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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主義走向后現代主義——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命運
從科學主義走向后現代主義——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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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對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演變作了歷史的考察和評析。作者認為:(1 )科學主義的興衰與科學哲學的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2)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當代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3)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發生的兩次重大轉變,實質上只是重大主題的轉換;(4 )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的問題,即如何理解和研究當今時代的科學,依然應該是當代科學哲學的最重要的主題。
       *         *        *
  在60和70年代,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到本世紀末,又面臨著第二次重大轉變,即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生的這兩次轉變表明,不但科學主義已經趨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學主義或反科學主義。于是,人們自然要問:難道這就是科學哲學的命運?換句話說,后現代主義是當今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嗎?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生的這兩次轉變的實質是什么?本文試圖循著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演變的思想脈絡,在評析邏輯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基礎上,來回答上述問題。
      1 邏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興起
  在20年代后期,維也納學派發表《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這一宣言書,掀起了一場舉世矚目的“科學的哲學”運動。這場哲學運動有一個科學主義的強綱領,那就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和哲學觀。
  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有兩個基本點:
  (1)強調真正的科學知識只有一種,那就是自然科學,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種類的科學。關于這一點,洪謙先生在《維也納學派哲學》一書中說得很明白:“科學之為自然理論的體系,之為實際真理的系統,在原則上僅有一種,就是自然科學。”[1] 所謂精神科學根本不成其為基本科學,它只是“文化生活的體驗方法”[2]。可見, 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者說精神科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倘若確有精神科學存在的話,那么,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方法上而言,還是屬于自然科學范圍內的。維也納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爾納普主張一種物理主義的觀點,他認為,“物理學語言是科學的普遍語言,這就是說:科學的任何領域內的語言可以保存原來的內容翻譯成為物理學語言。因此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科學是一個統一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之內并無在原則上不同的對象領域,因此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并不是分裂的。這就是統一科學的論點。”[3]
  (2)強調科學是一種獨特的文化, 科學與其它文化之間存在著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可將經驗證實原則作為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視野里,科學與非科學文化分別對應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叫做認識世界,另一個叫做體驗世界。科學以認識世界為對象,試圖通過數學計算和經驗證實的方法,建立起各種世界秩序的體系;而一切詩歌、藝術等非科學文化則以體驗世界為目的,采用的則是豐富的想象與興奮的情緒,追求一種身臨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們認為,在科學與非科學文化之間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根本區別:①從性質上看,存在著知識與體驗的區別。“知識是事實的證實的認識,體驗是感覺的所與性的了解;知識是以形式構造為對象,體驗則以主客觀世界的一致為對象;知識是科學的基礎,體驗則是生活的方法。”[4] ②從依據上看,存在著事實與價值的區別。科學的依據是事實(或觀察陳述),理論必須由事實來判決,如果理論與已知的事實完全一致,那么它將得到證實(或確認),如果理論與已知的事實相違背,那么就會遭到拒絕。因此,科學是客觀的,與價值保持中立。相反,象倫理學、美學等非科學文化依據的則是價值陳述或價值判斷。③從語言上看,存在著表述與表達的區別。科學的語言具有表述作用,它們表述的是經驗事實,可以得到經驗的證實或證偽,因而在認識上是有意義的。相反,各種非科學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達性語言,這種語言雖有表達個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別人,但是并沒有表述任何經驗事實,因而在認識上是無意義的。
  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觀是建立在上述科學觀基礎之上的。概括地講,它們有三個要點:
  (1)強調哲學是科學范圍內的活動。 邏輯實證主義者不僅確定了哲學的性質,而且也規定了其活動范圍。在他們看來,哲學不是一種學問,而是一種活動。哲學就其本質而言,不能與科學并列或超越科學,而是屬于科學范圍內的活動。一個哲學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觀”,則必須以科學的“世界圖景”為根據。哲學不能從任意思辨中構建它的“世界觀”,它必須從經驗科學中得來。
  (2)強調哲學只不過是科學的邏輯。 哲學的任務并不在于建立哲學命題,而是對科學作邏輯分析,使科學命題的意義精確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與物理學)所運用的邏輯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學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確,分析嚴密,觀察精細和證據確鑿。
