪精衛也認為,若不讓袁世凱當總統,南北不會統一,將會“兵禍連接”。作為革命派最高領袖的孫中山,開始是極不愿妥協的,初抵國門,他曾表示“革命目的不達,無和議而言”〔10〕。但孫中山的首要目的就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至于誰當總統。他曾表示“隨宜推定”,“但求早鞏國基”〔11〕回國后,他雖認為袁世凱狡猾善變不可信,因而認真籌劃揮師北伐,無奈革命黨人中間促袁反正、擁袁當總統已形成一種流行的心理,很難形成革命到底的現實條件。孫中山也担心戰事延長會招致帝國主義干涉和給人民增加苦難。因而覺得若能利用袁世凱,“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于用兵十萬”〔12〕。在十分矛盾的心理支配上,孫中山只得把統一中國的希望放在袁世凱身上,同意以自己的讓位求得個“小康之局”。為了防備袁世凱背叛民國,孫中山制定了《臨時約法》,要求袁世凱南下就職。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早已窺破孫中山的良苦用心,他利用人們強烈的茍安心理,制造了“北京兵變”,似乎袁世凱一離北京,天下就要大亂了。至此,孫中山已無力改變局勢。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曾懷著極大的希望和信心,以為把外來的先進社會制度移植到自己的國土上,就能躋身于先進的發達國家行列。但多年未能如愿。原因在于,近代化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制度的更迭,更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思想的改變過程。在中國這塊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土上,作為國民大多數的廣大農業小生產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性、分散性和保守性,他們目光短淺,看不到自己的力量,習慣于茍安馴服。如果他們的傳統思想觀念不發生根本變化,社會改革是很難取得成功的,而作為辛亥革命主體的資產階級,處在小農經濟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環境和特殊道路,造成了資產階級與生俱來的軟弱性,無力在短期內改變人們的社會心理,所以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嚴重歷史局限性。痛切的教訓使一些人開始體會和醒悟到:那些完善的社會制度,本身只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這些先進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近代化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深入發展的。正是有感于此,本世紀初啟蒙學者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其實質就是要改變國民在中國傳統物質生活文化影響及陶鑄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勢,推進心理態度、價值觀和思想的近代化。
  〔1〕《辛亥革命史料》第86—87頁。
  〔2〕《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134頁。
  〔3〕《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5頁。
  〔4〕《辛亥革命》(一)第191頁。
  〔5〕《黃興集》第94頁。
  〔6〕《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76頁。
  〔7〕《孫中山選集》第838頁。
  〔8〕《辛亥革命史》下冊第344頁。
  〔9〕《辛亥革命》(一)第200頁。
  〔10〕《孫中山全集》六卷第246頁。
  〔11〕《孫中山全集》一卷第547頁。
  〔12〕《孫中山全集》一卷第569頁。
                    (責任編輯 閻志強 倪榮國)*
  
  
  
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8-20.30K3中國近代史朱小玲19961996 作者: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8-20.30K3中國近代史朱小玲19961996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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