  (3)拒斥形而上學。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 形而上學不過是“概念的詩歌”,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領域里的全部斷言陳述全都是無意義的”[5]。所以,應當予以徹底清除。
  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和哲學觀與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的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方面,在這樣的科學觀和哲學觀驅動下,邏輯實證主義者不僅將科學主義的浪潮推到了歷史的最高點,而且也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繁榮輝煌的時期:類似于科學研究,科學哲學也成了一種智力追求,成為一門相當嚴密和精深的學科。在這個領域里,聚集著許多頗有才華的科學家和精通科學的哲學家,不少人畢生從事這一學科的研究。原因很簡單:因為科學不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義”的文化;而哲學的任務就是為了說明科學,因此,科學哲學也成了唯一“有意義”的哲學。
  但是,另一方面,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和哲學觀也是科學哲學日后陷于困境的一個重要根源。這種科學觀和哲學觀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①只承認自然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排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②用非歷史的觀點看待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③將哲學限定為是科學范圍內的活動,這種主張也經不起推敲。人們自然要問:為什么哲學不可以是道德范圍內的活動,或藝術范圍內的活動?④至于邏輯實證主義者所確定的哲學方法即邏輯分析的方法,對于科學哲學來說更是困難重重。事實上,人們最終發現光靠邏輯分析并不能說明科學理論的意義,更不能說明科學理論的歷史發展。正是由于這些諸多的缺陷,邏輯實證主義這種“正統的”科學哲學既遭到外部人文主義者的有力抨擊,又受到內部“非正統的”科學哲學即歷史主義的嚴重挑戰。
      2 歷史主義:科學主義的衰落
  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對科學主義來說,是一次重大打擊。與邏輯實證主義相對立,歷史主義的科學觀的基本點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 社會科學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界線,而且甚至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也不存在明確的界線。用勞丹的話來說,叫做“分界問題的消逝”。理由是“習慣上被視為科學活動和信念都具有明顯的認識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提醒我們注意,尋找分界標準的認識形式可能是無效的”。[6] 因為人們無法找到某種“認識的不變量”可以當做劃界標準,因此,分界問題是一個虛假的問題。
  (2)科學并不是價值中立的。 歷史主義者十分注重對科學理論作整體的評價而不是單個理論的評價,他們把“范式”(庫恩)、“研究綱領”(拉卡托斯)、“研究傳統”(勞丹)或“背景理論”(費耶阿本德)這樣的“大理論”當作分析科學的基本單元,強調“特定理論是更大的傳統或‘大理論’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敗關系到特定理論在經驗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歷史主義者看來, 科學的依據并不是(或不只是)經驗事實,或者說除了經驗事實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處于某個“大理論”核心代表該“大理論”的根本的價值觀念或價值標準。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解事實、探求真理,“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活動”。[8] 由此釋可見,在關于科學的依據是事實還是價值的天平上,歷史主義者似乎更傾向于價值而不是事實。
  與上述科學觀相適應,歷史主義的哲學觀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1)從哲學的性質來看, 歷史主義者的活動已經大大超越了邏輯實證主義者所規定的自然科學的范圍,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廣泛領域,有些哲學家又開始重視認識論和形而上學問題在理論評價中的作用。
  (2)從哲學的任務來看, 邏輯實證主義者關心的是“科學的邏輯”,而歷史主義者則關注的是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
  (3)從哲學的方法來看, 歷史主義者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歷史方法論。他們認為,“理論如同人類社會和生物種群一樣,是歷史的實體。它們特殊的個體性(更不必說它們的理性評價)都要求一種深入的歷史考察。這種考察的更廣泛的意義在于它揭露了對理論進行的傳統解釋的缺陷”。[9]
  顯然,歷史主義的科學觀和哲學觀把科學看作是人類歷史的活動,強調科學與其它文化的聯系,強調科學的時代性或歷史性,強調科學活動中人們的價值取向及其作用,這些見解無疑是深刻的,是發人深思的。歷史主義者所主張的歷史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實證主義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但是,歷史主義者過分強調科學的價值性,甚至否定科學的真理性,也為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敞開了大門。費耶阿本德就是從這里“告別理性”,走向后現代主義的。當然,可以說絕大多數歷史主義者還都是理性主義者,他們中有許多人(象拉卡托斯、勞丹、夏皮爾等)畢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尋科學進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轉變到歷史主義,不僅對科學主義是一種強有力的遏制,而且對科學哲學學科本身也構成巨大的威脅。原因有兩個:第一,自然科學的地位已經明顯下降,因此,科學哲學也失去了往日的輝煌;第二,歷史主義者強調科學的歷史和實踐,甚至將理論的基本點移到了科學史、科學社會學或科學心理學那里,這樣一來,似乎科學哲學失去了作為專門學科的資格。
  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并沒有完全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科學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他們對科學哲學中的許多問題(包括典型的歷史問題),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歷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邏輯分析的方法。例如,庫恩對科學進步問題的闡述只是停留在對“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沒有進一步深入探尋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人類自身進步等諸多因素。而勞丹對真理問題的否定,所依據的只是對諸如“近似真理”、“指稱”和“成功”這幾個概念的邏輯分析,也并沒有把真理問題真正看成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參見[10],第五章)其實,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學中的價值因素以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學與歷史主義的沖突:分析哲學講究的是數學式的嚴格的邏輯分析的方法,而歷史主義的方法在本質上則是辯證的。
      3 后現代主義:非科學主義的崛起
  如果說歷史主義使科學主義從此走向衰落的話,那么后現代主義的崛起則意味著科學主義將遭到毀滅。后現代主義者進一步發展了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蘊含的相對主義觀點,提出了一種非科學主義的科學觀。他們強調:
  (1)科學只是許多意識形態中的一種, 并不比其它信念體系更客觀、更合理。費耶阿本德明確指出:科學“是人所發展的許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與宗教、神話等等意識形態沒有什么根本區別。“神話的發明者開創了文化,而理性主義者和科學家只是改變了文化,而且并非總是改得更好。”[12] 他認為,科學的優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論證的結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軍事壓力的結果。因此,“只要給非科學的意識形態、實踐、理論和傳統以公平的競爭機會,它們就可以成為有力的競爭對手,就可以揭露科學的重大缺點”。[13] 羅蒂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反對將科學與“合理性”、“客觀性”和“真理”這樣的概念攪在一起;而把神學、歷史學和文學等等看作是“主觀的”、“相對的”或“純粹的意見”。在他看來,科學中并不存在其他人應當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學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東西。在“有教養”這個意義上,非科學也都是(或可以成為)“理性學科”。羅蒂倡導一種“后哲學文化”:在這個文化中,“無論是牧師,還是物理學家,或是詩人,還是政黨都不會被認為比別人更‘理性’、更‘科學’、更‘深刻’”。[14]
  (2)科學不應當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會地位, 反對科學沙文主義。羅蒂批判實證主義的文化,認為在其科學和“科學哲學”的觀念中仍然保留了一個神。相反,“實用主義并不想把科學作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認為科學只是一種文學,或者反過來說,認為文學藝術具有與科學研究同樣的地位”。[15] 費耶阿本德更加反對所謂的科學沙文主義,強調必須重新審查我們對神話、宗教、魔術、巫術等等的態度,因為科學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導宗教共同體的生活的目的更為重要;強調科學“應與國家分離,正如宗教已與國家分離一樣”,[16] 因為無論如何不需要用科學來限制一個自由社會成員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覺得最可接受的社會信念去生活。
  與上述非科學主義的科學觀相適應,后現代主義的哲學觀也是非科學主義的,有以下幾個特征:
  (1)從哲學的性質來看, 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者把哲學看作是科學范圍內的活動,那么,后現代主義者則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學看成是“非科學”范圍內的活動。因為后現代主義者在批判分析哲學運動,批判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傳統,批判以認識為中心的文化,反對將哲學科學化,反對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的同時,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將哲學非科學化,將非科學作為文化基礎的主張和要求。于是,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哲學只是“對我們人類迄今發明的各種談話方式的利弊的比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評”這樣的東西。“現代西方的‘文學批評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評論任何東西。他是一個后哲學文化的全能知識分子的雛形,是一個放棄了對(大寫的)哲學的要求的哲學家。”[18]
   (2)從哲學的任務來看,后現代主義者在反基礎主義、 反本質主義和反表象主義的背后,似乎試圖揭示在科學、藝術和政治這類先前被認為是不同的領域之間的類似性,最終在“新實用主義”或“后哲學文化”等后現代主義的旗號下,將民主、文學、數學、物理、上帝和任何別的東西都統統關聯并融合起來。當然,他們絕對反對用科學的觀點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張徹底拋棄認識論的框架,用藝術或政治的眼光來審視科學。于是,在他們那里,客觀性和真理變成了純粹的“主體間性”或“協同性”。
  (3)從哲學的方法來看,提倡多元主義方法論。 用羅蒂的話來說,在后哲學文化中,哲學家們“沒有任何特別的‘問題’需要解決,沒有任何特別的‘方法’可以運用,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學科標準可以遵循,沒有任何集體的自我形象可以作為‘專業’”。[19] 用費耶阿本德的話來說,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別強調在科學中應當保留“藝術創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義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話、外行人的觀念或狂人囈語,去揭露科學中所預設的宇宙觀和意識形態成分。
  毫無疑問,后現代主義者強調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強調科學與其它文化的關聯,反對純粹用自然科學或認識論的觀點來審視和評判別的文化,這些見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們用“主體間性”或“協同性”來代替客觀性和真理性,斷然否認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將科學僅僅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甚至主張科學應當與宗教、神話、巫術等等非科學意識形態“公平競爭”,這顯然已經走到了非科學主義、非理性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另一個極端。
  后現代主義者在顛覆科學主義的同時,實際上也在顛覆整個科學哲學。如果說,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轉變,科學哲學已呈現衰落趨勢的話,那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轉變,則意味著科學哲學將要走向終結。原因很簡單:第一,在后現代主義的視野里,科學已經變得沒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科學哲學乃至從柏拉圖以來以認識論為中心的哲學及其探討的問題都是沒有意義的;第三,即使科學哲學依然存在的話,那也只是“文學批評家”們所干的事情。難怪費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學哲學是一門有偉大過去的學科。其實,這段話的真實含義是:科學哲學是一門沒有未來的學科。[20]
      4 結  論
  通過上述對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中的科學觀和哲學觀及其演變的歷史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科學主義的興衰與科學哲學的興衰有著密切關系。 如果說是科學主義的浪潮促使科學哲學走向興盛的話,那么,也正是科學主義最終導致科學哲學陷于困境,逐步趨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面臨的重大困難和問題,并不是來自歷史主義本身,而是來自科學主義,即不恰當地使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去解決歷史性的問題。事實上,僅僅用“科學的邏輯”并不能解決歷史性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科學與其它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講,歷史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批判科學主義是有道理的。科學主義的確具有很強的狹隘性:他們只承認自然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是唯一“有意義”的文化,排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強調用自然科學的觀點、方法和標準,去審視和衡量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學與邏輯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學的文化將變得毫無意義。
  (2)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其實, 后現代主義者也并沒有真正想要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尋找一條出路。他們的哲學意圖與其說是重建,倒不如說是解構。他們希望解構包括科學哲學在內的以認識論為中心的整個哲學傳統,宣告“大寫的哲學”的終結。但是,他們也犯了與科學主義者同樣性質的錯誤:即完全站在科學之外,用非科學、非理性和非認識的觀點去審視和批判科學。如果說科學主義者用科學家的觀點、方法和標準去審視藝術、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話,那么,反過來,非科學主義者用藝術家、政治家或神學家的觀點、方法和標準去審視科學也不符合情理。因為無論如何,對于科學來說,科學家自己要比非科學家更有發言權,正象對于藝術來說,藝術家自己要比科學家更有發言權一樣。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科學主義的科學哲學要比后現代主義高明得多。因為在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畢竟強調的是用科學的眼光來理解和研究科學哲學,而到了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哲學竟變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學批評”。
  (3)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生的這兩次重大轉變, 實質上只是科學哲學的重大主題的轉換。如果拋開各種觀點的偏狹性,我們不難發現,邏輯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所揭示的科學哲學的主題是各不相同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所揭示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當今時代的科學,歷史主義者所關心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歷史發展,而后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與其它文化的相互關系。這三個主題雖然相互聯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現代主義的哲學意義在于突出強調了第三個主題的重要性,但是,當人們把目光轉移到后現代主義的時候,應當注意,研究第二個主題和第三個主題的目的,正是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個主題,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當今時代的科學,從而促進科學的發展,而不是繞過或“解構”這個主題,否則,科學哲學將失去其最根本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2] [4] 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商務印書館,1989,第131、132、27頁。
  [3] 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93,第490頁。
  [5] 洪謙主編:《邏輯經驗主義》,商務印書館,1989,第13頁。
  [6] L. 勞丹:《分界問題的消逝》,載《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8.3,第20頁。
  [7] [9] L.勞丹:《歷史方法論:一種立場和宣言》,載《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4,第29、29~30頁。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費耶阿本德:《自由社會中的科學》,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頁。
  [14] [15] [17] [18] [19] 理查德·羅蒂:《后哲學文化》,黃勇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第15、21~22、17、17、15頁。
  [20] 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第227頁。
  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5-21B2科學技術哲學孟建偉19961996 孟建偉,男,1955年生,北京市委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郵編:100044         (本文責任編輯 劉新民)*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15-21B2科學技術哲學孟建偉19961996
2013-09-10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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